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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定义正在发生改变，但却并非通过高等教育领域内提倡多年的“大学改革”途径。我们文章的主角也并非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突破传统的高等学府，而是一群发现职场人士和企业家学习热情的教育机构。
这场自下而上的学习运动早有迹象。成立于2015年的混沌研习社最早发现这个市场，他们把目标学员定位为早已步入社会的职场人，2017年正式更名为混沌大学；2018年炒热了知识付费概念的得到干脆成立了“得到”大学，每年招生数达千人；另一部分机构则瞄准了企业家，比如成立于2015年的湖畔大学，以及成立于2016年的高山大学，每年招收数十人。
“现在市面上的学习产品大多青睐商业人群，但其他行业的人离开学校后想要实现自主教育，很难找到合适的课程和有归属感的群体，原来八九十年代中国还有夜校，后来消失了。”得到大学教研组负责人蔡钰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在她看来，填补这部分空缺就是得到大学的创立初衷。在招生面试环节，职业上的跨界和多元就在关键词之列。已经招收的近3000名学员中，分布着监狱管理员、医生、教师、公务员、居委会主任等职业。
混沌大学领教李云龙，新式大学让他拥有了新的身份，并成立了自己的“增长研习社”。
新式大学同时还催生了一个职业群体—新式讲师。“以前我在企业里做品牌，现在我是一名创业者兼讲师。”李云龙说道，2018年他通过选拔成为混沌大学的一名领教，主讲“增长思维”和“创新思维”，同时也在吴晓波频道等机构授课。
作为“逻辑思维”最早一批听众之一，李云龙受到知识付费向新式大学演变的启发，创办“增长研习社”，如今已有20多名员工。他研究出一套自己的教研体系和方法论，还写了一本名为《增长思维》的书，而讲师和作家的身份是此前的他没有想过的。
“现在我们不再单纯教人如何实现企业的增长，而是沿着做学校、做教育这条路往下走。”李云龙说，如今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新式大学相关的业务上，一些B端企业的定制培训会交由公司其他员工负责。
此前，职场人想要在不脱产的情况下进修，通常只有两条道路—读MBA等在职学位，或者参加公司组织的培训项目。如今新式大学成为一种选择。不过，在同样付出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前提下，这段经历并不能为学员们提供学历证明，也不能直接促成职业晋升，那他们入学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而这些大学又是以何种方式将这样的动力变成一门生意？
混沌大学的创始人李善友曾就职于摩托罗拉、搜狐等公司，先后在中欧商学院求学、任教。2014年李善友创办创新学习社群“颠覆式创新研习社”，一年后更名为“混沌研习社”，这便是混沌大学的原型。
与此前教授成功学的碎片化知识付费不同，混沌大学教的是“思维模型”。在混沌大学中，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基于李善友提出的“哲科认知思维模型”，包括第一曲线、第二曲线、分型创新、边缘分化等，针对这些模型的不同程度延展，混沌大学又被分为创新学院、创投营、创新商学院等课程包，价格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不同于传统商学院固定的课程体系，混沌大学的课程生产机制是，平台提出一个课程命题，然后交由各领域的讲师研发产品，课程结束后，机构会根据学员的打分来考核讲师。目前在混沌大学有超过40名李云龙这样的领教，与平台保持着“非独家”的合作关系，他们的背景以咨询师和培训师居多，也有公司高管、投资人和高校教师。混沌大学将这种看似松散的教师机制形容为“生长共建”。
对于不同层次的线下课，李云龙的教学模式相对固定，首先讲解一个思维模型，然后学员们分组探讨，每组选出一个代表来复述新学的思维模型，然后组与组之间PK，通常能对思维模型做延展的，或者有具体落地案例的，会得到高分。“随着课程的学习，学员们会制定一套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方案，作为毕业答辩的内容。”李云龙说道。
02 得到大學学员于刚在夏季开学典礼的演讲。
在混沌大学，李云龙的工作场景有很多，除了录制线上视频课程，他还要在创新院、创新商学院等线下课程中授课，周末则坐飞机前往不同的城市站点参与城市学员的线下讨论。即便下面坐的是一众企业家，李云龙也毫不露怯，“在他们的领域，我没有他们专业，自己承认就好，但在‘增长逻辑’这块，我天天研究它，这个自信是有的。”
采取类似线上授课 线下讨论模式的还有成立于去年的得到大学。虽然同样强调“思维模型”，相较于混沌大学，得到大学更强调“平民的胜利”，这里没有明星讲师或者商业领袖，甚至没有“老师”这个角色。
得到大学线上课程中的48个“思维模型”，是由蔡钰带领的10人左右教研小组生产的，他们中有的曾是记者，也有毕业于高等学府的专职研究者，教研员们通过查阅资料、采访专家等方式撰写课件，最后定稿由蔡钰把关，统一录制。“教研人员更像是课代表，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定义问题和把别人的经验抽象成方法论的能力。”蔡钰说。
相比“知识产品”，蔡钰更愿用“服务”来定位得到大学所提供的东西，其中一个重要的服务环节就是帮学员“做打磨”—除了在每周周一至周四完成思维模型的线上学习，得到大学的学员还可以报名参与“分享日活动”，即在100位观众面前就自己的职业秘笈、工作方法做主题演讲，期间得到大学的工作人员会给予辅导。
“罗振宇总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表达能力强的人能够享受行业的红利，这种能力会给你带来更高的溢价。”蔡钰说。在这个环节中，优秀的演讲者还有机会被邀请登上得到大学的“毕业/开学典礼”，面对上千名新老学员做分享。
蔡钰认为，做学校需要这样的仪式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新学员看到老学员的输出成果，给他们一种只要努力，3个月后就能变得和台上的老学员一样的心理暗示。
这是一个戏剧化的转折：知识付费的崛起，正是利用互联网打破学习的线下场景局限，而如今玩家开始重回线下。
从“活下去”的角度看，知识付费走出这一步也不难理解。从2015年知识付费领域攀上巅峰至今，包括得到在内的机构都开始遭遇用户增长瓶颈，同质内容越生产越多，边际效益也在下降，更换输出方式不失为一种“破局”手段：依托线下场景，为知识付费产品注入更多实践和社交元素，拉高客单价。
不过重返线下也意味着平台必须经历“去KOL”的过程—在混沌大学的办公室里，李善友的照片被逐渐替换为讲师们的照片。毕竟名师在线下场景中能够投入的精力有限，机构要从名师号召力向品牌号召力转变，这同时也更有利于教学产品的标准化。
并不是所有学员都愿意在现场踊跃发言，许多人只是把它当作进阶版的知识付费，这也考验着机构的“活动组织”能力，而在知识付费时代，机构只需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生产内容上。
在蔡钰看来，得到大学更像是得到App的进阶版，当用户在得到App完成自学，有了输出能力和分享能力后，他可能需要找到一个更深度的互动场景，那么得到大学就是一个承接地。“现在谈得到大学在公司整体战略中的地位还为时尚早，但肯定是一个长线的战略。”她说。
5年前，柳传志、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等人发起创办湖畔大学，定位培养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入学条件可谓苛刻—创业3年以上、年营业额超过3000万元企业纳税3年以上、公司规模超过30人、有3位推荐人等。
“企业家精神”并非一个实用的概念。但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要持续成功，就需要这种精神。中国企业家的神话马云就信奉这一点，“创业者失败不能怪宏观经济，在困难的时候，只有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活下来，才能渡过难关。”校长马云在2019年湖畔大学招生面试会上说道，坐在台下的是湖畔大学第五届候选学员。
仅从湖畔大学的入学条件来看，它无疑是在与MBA商学院抢人。
“怎样让学员找到自己创业的原动力，理解商业和社会的关系，具备持续经营企业的能力，这是我们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出发点。”湖畔大学资深总监李丽娜说道。在她看来，商业是一个看重实践且充满变革的领域，大部分思考是由问题驱动的，每一个决策都是综合权衡的结果，而这样的能力不能依靠单一领域学习获得，传统商学院的MBA课程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实践经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湖畔大学不需要“教授”这个角色。“比如在讲技术产品的设计时，我们认为，这些CEO学员作为公司的实际决策人，首先要有一个足够大的视野，要先了解技术本身的演进，然后才能理解技术如何拓展商业边界，因此我们会首先邀请科学家来授课，有了这个基础，下一步才是告诉学员如何将技术变革与公司战略衔接，以及做出相应的组织人才调整。”李丽娜说。
科学、艺术成为这些招揽企业家学员的新式大学的特色，它们正在试图淡化课程的“商业气息”。其中一些课程甚至是具有人文关怀的，比如李丽娜等人研究出的“艺术人类学”试验，在一次暑假作业中，她要求CEO们用手机跟拍公司的一名一线员工、客户或创业伙伴，在聊天和拍摄的过程中，他们会知道这些人家庭情况如何、为什么从事现在的工作。
“比如江小白的创始人陶石泉选取的拍摄对象是酿酒工人，当时那名酿酒师傅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听说现在很多工厂都是机器酿酒了，我会不会有一天会被机器取代。”李丽娜说。如此一来，“员工”的形象便会在企业家心中变得鲜活，而不仅仅是Excel表格里的一个名字，企业家也会意识到自己创业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究竟影响了哪些人。
但对于那些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企業家来说，他们不再急切于学习经营之道，而是转为追求一些商业之外的知识，这些知识恰好是他们在过去30年商业环境中快速获得成功却始终未曾补上的一课。 高山大学创办的核心理念就是“科学复兴”，用创始人文厨的话来说，高山大学是企业家求学的“目的地”，即从其他商学院学完“术”后，来到高山大学学习“道”。
高山大学的课程表容易让人联想到一本包含信息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在内的百科全书。今年的招生简章中，又出现了“数学”。当然，到达这个“目的地”的门槛之一是要支付68万元的学费。
在此之前，文厨是创新者平台“长城会”的创始人，创办高山大学的灵感源于2014年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当时我们邀请了很多商界大佬，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机器人科学家，结果反而是科学家的演讲引起了全场轰动。”长城会COO、高山大学项目负责人周昌华回忆道。
从那以后，文厨渐渐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在商学院往往越学习越焦虑，与科学家聊天时反而很放松，因为科研的演进通常需要几十年，站在这个时间跨度上思考问题能缓解焦虑，从这个角度看，探索科学至少能让企业家们暂时远离商业，享受一阵“短暂的快乐”。
“同时我们意识到，制约中国创新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与西方教育体制相比，我们从小就以一种非常功利的心态来学习科学，而非真正建立起对科学的认识，这个使命感是我们推动办学的一大动力。”周昌华说。在长城会内部做了两年零散的尝试后，2016年文厨正式创办高山大学，每年带领30名企业家去硅谷、日本、以色列和英国等地拜访各领域的科学家，讲师中不乏高校教授和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其实这些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很少有机会能给企业家讲课，出于自身对传播科学的使命感，他们很乐意去做，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有筹集科研经费的需求，企业家以个人名义资助科研项目，这在国外是常见的现象。”周昌华说。
由于高山大学的课程与其他商学院、新式大学的产品过于不同，因此头几期课程的招生工作，基本都由文厨本人亲自负责。不过在今年的招生中，周昌华明显感受到学员们对于“科学”的认知在提升，有人甚至是奔着听某位科学家的课而来。
千萬不要低估企业家对于这种“无用之学”的热情。比如纷享销客的创始人罗旭，他曾是混沌大学2016届创业营的学员，对高山大学的听闻正是源于混沌校友的推荐。“我本人并不是一个焦虑的创业者，‘科学复兴’这个说法确实打动了我，其实学习科学精神，就是一个认识自己、探寻世界本源规律的过程。”他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在高山大学“科学复兴之路”课程的希腊站结束后，罗旭还兴冲冲到儿子所在的幼儿园讲了一堂类似的课。
当被问到这种“无用之学”的潜在市场有多大时，周昌华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而是划定了一个30岁到60岁的范围，从学员结构上来看，高山大学已经不单单是“中年企业家”的选择。
比如与罗旭同期的学员中还有蜜蜂科技Bee 的创始人贾凡，一名90后创业者。“我是文科生，平时接触‘科学’学科的机会并不多。”在参与高山大学课程的同时，贾凡还报名了创新工场与耶鲁大学合作开展的创新访问学者项目，为期两年，学费与高山大学差不多。
“这种每次为期一两周的脱产学习，能让我沉下心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贾凡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几乎每次外出求学归来，他都会对公司做一些调整，他还推荐公司另一名合伙人去参加创业黑马的“独角兽训练营”课程。
同时，高山大学的课程也是一场具有社交性质的游学。罗旭就认为，正因为相比其他机构的课程，高山大学涉及商业本身的内容不多，同学们可以轻松地讨论科学和人文话题，彼此之间感觉更亲近。
目前来说，口口相传仍然是得到大学很重要的获客方式。“我们内部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老学员的转推荐率。”蔡钰说道。
然而，新式大学的高客单价导致其用户基数从一开始就很小，无奈之下，除了提高课程价格，一些机构不得不依靠推出“短期速成”产品提高平台营收。不过在这方面用力过猛也会拉低用户体验。比如不少机构推出“等级森严”的积分体系，不管是上课还是转发课程都能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课程和各种福利—听上去很像电商网站玩的会员游戏。
相比小幅度的产品提价，很多用户更难以接受频繁打扰的广告。“一些线上直播课甚至就像电视购物广告，不断插播进来产品广告，或者鼓动大家分享，吃相太难看。”一位不愿具名的学员向《第一财经》杂志抱怨。
目前混沌大学的增长部门正在组建平台校友会，制定系统的学员后运营机制。尤其是一些客单价并不高的学员，他们可能5年之后会变成企业高管或创业者，形成品牌黏性后，就有可能进一步购买更高客单价的产品。 线下交流也会让学员们产生更强烈的归属感，为产品带来社交附加值，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但问题是，由于个体的认知水平和诉求不同，即使将线下流程做到尽善尽美，其呈现效果也很难被“标准化”。
“我见到的同学，这三种人居多：准备跳槽但不知道往哪跳的，刚刚跳槽还不能适应新工作的，第三种就是像我这样在创业中摸爬滚打的。”张广信说道，他去年启动了一个互联网创业项目，本着充电的心态，今年年初花几万元购入了一款课程产品。
去了几次后，张广信发现大多数人只是各行各业的普通员工，骨干很少，和他们聊天对个人技能的提升作用很小，在参加了几次线下活动后他对当时所在的机构大失所望。“中年危机、家庭矛盾甚至都成为一些讨论主题，这不是学习交流，更像是情感上的报团取暖。”
不过更令张广信气愤的，是课程中的一些理论推导非常缺乏严谨性。“有一节课提到回归法，我大学就是研究这个方向的，当时听课就觉得他们做的内容十分不专业。”
学员水准有高有低，这也是混沌大学、得到大学所面临的问题：贴出振奋人心的招生文案后，如何管理用户预期？不过多家机构看待这个问题的心态已趋于平和—除了数据、案例等硬性错误外，其他方面并不纠结于“确保正确”这件事。
“但我们依然会坚持把教育做下去，马云老师对湖畔大学的愿景是存在300年，他曾说过阿里巴巴要活102年，可见这两者的时间跨度是不一样的。”李丽娜说。
02 马云在湖畔大学课堂上。
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盯上新式大学这个市场，开发出诸如大学、训练营、创业营等眼花缭乱的项目。“不那么功利”也将成为一个课程研发新趋势，比如混沌大学就新推出了一个主打“新科学世界观”的“文理学院”，教授科学、哲学、心理学等课程，学费为6.5万元。
今年以来李云龙接到了来自多家机构的教学邀请，“新式讲师”成为一个新的职业人才缺口。“我本人的核心竞争力是深度思考，这可以通过后天训练去获得，但首先这个人得有意愿去做。”他说。
回到大学的定义，2019年秋季，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Bollinger在该校的本科开学典礼上这样说道，“大学的意义不在于盈利，不在于行使权力、制定政策，亦不在于崇拜神祗、社团活动、享受生活，或是建立人脉。这些抱负本身没有问题，大学也不能完全独立于它们存在，但它们并不构成大学的精髓。大学的精髓在于讶异、好奇，在于对我们当下所知的不懈追求。大学总是拥有前进的动力。”
新式大学并不属于这一类别，不管如何包装，它们本质上只是在圈层文化兴盛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职场“继续教育”，认清这一点对于学员和教育机构双方都很重要。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广信为化名
这场自下而上的学习运动早有迹象。成立于2015年的混沌研习社最早发现这个市场，他们把目标学员定位为早已步入社会的职场人，2017年正式更名为混沌大学；2018年炒热了知识付费概念的得到干脆成立了“得到”大学，每年招生数达千人；另一部分机构则瞄准了企业家，比如成立于2015年的湖畔大学，以及成立于2016年的高山大学，每年招收数十人。
“现在市面上的学习产品大多青睐商业人群，但其他行业的人离开学校后想要实现自主教育，很难找到合适的课程和有归属感的群体，原来八九十年代中国还有夜校，后来消失了。”得到大学教研组负责人蔡钰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在她看来，填补这部分空缺就是得到大学的创立初衷。在招生面试环节，职业上的跨界和多元就在关键词之列。已经招收的近3000名学员中，分布着监狱管理员、医生、教师、公务员、居委会主任等职业。
新式大学同时还催生了一个职业群体—新式讲师。“以前我在企业里做品牌，现在我是一名创业者兼讲师。”李云龙说道，2018年他通过选拔成为混沌大学的一名领教，主讲“增长思维”和“创新思维”，同时也在吴晓波频道等机构授课。
作为“逻辑思维”最早一批听众之一，李云龙受到知识付费向新式大学演变的启发，创办“增长研习社”，如今已有20多名员工。他研究出一套自己的教研体系和方法论，还写了一本名为《增长思维》的书，而讲师和作家的身份是此前的他没有想过的。
“现在我们不再单纯教人如何实现企业的增长，而是沿着做学校、做教育这条路往下走。”李云龙说，如今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新式大学相关的业务上，一些B端企业的定制培训会交由公司其他员工负责。
此前，职场人想要在不脱产的情况下进修，通常只有两条道路—读MBA等在职学位，或者参加公司组织的培训项目。如今新式大学成为一种选择。不过，在同样付出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前提下，这段经历并不能为学员们提供学历证明，也不能直接促成职业晋升，那他们入学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而这些大学又是以何种方式将这样的动力变成一门生意？
不是能不能成功，而是会不会思考
混沌大学的创始人李善友曾就职于摩托罗拉、搜狐等公司，先后在中欧商学院求学、任教。2014年李善友创办创新学习社群“颠覆式创新研习社”，一年后更名为“混沌研习社”，这便是混沌大学的原型。
与此前教授成功学的碎片化知识付费不同，混沌大学教的是“思维模型”。在混沌大学中，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基于李善友提出的“哲科认知思维模型”，包括第一曲线、第二曲线、分型创新、边缘分化等，针对这些模型的不同程度延展，混沌大学又被分为创新学院、创投营、创新商学院等课程包，价格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不同于传统商学院固定的课程体系，混沌大学的课程生产机制是，平台提出一个课程命题，然后交由各领域的讲师研发产品，课程结束后，机构会根据学员的打分来考核讲师。目前在混沌大学有超过40名李云龙这样的领教，与平台保持着“非独家”的合作关系，他们的背景以咨询师和培训师居多，也有公司高管、投资人和高校教师。混沌大学将这种看似松散的教师机制形容为“生长共建”。
对于不同层次的线下课，李云龙的教学模式相对固定，首先讲解一个思维模型，然后学员们分组探讨，每组选出一个代表来复述新学的思维模型，然后组与组之间PK，通常能对思维模型做延展的，或者有具体落地案例的，会得到高分。“随着课程的学习，学员们会制定一套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方案，作为毕业答辩的内容。”李云龙说道。
在混沌大学，李云龙的工作场景有很多，除了录制线上视频课程，他还要在创新院、创新商学院等线下课程中授课，周末则坐飞机前往不同的城市站点参与城市学员的线下讨论。即便下面坐的是一众企业家，李云龙也毫不露怯，“在他们的领域，我没有他们专业，自己承认就好，但在‘增长逻辑’这块，我天天研究它，这个自信是有的。”
采取类似线上授课 线下讨论模式的还有成立于去年的得到大学。虽然同样强调“思维模型”，相较于混沌大学，得到大学更强调“平民的胜利”，这里没有明星讲师或者商业领袖，甚至没有“老师”这个角色。
得到大学线上课程中的48个“思维模型”，是由蔡钰带领的10人左右教研小组生产的，他们中有的曾是记者，也有毕业于高等学府的专职研究者，教研员们通过查阅资料、采访专家等方式撰写课件，最后定稿由蔡钰把关，统一录制。“教研人员更像是课代表，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定义问题和把别人的经验抽象成方法论的能力。”蔡钰说。
相比“知识产品”，蔡钰更愿用“服务”来定位得到大学所提供的东西，其中一个重要的服务环节就是帮学员“做打磨”—除了在每周周一至周四完成思维模型的线上学习，得到大学的学员还可以报名参与“分享日活动”，即在100位观众面前就自己的职业秘笈、工作方法做主题演讲，期间得到大学的工作人员会给予辅导。
“罗振宇总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表达能力强的人能够享受行业的红利，这种能力会给你带来更高的溢价。”蔡钰说。在这个环节中，优秀的演讲者还有机会被邀请登上得到大学的“毕业/开学典礼”，面对上千名新老学员做分享。
蔡钰认为，做学校需要这样的仪式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新学员看到老学员的输出成果，给他们一种只要努力，3个月后就能变得和台上的老学员一样的心理暗示。
这是一个戏剧化的转折：知识付费的崛起，正是利用互联网打破学习的线下场景局限，而如今玩家开始重回线下。
从“活下去”的角度看，知识付费走出这一步也不难理解。从2015年知识付费领域攀上巅峰至今，包括得到在内的机构都开始遭遇用户增长瓶颈，同质内容越生产越多，边际效益也在下降，更换输出方式不失为一种“破局”手段：依托线下场景，为知识付费产品注入更多实践和社交元素，拉高客单价。
不过重返线下也意味着平台必须经历“去KOL”的过程—在混沌大学的办公室里，李善友的照片被逐渐替换为讲师们的照片。毕竟名师在线下场景中能够投入的精力有限，机构要从名师号召力向品牌号召力转变，这同时也更有利于教学产品的标准化。
并不是所有学员都愿意在现场踊跃发言，许多人只是把它当作进阶版的知识付费，这也考验着机构的“活动组织”能力，而在知识付费时代，机构只需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生产内容上。
在蔡钰看来，得到大学更像是得到App的进阶版，当用户在得到App完成自学，有了输出能力和分享能力后，他可能需要找到一个更深度的互动场景，那么得到大学就是一个承接地。“现在谈得到大学在公司整体战略中的地位还为时尚早，但肯定是一个长线的战略。”她说。
成功之后，仍要补上科学、人文和价值观这三课
5年前，柳传志、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等人发起创办湖畔大学，定位培养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入学条件可谓苛刻—创业3年以上、年营业额超过3000万元企业纳税3年以上、公司规模超过30人、有3位推荐人等。
“企业家精神”并非一个实用的概念。但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要持续成功，就需要这种精神。中国企业家的神话马云就信奉这一点，“创业者失败不能怪宏观经济，在困难的时候，只有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活下来，才能渡过难关。”校长马云在2019年湖畔大学招生面试会上说道，坐在台下的是湖畔大学第五届候选学员。
仅从湖畔大学的入学条件来看，它无疑是在与MBA商学院抢人。
“怎样让学员找到自己创业的原动力，理解商业和社会的关系，具备持续经营企业的能力，这是我们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出发点。”湖畔大学资深总监李丽娜说道。在她看来，商业是一个看重实践且充满变革的领域，大部分思考是由问题驱动的，每一个决策都是综合权衡的结果，而这样的能力不能依靠单一领域学习获得，传统商学院的MBA课程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实践经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湖畔大学不需要“教授”这个角色。“比如在讲技术产品的设计时，我们认为，这些CEO学员作为公司的实际决策人，首先要有一个足够大的视野，要先了解技术本身的演进，然后才能理解技术如何拓展商业边界，因此我们会首先邀请科学家来授课，有了这个基础，下一步才是告诉学员如何将技术变革与公司战略衔接，以及做出相应的组织人才调整。”李丽娜说。
科学、艺术成为这些招揽企业家学员的新式大学的特色，它们正在试图淡化课程的“商业气息”。其中一些课程甚至是具有人文关怀的，比如李丽娜等人研究出的“艺术人类学”试验，在一次暑假作业中，她要求CEO们用手机跟拍公司的一名一线员工、客户或创业伙伴，在聊天和拍摄的过程中，他们会知道这些人家庭情况如何、为什么从事现在的工作。
“比如江小白的创始人陶石泉选取的拍摄对象是酿酒工人，当时那名酿酒师傅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听说现在很多工厂都是机器酿酒了，我会不会有一天会被机器取代。”李丽娜说。如此一来，“员工”的形象便会在企业家心中变得鲜活，而不仅仅是Excel表格里的一个名字，企业家也会意识到自己创业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究竟影响了哪些人。
但对于那些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企業家来说，他们不再急切于学习经营之道，而是转为追求一些商业之外的知识，这些知识恰好是他们在过去30年商业环境中快速获得成功却始终未曾补上的一课。 高山大学创办的核心理念就是“科学复兴”，用创始人文厨的话来说，高山大学是企业家求学的“目的地”，即从其他商学院学完“术”后，来到高山大学学习“道”。
高山大学的课程表容易让人联想到一本包含信息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在内的百科全书。今年的招生简章中，又出现了“数学”。当然，到达这个“目的地”的门槛之一是要支付68万元的学费。
在此之前，文厨是创新者平台“长城会”的创始人，创办高山大学的灵感源于2014年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当时我们邀请了很多商界大佬，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机器人科学家，结果反而是科学家的演讲引起了全场轰动。”长城会COO、高山大学项目负责人周昌华回忆道。
从那以后，文厨渐渐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在商学院往往越学习越焦虑，与科学家聊天时反而很放松，因为科研的演进通常需要几十年，站在这个时间跨度上思考问题能缓解焦虑，从这个角度看，探索科学至少能让企业家们暂时远离商业，享受一阵“短暂的快乐”。
“同时我们意识到，制约中国创新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与西方教育体制相比，我们从小就以一种非常功利的心态来学习科学，而非真正建立起对科学的认识，这个使命感是我们推动办学的一大动力。”周昌华说。在长城会内部做了两年零散的尝试后，2016年文厨正式创办高山大学，每年带领30名企业家去硅谷、日本、以色列和英国等地拜访各领域的科学家，讲师中不乏高校教授和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其实这些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很少有机会能给企业家讲课，出于自身对传播科学的使命感，他们很乐意去做，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有筹集科研经费的需求，企业家以个人名义资助科研项目，这在国外是常见的现象。”周昌华说。
由于高山大学的课程与其他商学院、新式大学的产品过于不同，因此头几期课程的招生工作，基本都由文厨本人亲自负责。不过在今年的招生中，周昌华明显感受到学员们对于“科学”的认知在提升，有人甚至是奔着听某位科学家的课而来。
千萬不要低估企业家对于这种“无用之学”的热情。比如纷享销客的创始人罗旭，他曾是混沌大学2016届创业营的学员，对高山大学的听闻正是源于混沌校友的推荐。“我本人并不是一个焦虑的创业者，‘科学复兴’这个说法确实打动了我，其实学习科学精神，就是一个认识自己、探寻世界本源规律的过程。”他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在高山大学“科学复兴之路”课程的希腊站结束后，罗旭还兴冲冲到儿子所在的幼儿园讲了一堂类似的课。
当被问到这种“无用之学”的潜在市场有多大时，周昌华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而是划定了一个30岁到60岁的范围，从学员结构上来看，高山大学已经不单单是“中年企业家”的选择。
比如与罗旭同期的学员中还有蜜蜂科技Bee 的创始人贾凡，一名90后创业者。“我是文科生，平时接触‘科学’学科的机会并不多。”在参与高山大学课程的同时，贾凡还报名了创新工场与耶鲁大学合作开展的创新访问学者项目，为期两年，学费与高山大学差不多。
“这种每次为期一两周的脱产学习，能让我沉下心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贾凡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几乎每次外出求学归来，他都会对公司做一些调整，他还推荐公司另一名合伙人去参加创业黑马的“独角兽训练营”课程。
同时，高山大学的课程也是一场具有社交性质的游学。罗旭就认为，正因为相比其他机构的课程，高山大学涉及商业本身的内容不多，同学们可以轻松地讨论科学和人文话题，彼此之间感觉更亲近。
目前来说，口口相传仍然是得到大学很重要的获客方式。“我们内部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老学员的转推荐率。”蔡钰说道。
然而，新式大学的高客单价导致其用户基数从一开始就很小，无奈之下，除了提高课程价格，一些机构不得不依靠推出“短期速成”产品提高平台营收。不过在这方面用力过猛也会拉低用户体验。比如不少机构推出“等级森严”的积分体系，不管是上课还是转发课程都能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课程和各种福利—听上去很像电商网站玩的会员游戏。
相比小幅度的产品提价，很多用户更难以接受频繁打扰的广告。“一些线上直播课甚至就像电视购物广告，不断插播进来产品广告，或者鼓动大家分享，吃相太难看。”一位不愿具名的学员向《第一财经》杂志抱怨。
目前混沌大学的增长部门正在组建平台校友会，制定系统的学员后运营机制。尤其是一些客单价并不高的学员，他们可能5年之后会变成企业高管或创业者，形成品牌黏性后，就有可能进一步购买更高客单价的产品。 线下交流也会让学员们产生更强烈的归属感，为产品带来社交附加值，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但问题是，由于个体的认知水平和诉求不同，即使将线下流程做到尽善尽美，其呈现效果也很难被“标准化”。
“我见到的同学，这三种人居多：准备跳槽但不知道往哪跳的，刚刚跳槽还不能适应新工作的，第三种就是像我这样在创业中摸爬滚打的。”张广信说道，他去年启动了一个互联网创业项目，本着充电的心态，今年年初花几万元购入了一款课程产品。
去了几次后，张广信发现大多数人只是各行各业的普通员工，骨干很少，和他们聊天对个人技能的提升作用很小，在参加了几次线下活动后他对当时所在的机构大失所望。“中年危机、家庭矛盾甚至都成为一些讨论主题，这不是学习交流，更像是情感上的报团取暖。”
不过更令张广信气愤的，是课程中的一些理论推导非常缺乏严谨性。“有一节课提到回归法，我大学就是研究这个方向的，当时听课就觉得他们做的内容十分不专业。”
学员水准有高有低，这也是混沌大学、得到大学所面临的问题：贴出振奋人心的招生文案后，如何管理用户预期？不过多家机构看待这个问题的心态已趋于平和—除了数据、案例等硬性错误外，其他方面并不纠结于“确保正确”这件事。
从知识付费到新式大学
“但我们依然会坚持把教育做下去，马云老师对湖畔大学的愿景是存在300年，他曾说过阿里巴巴要活102年，可见这两者的时间跨度是不一样的。”李丽娜说。
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盯上新式大学这个市场，开发出诸如大学、训练营、创业营等眼花缭乱的项目。“不那么功利”也将成为一个课程研发新趋势，比如混沌大学就新推出了一个主打“新科学世界观”的“文理学院”，教授科学、哲学、心理学等课程，学费为6.5万元。
今年以来李云龙接到了来自多家机构的教学邀请，“新式讲师”成为一个新的职业人才缺口。“我本人的核心竞争力是深度思考，这可以通过后天训练去获得，但首先这个人得有意愿去做。”他说。
回到大学的定义，2019年秋季，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Bollinger在该校的本科开学典礼上这样说道，“大学的意义不在于盈利，不在于行使权力、制定政策，亦不在于崇拜神祗、社团活动、享受生活，或是建立人脉。这些抱负本身没有问题，大学也不能完全独立于它们存在，但它们并不构成大学的精髓。大学的精髓在于讶异、好奇，在于对我们当下所知的不懈追求。大学总是拥有前进的动力。”
新式大学并不属于这一类别，不管如何包装，它们本质上只是在圈层文化兴盛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职场“继续教育”，认清这一点对于学员和教育机构双方都很重要。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广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