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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中产阶级。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并逐渐成长、转向横向的阶级认同。同时，他们也开始摆脱依附、走向自由，从而形成独立的责任能力和责任意识。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产阶级理应充分利用历史机遇，设计出一个符合中国特点的改进型制度。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是利用社会的资源而生存、成长，反过来也都对社会负有责任。然而，不同群体的社会责任有所不同，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与西方中产阶级也有所不同。
中产阶级正在中国出现
“中产阶级”是个西方概念，其中的“阶级”和“中产”都产自欧美。所谓“阶级”是相对于“等级”而言的。在封建时期，西方是个等级性社会，贵族和僧侣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等级，其下层为农人和农奴等级。在封建阶段的后期，工商业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小工业主、小商人和小食利者、小手工业者，还有独立从业的教师、医生、律师等。这些人拥有一些生产资料和其他私人财产，经济地位高于农人和农奴；但并不像贵族和僧侣那样拥有权力。所以，被称为“第三等级”或“中间等级”。
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形成之后，西方社会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由先赋性身份变为了自致性的契约。在契约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不再是等级关系，而变成了阶级关系。最初出现的是作为雇主的资产阶级和作为雇工的工人阶级。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后，受雇担任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的脑力劳动者迅速增加，这些人因为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成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包括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业务人员和政府雇员等，他们与资产阶级相比没有生产资料，与无产阶级相比却拥有专业技术资产。
概言之，“阶级”是以所拥有资源（“产”）的品质和在市场契约中的位置决定的，“中产”则是没有资本资源却拥有知识技术资源、在市场契约关系中处于中间位置的一类人。
中国有中产阶级吗？回答是“正在出现”或“刚刚出现”。在封建社会，中国并没有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中间等级。传统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只存在官员和小民两种身份的人。如钱穆所说，这个社会是“平铺”的，在少数官僚之外只有茫茫一片“小民”大众。财产的拥有往往与官位联系在一起，所以没有多少纯民间的财主或小工商业主。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也算不上独立的“中间等级”，而属于官僚群体的帮手。第一种情况是，知识分子与强力人物结成同伙，共同谋求政治权力，“打江山”、“坐江山”，例如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与刘、关、张。第二种情况是，知识分子辅佐强力人物，共同谋求政治和军事霸权，例如战国时代各国所养的士。第三种情况是，知识分子参加国家的治理，或者直接担任官员，或者担任官员的幕僚，例如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毛泽东形象地概括说，知识分子是“毛”，只能附在官僚体系的“皮”上。
迄今为止，行政机关和公办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依然属于“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让中产阶级“正在出现”。这一中产阶级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这部分人按照资源属性应归于“有资产”阶级，但在市场经济初期，他们与权力行使者相比依然属于“中间等级”。第二部分是市场性企业中的高中级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在职业属性上类同于西方的“中产阶级”。第三部分是从事专业性、知识性、技术性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例如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律师等。第四部分是改制或改革后的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事业单位的改革包括养老保险体系与企业并轨，人员使用实行聘任制，工资实行按绩效取酬。这一改革让人们走出官僚体系的“皮”，成为市场中相对独立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刚刚出现，人数还不算多，彼此很分散，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阶级。在这样的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意识更是微弱。
从纵向依附走向横向认同
马克思将“阶级”划分为“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两种存在形式。“自在的阶级”指有相同的客观地位，例如均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均为受雇者等。“自为的阶级”指彼此有“类”的认同，意识到处于同样地位，拥有相同乃至共同的利益，进而形成类的联合，采取共同的行动。“自在的阶级”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群人，“自为的阶级”则是有共同意识、共同组织和共同行动的群体。
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个人是独立性、自主性的主体。鉴于个人力量和能力的微弱，不足以抗击被伤害、被掠夺的风险，所以个人之间总是通过契约等方式进行联合，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因为客观地位相同者具有相同的风险和诉求，所以更可能形成类的联合。这就是阶级的联合、阶级的组织。在法国大革命中，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成为革命的核心力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中产阶级发现自己这群人既不相容于资产阶级也不相容于劳工阶级，既受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压抑又受到工人阶级的威胁。他们在“中产阶级的惊恐”下走向了阶级联合，最终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各类中产阶级运动，同样展示了其阶级联合。
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中产阶级，也就没有中产阶级的“类”的认同和类的行动。甚至可以说，中国根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横向联合的阶级。传统中国的联合是纵向性的，即较低等级的人与较高等级的人、较低能力的人与较高能力的人之间的“纵向跟随”、“强者依附”，或称“结伙生存”。联合体中的最强者属于“老大”，其他中强者、弱者围绕最强者形成体系。帮伙共同“打拼”争取利益，然后进行“吃肉——喝汤”型的分享。
知识分子与封建王朝之间的关系是“结伙生存”的普遍类型。知识分子在传统上称为“士”。“士”辅佐“王”，利用人文和诗书礼乐知识为王服务，获得职位和俸禄。王利用士出谋划策、计划管理、统治民众，生产和传播官方的意识形态，并将通过强权所获取的资源分给士一部分。士依存于上层贵族，以附属的形态而存在。就士的“结伙生存”倾向，钱穆先生曾经设问：“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唐太宗则对此十分欣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另一方面，“君子不党”。知识分子不进行同类人的联合。“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们追求个人性的谔谔出众，以被强大的帮主“伯乐相马”，良禽择木而栖。或者说，知识分子之间是互相竞争和排斥的。
“结伙生存”几乎谈不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在结伙中主要致力于帮主和帮伙的利益，对帮伙之外的社会和人群则不管不顾。在帮伙体制之内，他们既是帮主的助手，同时也是被强权压迫者和利益的受害者。在王的眼中，知识分子则是其政治统治的工具，权力的奴仆。在各种排位中，无论多么资深的知识分子，总是排在哪怕是很小的官员之后。权力者认为是自己养活着知识分子，知識分子只能卑躬屈膝地分得一杯羹。只有走出结伙生存，产生中产阶级的意识和认同之后，才可能形成作为阶级整体的责任意识。
可以看到，市场体制改革之后，“纵向跟随”、“强者依附”尽管依然在延续。但因为博弈规则变化，中产阶级的横向认同、横向联合也在出现，并且逐渐增加。其表现之一是网络虚拟群体的形成和舆论的一致性，包括网民（网民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对特定事件的一致评价、共同声讨和彼此配合的人肉搜索。表现之二是中产阶级的自组织，例如业主委员会、驴友俱乐部。表现之三是非直接利益性集体事件的出现。可以预期，随着庞大的公办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无论是经营的市场化还是用人的市场化，这些部门的知识分子都将因纵向依附机制被市场机制割断而改变对于权力的纵向认同。他们将变得相对独立，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形成独立的价值，独立地为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去斗争。由此，他们会转向横向的阶级认同，出现相对应的阶级责任感。
从依附性履责走向独立性履责
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利益独立、行为自主的群体。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与雇主平等地讨价还价，自由地与雇主签订和解除雇佣合约，凭借自己的人力资源以主动行动追求自身的利益。鉴于与工人阶级均属于受雇阶级，他们的利益诉求也部分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鉴于与资产阶级一样都希望社会政治体制相对稳定，排斥激进的革命，他们的诉求也部分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诉求的“双向包容”，使他们在争取本阶级利益的同时也让其他阶级受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为了壮大行动力量，也主动地让自己的利益诉求包容其他阶级乃至全社会的诉求。这样，中产阶级的诉求就代表了社会的需求，其权利诉求同时也在履行社会责任。总之，当中产阶级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时也就成为了责任主体，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中产阶级都成为社会的建设性和稳定性力量。
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但是，因为他们与“王”之间处于依附关系，不具备独立性和自主性，所以只能借助于王权实现自己的社会抱负和道德情怀。又因为“王”具有独立和强硬的一己利益，他们的社会抱负和道德情怀即难免受限和碰壁。
孔子要求“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 孟子要求“士尚志”。中国传统社会士的道德理想是“天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些“士”力求通过参政议政来创造理想社会，实现理想人生。他们通过“为帝王师”来贯彻自己的主张，以“死谏”来约束君王权力的滥用。然而，士道与王道并非走在同一条道上。一旦冲突，士是必然的失败者。对此，孔子只能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历史上，士借助于王进行的社会改革几乎都是无疾而终，或者身败名裂。
摆脱依附、走向独立，是中产阶级追求自身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条件。当一个阶级缺乏履行责任的能力，不可能自主地实现自己的责任时，这个阶级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责任意识。然而我们看到，随着因为市场而相对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的责任意识也显露出了端倪。例如，四川汶川地震之后民间志愿者积极救灾，中产阶级发起的环保运动，律师群体为保护劳工的权利而促进国家立法等等。国家对事业单位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也会让这一领域的中产阶级走向独立，从而形成独立的责任能力和责任意识。
从个人性钻营走向制度性设计
西方的中产阶级往往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改良来实现阶级的改善乃至全社会的改善。他们基于自己的地位对现实社会提出批评和质疑，从自己的处境和历史趋势出发提出理想社会和合理社会的标准，借助自己的知识和洞察提出对于社会关系的新解释，基于对社会规律的把握和对人性的认识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同时通过对思想与方案的宣传促进认同，动员民众和官方进行实际的社会改良。
以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为例，他首先提出，每个人都拥有对于生命和自由的自然权利，这一权利是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然后，他推理说，个人力量毕竟是薄弱的，所以必须通过联合以保护这些权利不受侵犯。而一旦联合，就需要权力的管理，所以个人需要服从国家权力。另一方面，正因为国家的权力来自民众委托，所以它必须服务于民众的需要。正因为国家权力是由民众授予，所以民众有权利选择和更换政府。洛克通过这样的思想和逻辑论证了民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英国、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蓝图。该思想和主张传递到社会大众，促进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的发生，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都导致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社会制度改造，中产阶级彻底摆脱了封建专制的压迫，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平等。
社会制度的改良和改造是中产阶级实现整体性地位改善的必由之路，也是中产阶级履行对全社会责任的必由之路。中产阶级只有让全社会得到改善，才能实现自身状况的真正改善。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力求通过社会改良来谋求自身改善和全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孔子、墨子、老子都曾经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主张。孔子要求：“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也曾提出“士志于道”的道德抱负和社会情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然而不幸的是，因为条件的变化和市场原则的嵌入，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理想衰落了。钱穆在60年前就说，“中国当前知识分子，论其文化传统，本已学绝道丧，死生绝续，不容一线。经历了满清政权两百四十年的传袭，中国传统精神，早已纸片化了。”这样的情形，到当前可说是依然如故。封建社会尚有“为民请命、冒死直谏”者，现今能看到几个？
吴敬琏近日撰文指出，中国当前的中等阶层存在很大的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可是本人得到特殊好处的结果，却是损害了同一群体中别人的利益。二是公民意识缺乏，忘掉了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中产阶级随着人数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将会有领军人物带领阶级的认同，引导各成员认识到彼此地位的相同性、利益的一致性，追求共同的目标。中产阶级应该互相提醒，互相要求，走向理智和冷静，客观分析个人、群体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只有从制度上实现了改进或改良，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中产阶级应该形成共识，共同监督和批评牺牲同类、谋求一己好处的害群之马。中产阶级也应该互相刺激，互相鼓舞，重建“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通过推动社会进步来实现阶级的整体价值。
中产阶级是高知识、高智力的人群，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事业、成就的高层次追求。个人事业、成就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平台，而对于社会的设计和改进则是这个平台的重要部分。当前的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未来的方向和前面的道路都并不清晰。无论如何走，都面對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具有前所未有的风险。中国传统社会频繁出现的历史周期律并没有得到破解。市场化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的破坏，从1840年以来一直未能找到有效的重建路径。全球化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持续发展，要规避风险、走上坦途，都需要如同洛克那样的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如此高标准的创新需要一套新的价值，一系列新的理解，一种对复杂的、显在和潜在关系的深邃把握。中产阶级作为高知识、高智力者，对此承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应该充分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设计出比洛克、卢梭、杰佛逊等任何一个人都高超、理想和符合中国特点的改进型制度，为中产阶级也为中华民族带来福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