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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有关七夕的民俗与故事很多，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也非常丰富。
牛女故事的流变
牛郎与织女的故事，最初与七夕并无直接的关联，也没有完整的情节，甚至最初二星是否具有爱情性质也还很难确定。
牵牛、织女一名同时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其诗云：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显然，此处的“牵牛”“织女”指自然界两颗星辰，与“启明”“长庚”等并列，并没有特别的含义。牵牛、织女被赋予婚姻或爱情关系，赵逵夫先生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推测，至迟出现于战国中期。到了西汉，牵牛、织女常常并提，如班固的《西都赋》曰：“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文选》注引《汉宫阙疏》曰：“昆明池上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东汉末年，牵牛、织女的爱情因素已确定无疑。《古诗十九首》曰：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会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可以想见，在战国中期至东汉末年的这一时间段内，牵牛、织女二星一直被人格化、故事化并以口头或其他方式传播着。曹魏时期，曹丕《燕歌行》曰：“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植《九咏》曰：“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同样也显示出牵牛、织女的故事具有爱情性质且具有悲剧性，而且从曹植的诗歌中，似乎更能看出牵牛织女有相会之期，这与后来的七夕鹊桥相会似乎有某种关联。
而将上述两个故事混同为一，现存较早的材料是东晋时期干宝的《搜神记》，其文曰：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这里，牵牛被赋予了姓名董永，但天上牵牛织女隔河相望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体现。而在此之前，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则已经有织女七夕渡河的故事：“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夕鹊首皆髡，因为梁以度织女故也。”而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有织女嫁牵牛的情节则进一步演绎：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
同为南朝梁殷芸的《小说》则对牵牛、织女的相恋与分离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介绍：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河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
这个故事中，董永这个角色又为牵牛郎替代。而且，部分情节又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与梁吴均《续齐谐记》相似。
不难发现，牵牛织女故事的产生有一个由简而繁的过程，其中后来成为这个故事主角的董永是在魏晋时期加入的，而此后的一些文献中又为牵牛郎替代。这既说明这个故事在流传中有一个层垒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这个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在再创作或转述时不同的心理诉求，其中，董永故事的加入尤其明显。牵牛、织女的故事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但董永与织女的故事显然更多地彰显道德的标准，是宣扬孝道的工具。赵逵夫先生认为董永与织女的故事产生于魏晋之际，与其时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国有关，这个说法颇为可取。换言之，牵牛、织女故事的道德化，体现的是意识形态对文学再创作的影响。
而吴均、殷芸等人的记载，则体现出当时普通百姓思考问题的方式：织女之所以被天帝嫁与牵牛郎，是因为“怜其独处”；而之所以又被强行分离，乃“嫁后遂废织衽”，而且，牵牛郎亦是天上的星座。故事中的天帝，虽然强行拆散牵牛与织女显得粗暴，但天帝的行为仍具有合理的解释，体现出温情的一面，甚至还“许一年一度相会”。无疑，故事中的天帝实际是当时普通家庭家长的形象，既有专制的一面，也饱含人情味。这种对于牵牛、织女爱情悲剧的解释，符合底层百姓的认识，也满足了人们对于牛、女暌隔的好奇心理。
七夕乞愿活动中的人生百思
七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俗是乞愿。这一习俗起源于何时已难以确定，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七夕节乞愿曰：
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祀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徵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
唐韩鄂《四时纂要》秋令卷之四《七月》亦载：“七日乞巧，乞富贵，随人所愿，三年必应。”七夕所乞之愿最多的是巧。巧不同于上述福禄寿考等世俗的价值观，而是一种技能，是对自我能力的期待。《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初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虽然这条材料的真实性受到人们的质疑，但仍然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被后人视为乞巧习俗的开端。为了能够乞得奇思巧手，七夕之夜，女性常置祭品拜星，《东京梦华录》记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明朱日藩《滇南七夕歌忆升庵杨公因寄》也记载：“子少日游滇南，见其土风每岁七夕前半月，人家女郎年十二三以上者，各分曹相聚，以香水花果为供，连臂踏歌，乞巧于天斧。” 乞巧这一习俗的产生，与七夕祭拜织女星有关，天上的星星常常是人类理想的寄托，也是人类对所掌握或希望掌握技巧的神格化。古代女性，承担着纺织的工作，因而乞巧的主体也主要是女性。女性希望自己心灵手巧，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劳动，但又不仅仅止于此。古代社会虽然男女分工有所差异，但对女性也有既定的要求。仅就劳动技能而言，心灵手巧是女性完成其工作如纺织、制衣等的积极因素，也是为其获得美满婚姻、幸福家庭的有利条件。因而，从深层次讲，女性乞巧就是对自我能力提升的渴望，对自我幸福的期待，是女性价值在更高层面的体现。到了宋代，乞巧之外，又衍生出乞聪明这一新的愿望，《岁时广记·丐聪明》曰：“七夕，京师诸小儿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书曰某乞聪明。”七夕新添的愿望，既是乞巧心理的延续，又是男性对巧的要求。
七夕乞愿中，还有一项特殊的内容，那就乞求爱情的长久，夫妇的忠贞。牵牛、织女的爱情、婚姻从世俗的眼光看当然是悲剧，但如果从唯美的、精神的、非功利的角度看，这一婚姻又是那么地令人羡慕，男耕女织、琴瑟和谐，尽管相隔迢迢银河，却心心相印，比世俗的婚姻不知美好多少倍，秦观《鹊桥仙》云：“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也正是在牵牛、织女真心相爱的基础上发出的感慨。中唐文人陈鸿与白居易在表现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时，都写到了七夕密约这一情节。陈鸿《长恨歌传》云：
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瓜果，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犹尚之。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
白居易《长恨歌》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唐明皇与杨贵妃七夕是否密约，外人当然无从得知，陈、白二人之说或出于传闻、或出于想象，但二人作品中这一情节的设置，无疑为杨、李爱情营造了唯美的色彩，故清代洪昇在写《长生殿》时，仍然借杨贵妃言牵牛、织女之情：“妾想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天长地久。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够似他长远。”上述作品中杨、李七夕爱情密约，现实生活中大概不会有人效法，因为这是一桩不算完美的婚姻，但文人在作品创作中却乐此不疲，其创作心理机制就在于与己无涉，可以远距离以审美心态欣赏。
七夕活动中的娱乐心态
七夕乞巧之后，人们当然希望能够验证是否得巧，因此产生了种种卜巧的游戏。常见的有穿针乞巧、投针卜巧、喜蛛应巧、种生乞巧。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穿针卜巧之法云：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记载穿针卜巧之法云：
京师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盆水中，令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形者，谓乞得巧。其影粗直，或细如丝，此拙徵矣。妇或叹，女有泣者。
这些卜巧方式，有些实际即为验证乞巧者的技能，如穿针；有些则含有随机的成分，具有不可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却增加了卜巧的神秘性与刺激性，也因此增加了权威性。
对于乞巧者而言，其所乞之愿是否得验是其所关心的，因而才有上文所举例证中“妇或叹，女有泣者”。如果乞巧能够应验，当然是值得期待的喜事。《秘阁闲话》曰：“蔡州蔡氏每七夕乞巧，祷以酒果，忽见流星坠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进。”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有人会因此弄虚作假而讨好在上者。《席上辅谈》：“武后七夕曾得金梭于庭，乃宫人为之耳。”不过，对于男性，或者上流社会的女性人群而言，七夕的意义更主要地体现娱乐上。“三秋佳节，七夕良辰”，溽暑已过，气候干爽，人们游赏玩乐的兴致随之而起。而且，七夕的祭拜仪式当中本身就包含音乐在内的一些娱乐方式，乞巧过程中使用的各式各样的卜巧方法又形成丰富多彩的游戏，如此种种，导致七夕之夜活动非常丰富，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西京杂记》云：“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虽然这则材料未必完全真实，但起码反映出汉代或魏晋之际七夕活动风貌之一斑。唐代宫中七夕也是一片欢乐气氛，《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天宝宫中七夕……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皆效之。”至于北宋，七夕娱乐的氛围更为浓郁，《东京梦华录》中有非常详细的描写：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鸂鶒、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盖自来风流，不知其从，谓之“果食将军”。又以菉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皆于街心彩幙帐设出络货卖。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効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七夕前后的北宋汴京已经是一个热闹非凡市场，人们在此可以欣赏到琳琅满目的与七夕相关的物品，观赏到与七夕相关的风俗，而街市之繁华、楼台之绮丽也都如在目前。文中所描述的七夕，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息和欢乐的氛围，与严肃地祭拜织女星、乞愿祈福全然不同。司马光曾作诗《和公达过潘楼观七夕市》对当时七夕狂欢的场景表示不满：
织女虽七襄，不能成报章。
无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
帝城秋色新，满市翠帟张。
伪物踰百种，烂漫侵数坊。
谁家油壁车，金碧照面光。
土偶长尺余，买之珠一囊。
安知杼轴劳，何物为蚕桑。
纷华不足悦，浮侈真可伤。
元代的七夕也是趣味无穷，陶宗仪《元氏掖庭记》曰：
至大中，洪妃宠于后宫，七夕诸嫔妃不得登台。台上结彩为楼，妃独与宫官数人升焉。剪彩散台下，令宫嫔拾之，以色艳淡为胜负。次日设宴大会，谓之斗巧宴。负巧者罚一席。
不难发现，七夕在发展过程中，在严肃的祭拜、乞愿之余，更有种类繁多的游戏、娱乐活动。而且，这些节日的狂欢往往首先发端于宫廷，流传于民间。尤其当七夕活动与商业结合以后，七夕的娱乐性便喧宾夺主，甚至掩盖了七夕活动中本来的意义。也许，这就是节日遭遇商业化后的必然结局吧，今人所谓的娱乐至死，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古人早已为之。
七夕，一个美丽、浪漫的节日。人们以种种方式创造、丰富着七夕故事与民俗，也以不同的心态体会、享受着七夕。七夕故事与民俗，既是世人聪明才智创造的成果，也是人生百态的体现。阅读七夕、品味七夕、感受七夕，也是在品味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人情冷暖，是我们理解古人与今人的绚丽的万花筒。
（作者系文學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牛女故事的流变
牛郎与织女的故事，最初与七夕并无直接的关联，也没有完整的情节，甚至最初二星是否具有爱情性质也还很难确定。
牵牛、织女一名同时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其诗云：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显然，此处的“牵牛”“织女”指自然界两颗星辰，与“启明”“长庚”等并列，并没有特别的含义。牵牛、织女被赋予婚姻或爱情关系，赵逵夫先生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推测，至迟出现于战国中期。到了西汉，牵牛、织女常常并提，如班固的《西都赋》曰：“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文选》注引《汉宫阙疏》曰：“昆明池上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东汉末年，牵牛、织女的爱情因素已确定无疑。《古诗十九首》曰：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会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可以想见，在战国中期至东汉末年的这一时间段内，牵牛、织女二星一直被人格化、故事化并以口头或其他方式传播着。曹魏时期，曹丕《燕歌行》曰：“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植《九咏》曰：“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同样也显示出牵牛、织女的故事具有爱情性质且具有悲剧性，而且从曹植的诗歌中，似乎更能看出牵牛织女有相会之期，这与后来的七夕鹊桥相会似乎有某种关联。
而将上述两个故事混同为一，现存较早的材料是东晋时期干宝的《搜神记》，其文曰：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这里，牵牛被赋予了姓名董永，但天上牵牛织女隔河相望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体现。而在此之前，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则已经有织女七夕渡河的故事：“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夕鹊首皆髡，因为梁以度织女故也。”而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有织女嫁牵牛的情节则进一步演绎：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
同为南朝梁殷芸的《小说》则对牵牛、织女的相恋与分离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介绍：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河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
这个故事中，董永这个角色又为牵牛郎替代。而且，部分情节又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与梁吴均《续齐谐记》相似。
不难发现，牵牛织女故事的产生有一个由简而繁的过程，其中后来成为这个故事主角的董永是在魏晋时期加入的，而此后的一些文献中又为牵牛郎替代。这既说明这个故事在流传中有一个层垒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这个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在再创作或转述时不同的心理诉求，其中，董永故事的加入尤其明显。牵牛、织女的故事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但董永与织女的故事显然更多地彰显道德的标准，是宣扬孝道的工具。赵逵夫先生认为董永与织女的故事产生于魏晋之际，与其时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国有关，这个说法颇为可取。换言之，牵牛、织女故事的道德化，体现的是意识形态对文学再创作的影响。
而吴均、殷芸等人的记载，则体现出当时普通百姓思考问题的方式：织女之所以被天帝嫁与牵牛郎，是因为“怜其独处”；而之所以又被强行分离，乃“嫁后遂废织衽”，而且，牵牛郎亦是天上的星座。故事中的天帝，虽然强行拆散牵牛与织女显得粗暴，但天帝的行为仍具有合理的解释，体现出温情的一面，甚至还“许一年一度相会”。无疑，故事中的天帝实际是当时普通家庭家长的形象，既有专制的一面，也饱含人情味。这种对于牵牛、织女爱情悲剧的解释，符合底层百姓的认识，也满足了人们对于牛、女暌隔的好奇心理。
七夕乞愿活动中的人生百思
七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俗是乞愿。这一习俗起源于何时已难以确定，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七夕节乞愿曰：
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祀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徵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
唐韩鄂《四时纂要》秋令卷之四《七月》亦载：“七日乞巧，乞富贵，随人所愿，三年必应。”七夕所乞之愿最多的是巧。巧不同于上述福禄寿考等世俗的价值观，而是一种技能，是对自我能力的期待。《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初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虽然这条材料的真实性受到人们的质疑，但仍然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被后人视为乞巧习俗的开端。为了能够乞得奇思巧手，七夕之夜，女性常置祭品拜星，《东京梦华录》记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明朱日藩《滇南七夕歌忆升庵杨公因寄》也记载：“子少日游滇南，见其土风每岁七夕前半月，人家女郎年十二三以上者，各分曹相聚，以香水花果为供，连臂踏歌，乞巧于天斧。” 乞巧这一习俗的产生，与七夕祭拜织女星有关，天上的星星常常是人类理想的寄托，也是人类对所掌握或希望掌握技巧的神格化。古代女性，承担着纺织的工作，因而乞巧的主体也主要是女性。女性希望自己心灵手巧，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劳动，但又不仅仅止于此。古代社会虽然男女分工有所差异，但对女性也有既定的要求。仅就劳动技能而言，心灵手巧是女性完成其工作如纺织、制衣等的积极因素，也是为其获得美满婚姻、幸福家庭的有利条件。因而，从深层次讲，女性乞巧就是对自我能力提升的渴望，对自我幸福的期待，是女性价值在更高层面的体现。到了宋代，乞巧之外，又衍生出乞聪明这一新的愿望，《岁时广记·丐聪明》曰：“七夕，京师诸小儿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书曰某乞聪明。”七夕新添的愿望，既是乞巧心理的延续，又是男性对巧的要求。
七夕乞愿中，还有一项特殊的内容，那就乞求爱情的长久，夫妇的忠贞。牵牛、织女的爱情、婚姻从世俗的眼光看当然是悲剧，但如果从唯美的、精神的、非功利的角度看，这一婚姻又是那么地令人羡慕，男耕女织、琴瑟和谐，尽管相隔迢迢银河，却心心相印，比世俗的婚姻不知美好多少倍，秦观《鹊桥仙》云：“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也正是在牵牛、织女真心相爱的基础上发出的感慨。中唐文人陈鸿与白居易在表现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时，都写到了七夕密约这一情节。陈鸿《长恨歌传》云：
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瓜果，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犹尚之。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
白居易《长恨歌》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唐明皇与杨贵妃七夕是否密约，外人当然无从得知，陈、白二人之说或出于传闻、或出于想象，但二人作品中这一情节的设置，无疑为杨、李爱情营造了唯美的色彩，故清代洪昇在写《长生殿》时，仍然借杨贵妃言牵牛、织女之情：“妾想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天长地久。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够似他长远。”上述作品中杨、李七夕爱情密约，现实生活中大概不会有人效法，因为这是一桩不算完美的婚姻，但文人在作品创作中却乐此不疲，其创作心理机制就在于与己无涉，可以远距离以审美心态欣赏。
七夕活动中的娱乐心态
七夕乞巧之后，人们当然希望能够验证是否得巧，因此产生了种种卜巧的游戏。常见的有穿针乞巧、投针卜巧、喜蛛应巧、种生乞巧。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穿针卜巧之法云：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记载穿针卜巧之法云：
京师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盆水中，令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形者，谓乞得巧。其影粗直，或细如丝，此拙徵矣。妇或叹，女有泣者。
这些卜巧方式，有些实际即为验证乞巧者的技能，如穿针；有些则含有随机的成分，具有不可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却增加了卜巧的神秘性与刺激性，也因此增加了权威性。
对于乞巧者而言，其所乞之愿是否得验是其所关心的，因而才有上文所举例证中“妇或叹，女有泣者”。如果乞巧能够应验，当然是值得期待的喜事。《秘阁闲话》曰：“蔡州蔡氏每七夕乞巧，祷以酒果，忽见流星坠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进。”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有人会因此弄虚作假而讨好在上者。《席上辅谈》：“武后七夕曾得金梭于庭，乃宫人为之耳。”不过，对于男性，或者上流社会的女性人群而言，七夕的意义更主要地体现娱乐上。“三秋佳节，七夕良辰”，溽暑已过，气候干爽，人们游赏玩乐的兴致随之而起。而且，七夕的祭拜仪式当中本身就包含音乐在内的一些娱乐方式，乞巧过程中使用的各式各样的卜巧方法又形成丰富多彩的游戏，如此种种，导致七夕之夜活动非常丰富，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西京杂记》云：“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虽然这则材料未必完全真实，但起码反映出汉代或魏晋之际七夕活动风貌之一斑。唐代宫中七夕也是一片欢乐气氛，《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天宝宫中七夕……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皆效之。”至于北宋，七夕娱乐的氛围更为浓郁，《东京梦华录》中有非常详细的描写：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鸂鶒、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盖自来风流，不知其从，谓之“果食将军”。又以菉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皆于街心彩幙帐设出络货卖。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効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七夕前后的北宋汴京已经是一个热闹非凡市场，人们在此可以欣赏到琳琅满目的与七夕相关的物品，观赏到与七夕相关的风俗，而街市之繁华、楼台之绮丽也都如在目前。文中所描述的七夕，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息和欢乐的氛围，与严肃地祭拜织女星、乞愿祈福全然不同。司马光曾作诗《和公达过潘楼观七夕市》对当时七夕狂欢的场景表示不满：
织女虽七襄，不能成报章。
无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
帝城秋色新，满市翠帟张。
伪物踰百种，烂漫侵数坊。
谁家油壁车，金碧照面光。
土偶长尺余，买之珠一囊。
安知杼轴劳，何物为蚕桑。
纷华不足悦，浮侈真可伤。
元代的七夕也是趣味无穷，陶宗仪《元氏掖庭记》曰：
至大中，洪妃宠于后宫，七夕诸嫔妃不得登台。台上结彩为楼，妃独与宫官数人升焉。剪彩散台下，令宫嫔拾之，以色艳淡为胜负。次日设宴大会，谓之斗巧宴。负巧者罚一席。
不难发现，七夕在发展过程中，在严肃的祭拜、乞愿之余，更有种类繁多的游戏、娱乐活动。而且，这些节日的狂欢往往首先发端于宫廷，流传于民间。尤其当七夕活动与商业结合以后，七夕的娱乐性便喧宾夺主，甚至掩盖了七夕活动中本来的意义。也许，这就是节日遭遇商业化后的必然结局吧，今人所谓的娱乐至死，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古人早已为之。
七夕，一个美丽、浪漫的节日。人们以种种方式创造、丰富着七夕故事与民俗，也以不同的心态体会、享受着七夕。七夕故事与民俗，既是世人聪明才智创造的成果，也是人生百态的体现。阅读七夕、品味七夕、感受七夕，也是在品味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人情冷暖，是我们理解古人与今人的绚丽的万花筒。
（作者系文學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