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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上午9点，72岁的香港居民李经文来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区碧波办证大厅。这一天是深圳实行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一天，在深圳生活的李经文想要替朋友办一个“乡里好小吃点”的营业执照。
10点13分，李经文把营业执照拿到了手上。认真到近乎有些倔强的李经文看了看表，总共用了1小时13分钟。“放在以前，起码需要20天，”李经文说。他觉得还不够过瘾，当场决定再给自己办一张，不到半个小时，他又拿到了一张“世界美协文惠进出口商品服务中心”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总是随身携带相机的李经文很开心，让工作人员给自己拍了照，并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他在微博中说，“我仅用1小时13分就拿到了营业执照，且不收任何费用，这在香港也做不到。”
3月1日碧波办证大厅的经历让李经文印象深刻，李经文曾在香港、江苏等地多次开办过企业，对中国大陆工商登记工作的繁琐之处十分了解。
就在此前，同样在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李经文也遭遇了注册的尴尬，“我要注册一个进出口商品技术服务中心，由个体户来搞，这里没有过先例。名称核准就很麻烦，一次又一次，折腾的人想发火。”李经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注册资金、场地审查和各项前置审批是摆在很多创业者面前的“三座大山”。
按照此前的办证流程，名称核准只是整个繁琐的办证程序中的第一步。核准后，要到银行开设公司临时账户，并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最后凭验资报告去工商部门办理名称核准。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是另一道门槛，按照2006年《新公司法》规定，注册资本存放在银行验资账户，在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前不得动用该笔资金。这无形中提高了公司设立的资金门槛，降低了资本利用率。
“过去企业办证确实很难，有个说法叫‘玻璃门看似容易，实际很难’，主要是门槛太高。”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袁作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
“人们说工商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确实存在个别现象，但‘事难办’的症结不在工商部门。”袁作新说，成立一个外资企业要跑几十个公章是事实，但大都在前置审批部门，工商注册只是最后一个环节，“结果对执照难办的不满情绪都堆在了工商部门”。
罗湖分局企业登记注册科副科长李丽华举了一个例子，“深圳市万象城要办一个卡拉OK厅，要提交卫生、环保、文化、消防四个前置审批许可的证件，企业把所有证件都办下来，花了几个月时间不说，最头疼的是，四个证上的地址写了四条路。”
3月1日，深圳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第一天，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区碧波办证大厅，香港居民李经文仅用1 小时13 分就拿到了工商营业执照。
万象城恰好处于四条路的交叉地带，原则上写哪条路都不算错，但一旦将来出现问题，工商登记部门就可能被追责。李丽华说。
“我们只能委婉地劝说企业去把地址改成统一的名字，可是人家好不容易把那些证办下来，已经很难了，还要再去改一次，怎么能不生气？”
“现在大不同了，按照最新的登记程序，他们可以先办营业执照，其他审批部门再根据营业执照信息进行审批，就不会再出现类似问题了。”李丽华说。
按照深圳市人大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深圳市从3月1日起，全面推行新的商事登记制度。
“计划经济下制定法律法规，是把企业和人都预设成‘坏人’，要通过制定制度，把人和企业管住、管死。”袁作新表示，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制定任何法律规章，应该把企业和人看成是好人，打开市场大门，再进行宽进严管。
“过去注册资本‘三虚一逃’的现象非常严重，虚假注册、虚假材料、虚假场地、抽逃注册资本非常普遍。”袁作新说，很多企业就去找中介公司垫资，一方面让中介公司从中牟利，另一方面也给注册部门提供了寻租空间，容易产生勾结。
“问题这么严重，不管是人员意识问题还是廉洁问题，都说明制度有问题。”袁作新介绍，在“新政”下，深圳的工商部门只登记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再登记公司的实收资本，也不再收取验资证明文件和注册登记费。这意味着开办公司，无须再为注册资本发愁。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只认缴1元的注册资本，在理论上都是完全可以的。
消防和技监管理人员抽查建筑设施的消防灭火器材。商事制度改革之后，办理营业执照可以在验资、消防等核准环节之前进行，这在降低企业办证门槛的同时，也对市场监管制度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个体工商户、公司等营业执照上将不再记载“经营范围”这一项，可以自由选择增减经营项目。用袁作新的话来说，此前的规定很不合理，就像一个人出生前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是做什么的，取得出生证之前就要取得律师证、会计证等资格证明。
在李经文看来，目前深圳的商事登记改革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香港，“虽然香港的门槛也很低，但注册和变更都要收取很高的费用。登记费要2000多港币，名称、法人、地址等任何一个事项的变更都要收取几百甚至上千港币。”
“我们的制度借鉴了香港的不良企业‘除名制度’，但更加完善和人性化，是建立了‘黑名单’即经营异常名录，给违规企业‘缓刑期’，避免误伤。”袁作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以前审批和营业执照互相捆绑，所有部门都已经习惯了，总希望发营业执照的时候为审批部门把一道关”。 袁作新说，原本由工商部门配合进行的监管变成了最后的兜底，仅仅是一处流程的改变，恰恰是在回归法制，谁审批谁监管。
新政还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一个群体的饭碗——注册会计师。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曾表示，当前验资证明和企业年检审计业务占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业务收入的80%以上，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甚至达到了100%。如果取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而言不亚于“灭顶之灾”。
这一度让注册会计师行业“如临大敌”，甚至有上街抗议的传闻，而袁作新则全程参与了“谈判”。在袁作新看来，深圳需要出具审计报告的企业不到10%，却养活了将近10万会计师从业人员。“利用政府资源和企业来养活整个行业，本身是不对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谈判的结果是，取消验资证明文件，而新政中也吸取了注协的部分修改意见，例如引入注册会计师对股东承诺的事项进行专项审计，以确定其是否履行了承诺。
另一个吃“工商”饭的行业——中介公司比较乐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罗湖分局嘉宝田办证大厅楼下看到，这里依然活跃着很多中介公司业务员，他们名片上的内容大都相似：全国大额增资3万～3亿，代理工商营业执照一条龙服务，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代办环保、消防、卫生等。业务涵盖了从前置审批、验资、办照到变更的所有环节。
深圳市一家代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政对中介公司确实影响很大，但来办证的很多人并不了解政策细节，“不是不需要打资金了，只是暂时不用验资证明了，以后该缴多少还是要缴多少，否则怎么向别人证明你的资金实力”。在他看来，新政并没有“消灭”这个行业，只是把很多程序推后了，中介公司依然可以生存下去。
与行业利益的博弈相比，对改革者而言，真正的难题在于敞开大门之后，怎样才能“让好的企业如鱼得水，让不良企业寸步难行”。
“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要建立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把违法违纪企业的信息通报给全社会，通过社会监督来限制企业。”袁作新说，外界把新政看成完全没有门槛，甚至看成开办“皮包公司”“违法企业”的乐土，是纯粹误解。改革后皮包公司后果会更惨重，因为所有的信用记录都会对公众公开。
这套信息公示平台还处在建设阶段，袁作新预计，整套系统将于年底前建成使用，而在过渡期，将整合原有政府信息平台的部分功能作为替代。
在袁作新看来，以信息公示、监督手段取代行政检查和处罚手段，是整个监管制度的改革方向，不过，这样一套全新的系统，如何有效替代原有的行政手段而发挥效用，以及如何与全国各地原有的市场监管环境相衔接，仍然需要探索。
10点13分，李经文把营业执照拿到了手上。认真到近乎有些倔强的李经文看了看表，总共用了1小时13分钟。“放在以前，起码需要20天，”李经文说。他觉得还不够过瘾，当场决定再给自己办一张，不到半个小时，他又拿到了一张“世界美协文惠进出口商品服务中心”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总是随身携带相机的李经文很开心，让工作人员给自己拍了照，并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他在微博中说，“我仅用1小时13分就拿到了营业执照，且不收任何费用，这在香港也做不到。”
工商局的“玻璃门”
3月1日碧波办证大厅的经历让李经文印象深刻，李经文曾在香港、江苏等地多次开办过企业，对中国大陆工商登记工作的繁琐之处十分了解。
就在此前，同样在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李经文也遭遇了注册的尴尬，“我要注册一个进出口商品技术服务中心，由个体户来搞，这里没有过先例。名称核准就很麻烦，一次又一次，折腾的人想发火。”李经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注册资金、场地审查和各项前置审批是摆在很多创业者面前的“三座大山”。
按照此前的办证流程，名称核准只是整个繁琐的办证程序中的第一步。核准后，要到银行开设公司临时账户，并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最后凭验资报告去工商部门办理名称核准。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是另一道门槛，按照2006年《新公司法》规定，注册资本存放在银行验资账户，在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前不得动用该笔资金。这无形中提高了公司设立的资金门槛，降低了资本利用率。
“过去企业办证确实很难，有个说法叫‘玻璃门看似容易，实际很难’，主要是门槛太高。”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袁作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
“人们说工商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确实存在个别现象，但‘事难办’的症结不在工商部门。”袁作新说，成立一个外资企业要跑几十个公章是事实，但大都在前置审批部门，工商注册只是最后一个环节，“结果对执照难办的不满情绪都堆在了工商部门”。
罗湖分局企业登记注册科副科长李丽华举了一个例子，“深圳市万象城要办一个卡拉OK厅，要提交卫生、环保、文化、消防四个前置审批许可的证件，企业把所有证件都办下来，花了几个月时间不说，最头疼的是，四个证上的地址写了四条路。”
万象城恰好处于四条路的交叉地带，原则上写哪条路都不算错，但一旦将来出现问题，工商登记部门就可能被追责。李丽华说。
“我们只能委婉地劝说企业去把地址改成统一的名字，可是人家好不容易把那些证办下来，已经很难了，还要再去改一次，怎么能不生气？”
“现在大不同了，按照最新的登记程序，他们可以先办营业执照，其他审批部门再根据营业执照信息进行审批，就不会再出现类似问题了。”李丽华说。
宽进严管
按照深圳市人大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深圳市从3月1日起，全面推行新的商事登记制度。
“计划经济下制定法律法规，是把企业和人都预设成‘坏人’，要通过制定制度，把人和企业管住、管死。”袁作新表示，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制定任何法律规章，应该把企业和人看成是好人，打开市场大门，再进行宽进严管。
“过去注册资本‘三虚一逃’的现象非常严重，虚假注册、虚假材料、虚假场地、抽逃注册资本非常普遍。”袁作新说，很多企业就去找中介公司垫资，一方面让中介公司从中牟利，另一方面也给注册部门提供了寻租空间，容易产生勾结。
“问题这么严重，不管是人员意识问题还是廉洁问题，都说明制度有问题。”袁作新介绍，在“新政”下，深圳的工商部门只登记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再登记公司的实收资本，也不再收取验资证明文件和注册登记费。这意味着开办公司，无须再为注册资本发愁。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只认缴1元的注册资本，在理论上都是完全可以的。
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个体工商户、公司等营业执照上将不再记载“经营范围”这一项，可以自由选择增减经营项目。用袁作新的话来说，此前的规定很不合理，就像一个人出生前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是做什么的，取得出生证之前就要取得律师证、会计证等资格证明。
在李经文看来，目前深圳的商事登记改革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香港，“虽然香港的门槛也很低，但注册和变更都要收取很高的费用。登记费要2000多港币，名称、法人、地址等任何一个事项的变更都要收取几百甚至上千港币。”
“我们的制度借鉴了香港的不良企业‘除名制度’，但更加完善和人性化，是建立了‘黑名单’即经营异常名录，给违规企业‘缓刑期’，避免误伤。”袁作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动了谁的“蛋糕”
新政推行并非易事。袁作新说，方案征求意见时，相关前置审批监管部门的阻力很大，甚至有点“舌战群儒”的意味。“以前审批和营业执照互相捆绑，所有部门都已经习惯了，总希望发营业执照的时候为审批部门把一道关”。 袁作新说，原本由工商部门配合进行的监管变成了最后的兜底，仅仅是一处流程的改变，恰恰是在回归法制，谁审批谁监管。
新政还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一个群体的饭碗——注册会计师。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曾表示，当前验资证明和企业年检审计业务占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业务收入的80%以上，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甚至达到了100%。如果取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而言不亚于“灭顶之灾”。
这一度让注册会计师行业“如临大敌”，甚至有上街抗议的传闻，而袁作新则全程参与了“谈判”。在袁作新看来，深圳需要出具审计报告的企业不到10%，却养活了将近10万会计师从业人员。“利用政府资源和企业来养活整个行业，本身是不对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谈判的结果是，取消验资证明文件，而新政中也吸取了注协的部分修改意见，例如引入注册会计师对股东承诺的事项进行专项审计，以确定其是否履行了承诺。
另一个吃“工商”饭的行业——中介公司比较乐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罗湖分局嘉宝田办证大厅楼下看到，这里依然活跃着很多中介公司业务员，他们名片上的内容大都相似：全国大额增资3万～3亿，代理工商营业执照一条龙服务，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代办环保、消防、卫生等。业务涵盖了从前置审批、验资、办照到变更的所有环节。
深圳市一家代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政对中介公司确实影响很大，但来办证的很多人并不了解政策细节，“不是不需要打资金了，只是暂时不用验资证明了，以后该缴多少还是要缴多少，否则怎么向别人证明你的资金实力”。在他看来，新政并没有“消灭”这个行业，只是把很多程序推后了，中介公司依然可以生存下去。
与行业利益的博弈相比，对改革者而言，真正的难题在于敞开大门之后，怎样才能“让好的企业如鱼得水，让不良企业寸步难行”。
“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要建立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把违法违纪企业的信息通报给全社会，通过社会监督来限制企业。”袁作新说，外界把新政看成完全没有门槛，甚至看成开办“皮包公司”“违法企业”的乐土，是纯粹误解。改革后皮包公司后果会更惨重，因为所有的信用记录都会对公众公开。
这套信息公示平台还处在建设阶段，袁作新预计，整套系统将于年底前建成使用，而在过渡期，将整合原有政府信息平台的部分功能作为替代。
在袁作新看来，以信息公示、监督手段取代行政检查和处罚手段，是整个监管制度的改革方向，不过，这样一套全新的系统，如何有效替代原有的行政手段而发挥效用，以及如何与全国各地原有的市场监管环境相衔接，仍然需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