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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的情人节，大学成绩优异、获得过院长奖（Deans’Award）的史蒂文·卡兹麦尔扎克（Steven Kazmierczak）闯入北伊利诺伊大学的一栋教学楼，向正在上课的师生开枪扫射，造成五名学生死亡，十八人受伤，然后饮弹自尽。身边的朋友、昔日的教授，个个都无法理解发生的事—“这不是他们认识的史蒂文”。美国作家大卫·范恩（David Vann）受《绅士》（Esquire）杂志委托，撰写一篇调查性的纪实长文，后来，范恩将他的调查结果和过程更完整详细地写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地球末日：北伊利诺伊大学枪击案凶手的画像》（Last Day on Earth： A Portrait of the NIU School Shooter），于二○一一年十月出版。在书中，他梳理整合各种线索，试图说明史蒂文·卡兹麦尔扎克其实并非“我们所得知的……一个温柔、谦逊、表现出色的研究生，莫名其妙做出了一时的失控之举”。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的开篇写的既不是史蒂文·卡兹麦尔扎克，也不是枪击案，而是范恩自己的故事。“父亲自杀身亡后，我继承了他所有的枪。”大卫·范恩出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十三岁时，两度离异、事业又一败涂地的父亲，要求已随母亲搬到加州的范恩回阿拉斯加与他共同生活一年，范恩拒绝了。两周后，父亲举枪自尽。少年的范恩感到内疚、愤懑、羞耻，他将蓄积的伤痛和怒意发泄在半夜瞄射路灯灯泡上，用的正是父亲留下的一把步枪，有时他还透过枪上的望远镜瞄准具，挨家挨户窥视邻居的房子。“我过着双重生活。在学校里是优等生，是将来上台致辞的毕业生代表。参加学生会、乐队、各类体育运动等等。没有人会猜得到另一面的我。”这些描述不禁令人想起杜鲁门·卡波特的一句话，“我从前门出来，他走了后门” 。
在记述史蒂文成长的部分，大卫·范恩采用两条线索交错的手法，不断从自身经历出发，对照、省思，甚至感同身受地去体会和理解史蒂文内心的想法。例如：他们都干过一些属于年少好奇、带有破坏心理的恶作剧或坏事，像用日常的化学用品自制炸弹，拿弹丸枪或气弹枪打驶过的汽车或别人家的狗；他们都在学校里遭到同学的排挤嘲弄，孤立没有朋友，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从小受枪支文化的浸染，史蒂文高中时，教父便出钱给他办了美国步枪协会的会员资格，范恩七八岁时已有了自己的猎枪，跟随父亲和祖父到林中打猎。另一方面，他们的境遇也因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往不同的方向发展。范恩直言，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周遭人对他具有不可抵挡的影响。“若不是母亲决定搬家，我的初中和高中生活会继续朝那个方向迈去。街坊邻里的许多孩子偷窃、打架、嗑药、早在十岁就有了性行为。”“在这点上我想到史蒂文，他起先拒绝嗑药。他谨慎、胆小、不想惹事。可街坊里，他的三个朋友成了药头……史蒂文和朋友听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的歌、看恐怖电影、抽烟、偷窃、不写作业……憎恨主流社会只因那仿佛是酷的表现。……他们的父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及早干预这一演变过程。因此，虽然史蒂文和他的朋友看似出身背景优越，来自白人聚居的郊区，但其实他们属于下层阶级，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阶级关涉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教育。”这实在是一段大胆而冒犯的陈述，虽然其中的武断色彩犹可争论，但它不啻一记警钟，提醒我们距离文明仍有多远。
大卫·范恩的冒犯或“武断”不止于此。在走访史蒂文的同学和好友，阅读一千五百页的警察笔录时，他发现，事件发生后，当被问及是否有前兆时，他们几乎都说不觉得史蒂文有任何异状。但在范恩看来，二○○七年四月，当史蒂文对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案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而不觉得那是一场惨烈的悲剧时，这本身即显示了他精神上的病态。而他的密友，在接受范恩的采访中，“依旧用‘成功’的字眼来思考并依旧把一个杀手的行为描述成‘行动方案’，这表明他同样有精神病” 。因此，“‘前兆’这个说法存在一个问题。假如一个杀人狂身旁最亲近的朋友也都有一点不正常，那会怎样？”
这种病态与各类角色扮演，以狙击、枪杀等暴力为内容的电子游戏不无关系。根据范恩的叙述，史蒂文本人似乎也隐约意识到这两者间的联系，甚至透露想就此写一篇论文。可他并没有因而停止对这类游戏的沉迷。在枪击案发生的两个星期前，他把一个名为“弗州理工大扫荡”（V-Tech Rampage）的游戏链接发给友人，这是一个模仿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血案而设计的游戏，而朋友的反应无形中也印证了范恩所指的那种漠视生命的“不正常”：“我看不出，也无法想象这个游戏会那么饱受争议。我第一关就输了。我忘记打死那个女孩……”
这种杀手心理的形成，也与美国深厚的枪文化有关。引用事发前几个月带史蒂文和他的朋友去打靶场的一位邻人告诉警察的话，“史蒂文‘并无任何不寻常的言行’”，范恩严肃地指出，这种“寻常”是“以开枪为乐，目标极有可能是一个人的上半身轮廓” 。
的确，和许多枪击案的凶手一样，史蒂文·卡兹麦尔扎克有一段很长的精神病史。在青少年时期，他数度自杀未遂，接受药物治疗，被束手无策的父母送入专为精神病患者设立的团体之家。不过，与其从个体出发，分析探究史蒂文心理问题的成因，范恩似乎更着眼于考察是哪些外在因素促使史蒂文，一个竭力想走出扭曲的自己、并近乎成功的人，最后还是滑落为一个冷血的杀人狂。例如，他对团体之家的恐惧、憎恶，病情的恶化，一次次的逃离，却又一次次被父母送返，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他擅自停药，害怕某些病情记录在案，他刻意隐瞒部分症状，在在反映出从家庭到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关照依旧存在很大的疏漏。
更大的疏漏在于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从二○○八年二月三日到二月六日，史蒂文连续从网上和当地的枪店购买了一把格洛克十九（Glock 19）半自动手枪（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案、2011年美国女议员吉福兹遭枪击案及其他枪案中都曾用到过的“最致命的武器”）、一把猎枪、数个子弹盒、手枪皮套等物。依范恩推断，这是史蒂文计划枪击案和自杀的开始，也因此，范恩断言，这绝非很多人所以为的一时的失控之举，乃是经过精心筹备、有预谋的，而史蒂文在犯案前几日删除邮件账户里所有内容、企图掩藏自我的举动，也印证了这一点。范恩质问，自一九六六年“开了校园枪击案先河”的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一天内购得堪称一个“军火库”的枪支弹药以来，“情况到底有了多少改变？”“买一把格洛克十九，买几梭额外的子弹，走进教室，扫射人群。我们依旧没有适当的手段阻止任何人这么做。这是美国人的一项权利。”在这本书出版的一年多后，情况仍然依旧。二○一二年圣诞前夕，发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的枪击案，凶手使用的武器之一亦是一把格洛克半自动手枪。
有关校园枪击案的探讨，看过格斯·范·桑特编导的电影《大象》，读过畅销作家茱迪·皮考特的《事发的十九分钟》（Nineteenth Minutes），也看过小说、后又被搬上银幕的《我们需要谈谈凯文》（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但当同类事件出现在新闻里时，记忆唤起的总是大卫·范恩的这本《地球末日》，因为它直接无情地揭示了某些刺目难堪的真相。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的开篇写的既不是史蒂文·卡兹麦尔扎克，也不是枪击案，而是范恩自己的故事。“父亲自杀身亡后，我继承了他所有的枪。”大卫·范恩出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十三岁时，两度离异、事业又一败涂地的父亲，要求已随母亲搬到加州的范恩回阿拉斯加与他共同生活一年，范恩拒绝了。两周后，父亲举枪自尽。少年的范恩感到内疚、愤懑、羞耻，他将蓄积的伤痛和怒意发泄在半夜瞄射路灯灯泡上，用的正是父亲留下的一把步枪，有时他还透过枪上的望远镜瞄准具，挨家挨户窥视邻居的房子。“我过着双重生活。在学校里是优等生，是将来上台致辞的毕业生代表。参加学生会、乐队、各类体育运动等等。没有人会猜得到另一面的我。”这些描述不禁令人想起杜鲁门·卡波特的一句话，“我从前门出来，他走了后门” 。
在记述史蒂文成长的部分，大卫·范恩采用两条线索交错的手法，不断从自身经历出发，对照、省思，甚至感同身受地去体会和理解史蒂文内心的想法。例如：他们都干过一些属于年少好奇、带有破坏心理的恶作剧或坏事，像用日常的化学用品自制炸弹，拿弹丸枪或气弹枪打驶过的汽车或别人家的狗；他们都在学校里遭到同学的排挤嘲弄，孤立没有朋友，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从小受枪支文化的浸染，史蒂文高中时，教父便出钱给他办了美国步枪协会的会员资格，范恩七八岁时已有了自己的猎枪，跟随父亲和祖父到林中打猎。另一方面，他们的境遇也因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往不同的方向发展。范恩直言，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周遭人对他具有不可抵挡的影响。“若不是母亲决定搬家，我的初中和高中生活会继续朝那个方向迈去。街坊邻里的许多孩子偷窃、打架、嗑药、早在十岁就有了性行为。”“在这点上我想到史蒂文，他起先拒绝嗑药。他谨慎、胆小、不想惹事。可街坊里，他的三个朋友成了药头……史蒂文和朋友听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的歌、看恐怖电影、抽烟、偷窃、不写作业……憎恨主流社会只因那仿佛是酷的表现。……他们的父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及早干预这一演变过程。因此，虽然史蒂文和他的朋友看似出身背景优越，来自白人聚居的郊区，但其实他们属于下层阶级，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阶级关涉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教育。”这实在是一段大胆而冒犯的陈述，虽然其中的武断色彩犹可争论，但它不啻一记警钟，提醒我们距离文明仍有多远。
大卫·范恩的冒犯或“武断”不止于此。在走访史蒂文的同学和好友，阅读一千五百页的警察笔录时，他发现，事件发生后，当被问及是否有前兆时，他们几乎都说不觉得史蒂文有任何异状。但在范恩看来，二○○七年四月，当史蒂文对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案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而不觉得那是一场惨烈的悲剧时，这本身即显示了他精神上的病态。而他的密友，在接受范恩的采访中，“依旧用‘成功’的字眼来思考并依旧把一个杀手的行为描述成‘行动方案’，这表明他同样有精神病” 。因此，“‘前兆’这个说法存在一个问题。假如一个杀人狂身旁最亲近的朋友也都有一点不正常，那会怎样？”
这种病态与各类角色扮演，以狙击、枪杀等暴力为内容的电子游戏不无关系。根据范恩的叙述，史蒂文本人似乎也隐约意识到这两者间的联系，甚至透露想就此写一篇论文。可他并没有因而停止对这类游戏的沉迷。在枪击案发生的两个星期前，他把一个名为“弗州理工大扫荡”（V-Tech Rampage）的游戏链接发给友人，这是一个模仿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血案而设计的游戏，而朋友的反应无形中也印证了范恩所指的那种漠视生命的“不正常”：“我看不出，也无法想象这个游戏会那么饱受争议。我第一关就输了。我忘记打死那个女孩……”
这种杀手心理的形成，也与美国深厚的枪文化有关。引用事发前几个月带史蒂文和他的朋友去打靶场的一位邻人告诉警察的话，“史蒂文‘并无任何不寻常的言行’”，范恩严肃地指出，这种“寻常”是“以开枪为乐，目标极有可能是一个人的上半身轮廓” 。
的确，和许多枪击案的凶手一样，史蒂文·卡兹麦尔扎克有一段很长的精神病史。在青少年时期，他数度自杀未遂，接受药物治疗，被束手无策的父母送入专为精神病患者设立的团体之家。不过，与其从个体出发，分析探究史蒂文心理问题的成因，范恩似乎更着眼于考察是哪些外在因素促使史蒂文，一个竭力想走出扭曲的自己、并近乎成功的人，最后还是滑落为一个冷血的杀人狂。例如，他对团体之家的恐惧、憎恶，病情的恶化，一次次的逃离，却又一次次被父母送返，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他擅自停药，害怕某些病情记录在案，他刻意隐瞒部分症状，在在反映出从家庭到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关照依旧存在很大的疏漏。
更大的疏漏在于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从二○○八年二月三日到二月六日，史蒂文连续从网上和当地的枪店购买了一把格洛克十九（Glock 19）半自动手枪（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案、2011年美国女议员吉福兹遭枪击案及其他枪案中都曾用到过的“最致命的武器”）、一把猎枪、数个子弹盒、手枪皮套等物。依范恩推断，这是史蒂文计划枪击案和自杀的开始，也因此，范恩断言，这绝非很多人所以为的一时的失控之举，乃是经过精心筹备、有预谋的，而史蒂文在犯案前几日删除邮件账户里所有内容、企图掩藏自我的举动，也印证了这一点。范恩质问，自一九六六年“开了校园枪击案先河”的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一天内购得堪称一个“军火库”的枪支弹药以来，“情况到底有了多少改变？”“买一把格洛克十九，买几梭额外的子弹，走进教室，扫射人群。我们依旧没有适当的手段阻止任何人这么做。这是美国人的一项权利。”在这本书出版的一年多后，情况仍然依旧。二○一二年圣诞前夕，发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的枪击案，凶手使用的武器之一亦是一把格洛克半自动手枪。
有关校园枪击案的探讨，看过格斯·范·桑特编导的电影《大象》，读过畅销作家茱迪·皮考特的《事发的十九分钟》（Nineteenth Minutes），也看过小说、后又被搬上银幕的《我们需要谈谈凯文》（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但当同类事件出现在新闻里时，记忆唤起的总是大卫·范恩的这本《地球末日》，因为它直接无情地揭示了某些刺目难堪的真相。
忍寒诗词歌词集
龙榆生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本书是作者个人创作的古典诗词与歌词的结集。分上下两编。上编《忍寒庐吟稿》作于一九二四至一九四八年，下编《葵倾室吟稿》作于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六年。作者藉助诗词这一文学形式咏事咏物，抒发个人的感情襟怀。此外，作者还借鉴古典诗词在文字及韵律方面的规律，创作新体歌词以适应时代需要。本书上编附有作者于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七年间所作《龙七歌曲集》，是作者在这方面的尝试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