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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代法国哲学为世界贡献了太多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对法国哲学的引介和解读是中国哲学界创新发展的契机。本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专栏刊发了杨大春教授组织的一组探讨当代法国哲学的论文。其中，《文化与生命》一文剖析了米歇尔·亨利的文化观，对现代性造成的科学主义泛滥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表象的毁灭》一文阐发了德勒兹对近代知识论哲学内在机理进行的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以及由此在差异的基础上重建哲学的努力；《从欲望的压抑到欲望的表达》一文则聚焦于德勒兹对精神分析学的反转和批判。这三篇论文探讨的问题虽然不同，但都反映出法国哲学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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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认为，在各个文明中，艺术、伦理和宗教都是文化的“精致的”或“高级的”形式，它们是生命的直接涌现，“艺术、伦理、宗教毋宁扎根在生命的本质中，它们的涌现之原因，对那些能够读懂这一本质的人来说变成可知的”；相反的，野蛮则是“生命的那些实现模式的倒退，生成的中止”，可以从“审美、伦理、宗教维度的逐步消失”获得理解，它是“生命本身的一种疾病”［3］（P39-40）。理解“文化的可能性本身”与理解“生命的本质”是同一回事，各种文化形式的状况其实可以被看做生命的体征。一方面，“生命必然地产生文化、它的自我转化的运动，最后把它作为它的自我增长确定下来”，另一方面，也会“颠倒为退化和贫乏的过程”，在这里，“各种文明都是死的，就如同各个个体也是这样”［3］（P40-41）。亨利表示，“生命的自我否定以两种方式实现：在理论平面上，伴随的是除了科学知识没有别的知识这一断定；在实践平面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生命的实际否定在到处都得以实施”［3］（P130）。在他看来，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一方面从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生命的否定，另一方面引导了整个文明从实践中对生命的否定，“它提供了一种把整个现代文化抛入到野蛮中，因此充当其理智的引导线索的角色之行为的原型”［3］（P13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或谴责一切科学，并不是要取消科学的生存权。他这样写道：“并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依据它，科学知识是唯一的可能知识，它应当消灭所有其他知识——受到了控诉。”［3］（P43）在现代世界中，一切信念都被摧毁了，而唯一持续下来的乃是一种普遍扩张的信念，那就是“知识即科学”。这样说来，亨利所说的野蛮乃是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对生命的否定和对文化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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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以主体的主观性为出发点，却由于抽象化而走向了客体的客观性，这就把本来隶属于内在性的生命外在化了。亨利写道：“最根本的外在性，比任何客体都要客观，它规定了最内在的内在性。比任何客体都客观的乃是它的条件，它的实存。超越性乃是如此这般的客体的条件。客体乃是超越的存在。但超越性乃是人类主体的内在性，它乃是人的最内在的存在。超越性乃是普遍的实存。人的实存乃是万物的实存。主体的主观性不过是客体的客观性。”［6］（P111）在科学的世界图景中，一切主观性的印迹最终都被抹杀了，“主观性、感觉、意见、个人思想等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精神或灵性的世界——取决于这一自然，而这一自然的真实存在由于科学才得以证明，并最终由于科学获得解释。诸‘精神科学’或如同我们如今所说的‘人学’没有任何自主性，它们并不构成为自然科学的对称物，它们的研究表现为暂时的，或早或迟得让位于另一种知识，这一另一种知识把心理的实在，即人类经验层次抛在一边，指向它的被掩盖起来的基础，即分子和原子的领域”［3］（P17）。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追求是与生命、与文化格格不入的。文化意味着生命知识，而生命知识与意向性指向、与理论志趣无关，它乃是一种实践，“作为知识的生命知识（在此生命同时构成为认识的能力和被它所认识者，以排他的方式为它获得了‘内容’），我称之为实践。描述这类知识之特点的东西就在于，缺少任何的绽出，在它那里不存在任何与可能世界的关系，不管这一可能世界是什么。相反的，规定这种关系的知识，我称之为理论。它所属于的理论原则上是关于客体的理论”［3］（P37）。亨利进一步提出：“在文化是生命的文化且依赖于关于生命的本己知识的范围内，它实质上是实践的。它是由组成这一生命的诸主观潜能的自我发展构成的。”［3］（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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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眼里，科学原理和其他世上之物一样，只能是经验的与料，只能以外在显示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因此不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恰恰相反，它应该被我们的生命所引导，应该服务于我们的生命。他写道：“在所有的情形中，科学的原理及其进入的整体必然地求助于一种现象学的被给予者，否则它们严格说来是没有意义的。更有甚者，这些原理和体系本身只是以被给予者的名义才对我们来说实存着。在现象学领域中，它们与它们试图解释的实在性本身并置。”［6］（P59）也就是说，对于生命现象学而言，科学所针对的对象是与料，科学本身也不过是一种与料。但是生命不可能是一种与料，不可能被对象化。他继续说道：“正是现象学通过阻止科学把自己构成为一种绝对的实在，通过相反的把抽象的建构和原理纳入到人类经验的语境中，让科学避免了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尝试。如果说科学对象与人类经验的对象是同一个，这不只是因为它必然求助于一个（可感的或不可感的）经验对象，而且也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经验对象。”［6］（P60）在艺术使感性能力起作用的范围内，“艺术与世界，全部可能的一般世界产生共鸣”，“于是生活世界，人们生活的真实的世界整个地落入到各种审美范畴中，而且只能通过它们而获得理解”［3］（P48）。生命感觉到、体验到它自身，以至于在它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它不能体验到，不能感觉到。这是因为，“感觉到它自身这一事实正好是那一使它成为生命的东西”［3］（P59）。与科学的客观性不同，文化乃是生命的启示，乃是生命本身，艺术、伦理和宗教在生命的自我发展中扮演着科学无法替代的角色。亨利最终寄希望的还是哲学，“哲学以人的先验人性为主题，它独自能够确立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3］（P227）。当然这不是随便一种哲学，而是现象学，即他的生命现象学，“通过把自己理解为现象学，哲学给予自己以实施传统遗留的规划并把它导向其完成的手段：不仅仅成为一种关于知识和科学，而且是关于一切可以设想的经验形式、它们等级及它们的关系的先验理论，最终说来，成为一种关于生命本身的理论”［3］（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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