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弗里茨·科尔贝曾经在南非工作，战争开始后，他将十四岁的女儿留在开普敦，自己返回德国，任职于希特勒纳粹政权下的外交部。目睹了战争的恐怖与灭绝人性，科尔贝选择成为一名间谍。
作者：[德]安德烈亚斯·柯伦德
译者：朱刘华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出版方：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出版年： 2020年8月
页数： 444
每当尝试写下当年发生的事情时，他总是从一个名字开始。玛琳。每当说出这个单词时，他的舌头就在口腔里蠕动。玛—琳。
没有一次草稿不是如此。1939年返回德国的地狱时，他还不认识她。他头一回听到她的声音也是在多年之后。声音响亮，轻松愉快，从柏林外交部一道关闭的门后传出来。那声音会笑。故事里，当时他周遭的危险就已经大得不容忽视了。他想让玛琳摆脱所有那些危险。但他没有做到。虽然他后来才告知她实情，他下笔写道——因为必须这样，必须这样——他动笔写道，故事是由她开始的。谎言、卐字、欺骗、伪装、死亡和爱情。他害怕大话：爱情和战争，野蛮时代的诚实正直。他在希特勒外交部里听大话听得够多了。他牢骚满腹。这是战争，这是爱情。他曾经试图诚实无欺。可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呢？
藏身地
瑞士某地，“二战”结束数年后。小屋的窗户深嵌在木壁里，他透过窗户望向绿油油的山谷。小屋坐落于哪面山坡，山下铅银色的，逶迤曲折、潺潺流淌过草地的是哪条河流，都无所谓，谁也不必知道。
他走进厨房，将热水壶里的咖啡倒进杯子。一口鲜奶，一勺糖，他边搅拌边从窗户顺坡向下眺望山谷。河边延伸着一条硬石子路，不远处有座小桥，每当有汽车从橋面驶过，木板就“咔嚓”响。
自打藏身这座小屋后，他就经常站在厨房窗户前，俯眺那条路。他不知道，有朝一日，他们还会不会来杀他灭口。今天要来的那辆小轿车会带一位记者过来。弗里茨的朋友和知己欧根·扎赫尔与那个人接触好几个月了，并不断向弗里茨汇报情况。那个人是认真的，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调查很久了。扎赫尔说，你可以信赖他。弗里茨，他想要的与你想要的一致：公正。终于来了。
有些事情弗里茨宁愿谁也不透露，欧根·扎赫尔是唯一知道它们的人。弗里茨早就在琢磨，哪些最终必须透露，哪些要永藏心底。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在这么扪心自问？他变得多疑了，敏感了。但他决不会放弃。要是放弃，那完全可以立马结束。像他那样做过类似事情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名字被拿来为柏林的街道命名。但几乎无人认识他。确实没有人认识。绝密级别：比秘密还秘密，将近七千公里外华盛顿白宫走廊上的耳语，罗斯福总统知道他。
他走出门外。小屋周围，地面被踩出了宽宽的一条道。弗里茨在厨房窗外的长椅上坐下来，望着道路方向，点燃一支烟。他是在战争年代养成吸烟习惯的，他吸得不多，但很享受。玛琳也吸烟。他一直喜欢她手端葡萄酒杯、指夹一支烟的样子。然后他就会问她能不能将衬衣再解开一颗纽扣，她有时候会照他说的做，修长的手指按住小纽扣，食指抵住，大拇指用力一扯，于是纽扣就脱出扣孔了，弗里茨则会双手捧住玛琳的脸颊，深情凝视。有时候她也不那么做。
他对扎赫尔讲过，要是那位报社记者不讨他喜欢，他会立马打发对方走人。那家伙真向扎赫尔发过誓，不公开弗里茨的住处吗？他不会是伪装的精神科医生吧？毕竟扎赫尔已经这么试过一回。
不会，不会，他知道如何对待第一手材料，扎赫尔回答说。其他人也这么声称过，弗里茨说道。远远地，在山坡左侧道路伸出来的地方，他看到有东西在闪烁，捕获阳光，又抛开。汽车中速驶近，驶过桥面，在岔路口停下了。司机一侧的门打开来，有人钻下车，回头张望。他可能是在抬首望小屋。弗里茨一动不动，背贴着墙壁的木条。那个人弯下身去——车里还有人。约定的可不是这样。弗里茨现在可以将早已收拾妥当的背包挎上肩，锁上小屋，钻进山里去。他熟悉山里的每条牛道，每个洞穴，树根后每个背阴的藏身处。不管来人是谁，他都会摇门，兴许会绕小屋走一圈，双手遮在眼前从窗户往里张望，片刻之后又驱车离去。
小轿车往后倒了一截，又从岔路驶上来，消失在一座绿油油的圆形山丘后面，然后拐弯向小屋开过来。弗里茨能听见发动机的声音和车轮下碎石的“嚓嚓”声。腐朽破败的栅栏拦住了轿车。一名头戴帽子、身材中等的男子钻下车来，一只胳膊倚在司机一侧的车门上。
地狱回忆
弗里茨·科尔贝？您就是弗里茨·科尔贝吗？
您是谁？
弗里茨痛恨粗鲁无礼，但他必须保护自己。
欧根·扎赫尔跟您讲过我。我是马丁·韦格纳。我会想办法让您平反昭雪，科尔贝先生。您是个伟人。
您当然会。车里还有谁？
一位女摄影师。
请您让她离开。她竟想拍照。恕我冒犯。
我向您保证，只有得到您的允许她才会拍摄。我保证！
挡风玻璃反光，弗里茨看不到那个女人，他感觉只看到头部动了一下。男子弯下身去，冲着车子里讲话。 一名女子钻下车来，褐发往后绾起，穿着卡其色衬衣、橄榄绿色裤子和结实的鞋。他可以和这样的人一块儿徒步。她聪明地将相机留在了车子里。
薇罗妮卡·许格尔，她说道，您不知道我来，十分抱歉。扎赫尔先生说他会将全部情况通知您的。他忘记说了？
与那位男子不同，她没有留在车旁，而是推开歪斜的大门，向弗里茨走来，与他握手。那一握坚定有力，很久才松开。
弗里茨发觉韦格纳在望着女子后背。这种事他总会觉察的。开始时他在外交部走廊上也总是看着玛琳的背，高高的背，背上的布料簌簌地动着。他该请两个年轻人进屋吗？他该让他们跨越门槛走进他的故事吗？此时此刻，他一旦这么做，很可能就无法回头了。他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他冲太阳眨眨眼，感觉脸颊上暖融融的。
咖啡？他一拍大腿，问道。
那好吧，两个年轻人光临寒舍。那么，你们进来吧，欢迎你们。
他领他们进屋，屋里散发出夏季干燥木头的气味。
黑咖加糖，薇罗妮卡·许格尔说道，韦格纳加牛奶和糖。
弗里茨倒咖啡。我烤了一个苹果派，他说道。他走进厨房，从炉子里取出派，放到桌上，拉开一只抽屉。那把左轮手枪就摆在刀叉旁。弗里茨感觉到金属和枪柄的槽纹，回忆顿时袭来，像顺着悬崖滚落的石头一样“吧嗒”作响，空洞和寂静交替，直到下一起事件、下一次碰撞，有时连续碰撞两三下，随后又是长时间飞落和奇异的失重。他推开手枪，拿起厨刀，将派切成宽宽的一块块，苹果片软软的，闻上去甜滋滋的。他将所有东西放進一只托盘，端进房间。
薇罗妮卡·许格尔和韦格纳在桌旁坐下了。太阳透过侧窗照在书橱和彩绘瓷砖壁炉上。韦格纳将纸笔放回桌上。弗里茨放下托盘，将笔准确地摆到纸堆中心位置。韦格纳咧嘴笑笑。
还没改掉官员作风吗，科尔贝先生？
他们吃着点心，弗里茨请他们给他讲讲城里的事。他看着两个年轻人做起准备工作。他们推开盘子，拿起笔，薇罗妮卡·许格尔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一个四方形，在想象中为小屋和弗里茨拍照。
早在1943年，韦格纳说道，通过您的……
等等！弗里茨站起来，从书橱上取下保龄球那么大的地球仪，放到桌上。他旋转地球仪，用手指将树脂接缝转向南。开普敦，南非，他说道，事情始于那里。我们必须从那里开始。
弗里茨看着韦格纳，轻轻地拍拍南非。弗里茨不必望向结痂的地球仪，手指就找到了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国家。
1939年，开普敦，他说道，你们知道，非洲上方的天空会有多蓝吗？弗里茨收拾掉桌上的盘子。阳光照耀下，地球仪呈现出阴阳两面。
1935年或1936年，弗里茨说道，就传来命令，要在开普敦领事馆花园里升一面卐字旗。另外还有一封通告，要求德国外交代表处也处理犹太人问题。愚蠢的行径不是慢慢到来的，而是大张旗鼓来的。有了这道法令之后，情况就一发不可控制啦。一开始就自大，歇斯底里，愚蠢。
弗里茨感觉那熟悉的盛怒又袭来了。他真想把盘子摔墙上，敲桌子喊叫。他克制住了。
一定有个发展过程，韦格纳说。
在纳粹这件事上吗？不。我从一开始就恨它。深恶痛绝。
可您回去了，韦格纳说道，您回去了，返回了希特勒的德国。
弗里茨给自己点上一支烟。是的，我回去了。我天真。我的上司一样天真。我是因为他才回去的。犯了个错误？也许吧。不过，如果我没有回……
美国情报部门就永远不会有您这样一个情报来源，薇罗妮卡·许格尔接过去说道。弗里茨很高兴她这么说。那我就不会成为间谍，我就不会认识玛琳。
两个年轻人对望一眼。弗里茨穿越时空回到了开普敦，他默默无闻的生活就始于那里的阳光下。要是他预感到了他会做什么，预感到了因此都会发生什么——那他还会离开吗？他不知道。地球仪将一个蛋形影子投在桌面和记者们雪白的纸上。
（责编：栗月静）
作者：[德]安德烈亚斯·柯伦德
译者：朱刘华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出版方：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出版年： 2020年8月
页数： 444
每当尝试写下当年发生的事情时，他总是从一个名字开始。玛琳。每当说出这个单词时，他的舌头就在口腔里蠕动。玛—琳。
没有一次草稿不是如此。1939年返回德国的地狱时，他还不认识她。他头一回听到她的声音也是在多年之后。声音响亮，轻松愉快，从柏林外交部一道关闭的门后传出来。那声音会笑。故事里，当时他周遭的危险就已经大得不容忽视了。他想让玛琳摆脱所有那些危险。但他没有做到。虽然他后来才告知她实情，他下笔写道——因为必须这样，必须这样——他动笔写道，故事是由她开始的。谎言、卐字、欺骗、伪装、死亡和爱情。他害怕大话：爱情和战争，野蛮时代的诚实正直。他在希特勒外交部里听大话听得够多了。他牢骚满腹。这是战争，这是爱情。他曾经试图诚实无欺。可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呢？
藏身地
瑞士某地，“二战”结束数年后。小屋的窗户深嵌在木壁里，他透过窗户望向绿油油的山谷。小屋坐落于哪面山坡，山下铅银色的，逶迤曲折、潺潺流淌过草地的是哪条河流，都无所谓，谁也不必知道。
他走进厨房，将热水壶里的咖啡倒进杯子。一口鲜奶，一勺糖，他边搅拌边从窗户顺坡向下眺望山谷。河边延伸着一条硬石子路，不远处有座小桥，每当有汽车从橋面驶过，木板就“咔嚓”响。
自打藏身这座小屋后，他就经常站在厨房窗户前，俯眺那条路。他不知道，有朝一日，他们还会不会来杀他灭口。今天要来的那辆小轿车会带一位记者过来。弗里茨的朋友和知己欧根·扎赫尔与那个人接触好几个月了，并不断向弗里茨汇报情况。那个人是认真的，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调查很久了。扎赫尔说，你可以信赖他。弗里茨，他想要的与你想要的一致：公正。终于来了。
有些事情弗里茨宁愿谁也不透露，欧根·扎赫尔是唯一知道它们的人。弗里茨早就在琢磨，哪些最终必须透露，哪些要永藏心底。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在这么扪心自问？他变得多疑了，敏感了。但他决不会放弃。要是放弃，那完全可以立马结束。像他那样做过类似事情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名字被拿来为柏林的街道命名。但几乎无人认识他。确实没有人认识。绝密级别：比秘密还秘密，将近七千公里外华盛顿白宫走廊上的耳语，罗斯福总统知道他。
他走出门外。小屋周围，地面被踩出了宽宽的一条道。弗里茨在厨房窗外的长椅上坐下来，望着道路方向，点燃一支烟。他是在战争年代养成吸烟习惯的，他吸得不多，但很享受。玛琳也吸烟。他一直喜欢她手端葡萄酒杯、指夹一支烟的样子。然后他就会问她能不能将衬衣再解开一颗纽扣，她有时候会照他说的做，修长的手指按住小纽扣，食指抵住，大拇指用力一扯，于是纽扣就脱出扣孔了，弗里茨则会双手捧住玛琳的脸颊，深情凝视。有时候她也不那么做。
他对扎赫尔讲过，要是那位报社记者不讨他喜欢，他会立马打发对方走人。那家伙真向扎赫尔发过誓，不公开弗里茨的住处吗？他不会是伪装的精神科医生吧？毕竟扎赫尔已经这么试过一回。
不会，不会，他知道如何对待第一手材料，扎赫尔回答说。其他人也这么声称过，弗里茨说道。远远地，在山坡左侧道路伸出来的地方，他看到有东西在闪烁，捕获阳光，又抛开。汽车中速驶近，驶过桥面，在岔路口停下了。司机一侧的门打开来，有人钻下车，回头张望。他可能是在抬首望小屋。弗里茨一动不动，背贴着墙壁的木条。那个人弯下身去——车里还有人。约定的可不是这样。弗里茨现在可以将早已收拾妥当的背包挎上肩，锁上小屋，钻进山里去。他熟悉山里的每条牛道，每个洞穴，树根后每个背阴的藏身处。不管来人是谁，他都会摇门，兴许会绕小屋走一圈，双手遮在眼前从窗户往里张望，片刻之后又驱车离去。
小轿车往后倒了一截，又从岔路驶上来，消失在一座绿油油的圆形山丘后面，然后拐弯向小屋开过来。弗里茨能听见发动机的声音和车轮下碎石的“嚓嚓”声。腐朽破败的栅栏拦住了轿车。一名头戴帽子、身材中等的男子钻下车来，一只胳膊倚在司机一侧的车门上。
地狱回忆
弗里茨·科尔贝？您就是弗里茨·科尔贝吗？
您是谁？
弗里茨痛恨粗鲁无礼，但他必须保护自己。
欧根·扎赫尔跟您讲过我。我是马丁·韦格纳。我会想办法让您平反昭雪，科尔贝先生。您是个伟人。
您当然会。车里还有谁？
一位女摄影师。
请您让她离开。她竟想拍照。恕我冒犯。
我向您保证，只有得到您的允许她才会拍摄。我保证！
挡风玻璃反光，弗里茨看不到那个女人，他感觉只看到头部动了一下。男子弯下身去，冲着车子里讲话。 一名女子钻下车来，褐发往后绾起，穿着卡其色衬衣、橄榄绿色裤子和结实的鞋。他可以和这样的人一块儿徒步。她聪明地将相机留在了车子里。
薇罗妮卡·许格尔，她说道，您不知道我来，十分抱歉。扎赫尔先生说他会将全部情况通知您的。他忘记说了？
与那位男子不同，她没有留在车旁，而是推开歪斜的大门，向弗里茨走来，与他握手。那一握坚定有力，很久才松开。
弗里茨发觉韦格纳在望着女子后背。这种事他总会觉察的。开始时他在外交部走廊上也总是看着玛琳的背，高高的背，背上的布料簌簌地动着。他该请两个年轻人进屋吗？他该让他们跨越门槛走进他的故事吗？此时此刻，他一旦这么做，很可能就无法回头了。他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他冲太阳眨眨眼，感觉脸颊上暖融融的。
咖啡？他一拍大腿，问道。
那好吧，两个年轻人光临寒舍。那么，你们进来吧，欢迎你们。
他领他们进屋，屋里散发出夏季干燥木头的气味。
黑咖加糖，薇罗妮卡·许格尔说道，韦格纳加牛奶和糖。
弗里茨倒咖啡。我烤了一个苹果派，他说道。他走进厨房，从炉子里取出派，放到桌上，拉开一只抽屉。那把左轮手枪就摆在刀叉旁。弗里茨感觉到金属和枪柄的槽纹，回忆顿时袭来，像顺着悬崖滚落的石头一样“吧嗒”作响，空洞和寂静交替，直到下一起事件、下一次碰撞，有时连续碰撞两三下，随后又是长时间飞落和奇异的失重。他推开手枪，拿起厨刀，将派切成宽宽的一块块，苹果片软软的，闻上去甜滋滋的。他将所有东西放進一只托盘，端进房间。
薇罗妮卡·许格尔和韦格纳在桌旁坐下了。太阳透过侧窗照在书橱和彩绘瓷砖壁炉上。韦格纳将纸笔放回桌上。弗里茨放下托盘，将笔准确地摆到纸堆中心位置。韦格纳咧嘴笑笑。
还没改掉官员作风吗，科尔贝先生？
他们吃着点心，弗里茨请他们给他讲讲城里的事。他看着两个年轻人做起准备工作。他们推开盘子，拿起笔，薇罗妮卡·许格尔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一个四方形，在想象中为小屋和弗里茨拍照。
早在1943年，韦格纳说道，通过您的……
等等！弗里茨站起来，从书橱上取下保龄球那么大的地球仪，放到桌上。他旋转地球仪，用手指将树脂接缝转向南。开普敦，南非，他说道，事情始于那里。我们必须从那里开始。
弗里茨看着韦格纳，轻轻地拍拍南非。弗里茨不必望向结痂的地球仪，手指就找到了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国家。
1939年，开普敦，他说道，你们知道，非洲上方的天空会有多蓝吗？弗里茨收拾掉桌上的盘子。阳光照耀下，地球仪呈现出阴阳两面。
1935年或1936年，弗里茨说道，就传来命令，要在开普敦领事馆花园里升一面卐字旗。另外还有一封通告，要求德国外交代表处也处理犹太人问题。愚蠢的行径不是慢慢到来的，而是大张旗鼓来的。有了这道法令之后，情况就一发不可控制啦。一开始就自大，歇斯底里，愚蠢。
弗里茨感觉那熟悉的盛怒又袭来了。他真想把盘子摔墙上，敲桌子喊叫。他克制住了。
一定有个发展过程，韦格纳说。
在纳粹这件事上吗？不。我从一开始就恨它。深恶痛绝。
可您回去了，韦格纳说道，您回去了，返回了希特勒的德国。
弗里茨给自己点上一支烟。是的，我回去了。我天真。我的上司一样天真。我是因为他才回去的。犯了个错误？也许吧。不过，如果我没有回……
美国情报部门就永远不会有您这样一个情报来源，薇罗妮卡·许格尔接过去说道。弗里茨很高兴她这么说。那我就不会成为间谍，我就不会认识玛琳。
两个年轻人对望一眼。弗里茨穿越时空回到了开普敦，他默默无闻的生活就始于那里的阳光下。要是他预感到了他会做什么，预感到了因此都会发生什么——那他还会离开吗？他不知道。地球仪将一个蛋形影子投在桌面和记者们雪白的纸上。
（责编：栗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