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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大西北，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一个马背上长大的青年，怀揣着作家梦，没有老师、没有书籍、生存环境贫穷闭塞，对梦想的追寻犹如在茫茫黑夜中跋涉。然而，因为选择，因为坚持，因为自强不息，更因为从生养他的西部厚土里，吸收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和文化营养，这个青年改变了命运，由农民之子成为了教师，由教师成为了著名作家，由“一个人的西部”影响了一群西部和非西部的人。他，就是国家级作家、甘肃省作协副主席、西部文学领军人物雪漠。这段“战胜自己，改变命运”的生命历程，则写入了他的新书《一个人的西部》。
10月17日下午，雪漠携首部自传体长篇散文《一个人的西部》和最新长篇小说《野狐岭》亮相青岛书城，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从文学的自觉到生命的自觉
记者雪漠先生，您生于大漠，长于大漠，并历时二十多年将笔触投向那片浩瀚的西部草原、大漠，比如《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等，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争，记录着一代人的生活，触及了西部环境问题的隐痛。请问您的写作是出于生命的自觉，还是文学的自觉？
雪漠一开始是文学，我从小有个文学梦，但随着成长，文学退居次位，升华为文化。后来由从文化又升华为心灵，最后变成生命。我现在的写作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不像写作，或者说超越了写作，比如《一个人的西部》，它不靠具体的章节来吸引人，不在乎段落、文风、修辞，而是展现整个生命的状态。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西部》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标本展现给世界”，您期望大众从您的这个“标本”身上，参悟到什么？
雪漠：我只是想告诉世界，许多时候一个人的命运，源于自己的选择。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命相学”对中国人的毒害很大，它是一种唯心的古代哲学，中国人的落后与此有关，让人感觉有个“命运”在主宰。但实际上，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在于选择，在于文化，当 种文化进入生命，生命就起了变化。
记者：您个人经历了从农孩，到小学老师，再到作家，这种“神奇”的变化也是源于此？
雪漠：是的，我从30年前到今天，每一个阶段都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当一个人有了一种强大的意念，并有一种文化给来的自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着文化的力量，我相信“命由心造”，《一个人的西部》正是展现了这种文化性。而《野狐岭》展现的是100年后的目光来关照100前的历史，出现种落差，来验证这种选择的可能性。
记者：您对“一带一路”中的西部精神有着怎样的理解和诠释？
雪漠：西部精神里既有当下关怀又有超越精神。西部不仅仅有贫瘠、苦难，西部更有承载人类超越世俗功利、追寻生命意义和灵魂升华之梦想的哲学、文学、艺术、信仰，这些构成了西部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文学回归原点
记者：您作为大手印的传承者，从十七岁起拜师、深研、实修，您的修行与您的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雪漠：它是一种生命的程序，在这种生命程序的影响下人会一天一天走向博大，它提倡的是对世界的帮助和奉献，它还提倡自我人格的修炼和灵魂的重铸，在这种精神的关照下，一位作家会越来越大气，更容易回到文学的原点。我正在推进的“文学启蒙运动”，就是去除文学中功利的东西，让文化回归美学的范畴，艺术的范畴，而不是关注销量，以及背后所能带来的利益。
记者：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有没有您比较喜欢的纯文学的作家？
雪漠：有的，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的人们比较关注内心，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见面，不会聊股市，不会聊物价，而是一起探讨灵魂问题。而国人在聊什么？青岛的“大虾”引发的群体恶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是对正能量的冲击，也折射出整个民族安全感的缺失。
记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笔来记录历史和苦难，她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根据大量的采访，根据很多真实的人和事，撰写而成。您似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写作的准备中，采访了无数的牧民，您如何看自己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同与不同？
雪漠：相同的是，我们都直接脚踩大地，有一颗悲悯之心。不同的是，她严格意义上是记者的身份获奖的，她把真实展示出来，而我把这些上升到了艺术的境界，比现实世界更有力量。就如同我们同时在一个葡萄园里，她把葡萄整理成她喜欢的样子，展示给世界，而我则是把葡萄酿成艺术的美酒。她的是纪实作品，我的是艺术品。
采访手记：
与雪漠老师的对话，准确地在签售前的半个小时里顺利完成，除了他那带着大漠口音的普通话着实考验听力，整个对话亮点频频，我们从文学聊到哲学，聊到对最新社会热点的看法……他对事物的看法一针见血，不会左右摇摆，他的精神世界的根基牢固而坚定。
令记者惊讶的还有签售会上读者的热情，很多热心读者从北京、合肥、济南等地特意赶来，一位来自合肥的孙先生说，雪漠老师的作品指导了他的人生，作品里有种让人心情平静的力量。而记者读过《一个人的西部》发现，这果真是一部自然流淌的作品，不饰修辞，却用生命的真实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10月17日下午，雪漠携首部自传体长篇散文《一个人的西部》和最新长篇小说《野狐岭》亮相青岛书城，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从文学的自觉到生命的自觉
记者雪漠先生，您生于大漠，长于大漠，并历时二十多年将笔触投向那片浩瀚的西部草原、大漠，比如《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等，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争，记录着一代人的生活，触及了西部环境问题的隐痛。请问您的写作是出于生命的自觉，还是文学的自觉？
雪漠一开始是文学，我从小有个文学梦，但随着成长，文学退居次位，升华为文化。后来由从文化又升华为心灵，最后变成生命。我现在的写作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不像写作，或者说超越了写作，比如《一个人的西部》，它不靠具体的章节来吸引人，不在乎段落、文风、修辞，而是展现整个生命的状态。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西部》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标本展现给世界”，您期望大众从您的这个“标本”身上，参悟到什么？
雪漠：我只是想告诉世界，许多时候一个人的命运，源于自己的选择。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命相学”对中国人的毒害很大，它是一种唯心的古代哲学，中国人的落后与此有关，让人感觉有个“命运”在主宰。但实际上，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在于选择，在于文化，当 种文化进入生命，生命就起了变化。
记者：您个人经历了从农孩，到小学老师，再到作家，这种“神奇”的变化也是源于此？
雪漠：是的，我从30年前到今天，每一个阶段都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当一个人有了一种强大的意念，并有一种文化给来的自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着文化的力量，我相信“命由心造”，《一个人的西部》正是展现了这种文化性。而《野狐岭》展现的是100年后的目光来关照100前的历史，出现种落差，来验证这种选择的可能性。
记者：您对“一带一路”中的西部精神有着怎样的理解和诠释？
雪漠：西部精神里既有当下关怀又有超越精神。西部不仅仅有贫瘠、苦难，西部更有承载人类超越世俗功利、追寻生命意义和灵魂升华之梦想的哲学、文学、艺术、信仰，这些构成了西部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文学回归原点
记者：您作为大手印的传承者，从十七岁起拜师、深研、实修，您的修行与您的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雪漠：它是一种生命的程序，在这种生命程序的影响下人会一天一天走向博大，它提倡的是对世界的帮助和奉献，它还提倡自我人格的修炼和灵魂的重铸，在这种精神的关照下，一位作家会越来越大气，更容易回到文学的原点。我正在推进的“文学启蒙运动”，就是去除文学中功利的东西，让文化回归美学的范畴，艺术的范畴，而不是关注销量，以及背后所能带来的利益。
记者：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有没有您比较喜欢的纯文学的作家？
雪漠：有的，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的人们比较关注内心，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见面，不会聊股市，不会聊物价，而是一起探讨灵魂问题。而国人在聊什么？青岛的“大虾”引发的群体恶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是对正能量的冲击，也折射出整个民族安全感的缺失。
记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笔来记录历史和苦难，她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根据大量的采访，根据很多真实的人和事，撰写而成。您似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写作的准备中，采访了无数的牧民，您如何看自己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同与不同？
雪漠：相同的是，我们都直接脚踩大地，有一颗悲悯之心。不同的是，她严格意义上是记者的身份获奖的，她把真实展示出来，而我把这些上升到了艺术的境界，比现实世界更有力量。就如同我们同时在一个葡萄园里，她把葡萄整理成她喜欢的样子，展示给世界，而我则是把葡萄酿成艺术的美酒。她的是纪实作品，我的是艺术品。
采访手记：
与雪漠老师的对话，准确地在签售前的半个小时里顺利完成，除了他那带着大漠口音的普通话着实考验听力，整个对话亮点频频，我们从文学聊到哲学，聊到对最新社会热点的看法……他对事物的看法一针见血，不会左右摇摆，他的精神世界的根基牢固而坚定。
令记者惊讶的还有签售会上读者的热情，很多热心读者从北京、合肥、济南等地特意赶来，一位来自合肥的孙先生说，雪漠老师的作品指导了他的人生，作品里有种让人心情平静的力量。而记者读过《一个人的西部》发现，这果真是一部自然流淌的作品，不饰修辞，却用生命的真实照亮了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