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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名为《西工大博士生文言文答辩致谢，感情真挚评委潸然泪下》的帖子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说的是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一位博士毕业生在毕业论文中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后记，并在现场为答辩委员们解释其中的词句。很多网友纷纷给这位博士生点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一位工科学生能够写出这样一篇文采斐然的文言文实属难能可贵。拜读完这篇后记之后，我也深受感动，作者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情感表达上都做得颇为成功，而这对很多专门学习古代汉语的人来说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作为汉语史专业的研究生，我也想借此契机来谈谈自己对文言文写作的一点浅见。
说起文言文写作，首先就涉及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文言文。事实上，现在人们所谓的文言文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言文并不完全等同。社会大众一般把文言文看成与现代口语相对立的一种书面语形式，凡是用到了古代汉语中的词汇、语法形式，似乎都可以算作是文言文。王力先生将其称作“变质的文言文”或“变质的语体文、白话化的文言、文言化的白话”，冠以“变质”二字就多少含有些贬斥的意味，但却能比较准确地概括出它的实质。而作为古代汉语研究对象的文言文则有它特定的所指，即“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即通常所谓的文言”（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绪论》），例如《左传》《孟子》《荀子》等文献都是比较典范的文言文著作。按照这种界定，我们就会发现后人要想用文言文写作不是一件易事。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竭力提倡古文，这里的“古文”指的就是文言文，即所谓“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明确提出了模仿秦汉以前书面语的主张。在写作中，韩愈刻意避免使用当时口语的语法成分或句式，在词汇上也重在仿古。正是因为韩文着力仿古，清朝末年马建忠在写作《马氏文通》时也将其作为语料之一，与《左传》《论语》《孟子》《国语》《史记》《汉书》等先秦两汉文献同列，作为研究上古汉语语法的依据。可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尽管韩愈作为古代士人，曾登进士第，必定是熟读经史，同时又身体力行地提倡古文，摒弃骈文的形式束缚，对上古文献的用语习惯应该相当熟稔，但是他毕竟距离上古时代已将近一千年，脱离了当时的语言使用环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唐代语言习惯的影响。因此他的文章也不能说完全忠实于上古汉语的面貌，我们在研读《马氏文通》时就会发现很多不合于上古汉语语法的例外现象往往都出现在韩愈文中。由此可见，纯粹用“文言文”写作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在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课上，无论是中文系的必修课还是全校的通选课，任课老师在布置同学们用古文写作时基本上都不会去要求必须符合哪一个时代的语法系统、词汇系统。不过，随着学习的深入、阅读量和知识储备的增加，学生们在进行文言文写作时还是要尽量去靠近上古汉语的语言面貌。
对于任何一门语言，我们都可以从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去进行分析研究，这属于语言系统内部的因素；除此以外，也可以从语用、修辞、风格等方面去讨论，这可以看成是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这里我想主要谈一谈古文写作中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问题。
语法结构在语言系统中最为稳固，因此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把语法作为汉语史分期的主要依据，他说：“如果语法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可以证明语言的质变了。”这也与我们的语感一致，我们之所以觉得一篇文章的文言色彩较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使用了古代汉语中的一些特殊句式、语气词和副词等语法成分。在这篇博士论文后记中有这样的句子：“初入长安，即为恩师所知遇，幸何如之。”作者使用了“为……所……”句式来表达被动，这种结构在汉代就已产生，《史记·淮阴侯列传》有“吾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到了中古时期，这个句式在口语中就逐渐被“被”字句代替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为……所……”句式是古汉语中的表达方式，读者也可以理解“为恩师所知遇”的含义，即老师赏识我并给我机会。可是我们要注意，被动句并不简单等于主动句的变换，它往往有特定的语用色彩。王力先生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表的《汉语被动式的发展》一文中就已经指出，“被动式的作用基本上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例如上文所引的“乃为儿女子所诈”是韩信在临死之时说的话，意思是被小孩子和妇人欺骗，这对他来说自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有些被动句看上去似乎没有不幸或不愉快的意味，例如《世说新语·识鉴》中有“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但是正如王力先生分析的那样，“在古代封建社会里，一般人以为在上者的恩寵是和灾祸一般地不可抗拒的，所以要用被动式”。因此这里“为恩师所知遇”的表达放在上下文语境中就多少显得有些别扭。
在文言文写作中，如何选择恰当的词汇也往往要颇费一番踌躇。词汇可以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相较而言，基本词汇更加稳固，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表示“离开”这个含义，古代汉语用“去”，现在则用“离”，所以这篇文章中“去蜀入秦”“今将去也”的表达都是符合古汉语用词习惯的。至于一般词汇则变动更大，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必然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事物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相应的名称去指称它，反映到语言系统中，就可能会增加相应的词汇。反之，如果某些概念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那么记录它的词汇也可能会消亡。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文中“钛二铝铌”“材料加工”“德国”等表达放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古人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为了内容表达的需要，也不得不这样去处理。我们在进行文言文写作时，首先要注意基本词汇的选用，即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是否已经出现。至于一般词汇，也最好尽量选用古汉语中已经存在的词，如果这个概念在古汉语中确实没有记录它的词汇，那再另想办法。
与此相关，我们要格外注意那些典故、成语、固定表达的使用，由于它们很多都是从古汉语中流传下来的，于是很多人就把使用典故、成语等作为增强作品文言色彩的手段。针对这种做法，王力先生在《文言的学习》中就指出：“咱们试想：典故是根据古人的话造出来的，上古的人得书甚难，怎么能有许多典故？”“咱们现在学习文言，除了刻意模仿骈体之外，最好是避免堆砌典故。”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固定表达的使用场合，避免张冠李戴。例如作者在介绍自己的导师时写道：“恩师曾公，名讳上卫下东。”可以推想，他是想用“上卫下东”的说法来表示对导师的尊敬，避免直呼其名。可是我们要知道，古汉语中并没有将某人的名字AB称呼为“上A下B”的做法。这应该是佛教界的习惯，将僧人的法号拆开并冠以“上、下”二字以示尊重，例如新闻报道中常见有“上星下云大和尚”之类的说法，指的就是台湾佛光山的创建者星云法师。而且这种称呼方式的出现时代其实也相当晚近，恐怕要到近代以后了。《汉语大词典》给“上下”列了一个“旧时请问尊长名字”的义项，举的书证是田汉戏剧中的例子。另外，作者这里“名讳”一词的使用也不很妥当。“名讳”连用表示“姓名”义可能是中古以后才出现的，《汉语大词典》所给的书证是晋朝束皙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古汉语中不会使用“名讳某某”的说法，而是会用“名某某”“讳某某”。“名”和“讳”又是有区别的，“讳”的本义是“避忌、避讳”，由于古人认为死去帝王或尊长的姓名应该避讳，所以“讳”也发展出“死去帝王或尊长之名”的含义，《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郑玄注：“讳，先王名。”“奉讳恶”指的是向帝王告知先王之名和忌日。因此在古书中通常只在提到已经去世的人时才用“讳某某”。如果将仍然在世的人也说成“讳某某”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宋代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上就说： 生曰名，死曰讳，古今通义，典籍昭然。今世俗问人之名者类曰“讳某”而不曰“名某”，是其人未死而先加之以讳，儒冠缙绅亦且互相传习，略不悟其为谬者。
尽管有古代学者指出对于生者也称“讳”的做法在汉代即已出现，但毕竟不符合古人的传统认识，所以最好不要如此使用，这一点也是我们要在写作中注意的。
通观整篇后记，上面指出的问题充其量只是白璧微瑕，我们也绝不是要对作者吹毛求疵地进行指摘，而是想借此机会表明真正写好一篇文言文需要很多的积累和训练，它不仅需要我们阅读一定数量的古书、掌握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的语言系统，也要了解相关古代文化常识。但作为古代汉语的学习者、研究者和爱好者，我衷心希望像这样的文言文后记能越来越多，它对我们自己深刻认识母语、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民族自信心都会大有裨益。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在读博士生，导师孙玉文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
附：论文致谢全文
郑友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吾去蜀入秦，凡五年矣。昔之来者，翩翩素衣，白马银鞍，谈笑无忌。今将去也，堪堪而立，褐面黄须，肱股生腴。不得少瑜之梦笔，唯学祖狄而闻鸡。心高气傲以格钛二铝铌之物，智短才疏稍致材料加工之知。为此浅陋之文，以资博士之谋，诚不胜惶恐也。
初入长安，即为恩师所知遇，幸何如之。恩师曾公，名讳上卫下东，少有才名。师夷西学，以涉重洋，修诸德国，而报故邦。求索未知，惟日孜孜，正襟治学，不尝稍忘。及至聘为教授，时年仅三十有四耳。潜心于经典，焚膏以继晷。学问博如四海，非唯囿于简牍。每亲临工厂，必鱼贯相请，凡所问者莫不相答。尝有经年不解之惑，观之如庖丁之牛，解之以经理，人皆称善，莫不拜服。吾师声名之隆者如此。自吾拜于门下，言传之，身教之，伏九不怠。及其斧正拙笔，字斟之，句酌之，晨昏弗懈。为学莫重于尊师，恩师循循以导，谆谆而教，恩德未可胜计，无论尽报。
予以二八之年求学于外，背井辗转已逾十年矣。进不得衣锦还乡，以光门庭，退未尝趋庭鲤对，而事双亲。其为子也，殊不孝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夫致孝者，怀橘卧冰，温衾恣蚊。无报严君之德，何如三迁之恩。吾素远游无方，岁末而归，十数日复去。独见故乡十年无夏，不察父母容颜渐改。父母年逾天命，两鬓霜凝，尤以垂垂之姿，而为版筑之作。每念及斯，愧也，疚也，恨无地也。吾弟求学于成都，学业既成，此诚不胜之喜也。幼时尾从终日，及长而别，少聚多离。愚兄痴长五岁，孝悌两违，贤弟勿见责也。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朋曰共砚，友曰志同。承蒙见遇，铭诸五内。清风明月同唱苏子，高山流水共操五音。刀笔可录春秋，缣帛难表衷言。敬列諸君之名于文末，以表谢忱，倘有阙漏，唯乞见谅耳。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博士。）
说起文言文写作，首先就涉及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文言文。事实上，现在人们所谓的文言文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言文并不完全等同。社会大众一般把文言文看成与现代口语相对立的一种书面语形式，凡是用到了古代汉语中的词汇、语法形式，似乎都可以算作是文言文。王力先生将其称作“变质的文言文”或“变质的语体文、白话化的文言、文言化的白话”，冠以“变质”二字就多少含有些贬斥的意味，但却能比较准确地概括出它的实质。而作为古代汉语研究对象的文言文则有它特定的所指，即“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即通常所谓的文言”（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绪论》），例如《左传》《孟子》《荀子》等文献都是比较典范的文言文著作。按照这种界定，我们就会发现后人要想用文言文写作不是一件易事。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竭力提倡古文，这里的“古文”指的就是文言文，即所谓“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明确提出了模仿秦汉以前书面语的主张。在写作中，韩愈刻意避免使用当时口语的语法成分或句式，在词汇上也重在仿古。正是因为韩文着力仿古，清朝末年马建忠在写作《马氏文通》时也将其作为语料之一，与《左传》《论语》《孟子》《国语》《史记》《汉书》等先秦两汉文献同列，作为研究上古汉语语法的依据。可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尽管韩愈作为古代士人，曾登进士第，必定是熟读经史，同时又身体力行地提倡古文，摒弃骈文的形式束缚，对上古文献的用语习惯应该相当熟稔，但是他毕竟距离上古时代已将近一千年，脱离了当时的语言使用环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唐代语言习惯的影响。因此他的文章也不能说完全忠实于上古汉语的面貌，我们在研读《马氏文通》时就会发现很多不合于上古汉语语法的例外现象往往都出现在韩愈文中。由此可见，纯粹用“文言文”写作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在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课上，无论是中文系的必修课还是全校的通选课，任课老师在布置同学们用古文写作时基本上都不会去要求必须符合哪一个时代的语法系统、词汇系统。不过，随着学习的深入、阅读量和知识储备的增加，学生们在进行文言文写作时还是要尽量去靠近上古汉语的语言面貌。
对于任何一门语言，我们都可以从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去进行分析研究，这属于语言系统内部的因素；除此以外，也可以从语用、修辞、风格等方面去讨论，这可以看成是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这里我想主要谈一谈古文写作中的语法结构和词汇问题。
语法结构在语言系统中最为稳固，因此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把语法作为汉语史分期的主要依据，他说：“如果语法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可以证明语言的质变了。”这也与我们的语感一致，我们之所以觉得一篇文章的文言色彩较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使用了古代汉语中的一些特殊句式、语气词和副词等语法成分。在这篇博士论文后记中有这样的句子：“初入长安，即为恩师所知遇，幸何如之。”作者使用了“为……所……”句式来表达被动，这种结构在汉代就已产生，《史记·淮阴侯列传》有“吾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到了中古时期，这个句式在口语中就逐渐被“被”字句代替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为……所……”句式是古汉语中的表达方式，读者也可以理解“为恩师所知遇”的含义，即老师赏识我并给我机会。可是我们要注意，被动句并不简单等于主动句的变换，它往往有特定的语用色彩。王力先生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表的《汉语被动式的发展》一文中就已经指出，“被动式的作用基本上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例如上文所引的“乃为儿女子所诈”是韩信在临死之时说的话，意思是被小孩子和妇人欺骗，这对他来说自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有些被动句看上去似乎没有不幸或不愉快的意味，例如《世说新语·识鉴》中有“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但是正如王力先生分析的那样，“在古代封建社会里，一般人以为在上者的恩寵是和灾祸一般地不可抗拒的，所以要用被动式”。因此这里“为恩师所知遇”的表达放在上下文语境中就多少显得有些别扭。
在文言文写作中，如何选择恰当的词汇也往往要颇费一番踌躇。词汇可以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相较而言，基本词汇更加稳固，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表示“离开”这个含义，古代汉语用“去”，现在则用“离”，所以这篇文章中“去蜀入秦”“今将去也”的表达都是符合古汉语用词习惯的。至于一般词汇则变动更大，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必然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事物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相应的名称去指称它，反映到语言系统中，就可能会增加相应的词汇。反之，如果某些概念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那么记录它的词汇也可能会消亡。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文中“钛二铝铌”“材料加工”“德国”等表达放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古人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为了内容表达的需要，也不得不这样去处理。我们在进行文言文写作时，首先要注意基本词汇的选用，即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是否已经出现。至于一般词汇，也最好尽量选用古汉语中已经存在的词，如果这个概念在古汉语中确实没有记录它的词汇，那再另想办法。
与此相关，我们要格外注意那些典故、成语、固定表达的使用，由于它们很多都是从古汉语中流传下来的，于是很多人就把使用典故、成语等作为增强作品文言色彩的手段。针对这种做法，王力先生在《文言的学习》中就指出：“咱们试想：典故是根据古人的话造出来的，上古的人得书甚难，怎么能有许多典故？”“咱们现在学习文言，除了刻意模仿骈体之外，最好是避免堆砌典故。”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固定表达的使用场合，避免张冠李戴。例如作者在介绍自己的导师时写道：“恩师曾公，名讳上卫下东。”可以推想，他是想用“上卫下东”的说法来表示对导师的尊敬，避免直呼其名。可是我们要知道，古汉语中并没有将某人的名字AB称呼为“上A下B”的做法。这应该是佛教界的习惯，将僧人的法号拆开并冠以“上、下”二字以示尊重，例如新闻报道中常见有“上星下云大和尚”之类的说法，指的就是台湾佛光山的创建者星云法师。而且这种称呼方式的出现时代其实也相当晚近，恐怕要到近代以后了。《汉语大词典》给“上下”列了一个“旧时请问尊长名字”的义项，举的书证是田汉戏剧中的例子。另外，作者这里“名讳”一词的使用也不很妥当。“名讳”连用表示“姓名”义可能是中古以后才出现的，《汉语大词典》所给的书证是晋朝束皙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古汉语中不会使用“名讳某某”的说法，而是会用“名某某”“讳某某”。“名”和“讳”又是有区别的，“讳”的本义是“避忌、避讳”，由于古人认为死去帝王或尊长的姓名应该避讳，所以“讳”也发展出“死去帝王或尊长之名”的含义，《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郑玄注：“讳，先王名。”“奉讳恶”指的是向帝王告知先王之名和忌日。因此在古书中通常只在提到已经去世的人时才用“讳某某”。如果将仍然在世的人也说成“讳某某”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宋代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上就说： 生曰名，死曰讳，古今通义，典籍昭然。今世俗问人之名者类曰“讳某”而不曰“名某”，是其人未死而先加之以讳，儒冠缙绅亦且互相传习，略不悟其为谬者。
尽管有古代学者指出对于生者也称“讳”的做法在汉代即已出现，但毕竟不符合古人的传统认识，所以最好不要如此使用，这一点也是我们要在写作中注意的。
通观整篇后记，上面指出的问题充其量只是白璧微瑕，我们也绝不是要对作者吹毛求疵地进行指摘，而是想借此机会表明真正写好一篇文言文需要很多的积累和训练，它不仅需要我们阅读一定数量的古书、掌握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的语言系统，也要了解相关古代文化常识。但作为古代汉语的学习者、研究者和爱好者，我衷心希望像这样的文言文后记能越来越多，它对我们自己深刻认识母语、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民族自信心都会大有裨益。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在读博士生，导师孙玉文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
附：论文致谢全文
郑友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吾去蜀入秦，凡五年矣。昔之来者，翩翩素衣，白马银鞍，谈笑无忌。今将去也，堪堪而立，褐面黄须，肱股生腴。不得少瑜之梦笔，唯学祖狄而闻鸡。心高气傲以格钛二铝铌之物，智短才疏稍致材料加工之知。为此浅陋之文，以资博士之谋，诚不胜惶恐也。
初入长安，即为恩师所知遇，幸何如之。恩师曾公，名讳上卫下东，少有才名。师夷西学，以涉重洋，修诸德国，而报故邦。求索未知，惟日孜孜，正襟治学，不尝稍忘。及至聘为教授，时年仅三十有四耳。潜心于经典，焚膏以继晷。学问博如四海，非唯囿于简牍。每亲临工厂，必鱼贯相请，凡所问者莫不相答。尝有经年不解之惑，观之如庖丁之牛，解之以经理，人皆称善，莫不拜服。吾师声名之隆者如此。自吾拜于门下，言传之，身教之，伏九不怠。及其斧正拙笔，字斟之，句酌之，晨昏弗懈。为学莫重于尊师，恩师循循以导，谆谆而教，恩德未可胜计，无论尽报。
予以二八之年求学于外，背井辗转已逾十年矣。进不得衣锦还乡，以光门庭，退未尝趋庭鲤对，而事双亲。其为子也，殊不孝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夫致孝者，怀橘卧冰，温衾恣蚊。无报严君之德，何如三迁之恩。吾素远游无方，岁末而归，十数日复去。独见故乡十年无夏，不察父母容颜渐改。父母年逾天命，两鬓霜凝，尤以垂垂之姿，而为版筑之作。每念及斯，愧也，疚也，恨无地也。吾弟求学于成都，学业既成，此诚不胜之喜也。幼时尾从终日，及长而别，少聚多离。愚兄痴长五岁，孝悌两违，贤弟勿见责也。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朋曰共砚，友曰志同。承蒙见遇，铭诸五内。清风明月同唱苏子，高山流水共操五音。刀笔可录春秋，缣帛难表衷言。敬列諸君之名于文末，以表谢忱，倘有阙漏，唯乞见谅耳。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