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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毒身亡
1949年初夏，北平市发生一起投毒命案。
案件发生地在德胜门内大街花枝胡同。就在案发几个月前，北平和平解放。1月31日举行入城式时，这条大街所在的北平市内五区还是一个又脏又乱、臭气熏天的地区，经过新政权发动群众大力整顿，至本案发生时的5月30日，情况已经有了不少好转。
花枝胡同是一条L形的胡同，南面一段与三不老胡同平行，然后向北拐，与三不老胡同相交。被害苦主侯晋豪一家三口就住在这条胡同的南段。三十六岁的侯晋豪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在铁路局车辆段工作，是全段有名的技工。其妻朱照莲比丈夫小四岁，没有工作，平时挎着个篮子在附近一带穿街走巷叫卖香烟洋火针线之类的杂货，挣些零钱贴补家用。这对夫妇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侯继豪，上小学三年级。以当时的经济水平，侯家的收入在寻常家庭中还算不错，一家三口过着一份滋润的小日子。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日子过到5月30日，竟然到头了！
这天下午四点多，朱照莲和往常一样，在外面做了小半天的小生意，然后挎着篮子返回花枝胡同。行至与三不老胡同的交叉点时，遇到了从三不老胡同拐来的一个中年秃头男子，男子手里提着一个上面蒙着一块白布的柳条小筐，嘴里吆喝着：“哎——烧饼！哎——卤肉！贱卖嘞！”
叫卖声引起了胡同里一户住家的注意，从屋里出来问多少钱一斤。秃子驻步回答：“咱这是下午刚出锅的五香卤肉，上好的五花猪肉，祖传三代的秘制卤汁，不论斤卖，按块计价。”一边说一边掀起白布，用筷子夹起一块浓香扑鼻的卤肉，“这么一大块，咱只卖八百元（旧版人民币，即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
说话间，旁边已经围上了一圈人，卤肉色香俱全，而且的确便宜，大伙儿纷纷掏钱购买。朱照莲见之心痒，也买了八份烧饼、卤肉，准备作为当天的晚饭。
朱照莲回到家里时，儿子侯继豪已经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正要出门去玩耍。见母亲带回了烧饼、卤肉，孩子想吃，被母亲拦住，说这是晚饭吃的，等你爸爸下班回家后一起吃。侯继豪是个听话的孩子，当下蹦蹦跳跳出门而去。朱照莲刚把没卖完的货品收拾好，把儿子弄乱的桌子凳子摆放齐整，邻居刘婶忽然风风火火闯进门来，说大妹子你家老爷子摔了一跤，可能骨头断了，你妈让你赶快过去一趟。
朱照莲娘家就在三不老胡同，父母就两个女儿——她和姐姐月莲。月莲嫁得远，去了永定门外关厢那边，所以娘家二老有啥事儿都习惯招呼朱照莲过去照料。听说老爸摔断了骨头，这一惊非同小可，朱照莲当下锁上家门出去。走到花枝胡同与三不老胡同的交叉口时，正在那里玩耍的侯继豪见母亲神情慌张急急忙忙行路，便问妈妈有什么事。这孩子生性孝顺，跟外公外婆处得极好，听说外公出事，便撇下一干小伙伴随母亲直奔外公家。
娘儿俩这一去，先是张罗借板车送医，等整骨郎中处理好又把老人拉回来，已是天黑时分。外婆已经张罗好晚饭，母子俩是吃了晚饭才回家的。路上，朱照莲想起她先前买的烧饼和卤肉，寻思丈夫应该吃过了，估计他吃不了那么多，剩下的得放在通风处晾着，明天早上才不会变质。没想到，母子俩回到家，进门目睹的竟是铁路工人侯晋豪业已僵硬的尸体！
北平市公安局内五分局接到报警，副局长兼治安科长魏相如率三名值班刑警赶到现场。稍后，市局的法医也到了。现场勘查后，死者遗体被运走，连夜解剖，确认侯晋豪系中毒身亡。法医对现场提取的侯晋豪吃剩下的烧饼、卤肉进行了检验，在卤肉中发现了毒药成分。
当时北平解放不过四个月，治安情况依然严峻。而警力非常有限，中共方面接管旧警察分局的公安干部只有十多人，加上两个班的北平纠察总队军人也不过四十来人，其余都是留用旧警察。按说发生了命案，应该组建一个颇具规模的专案侦查组，但分局只能抽调四名刑警负责侦查，称为“5·30”专案组，魏相如指定参与接管的公安干部杨史主持侦查工作，另三名刑警衣端正、蒋友先、裴丰夫均是留用旧警察，其中年届五旬的老衣原是旧政权北平市警察局的老刑警，参与过多起刑事案件的侦破，具有比较丰富的破案经验。
次日上午，专案组召开案情分析会，魏相如也到场了。原准备一起分析案情，但坐下不到十分钟就接到区委电话，通知他去参加重要会议，只得匆匆离开。杨史等四刑警根据勘查现场时死者的妻子及周围邻居反映的情况，对侯晋豪中毒身亡的过程进行了初步还原——
昨晚将近六点钟时，侯晋豪下班回家。开门进屋，发现家里无人，而桌上放着烧饼和用干荷叶包着的卤肉。去问邻居，得知朱照莲因老父摔伤，匆匆回了娘家。他原是打算立刻赶到三不老胡同去探望的，但邻居提醒说，现在你岳父家只怕没人，照莲过去后肯定立马把老人送医了。侯晋豪想想也是，那就先吃了晚饭再过去吧。于是侯晋豪返身进屋，因有人扫街，为防灰尘，他随手把门虚掩上了。侯晋豪平时有晚餐时喝点儿小酒的嗜好，家里常备二锅头，当下取出酒瓶倒了一小蛊就着卤肉开吃。可能是酒精加快血液循环的作用，片刻，毒性就发作了。从现场痕迹判断，他曾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撑着台角站起来想开门呼救，可是，刚刚离开座位，就因剧痛倒地，挣扎着翻滚了几下，继而昏迷、死亡。
烧饼、卤肉的来源，刑警已经调查清楚。昨晚魏副局长走访了几户和朱照莲一起向小贩买了烧饼、卤肉的居民，他们都吃过了，没有任何人出现不适症状。看来，投毒之举像是专门针对侯晋豪的。那么，是谁投的毒呢？刑警想到了三种可能：一是那个出售烧饼卤肉的秃子小贩，二是曾经接触过食物的死者之妻朱照莲，第三就是朱照莲匆匆离家后另有他人潜入侯家下了毒。
专案组长杨史时年二十三岁，他是抗战胜利前夕参加革命的，四年间从事过情报交通和公安工作，但从未独立主持过刑事案件的侦查。这次由于人手紧缺，再说领导考虑到像他这样的年轻同志肯定要尽快成长起来，所以魏相如拍板将其推上前台。小伙子受命时心里没底，比他大五岁的魏相如给他打气，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有我给你在后面戳着呢！ 侯家老两口得知噩耗不久，侯老爷子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一干老头儿老太纷纷赶到，很快就形成一个统一意见——由侯氏家族出面主办丧事，灵堂设在左安门侯家老宅。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侯晋豪的遗体被警方运到医院去解剖后，家属没有接到让领回的通知。按照当时的习俗，灵堂必须摆放棺材，内置死者遗体，棺盖覆盖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供前来吊唁的亲友瞻仰遗容。因此，侯家就向警方提出领回侯晋豪遗体的要求。公安局的意思是，北平已经解放，这事要按照解放区的规矩办，由死者配偶提出申请。如果死者配偶因故不能前来，可以让其在申请书上签名后由其他亲属送交警方;也可要求管段派出所出具证明。所以，侯家就指派老三侯晋杰前往花枝胡同把嫂子接去办理此事。
侯晋杰赶来跟朱照莲一说，朱照莲说我已去分局问过，知道这事，正要去老宅商量准备接灵的大车。内五分局的人说了，把申请书送去由治安科盖个章就可以去医院领出遗体。侯老三说那边已经把申请书准备好了，嫂子往上面签个名就行，至于大车，可以去附近的大车店临时租一辆，不就去一趟医院吗，用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耽搁人家明天上路。
于是，朱照莲叫上儿子侯继豪准备一起过去。可是，十一岁的少年侯继豪却不肯立刻跟母亲去老宅，他正在同学帮助下一起扎办丧事用的纸花，说要扎满三百朵才行。侯晋杰寻思，去医院接遗体是大事，孩子应该在场，但扎纸花的事也不能耽误，便和嫂子商量，自己先去把租大车的事落实了，朱照莲帮着继豪把纸花扎完后一起过去。朱照莲想想，也只好如此。
本来这活儿是可以在下午四点前完工的，不巧的是，才完成三分之一，发现细铁丝用完了。当时市面上出售铁丝的店铺很少，而且不肯按尺寸卖，动辄就是一卷，普通居民家一般用量很少，也不去店铺购买，多是从有条件能从工厂拿到这类东西的邻居熟人那里讨一截来使用。现在，也只好用这个方式去找人商量。这样一来，等到三百朵纸花全部做好时，已是七点左右。朱照莲收拾了纸花，叫儿子出门。侯继豪嚷嚷肚子饿，但这会儿也来不及做吃的了，朱照莲只得跟儿子说路上买了吃。
花枝胡同到侯家老宅大约十公里，坐三轮车得个把小时。可是，侯家老宅那边一直等到八点半，也没等到这对母子。侯老爷子吩咐老三去大车行让人家提前出动大车，干脆跑一趟花枝胡同，把娘儿俩接过来。侯晋杰坐着大车赶到花枝胡同，邻居告诉他朱照莲母子俩七点钟就离开了。这时已经过了九点半，即便是步行也该到了。侯晋杰便让车夫调转车头往回赶，到家一看，嫂子却仍旧不见人影。
侯老爷子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又刚刚失去儿子，当下便恼了，说遇上这等大事，还不赶紧过来，娘儿俩钻到哪里去了？遂命两个儿子分头寻找。老大侯晋天和老三侯晋杰商量下来，认为朱照莲可能先到内五分局办理领回遗体的手续去了，之所以还未过来，可能是在分局办事时遇上了意外，比如经办人员正好不在之类的情况。兄弟俩遂决定去分局看看。
哪知，赶到内五分局一问，值班的警察说朱照莲根本就没来过。这不奇怪了吗？眼下领回死者的遗体乃是最大的一桩事儿，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桩事更重要，值得朱照莲舍此就彼呢？两人在分局门外嘀咕，推测嫂子可能已经去了老宅，也有可能半路上想起什么要紧事，临时回去处理，耽搁了时间。弟兄俩决定分头行动，老大回老宅，老三去花枝胡同。
结果，两路都扑空了，朱照莲、侯继豪母子始终不见影踪。侯家人都急了，联想到侯晋豪无端中毒身亡，难道母子俩也出了什么事？没别的办法，一大家子全体出动四下寻找，凡是朱照莲有可能去的地方都不放过。侯晋豪、朱照莲平时人缘不错，花枝胡同那边的邻居这时候都已休息了，获悉朱照莲母子失踪，都出来帮忙寻找。众人一直找到次日（6月1日）清晨，找遍了朱、侯两家的亲戚朋友，以及侯继豪的同学、老师等几十户人家，仍未发现母子俩的去向，那就只有报警了。
当时，警方对于人口失踪基本不过问，除非是涉案对象。由于侯晋豪命案的原因，朱照莲母子自是属于涉案对象的范围，警方不但受理，分局长汤光礼也非常重视，跟魏相如交换意见后，说这个案子看来不会那么简单，先找人吧。魏相如就把这活儿下达给了专案组。
专案组正在打听朱照莲的下落，即使人家不来报警，四名刑警也准备着手寻找的。接到命令，众人商议片刻，杨史采纳了衣端正的建议，即以内五分局的名义给全区五个片的分驻所打电话，让他们通知下辖的派出所派员寻找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然后，杨史在分局留守汇总信息，其余三个刑警衣端正、蒋友先、裴丰夫去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了解朱照莲的情况。
衣端正三人还没离开分局，杨史就接到了电话，德胜门分驻所接到管段群众报警，称附近草鞋巷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两具尸体，其性别、年龄、衣着符合分局刚才来电要求寻找的朱照莲母子的特征。专案组刑警随即出动赶往现场。
现场已由派出所警察封锁，正在打捞尸体。刑警了解到，这口位于偏僻地点的水井有至少五十年的历史。内五区当时没有自来水，居民的饮用水靠卖水的每天送一次，生活用水则靠水井提供，这口老井就是为附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的。清明前刚刚请人淘过老井，顺带往下挖深了一米，水源充足。今天清晨来打水的居民大多注意到井内水位有所提高，但都以为是地下水自然上升，谁也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刚才，有个妇女来打水时不小心把手腕上套着的一串佛珠掉到井里去了。这串佛珠要说价值，那也一般，但这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是寡妇，佛珠是已故丈夫留给她的，于她来说弥足珍贵，就央求邻居相帮打捞。邻居把前端系着粗铁丝弯钩的长竹竿伸到井里，竹竿往下一戳就发现了异样。
两具尸体打捞起来，侯家的人也赶到了。一干男女老少只一看，就叫的叫，哭的哭——毋须辨认，死者即是朱照莲、侯继豪母子！
专案组刑警对周围群众进行了询问，有人反映，昨天晚上七点半左右，有一辆三轮车进了胡同。蹬车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一件黑布褂子，敞着怀，头戴一顶半旧草帽;后面坐着人，因为拉上了撑篷，加上胡同里的路灯光昏暗，看不清楚坐着什么人。 由于水井边整天有人打水洗涮，井台周围的泥地总是潮湿的，之前刑警勘查时就已经发现泥地上有车轱辘印痕。现在听群众这么一说，便断定那辆三轮车就是运载两个被害人的交通工具。至于运载的是活人还是尸体，那就有待于法医鉴定了。
市局法医的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认定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系被掐死后将尸体扔入井内。法医和专案组刑警交换意见后，对两人的遇害过程进行了初步推测——
朱照莲母子在离开花枝胡同前往侯家老宅途中的某个地点上了那辆三轮车，行驶过程中，凶手将车拦停后持械登车（估计车夫也是凶手的同伙），威胁母子俩不得声张，然后坐在母子俩中间将两人控制。凶杀现场显然是预先选择好的，三轮车停在那口水井旁，两个凶手逼迫朱照莲、侯继豪下车，随即下手将两人掐死，投尸井中。
这就是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的一起谋杀一家三口的灭门血案。联想到5月30日朱照莲向那个秃子小贩购买的准备用来作为当天晚餐的烧饼和卤肉，可以推测凶手的作案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灭门血案。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凶手没有料到朱老爷子会临时发生骨折事故，导致朱照莲母子俩去娘家照料老爷子，那顿有毒的晚餐只有侯晋豪一个人吃了。这样，原先策划的灭门案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就得另外设法解决了。对方的灭门之心看来非常迫切，相隔不过一天，就把尚未完成的那三分之二给解决掉了。
北平解放以来的治安情况虽然比较严峻，但像这样丧心病狂的灭门血案还是首起，分局领导立刻向北平市公安局报告。
当天午后，内五分局局长汤光礼接到市局第三处（治安处）处长赵苍璧打来的电话，说经市局领导班子会议决定，5月30日、31日发生的两起命案串案并侦，市局增派三名刑警充实原专案组力量，由内五分局副局长魏相如担任组长主持侦查，市局派去的三刑警之一、治安处股长石振庭协助（相当于常务副组长），原组长杨史担任副组长。汤光礼马上把魏相如叫到办公室，刚刚转达了上级指示，石振庭就和另两位市局刑警熊先胜、张景时赶到分局来报到了。
下午，新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局长汤光礼和另一分管侦查、保卫的分局副局长张登瑞均到场，魏相如主持会议。大伙儿没有废话，开门见山直接分析案犯残杀一家三口制造灭门案的动机，亦即本案的性质是属于仇杀、情杀、因财杀人，抑或其他原因。
分析下来，大家认为首先可以排除仇杀。侯晋豪、朱照莲夫妇出身平民家庭，平素跟外界交往有限，跟人相处一向和睦友爱，别说结仇了，就是寻常口角也没听说过，应该不至于有什么人会冒着特大风险冲这家子不依不饶地连下杀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那么情杀呢？根据之前杨史、衣端正等四刑警的调查，这两口子一向安安分分过日子。侯晋豪在铁路局车辆段上班，平时接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职工，工作时间不可能离开岗位去段外有女性职工的部门闲谈培养感情;工余则是正常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要说离开，也不过是受邻居或朋友之托，帮人家修修自行车、三轮车或其他物件，况且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另外，这个小家庭中掌握经济权力的是女主人朱照莲，侯晋豪每月领了薪水后，只给自己留下些许零花钱，其余都交由妻子支配。留下的零用钱，大部分也是花在儿子侯继豪身上。侯晋豪的这种生活方式，与婚外情的规律不合——婚外情是需要时间和大量花销的。
至于朱照莲，其生活内容就更是简单了。她平时除了操持家务，空闲下来就是提着篮子在附近穿街走巷做小买卖。朱照莲原本就是三不老胡同的老住户，出嫁到花枝胡同老侯家置下的婚房后，与娘家不过咫尺之距，所以这一带的老住户都认识她。这样一张熟面孔，多年在这一带做小买卖，可以想象，其一举一动肯定都在众多街坊的眼里，如果她跟哪个男性接触得多一些，别说进人家屋里了，就是在门口驻步时间长一些，日久天长只怕也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可是，杨史等四刑警在走访中根本没有听说过关于朱照莲的任何风言风语，因此，朱照莲在这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仇杀、情杀被排除后，接下来就是财杀。这对夫妇属于普通劳动人民，因为只生了一个孩子，生活条件比寻常劳动人民家庭要好些，但绝对算不上富裕。男女双方父母的经济条件也不过中等偏上，都是靠劳动挣钱谋生，最多算个小康而已。这样的家庭，不太可能会被歹徒盯上。当然，不排除有小偷窃贼之类把他们作为目标，但因此将一家三口灭门，那就说不通了。
那么，还有其他可能吗？众人正要往下分析，分局长汤光礼接听了一个电话，大伙儿便借机抽支烟，休息一会儿。很快，汤局长返回，说很抱歉，区委熊书记让我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能和你们讨论了。关于凶手的动机，我有一个观点——会不会跟敌特分子有关？请同志们议一下。
汤局长离开后，大家就接着局长的话题讨论。敌特这一摊儿，由分管侦查、保卫工作的副局长张登瑞负责，魏相如便提议请张副局长先说说。
张登瑞是从老区抽调来的一位县公安局副局长，根据地小有名气的政保干部。这人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现在，张副局长的发言还是这个特点，用最简洁的措辞表达了以下意思：但凡灭门案，其用意一为深仇大恨，要搞一竿子扎到底的复仇;二是不一定有深仇大恨，但苦主掌握了案犯一方的重大机密，一旦泄露，将对案犯一方造成灭顶之灾，为安全计，那就不顾一切非要制造灭门案了，灭门就是为灭口。从本案三位死者生前的情况来看，深仇大恨可以排除，那就只有从灭口的角度去考虑了——他们一家可能在无意间接触到了案犯一方的重大秘密。什么秘密？估摸应该是政治方面的，多半跟敌特有关系。
张登瑞这一说，魏相如连连点头：“言之有理啊！”
于是，定下了调查内容，其中包括原专案组已经调查过的几点：第一，查找那个叫卖烧饼卤肉的秃子小贩;第二，对5月31日晚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离开花枝胡同后在何地上的三轮车、三轮车行驶途中的情况，以及杀害朱、侯母子的现场进行调查（案犯显然对现场比较熟悉，那就有可能曾在草鞋巷住过或者去踩过点）;第三，对侯晋豪、朱照莲的个人经历、社会关系进行梳理分析。 三、线索初现
专案组刑警随即启动对上述几方面情况的调查，一连查了三天——
专案组长魏相如与石振庭、杨史商量调查工作的分工时，考虑到留用老刑警衣端正熟悉内五区的社会情况，决定派衣负责查摸5月30日下午出现在花枝胡同冒充小贩叫卖烧饼、卤肉的秃子。
之前，原专案组已经对秃子的来龙去脉进行过调查，刑警不但走访了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的群众，还接触了几名经常在这一带叫卖花卷、馒头、烧饼、卤菜等的小贩，没有任何收获。现在，衣端正和分驻所、派出所借调来的小李、老辛三人重新对此进行调查，打算换个思路，改从卤肉的来路查起。他们分头走访了那天曾经买过卤肉的十多户居民，询问那卤肉有什么特征。衣端正记得，在他向朱照莲询问为什么买那个秃子小贩的卤肉时，对方回答说除了价格便宜，还因为香气扑鼻，十分诱人。如果这不仅仅是朱照莲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买了秃子卤肉的顾客共同的感觉，那就说明秃子叫卖的卤肉具有某种特殊性，如此，没准儿就能通过对北平卤菜行业老法师的调查顺藤摸瓜查到那个秃子的下落。
一番调查下来，三位刑警终于从一个年近七旬的资深老食客那里了解到，那卤肉之所以特别诱人、让人一闻之下就食指大动的原因，多半是在烹饪时往汤里放了大烟壳。
民国时期官方表面上也禁毒，那时的毒品主要是鸦片，所以称为“禁烟”，蒋介石还亲任全国禁烟总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属于挂羊头卖狗肉，说得好听，其实是只说不做或者少做。所以，禁烟的效果基本等于零。只要有钱，大烟甚至白粉（海洛因）在社会上能轻易买到，更别说大烟壳了。不过，旧时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的行规，由同业公会负责监管，若有违反，轻者认罚，严重的就要歇业了，而且，只要被勒令歇业，那就永远别想再入行，甚至换个城市都不行（各地行业之间有简报互相寄阅）。
禁止在加工食品时放大烟壳，那是从业者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准则。如果有人违反，行业内应该有些传闻。衣端正相信，凭着他在北平当刑警多年结下的三教九流的人缘，是有希望查摸到那秃子小贩的下落的。当然，这桩活儿不一定那么轻松。刑警已经估计到，那秃子应该并非正式从事这一行的小贩，而是一个冒牌货。这样，卤菜那一行里的人就多半不知道有那厮。
果然，衣端正、小李、老辛三个跟多名卤菜行业的熟人接触下来，都说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家伙。这样跑了一天多，参加工作才一个月的新警察小李正对衣端正此举是否会有效果产生怀疑时，忽然遇上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意味着衣端正他们的调查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
刑警遇到的这位仁兄姓秦，本名不详，排行老四，熟人都唤他“秦老四”。秦老四并非从事烹饪营生之人，他乃是前门“迎瑞饭馆”的一个寻常跑堂。该饭馆的位置比较好，处于交通要道黄金市口，早在抗战前就已被小偷扒手之流作为固定碰头点。像衣端正这样的刑警自然知晓这一点，十多年前，他就把秦老四发展为线人，每月给秦一些钱钞，有时局里下发的活动经费少得可怜，他就设法从收缴的赃物中截留若干送给秦作为补贴。因此，秦老四对衣端正言听计从，只要是老衣吩咐下去的事儿，不问长短，肯定要办到办妥。北平解放后，衣端正不知道新政权是否还允许他们使用以前的眼线，一直没去找过秦老四。这次由于案情重大，他专门请示了专案组的领导，得到了批准。
不过，对于衣端正此举，另外两位“临时工”却表示不解。小李是新手，原以为秦老四以前干过卤菜这一行，待到听说此人并没有沾过卤菜的边，只不过是个资深跑堂后，尽管因为资历浅不敢开口提出质疑，但那眼神一看便知是很不理解的意思。另一个老辛就不同了，他也是留用警察，以前就跟衣端正相识，曾一起办过案子，两人比较熟，他干脆就开腔了，说老衣你这是想干啥呢，他一个跑堂的还能提供啥线索啊？有这份闲心，倒不如咱三个找个地方凉快凉快，沏一壶大叶茶喝喝，没准儿倒能聊出个名堂哩。
衣端正听了没有吭声，只是打了个“跟我走”的手势。那二位没法子，毕竟他们是借调来帮忙的，领导关照过凡事听专案组刑警的吩咐，让干啥就干啥，只好跟着老衣奔前门。到得饭馆，见到那个貌不惊人的秦老四，待对方听明衣端正的来意，沉思片刻缓缓开腔，小李、老辛的眼睛立马睁大了。
秦老四说了什么呢？他说我不熟悉卤菜那一行，干那一行的通常也不会上馆子，我也不认识他们。不过，我倒有个主意献上供衣爷参考。您三位打听不到卤肉的来源，可以去打听烧饼的出处呀，不是说那厮卖的烧饼也是一等一的好货吗？既然他是冒牌小贩，卖的东西肯定不是他自己做得出来的。烧饼不比寻常的馒头、花卷儿，一般人家想做就能做，那得有技术，还得有专用烤炉，所以，他只能通过买现货的方式把那上百个烧饼批到手。上百个烧饼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出来的，那他就必须预约，跟人家不熟悉的话，还得付点儿定金。因此，卖烧饼的人肯定记得有这样一个主顾。衣爷，您说我说得对不对？
接下来调查的结果证明秦老四的思路对头。当天晚上，衣端正三人终于从内三区东四牌楼“留香饼铺”打听到5月29日有人向该店预订了一百二十个烧饼，并且预付了全款。5月30日下午两点多，那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来把货取走了。使刑警感到兴奋的是，“留香饼铺”的店主虽然说不出那个订货人的名字、住址，可是他说记得以前见过对方，依稀还有印象，可能是居住在马市大街老鹰窝一带的。
凭着多年的刑侦经验，衣端正认为查到这一步，离找到目标也就不远了。不过，鉴于他的留用警察身份，他不敢继续往下走了，跟小李、老辛一番商量，决定先向专案组领导报告。魏相如闻报，当下便带着衣端正三人前往内三公安分局，向分局长干苇求助。干局长随即指令治安科协助调查，当晚九点多，那个冒充小贩叫卖的家伙被抓获。抓捕行动魏相如带着衣端正三人也参与了，把那主儿控制住以后，定睛一看，果然是个四十来岁的秃子。
把人押到内五分局后立刻提审。秃子名叫屠富禄，三十八岁，出身平民家庭，父母均亡，兄弟姐妹互不联系，各过各的日子。曾结婚并生过子女各一，后妻子与其离婚，携子女嫁给了郊区一个地主做填房。屠富禄从事过唱戏（草台班子）、掮客、车行账房、煤矿管理等多种职业，还开过杂货店铺，目前无业;沾染酗酒、赌博等恶习，经常欠债。 屠富禄听着这事似乎不算犯难，他原本做过沿街叫卖水果的小贩，又做过戏子，临时客串个叫卖烧饼卤肉的小贩自是不在话下，就收下了那三十万元钞票。
次日下午，屠富禄去“留香饼铺”订了烧饼，为稳妥起见，还特地去了趟花枝胡同，四点过后，果然看见有那么一个三十岁出头、额头上有一块指甲盖般大小胎记的女子提着篮子叫卖而来，寻思这就是康少爷的表弟媳妇了。之后，一切就按照预先由康守仁拟定的计划行事了。只是，直到此刻被捕，屠富禄也不清楚花枝胡同那边因为他的光顾发生了什么。
专案组领导立刻指派市局刑警张景时率衣端正、小李、老辛三人急赴天津调查“老嘉富绸缎庄”的少东家康守仁及其社会关系，以便查摸其在北平这边的落脚点。
四、涉案车辆
调查秃头小贩有了眉目，与此同时，负责调查涉案三轮车相关线索的刑警蒋友先、熊先胜那一路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据草鞋巷见过那辆三轮车的群众反映，这辆三轮车是有正规牌照的车辆，七八成新，与那位群众擦身而过时，那个不知是真是假的车夫还按铃示意他让开，铃声很脆。可惜，那群众根本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人命案，没有留意车牌号码，只记得车夫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看上去身体很是壮硕，浓眉大眼，一副好相貌。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分析，车夫多半是假货，盯着车夫查的难度肯定很大，倒不如先查三轮车。
从车夫是冒牌货这个角度考虑，那辆三轮车很有可能是案犯临时偷来用一用的。那时候，丢失三轮车这样的事儿相当于如今的出租车司机发现他的车不翼而飞了一样严重，车夫应该会在第一时间报案。于是，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决定先向全市各区公安分局的治安科打电话询问情况。
当时的北平市一共有二十个公安分局，其中内城七个、外城五个、郊区八个，称为“内七外五郊八”。两刑警一一往这二十个分局的治安科打了电话，出乎意料的是，竟然都说没有接到过三轮车失窃的报案。这就令人不解了，难道之前的判断有误，那个车夫并非冒牌货，而是正牌车夫，用来作为作案工具的那辆车就是他平时营运的车辆？想想似乎可能性不大，车夫蹬着自己的三轮车拦路劫持苦主，再运送到现场杀死，这胆子未免太大了。继而，他们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辆三轮车并非营运车辆，而是某个资本家之类的富户人家的私家三轮，临时盗了块牌照挂上去，冒充营运车辆。如此，对于丢失牌照的三轮车车夫而言，其严重性就没有车辆失窃那么大了，也不必向公安局报案，只要向车行说一下，由车行老板到公安局补办就是。
在以往，遇到这种情况，车行是要罚车夫一点儿钱的，但解放后车行老板鉴于形势，不敢再这样做了。不过，车行方面也有治车夫的办法，因为生怕个别车夫可能会以此手段发泄对老板的不满，在接到车夫牌照丢失的报告后，车行一般会先晾几天再去公安局补办。这几天对于车夫来说并不轻松，他要交车份儿，每天的营运压力都很大，不可能把三轮车停在家里干等着补办牌照，只有硬着头皮照样上路载客。这种行为如果被交警发现，尽管不会像旧社会那样扣车扣座垫什么的（三轮车座垫被扣之后就无法载客了），但接受一顿批评教育那是少不了的，还要通知车行来领车领人，那就占了时间，也就等于减少了收入。
想到这儿，两刑警便去人力车同业公会调取了全市车行的名录，看看数量不少，就先把其中有电话机的那些勾了出来，一家家打电话。可是，对方都说他们没有接到过哪个车夫报告牌照丢失之事。这下，刑警知道需要他俩累一把了，必须得靠两条腿对剩下的车行逐家走访。
刚刚接管的旧北平市警察系统的交通工具堪称简陋，跟南京、上海那是根本没有可比性。拿内五分局来说，整个儿分局竟然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更别说汽车、摩托车了。那么，分局的正副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亲自出现场或者去市局开会怎么办？有一辆旧三轮车，配备了一个车夫供使唤。下面的科长、警员有事外出，都得靠两条腿。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商量下来，觉得可以一步步进行查询，先把内城七个区的车行一一跑到，指望运气好，查到有哪个车夫丢失了牌照，那就盯着这条线索往下查。
查到第二天，触角已经延伸到北平外城，二位刑警的两条腿都快要跑断了，总算在外三区撞到了运气。
那天中午，熊先胜经过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觉得饥肠辘辘，便想进去蹭午饭。外三分局局长慕丰韵担任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时，熊先胜曾当过他的警卫员，如今找上门去蹭一餐饭料想没有问题，除非他不在分局。进去转了转，老首长在，这顿饭就有了着落，伙房还加了一盆炒鸡蛋。同桌吃饭时，慕局长问起他的工作，得知小熊在走访车行，两条腿已经快累断了，动了恻隐之心，说我这边正好缴获了一辆摩托车，案子还没结，没上缴，下午就借给你用吧，省点儿力气，调查速度也可以快一点儿。熊先胜说那敢情好，就是我不会开摩托。慕局长说没关系，我这里有人会开，让他捎你，你要去哪儿就让他开到哪儿。
熊先胜寻思蹭饭顺利，这个开头倒还不错，指望往下能够撞上好运。摩托车开出外三分局的大门，先去了距分局一里开外的“荣仁车行”。该车行除了出租三轮车、黄包车，因老板徐某是修车工出身，还兼营修理人力车、自行车、摩托车，分局的这辆摩托车刚弄来时有些故障，就是请徐老板给修好的。因此，驾车的民警小齐跟徐老板已经比较熟了。当下，徐老板见小齐驾车过去，以为摩托又出故障了，一面吩咐徒工沏茶，一面迎出门来问车怎么样。小齐说不是为车的事来找你的，市局这位同志想向你打听点儿事情。熊先胜上前把情况跟徐老板说了说，徐老板露出笑容，说这位同志您的运气可真好，之前打听了两天没打听到的情况，到我这里一问就着了！
徐老板告诉刑警，5月31日上午有个姓丁的朋友找他，说是有桩小事相托。老丁的小舅子小郝，以前是在内一区“大发粮行”打工的，北平解放后粮行关门歇业，小郝也就丢了饭碗。粮行刘老板跟老丁有些交情，便对小郝说，按说我这种关门歇业，是要给你们这些伙计发一笔遣散费的，可是大伙儿都知道，粮行之前给国民党军队折腾得厉害，我已经没钱钞可发了。现在我连自个儿干啥挣钱都没方向了，准备去河南找朋友商量，看有啥事儿可以做。车夫老项跟我一起去，那辆三轮车是我的私产，就借给你用吧。你去办一纸临时营运证照，先做做载客的生意，以后怎么样，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这样，小郝就蹬上了三轮车，营运证是老丁托人给办的临时证照，有效期三个月，到期可以续。 6月15日午前，市局第三处处长赵苍璧来电询问情况，得知侦查无果，鼓励侦查员说，这不过是成功道路上必然会碰到的一点儿小曲折，请同志们继续努力，细致分析案情，相信必见曙光。专案组刑警受到鼓舞，干脆放弃午休，放下饭碗立刻开会。魏相如和石振庭、杨史交换意见后，给这次案情分析会定下的调子是：没有框框，没有重点——事实上该想到的都已经想到而且进行过调查了，眼下真的已经想不出什么新的框框和重点了——大伙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指望有人能够正好说到点子上，那就把这种近似于歪打正着的点子作为重点来落实。
这一议，整整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到快下班时，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如果一开始他就提出这个主意的话，多半会立刻被众人否定，可现在这种无路可走的状况，那也就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这个主意是什么呢？这位侦查员说，侯家三口被杀的原因目前不明，但肯定跟男女主人中的某一人甚至两人都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必须有一个接触点，那就是对方跟他们有过接触，甚至一度有比较密切的交往。然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之间出现了矛盾，而矛盾激化的后果会给凶手一方造成巨大威胁甚至是灭顶之灾，因而作下了这起灭门血案。鉴于此，有必要继续调查男女主人侯晋豪和朱照莲的社会关系。这种调查之前已经进行过，但很有可能遗漏了什么，现在继续调查乃是一种补救，或许可以发现什么线索。
这没有办法的办法获得了专案组全体成员的一致赞同，魏相如当即作了分工，决定次日上午就着手继续调查。
当晚，轮到魏相如在分局值班，上半夜竟然出乎意料地清闲，整个儿辖区内没有发生一起需要分局出警的案子，他正好可以喝着大叶茶考虑灭门案的调查思路。想来想去，最后产生了一个走捷径的思路：白天会上作出的分工是对侯晋豪、朱照莲夫妻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同时进行排查，但这样做就涉及警力问题。专案组人员紧张，又苦无交通工具，工作效率太低，大家都疲惫不堪，这两天已经出现了病号，他自己也是咳嗽连连低烧不退，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工作进度。因此，战线不应拉得太长，相反，应该考虑适当收缩。
如何收缩？看来只有找重点了，两个对象的调查先进行一个。通常说来，如果一对夫妻跟外人产生矛盾，而且是严重到会导致杀人灭门的巨大矛盾，那一般都是在外活动得比较多的男性造成的，像朱照莲这样的家庭主妇，没有职业，她的交际面肯定比较狭窄。既然如此，不如先对男主人侯晋豪进行调查。
考虑至此，魏相如决定调整工作安排，当然，这需要跟常务副组长石振庭商量。石振庭参加专案工作后，为上下班节省时间，暂时把住宿地从市局集体宿舍搬到内五分局后面的分局宿舍。现在魏相如想找他很方便，只需往分局集体宿舍门房打个电话，请门房转达即可。很快，石振庭匆匆赶到，见面就说我正有事想过来跟魏局长说说呢。石振庭一开口，魏相如笑了，原来两人的想法竟然是一样的。于是，就对次日调查工作的人员分工重新作了安排。
这回，连同非专案组正式成员一共十多人全部出动，盯准侯晋豪生前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重新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周密细致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刑警裴丰夫和派出所民警小黄两人被分派去侯晋豪的儿子侯继豪生前所上的小学，了解这孩子以前是否向老师或同学提起过自己的父亲，都说了什么。这个主意是留用老刑警蒋友先向专案组长提出来的，他说解放前他参加过一起抢劫案的侦查，最后就是用这个法子从案犯那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那里获得了关键信息，最后顺藤摸瓜破了案。
还别说，就是蒋友先的这个建议使专案组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据侯继豪生前同班级的两个男生反映，侯家出事前五天（5月25日），侯继豪曾向他俩津津乐道吹嘘过一桩事儿，说昨晚他们全家去什刹海“祥福饭店”吃了一顿饭，是一个伯伯请的客。那个伯伯很大方，叫了一桌子菜，还有好几样好吃的点心，请他爸爸喝最好的二锅头，他和妈妈不喝酒，就给点了汽水。
那年头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寻常劳动人民家庭能够糊口就已经不错了。像侯继豪这样的家庭，属于中等偏上，日子过得也非常节俭，下馆子这样的好事儿侯继豪还是第一回遇到，自然回味无穷，就带着炫耀之意向小朋友吹嘘了一下。对于他的同学们来说，这种情况别说亲身经历了，就是听也没听人如此这般详尽地述说过，所以不但听得仔细，还顺带搞传播，很快，全班同学甚至连其他班级的同学也都知道了。现在，这个信息传到了刑警耳朵里，裴丰夫听说后，立刻和小黄一起向其他同学进行核实。了解下来，除了最初听说的那两个小哥们儿，另外至少还有七个同学亲耳听侯继豪说过此事。
那么，那个请侯氏一家三口吃饭的“伯伯”是何许人呢？这个，所有反映情况的小朋友都摇头，说小侯没有说过，他们也没有打听。这样，刑警就只好去饭馆打听了。裴丰夫也是留用老警察，去的路上他对小黄说要做好白跑一趟的准备，因为“祥福饭店”是一家颇有名气的馆子，平时顾客盈门，跑堂忙得脚不沾地，不大可能顾得上留意某几个普通食客。果然，裴、黄两个过去一打听，问遍了饭庄的所有跑堂，都说“没有印象”。
六、关键环节
尽管是无功而返，专案组领导听了裴丰夫的汇报，却照样给予表扬，说这应该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石振庭说老裴这条线索很重要，你们三个先休息，我另外安排人员设法进行调查。然后，石振庭就出去了。经过院子的时候，正好看见治安科两个民警推着一辆涉案自行车从外面进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垂头丧气的男子，估计是刚闹了纠纷被民警带到分局处理的。他上前对民警说我有急事，先把自行车借我骑一下。没等人家反应过来，他抢过车龙头飞身上车，骑了就走。
说是另外安排人员设法调查，实际上，石振庭是想自己跑一趟。刚才他听了汇报，注意到裴丰夫三人去“祥福饭店”调查时光问了跑堂，没去向老板打听。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便想亲自跑一趟饭庄，问问账房和老板是否认识那个请侯家三口吃饭的家伙。
石振庭自己都没想到，他的运气有这么好，偶尔冒出的念头，竟然让他算准了。“祥福饭店”的老板周祥福老先生听石振庭说明来意，点头说是有这么一茬儿买卖，那是铁路局车辆段的侯师傅一家三口呀，我们认识，他给敝号修理过鼓风机。周老板这一说，石振庭恍然：原来，德胜门内大街靠近花枝胡同的那家鞋帽店的老板跟周祥福是连襟。平时，鞋帽店的一应小修小弄都是请侯晋豪相帮的。去年夏天“祥福饭店”的鼓风机发生故障，周老板就是通过连襟把鼓风机运到侯晋豪家给修好的。 这时，车辆段军代表郭雄安端着两个馒头一碗汤过来了。坐在他们这一桌的刑警张景时寻思他可能有事要跟石、杨商量，便起身让开地方，去另一张桌子用餐了。老郭过来果然有话要说，刚才从办公室来食堂的路上，一个姓林的工人向其反映，解放前铁路局车辆段有个叫段大午的稽查官，是反动派当局派下来的。这个段大午有一辆英国“宾利”吉普车，大概是抗战胜利后以接收名义巧取豪夺来的。这车经常发生故障，段听说侯晋豪是修车好手，请侯为其修过几次，经侯晋豪鼓捣下来，调换了一些零部件，那车又变成了一辆好车。段大午从此对侯晋豪非常赞赏，听说1948年2月过年时还送了些面粉、豆油和猪肉给侯晋豪。
石振庭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在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前，他曾跟随一大批接管干部集中在长辛店学习，接触过一些北平地下党收集的材料，知道铁路局的稽查官都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派下来的特务，打着稽查官的招牌，刺探工人中的进步活动，收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这个姓段的特务跟侯晋豪有过接触，会不会跟眼下这起灭门大案有关系呢？段大午现在又在哪里呢？
郭雄安说，当初他参与接管铁路局时，段大午也在欢迎解放军代表进驻的那些中高级职员行列之中，还向他们组长递交了车辆段的接管材料目录。尽管知道稽查官都是“保密局”特务，但按照上级布置，当时并未采取措施。不料，第二天段大午就逃跑了。几天后，上级指令让把各单位逃跑的人员名单上报军管会公安部，铁路局上报的名单中就有段大午的名字。之后，没有再听说过段的消息。郭雄安作为分管车辆段保卫工作的军代表，曾按照市军管会公安部的要求，在车辆段职工中收集过关于段的亲友以及社会关系的线索。但段是安徽人，在北平并无亲戚，朋友当然是有一些的，都是狐朋狗友，解放后早已作鸟兽散，所以职工们也说不出什么来。
下午，结束调查的刑警们返回专案组驻地，立刻开会分析案情。大伙儿对郭雄安所说的关于侯晋豪跟段大午打过交道的情况进行重点讨论，认为到这当儿，不如盯着段大午这条线索试着查摸。想法似乎是对头的，可是从哪个方向着手去调查呢？一番讨论后，有人提出，解放前“保密局”向北平铁路局这种必须进行重点控制的单位派下的特务应该不止段大午一个，肯定还有其他特务，是否可以考虑找找其他顶着“稽查官”之类头衔的特务分子试试，没准儿有人知道段大午的下落。
散会后，石振庭、杨史向没有参加车辆段调查的副局长魏相如汇报情况，也说了打算通过段大午以前的同僚查摸线索的想法，魏相如表示赞同。于是，专案组刑警再次出动，四处寻找那些奉“保密局”派遣打入旧北平铁路局执行使命的特务分子。两天后，刑警裴丰夫、蒋友先终于从一个打入旧铁路局工程部担任技术督察官的特务分子焦某那里打听到段大午的下落。
先说一下焦某的情况。他虽是“保密局”特务，但在解放前夕受身份系中共地下党员的表弟的影响，决定投诚，并为地下党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北平解放后他未受到处理，只是给换了个地方，让他去市军管会下设的工业部从事技术工作。现在，专案组刑警辗转打听到他的下落后前往调查，一问，焦某不但跟段大午熟识，还有一点儿私谊。
他告诉刑警，段大午在北平解放后没几天就逃往天津了，通过亲戚的介绍，改名换姓进了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前几天，段大午之妻柳芝兰带着十二岁的儿子从天津来北平找他，说段大午酒后跟人吵架，动手把人家打伤，被公安局拘留了。公安局的处理意见是，赔偿对方医药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获得对方的谅解后，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但对方开出的金额有点儿高，柳芝兰一时凑不齐，遂来北平向焦某商借。
焦某这才知道原来段大午去了天津，寻思这事得考虑考虑是否要向公安局举报，至于凑钱之事那是不能答应的，否则段大午出来后再次滑脚逃离天津的话，他的行为等于资助敌特，一旦穿帮，后果就严重了。所以，他只给了段大午的儿子一点儿钞票作为见面礼，就把人家打发走了。本来，焦某准备写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往北平市军管会检举此事，但这几天工作上的事儿太忙，日夜加班，晚上都得留宿办公室，根本没精力做这事，就只能先往旁边搁一搁了。反正柳芝兰一时也凑不齐那笔赔偿金，段大午不可能离开看守所。
专案组得知这个情况，立刻指派刑警前往天津，通过天津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帮助，找到了尚关押在看守所、已经改名伍达至的特务分子段大午，随即对其进行讯问。
段大午交代，抗战前他就认识康守仁。此人系天津人，当时是“军统”天津站的小特务，后来去了南方，听说曾去“军统”香港站干过些日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被占领香港的日军逮捕，关押过两年。抗战胜利后“军统”搞复员，大量裁减特务，康守仁也在被裁减之列。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后台关系，被裁减是免不了的，但想多拿些复员费，为此曾到北平来找过段大午，请段为他托关系。段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军统”负责复员工作的一个朋友。之后就没有消息了，直到1946年秋，他突然出现在北平车辆段。原来，他受了高人指点，以曾在香港坐过日本人的牢、受了刑罚留下了健康隐患，应当受到照顾为由，给“军统”高层写了一封信。此举发挥了效用，他最后未被裁员，而是被安排到“军统”北平区（1947年7月“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改称“保密局”北平区）当了一名特务。
自此，段大午与康守仁恢复了交往。那么，康跟车辆段工人侯晋豪是否认识呢？段大午说这两人认识，而且就是他介绍的。康守仁当时驾驶一辆从接收物资中捞得的二十年代的福特轿车，该车外表看着还不错，实际上已经破旧不堪，经常发生故障。听说车辆段能工巧匠颇多，康守仁就请段大午帮忙给介绍一位顶尖的师傅，把轿车给拾掇一下。段大午自无二话，就介绍了曾替自己修理过吉普的侯晋豪。以康守仁的特务身份，不适宜经常在车辆段露面，就让侯晋豪去他那里修车。据康守仁反馈给段大午的信息，他对侯晋豪很满意。康是天津老字号少东家出身，一向讲究场面，出手阔绰，据说每次侯晋豪去修车都可获得若干礼品以及现钞。
刑警对段大午老实交代的态度很满意，往下就要看真章了——那么，康守仁在北平有些什么重要的社会关系？他会藏匿在哪里呢？
1949年初夏，北平市发生一起投毒命案。
案件发生地在德胜门内大街花枝胡同。就在案发几个月前，北平和平解放。1月31日举行入城式时，这条大街所在的北平市内五区还是一个又脏又乱、臭气熏天的地区，经过新政权发动群众大力整顿，至本案发生时的5月30日，情况已经有了不少好转。
花枝胡同是一条L形的胡同，南面一段与三不老胡同平行，然后向北拐，与三不老胡同相交。被害苦主侯晋豪一家三口就住在这条胡同的南段。三十六岁的侯晋豪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在铁路局车辆段工作，是全段有名的技工。其妻朱照莲比丈夫小四岁，没有工作，平时挎着个篮子在附近一带穿街走巷叫卖香烟洋火针线之类的杂货，挣些零钱贴补家用。这对夫妇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侯继豪，上小学三年级。以当时的经济水平，侯家的收入在寻常家庭中还算不错，一家三口过着一份滋润的小日子。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日子过到5月30日，竟然到头了！
这天下午四点多，朱照莲和往常一样，在外面做了小半天的小生意，然后挎着篮子返回花枝胡同。行至与三不老胡同的交叉点时，遇到了从三不老胡同拐来的一个中年秃头男子，男子手里提着一个上面蒙着一块白布的柳条小筐，嘴里吆喝着：“哎——烧饼！哎——卤肉！贱卖嘞！”
叫卖声引起了胡同里一户住家的注意，从屋里出来问多少钱一斤。秃子驻步回答：“咱这是下午刚出锅的五香卤肉，上好的五花猪肉，祖传三代的秘制卤汁，不论斤卖，按块计价。”一边说一边掀起白布，用筷子夹起一块浓香扑鼻的卤肉，“这么一大块，咱只卖八百元（旧版人民币，即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
说话间，旁边已经围上了一圈人，卤肉色香俱全，而且的确便宜，大伙儿纷纷掏钱购买。朱照莲见之心痒，也买了八份烧饼、卤肉，准备作为当天的晚饭。
朱照莲回到家里时，儿子侯继豪已经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正要出门去玩耍。见母亲带回了烧饼、卤肉，孩子想吃，被母亲拦住，说这是晚饭吃的，等你爸爸下班回家后一起吃。侯继豪是个听话的孩子，当下蹦蹦跳跳出门而去。朱照莲刚把没卖完的货品收拾好，把儿子弄乱的桌子凳子摆放齐整，邻居刘婶忽然风风火火闯进门来，说大妹子你家老爷子摔了一跤，可能骨头断了，你妈让你赶快过去一趟。
朱照莲娘家就在三不老胡同，父母就两个女儿——她和姐姐月莲。月莲嫁得远，去了永定门外关厢那边，所以娘家二老有啥事儿都习惯招呼朱照莲过去照料。听说老爸摔断了骨头，这一惊非同小可，朱照莲当下锁上家门出去。走到花枝胡同与三不老胡同的交叉口时，正在那里玩耍的侯继豪见母亲神情慌张急急忙忙行路，便问妈妈有什么事。这孩子生性孝顺，跟外公外婆处得极好，听说外公出事，便撇下一干小伙伴随母亲直奔外公家。
娘儿俩这一去，先是张罗借板车送医，等整骨郎中处理好又把老人拉回来，已是天黑时分。外婆已经张罗好晚饭，母子俩是吃了晚饭才回家的。路上，朱照莲想起她先前买的烧饼和卤肉，寻思丈夫应该吃过了，估计他吃不了那么多，剩下的得放在通风处晾着，明天早上才不会变质。没想到，母子俩回到家，进门目睹的竟是铁路工人侯晋豪业已僵硬的尸体！
北平市公安局内五分局接到报警，副局长兼治安科长魏相如率三名值班刑警赶到现场。稍后，市局的法医也到了。现场勘查后，死者遗体被运走，连夜解剖，确认侯晋豪系中毒身亡。法医对现场提取的侯晋豪吃剩下的烧饼、卤肉进行了检验，在卤肉中发现了毒药成分。
当时北平解放不过四个月，治安情况依然严峻。而警力非常有限，中共方面接管旧警察分局的公安干部只有十多人，加上两个班的北平纠察总队军人也不过四十来人，其余都是留用旧警察。按说发生了命案，应该组建一个颇具规模的专案侦查组，但分局只能抽调四名刑警负责侦查，称为“5·30”专案组，魏相如指定参与接管的公安干部杨史主持侦查工作，另三名刑警衣端正、蒋友先、裴丰夫均是留用旧警察，其中年届五旬的老衣原是旧政权北平市警察局的老刑警，参与过多起刑事案件的侦破，具有比较丰富的破案经验。
次日上午，专案组召开案情分析会，魏相如也到场了。原准备一起分析案情，但坐下不到十分钟就接到区委电话，通知他去参加重要会议，只得匆匆离开。杨史等四刑警根据勘查现场时死者的妻子及周围邻居反映的情况，对侯晋豪中毒身亡的过程进行了初步还原——
昨晚将近六点钟时，侯晋豪下班回家。开门进屋，发现家里无人，而桌上放着烧饼和用干荷叶包着的卤肉。去问邻居，得知朱照莲因老父摔伤，匆匆回了娘家。他原是打算立刻赶到三不老胡同去探望的，但邻居提醒说，现在你岳父家只怕没人，照莲过去后肯定立马把老人送医了。侯晋豪想想也是，那就先吃了晚饭再过去吧。于是侯晋豪返身进屋，因有人扫街，为防灰尘，他随手把门虚掩上了。侯晋豪平时有晚餐时喝点儿小酒的嗜好，家里常备二锅头，当下取出酒瓶倒了一小蛊就着卤肉开吃。可能是酒精加快血液循环的作用，片刻，毒性就发作了。从现场痕迹判断，他曾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撑着台角站起来想开门呼救，可是，刚刚离开座位，就因剧痛倒地，挣扎着翻滚了几下，继而昏迷、死亡。
烧饼、卤肉的来源，刑警已经调查清楚。昨晚魏副局长走访了几户和朱照莲一起向小贩买了烧饼、卤肉的居民，他们都吃过了，没有任何人出现不适症状。看来，投毒之举像是专门针对侯晋豪的。那么，是谁投的毒呢？刑警想到了三种可能：一是那个出售烧饼卤肉的秃子小贩，二是曾经接触过食物的死者之妻朱照莲，第三就是朱照莲匆匆离家后另有他人潜入侯家下了毒。
专案组长杨史时年二十三岁，他是抗战胜利前夕参加革命的，四年间从事过情报交通和公安工作，但从未独立主持过刑事案件的侦查。这次由于人手紧缺，再说领导考虑到像他这样的年轻同志肯定要尽快成长起来，所以魏相如拍板将其推上前台。小伙子受命时心里没底，比他大五岁的魏相如给他打气，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有我给你在后面戳着呢！ 侯家老两口得知噩耗不久，侯老爷子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一干老头儿老太纷纷赶到，很快就形成一个统一意见——由侯氏家族出面主办丧事，灵堂设在左安门侯家老宅。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侯晋豪的遗体被警方运到医院去解剖后，家属没有接到让领回的通知。按照当时的习俗，灵堂必须摆放棺材，内置死者遗体，棺盖覆盖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供前来吊唁的亲友瞻仰遗容。因此，侯家就向警方提出领回侯晋豪遗体的要求。公安局的意思是，北平已经解放，这事要按照解放区的规矩办，由死者配偶提出申请。如果死者配偶因故不能前来，可以让其在申请书上签名后由其他亲属送交警方;也可要求管段派出所出具证明。所以，侯家就指派老三侯晋杰前往花枝胡同把嫂子接去办理此事。
侯晋杰赶来跟朱照莲一说，朱照莲说我已去分局问过，知道这事，正要去老宅商量准备接灵的大车。内五分局的人说了，把申请书送去由治安科盖个章就可以去医院领出遗体。侯老三说那边已经把申请书准备好了，嫂子往上面签个名就行，至于大车，可以去附近的大车店临时租一辆，不就去一趟医院吗，用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耽搁人家明天上路。
于是，朱照莲叫上儿子侯继豪准备一起过去。可是，十一岁的少年侯继豪却不肯立刻跟母亲去老宅，他正在同学帮助下一起扎办丧事用的纸花，说要扎满三百朵才行。侯晋杰寻思，去医院接遗体是大事，孩子应该在场，但扎纸花的事也不能耽误，便和嫂子商量，自己先去把租大车的事落实了，朱照莲帮着继豪把纸花扎完后一起过去。朱照莲想想，也只好如此。
本来这活儿是可以在下午四点前完工的，不巧的是，才完成三分之一，发现细铁丝用完了。当时市面上出售铁丝的店铺很少，而且不肯按尺寸卖，动辄就是一卷，普通居民家一般用量很少，也不去店铺购买，多是从有条件能从工厂拿到这类东西的邻居熟人那里讨一截来使用。现在，也只好用这个方式去找人商量。这样一来，等到三百朵纸花全部做好时，已是七点左右。朱照莲收拾了纸花，叫儿子出门。侯继豪嚷嚷肚子饿，但这会儿也来不及做吃的了，朱照莲只得跟儿子说路上买了吃。
花枝胡同到侯家老宅大约十公里，坐三轮车得个把小时。可是，侯家老宅那边一直等到八点半，也没等到这对母子。侯老爷子吩咐老三去大车行让人家提前出动大车，干脆跑一趟花枝胡同，把娘儿俩接过来。侯晋杰坐着大车赶到花枝胡同，邻居告诉他朱照莲母子俩七点钟就离开了。这时已经过了九点半，即便是步行也该到了。侯晋杰便让车夫调转车头往回赶，到家一看，嫂子却仍旧不见人影。
侯老爷子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又刚刚失去儿子，当下便恼了，说遇上这等大事，还不赶紧过来，娘儿俩钻到哪里去了？遂命两个儿子分头寻找。老大侯晋天和老三侯晋杰商量下来，认为朱照莲可能先到内五分局办理领回遗体的手续去了，之所以还未过来，可能是在分局办事时遇上了意外，比如经办人员正好不在之类的情况。兄弟俩遂决定去分局看看。
哪知，赶到内五分局一问，值班的警察说朱照莲根本就没来过。这不奇怪了吗？眼下领回死者的遗体乃是最大的一桩事儿，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桩事更重要，值得朱照莲舍此就彼呢？两人在分局门外嘀咕，推测嫂子可能已经去了老宅，也有可能半路上想起什么要紧事，临时回去处理，耽搁了时间。弟兄俩决定分头行动，老大回老宅，老三去花枝胡同。
结果，两路都扑空了，朱照莲、侯继豪母子始终不见影踪。侯家人都急了，联想到侯晋豪无端中毒身亡，难道母子俩也出了什么事？没别的办法，一大家子全体出动四下寻找，凡是朱照莲有可能去的地方都不放过。侯晋豪、朱照莲平时人缘不错，花枝胡同那边的邻居这时候都已休息了，获悉朱照莲母子失踪，都出来帮忙寻找。众人一直找到次日（6月1日）清晨，找遍了朱、侯两家的亲戚朋友，以及侯继豪的同学、老师等几十户人家，仍未发现母子俩的去向，那就只有报警了。
当时，警方对于人口失踪基本不过问，除非是涉案对象。由于侯晋豪命案的原因，朱照莲母子自是属于涉案对象的范围，警方不但受理，分局长汤光礼也非常重视，跟魏相如交换意见后，说这个案子看来不会那么简单，先找人吧。魏相如就把这活儿下达给了专案组。
专案组正在打听朱照莲的下落，即使人家不来报警，四名刑警也准备着手寻找的。接到命令，众人商议片刻，杨史采纳了衣端正的建议，即以内五分局的名义给全区五个片的分驻所打电话，让他们通知下辖的派出所派员寻找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然后，杨史在分局留守汇总信息，其余三个刑警衣端正、蒋友先、裴丰夫去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了解朱照莲的情况。
衣端正三人还没离开分局，杨史就接到了电话，德胜门分驻所接到管段群众报警，称附近草鞋巷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两具尸体，其性别、年龄、衣着符合分局刚才来电要求寻找的朱照莲母子的特征。专案组刑警随即出动赶往现场。
现场已由派出所警察封锁，正在打捞尸体。刑警了解到，这口位于偏僻地点的水井有至少五十年的历史。内五区当时没有自来水，居民的饮用水靠卖水的每天送一次，生活用水则靠水井提供，这口老井就是为附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的。清明前刚刚请人淘过老井，顺带往下挖深了一米，水源充足。今天清晨来打水的居民大多注意到井内水位有所提高，但都以为是地下水自然上升，谁也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刚才，有个妇女来打水时不小心把手腕上套着的一串佛珠掉到井里去了。这串佛珠要说价值，那也一般，但这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是寡妇，佛珠是已故丈夫留给她的，于她来说弥足珍贵，就央求邻居相帮打捞。邻居把前端系着粗铁丝弯钩的长竹竿伸到井里，竹竿往下一戳就发现了异样。
两具尸体打捞起来，侯家的人也赶到了。一干男女老少只一看，就叫的叫，哭的哭——毋须辨认，死者即是朱照莲、侯继豪母子！
专案组刑警对周围群众进行了询问，有人反映，昨天晚上七点半左右，有一辆三轮车进了胡同。蹬车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一件黑布褂子，敞着怀，头戴一顶半旧草帽;后面坐着人，因为拉上了撑篷，加上胡同里的路灯光昏暗，看不清楚坐着什么人。 由于水井边整天有人打水洗涮，井台周围的泥地总是潮湿的，之前刑警勘查时就已经发现泥地上有车轱辘印痕。现在听群众这么一说，便断定那辆三轮车就是运载两个被害人的交通工具。至于运载的是活人还是尸体，那就有待于法医鉴定了。
市局法医的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认定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系被掐死后将尸体扔入井内。法医和专案组刑警交换意见后，对两人的遇害过程进行了初步推测——
朱照莲母子在离开花枝胡同前往侯家老宅途中的某个地点上了那辆三轮车，行驶过程中，凶手将车拦停后持械登车（估计车夫也是凶手的同伙），威胁母子俩不得声张，然后坐在母子俩中间将两人控制。凶杀现场显然是预先选择好的，三轮车停在那口水井旁，两个凶手逼迫朱照莲、侯继豪下车，随即下手将两人掐死，投尸井中。
这就是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的一起谋杀一家三口的灭门血案。联想到5月30日朱照莲向那个秃子小贩购买的准备用来作为当天晚餐的烧饼和卤肉，可以推测凶手的作案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灭门血案。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凶手没有料到朱老爷子会临时发生骨折事故，导致朱照莲母子俩去娘家照料老爷子，那顿有毒的晚餐只有侯晋豪一个人吃了。这样，原先策划的灭门案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就得另外设法解决了。对方的灭门之心看来非常迫切，相隔不过一天，就把尚未完成的那三分之二给解决掉了。
北平解放以来的治安情况虽然比较严峻，但像这样丧心病狂的灭门血案还是首起，分局领导立刻向北平市公安局报告。
当天午后，内五分局局长汤光礼接到市局第三处（治安处）处长赵苍璧打来的电话，说经市局领导班子会议决定，5月30日、31日发生的两起命案串案并侦，市局增派三名刑警充实原专案组力量，由内五分局副局长魏相如担任组长主持侦查，市局派去的三刑警之一、治安处股长石振庭协助（相当于常务副组长），原组长杨史担任副组长。汤光礼马上把魏相如叫到办公室，刚刚转达了上级指示，石振庭就和另两位市局刑警熊先胜、张景时赶到分局来报到了。
下午，新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局长汤光礼和另一分管侦查、保卫的分局副局长张登瑞均到场，魏相如主持会议。大伙儿没有废话，开门见山直接分析案犯残杀一家三口制造灭门案的动机，亦即本案的性质是属于仇杀、情杀、因财杀人，抑或其他原因。
分析下来，大家认为首先可以排除仇杀。侯晋豪、朱照莲夫妇出身平民家庭，平素跟外界交往有限，跟人相处一向和睦友爱，别说结仇了，就是寻常口角也没听说过，应该不至于有什么人会冒着特大风险冲这家子不依不饶地连下杀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那么情杀呢？根据之前杨史、衣端正等四刑警的调查，这两口子一向安安分分过日子。侯晋豪在铁路局车辆段上班，平时接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职工，工作时间不可能离开岗位去段外有女性职工的部门闲谈培养感情;工余则是正常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要说离开，也不过是受邻居或朋友之托，帮人家修修自行车、三轮车或其他物件，况且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另外，这个小家庭中掌握经济权力的是女主人朱照莲，侯晋豪每月领了薪水后，只给自己留下些许零花钱，其余都交由妻子支配。留下的零用钱，大部分也是花在儿子侯继豪身上。侯晋豪的这种生活方式，与婚外情的规律不合——婚外情是需要时间和大量花销的。
至于朱照莲，其生活内容就更是简单了。她平时除了操持家务，空闲下来就是提着篮子在附近穿街走巷做小买卖。朱照莲原本就是三不老胡同的老住户，出嫁到花枝胡同老侯家置下的婚房后，与娘家不过咫尺之距，所以这一带的老住户都认识她。这样一张熟面孔，多年在这一带做小买卖，可以想象，其一举一动肯定都在众多街坊的眼里，如果她跟哪个男性接触得多一些，别说进人家屋里了，就是在门口驻步时间长一些，日久天长只怕也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可是，杨史等四刑警在走访中根本没有听说过关于朱照莲的任何风言风语，因此，朱照莲在这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仇杀、情杀被排除后，接下来就是财杀。这对夫妇属于普通劳动人民，因为只生了一个孩子，生活条件比寻常劳动人民家庭要好些，但绝对算不上富裕。男女双方父母的经济条件也不过中等偏上，都是靠劳动挣钱谋生，最多算个小康而已。这样的家庭，不太可能会被歹徒盯上。当然，不排除有小偷窃贼之类把他们作为目标，但因此将一家三口灭门，那就说不通了。
那么，还有其他可能吗？众人正要往下分析，分局长汤光礼接听了一个电话，大伙儿便借机抽支烟，休息一会儿。很快，汤局长返回，说很抱歉，区委熊书记让我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能和你们讨论了。关于凶手的动机，我有一个观点——会不会跟敌特分子有关？请同志们议一下。
汤局长离开后，大家就接着局长的话题讨论。敌特这一摊儿，由分管侦查、保卫工作的副局长张登瑞负责，魏相如便提议请张副局长先说说。
张登瑞是从老区抽调来的一位县公安局副局长，根据地小有名气的政保干部。这人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现在，张副局长的发言还是这个特点，用最简洁的措辞表达了以下意思：但凡灭门案，其用意一为深仇大恨，要搞一竿子扎到底的复仇;二是不一定有深仇大恨，但苦主掌握了案犯一方的重大机密，一旦泄露，将对案犯一方造成灭顶之灾，为安全计，那就不顾一切非要制造灭门案了，灭门就是为灭口。从本案三位死者生前的情况来看，深仇大恨可以排除，那就只有从灭口的角度去考虑了——他们一家可能在无意间接触到了案犯一方的重大秘密。什么秘密？估摸应该是政治方面的，多半跟敌特有关系。
张登瑞这一说，魏相如连连点头：“言之有理啊！”
于是，定下了调查内容，其中包括原专案组已经调查过的几点：第一，查找那个叫卖烧饼卤肉的秃子小贩;第二，对5月31日晚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离开花枝胡同后在何地上的三轮车、三轮车行驶途中的情况，以及杀害朱、侯母子的现场进行调查（案犯显然对现场比较熟悉，那就有可能曾在草鞋巷住过或者去踩过点）;第三，对侯晋豪、朱照莲的个人经历、社会关系进行梳理分析。 三、线索初现
专案组刑警随即启动对上述几方面情况的调查，一连查了三天——
专案组长魏相如与石振庭、杨史商量调查工作的分工时，考虑到留用老刑警衣端正熟悉内五区的社会情况，决定派衣负责查摸5月30日下午出现在花枝胡同冒充小贩叫卖烧饼、卤肉的秃子。
之前，原专案组已经对秃子的来龙去脉进行过调查，刑警不但走访了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的群众，还接触了几名经常在这一带叫卖花卷、馒头、烧饼、卤菜等的小贩，没有任何收获。现在，衣端正和分驻所、派出所借调来的小李、老辛三人重新对此进行调查，打算换个思路，改从卤肉的来路查起。他们分头走访了那天曾经买过卤肉的十多户居民，询问那卤肉有什么特征。衣端正记得，在他向朱照莲询问为什么买那个秃子小贩的卤肉时，对方回答说除了价格便宜，还因为香气扑鼻，十分诱人。如果这不仅仅是朱照莲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买了秃子卤肉的顾客共同的感觉，那就说明秃子叫卖的卤肉具有某种特殊性，如此，没准儿就能通过对北平卤菜行业老法师的调查顺藤摸瓜查到那个秃子的下落。
一番调查下来，三位刑警终于从一个年近七旬的资深老食客那里了解到，那卤肉之所以特别诱人、让人一闻之下就食指大动的原因，多半是在烹饪时往汤里放了大烟壳。
民国时期官方表面上也禁毒，那时的毒品主要是鸦片，所以称为“禁烟”，蒋介石还亲任全国禁烟总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属于挂羊头卖狗肉，说得好听，其实是只说不做或者少做。所以，禁烟的效果基本等于零。只要有钱，大烟甚至白粉（海洛因）在社会上能轻易买到，更别说大烟壳了。不过，旧时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的行规，由同业公会负责监管，若有违反，轻者认罚，严重的就要歇业了，而且，只要被勒令歇业，那就永远别想再入行，甚至换个城市都不行（各地行业之间有简报互相寄阅）。
禁止在加工食品时放大烟壳，那是从业者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准则。如果有人违反，行业内应该有些传闻。衣端正相信，凭着他在北平当刑警多年结下的三教九流的人缘，是有希望查摸到那秃子小贩的下落的。当然，这桩活儿不一定那么轻松。刑警已经估计到，那秃子应该并非正式从事这一行的小贩，而是一个冒牌货。这样，卤菜那一行里的人就多半不知道有那厮。
果然，衣端正、小李、老辛三个跟多名卤菜行业的熟人接触下来，都说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家伙。这样跑了一天多，参加工作才一个月的新警察小李正对衣端正此举是否会有效果产生怀疑时，忽然遇上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意味着衣端正他们的调查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
刑警遇到的这位仁兄姓秦，本名不详，排行老四，熟人都唤他“秦老四”。秦老四并非从事烹饪营生之人，他乃是前门“迎瑞饭馆”的一个寻常跑堂。该饭馆的位置比较好，处于交通要道黄金市口，早在抗战前就已被小偷扒手之流作为固定碰头点。像衣端正这样的刑警自然知晓这一点，十多年前，他就把秦老四发展为线人，每月给秦一些钱钞，有时局里下发的活动经费少得可怜，他就设法从收缴的赃物中截留若干送给秦作为补贴。因此，秦老四对衣端正言听计从，只要是老衣吩咐下去的事儿，不问长短，肯定要办到办妥。北平解放后，衣端正不知道新政权是否还允许他们使用以前的眼线，一直没去找过秦老四。这次由于案情重大，他专门请示了专案组的领导，得到了批准。
不过，对于衣端正此举，另外两位“临时工”却表示不解。小李是新手，原以为秦老四以前干过卤菜这一行，待到听说此人并没有沾过卤菜的边，只不过是个资深跑堂后，尽管因为资历浅不敢开口提出质疑，但那眼神一看便知是很不理解的意思。另一个老辛就不同了，他也是留用警察，以前就跟衣端正相识，曾一起办过案子，两人比较熟，他干脆就开腔了，说老衣你这是想干啥呢，他一个跑堂的还能提供啥线索啊？有这份闲心，倒不如咱三个找个地方凉快凉快，沏一壶大叶茶喝喝，没准儿倒能聊出个名堂哩。
衣端正听了没有吭声，只是打了个“跟我走”的手势。那二位没法子，毕竟他们是借调来帮忙的，领导关照过凡事听专案组刑警的吩咐，让干啥就干啥，只好跟着老衣奔前门。到得饭馆，见到那个貌不惊人的秦老四，待对方听明衣端正的来意，沉思片刻缓缓开腔，小李、老辛的眼睛立马睁大了。
秦老四说了什么呢？他说我不熟悉卤菜那一行，干那一行的通常也不会上馆子，我也不认识他们。不过，我倒有个主意献上供衣爷参考。您三位打听不到卤肉的来源，可以去打听烧饼的出处呀，不是说那厮卖的烧饼也是一等一的好货吗？既然他是冒牌小贩，卖的东西肯定不是他自己做得出来的。烧饼不比寻常的馒头、花卷儿，一般人家想做就能做，那得有技术，还得有专用烤炉，所以，他只能通过买现货的方式把那上百个烧饼批到手。上百个烧饼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出来的，那他就必须预约，跟人家不熟悉的话，还得付点儿定金。因此，卖烧饼的人肯定记得有这样一个主顾。衣爷，您说我说得对不对？
接下来调查的结果证明秦老四的思路对头。当天晚上，衣端正三人终于从内三区东四牌楼“留香饼铺”打听到5月29日有人向该店预订了一百二十个烧饼，并且预付了全款。5月30日下午两点多，那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来把货取走了。使刑警感到兴奋的是，“留香饼铺”的店主虽然说不出那个订货人的名字、住址，可是他说记得以前见过对方，依稀还有印象，可能是居住在马市大街老鹰窝一带的。
凭着多年的刑侦经验，衣端正认为查到这一步，离找到目标也就不远了。不过，鉴于他的留用警察身份，他不敢继续往下走了，跟小李、老辛一番商量，决定先向专案组领导报告。魏相如闻报，当下便带着衣端正三人前往内三公安分局，向分局长干苇求助。干局长随即指令治安科协助调查，当晚九点多，那个冒充小贩叫卖的家伙被抓获。抓捕行动魏相如带着衣端正三人也参与了，把那主儿控制住以后，定睛一看，果然是个四十来岁的秃子。
把人押到内五分局后立刻提审。秃子名叫屠富禄，三十八岁，出身平民家庭，父母均亡，兄弟姐妹互不联系，各过各的日子。曾结婚并生过子女各一，后妻子与其离婚，携子女嫁给了郊区一个地主做填房。屠富禄从事过唱戏（草台班子）、掮客、车行账房、煤矿管理等多种职业，还开过杂货店铺，目前无业;沾染酗酒、赌博等恶习，经常欠债。 屠富禄听着这事似乎不算犯难，他原本做过沿街叫卖水果的小贩，又做过戏子，临时客串个叫卖烧饼卤肉的小贩自是不在话下，就收下了那三十万元钞票。
次日下午，屠富禄去“留香饼铺”订了烧饼，为稳妥起见，还特地去了趟花枝胡同，四点过后，果然看见有那么一个三十岁出头、额头上有一块指甲盖般大小胎记的女子提着篮子叫卖而来，寻思这就是康少爷的表弟媳妇了。之后，一切就按照预先由康守仁拟定的计划行事了。只是，直到此刻被捕，屠富禄也不清楚花枝胡同那边因为他的光顾发生了什么。
专案组领导立刻指派市局刑警张景时率衣端正、小李、老辛三人急赴天津调查“老嘉富绸缎庄”的少东家康守仁及其社会关系，以便查摸其在北平这边的落脚点。
四、涉案车辆
调查秃头小贩有了眉目，与此同时，负责调查涉案三轮车相关线索的刑警蒋友先、熊先胜那一路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据草鞋巷见过那辆三轮车的群众反映，这辆三轮车是有正规牌照的车辆，七八成新，与那位群众擦身而过时，那个不知是真是假的车夫还按铃示意他让开，铃声很脆。可惜，那群众根本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人命案，没有留意车牌号码，只记得车夫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看上去身体很是壮硕，浓眉大眼，一副好相貌。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分析，车夫多半是假货，盯着车夫查的难度肯定很大，倒不如先查三轮车。
从车夫是冒牌货这个角度考虑，那辆三轮车很有可能是案犯临时偷来用一用的。那时候，丢失三轮车这样的事儿相当于如今的出租车司机发现他的车不翼而飞了一样严重，车夫应该会在第一时间报案。于是，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决定先向全市各区公安分局的治安科打电话询问情况。
当时的北平市一共有二十个公安分局，其中内城七个、外城五个、郊区八个，称为“内七外五郊八”。两刑警一一往这二十个分局的治安科打了电话，出乎意料的是，竟然都说没有接到过三轮车失窃的报案。这就令人不解了，难道之前的判断有误，那个车夫并非冒牌货，而是正牌车夫，用来作为作案工具的那辆车就是他平时营运的车辆？想想似乎可能性不大，车夫蹬着自己的三轮车拦路劫持苦主，再运送到现场杀死，这胆子未免太大了。继而，他们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辆三轮车并非营运车辆，而是某个资本家之类的富户人家的私家三轮，临时盗了块牌照挂上去，冒充营运车辆。如此，对于丢失牌照的三轮车车夫而言，其严重性就没有车辆失窃那么大了，也不必向公安局报案，只要向车行说一下，由车行老板到公安局补办就是。
在以往，遇到这种情况，车行是要罚车夫一点儿钱的，但解放后车行老板鉴于形势，不敢再这样做了。不过，车行方面也有治车夫的办法，因为生怕个别车夫可能会以此手段发泄对老板的不满，在接到车夫牌照丢失的报告后，车行一般会先晾几天再去公安局补办。这几天对于车夫来说并不轻松，他要交车份儿，每天的营运压力都很大，不可能把三轮车停在家里干等着补办牌照，只有硬着头皮照样上路载客。这种行为如果被交警发现，尽管不会像旧社会那样扣车扣座垫什么的（三轮车座垫被扣之后就无法载客了），但接受一顿批评教育那是少不了的，还要通知车行来领车领人，那就占了时间，也就等于减少了收入。
想到这儿，两刑警便去人力车同业公会调取了全市车行的名录，看看数量不少，就先把其中有电话机的那些勾了出来，一家家打电话。可是，对方都说他们没有接到过哪个车夫报告牌照丢失之事。这下，刑警知道需要他俩累一把了，必须得靠两条腿对剩下的车行逐家走访。
刚刚接管的旧北平市警察系统的交通工具堪称简陋，跟南京、上海那是根本没有可比性。拿内五分局来说，整个儿分局竟然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更别说汽车、摩托车了。那么，分局的正副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亲自出现场或者去市局开会怎么办？有一辆旧三轮车，配备了一个车夫供使唤。下面的科长、警员有事外出，都得靠两条腿。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商量下来，觉得可以一步步进行查询，先把内城七个区的车行一一跑到，指望运气好，查到有哪个车夫丢失了牌照，那就盯着这条线索往下查。
查到第二天，触角已经延伸到北平外城，二位刑警的两条腿都快要跑断了，总算在外三区撞到了运气。
那天中午，熊先胜经过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觉得饥肠辘辘，便想进去蹭午饭。外三分局局长慕丰韵担任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时，熊先胜曾当过他的警卫员，如今找上门去蹭一餐饭料想没有问题，除非他不在分局。进去转了转，老首长在，这顿饭就有了着落，伙房还加了一盆炒鸡蛋。同桌吃饭时，慕局长问起他的工作，得知小熊在走访车行，两条腿已经快累断了，动了恻隐之心，说我这边正好缴获了一辆摩托车，案子还没结，没上缴，下午就借给你用吧，省点儿力气，调查速度也可以快一点儿。熊先胜说那敢情好，就是我不会开摩托。慕局长说没关系，我这里有人会开，让他捎你，你要去哪儿就让他开到哪儿。
熊先胜寻思蹭饭顺利，这个开头倒还不错，指望往下能够撞上好运。摩托车开出外三分局的大门，先去了距分局一里开外的“荣仁车行”。该车行除了出租三轮车、黄包车，因老板徐某是修车工出身，还兼营修理人力车、自行车、摩托车，分局的这辆摩托车刚弄来时有些故障，就是请徐老板给修好的。因此，驾车的民警小齐跟徐老板已经比较熟了。当下，徐老板见小齐驾车过去，以为摩托又出故障了，一面吩咐徒工沏茶，一面迎出门来问车怎么样。小齐说不是为车的事来找你的，市局这位同志想向你打听点儿事情。熊先胜上前把情况跟徐老板说了说，徐老板露出笑容，说这位同志您的运气可真好，之前打听了两天没打听到的情况，到我这里一问就着了！
徐老板告诉刑警，5月31日上午有个姓丁的朋友找他，说是有桩小事相托。老丁的小舅子小郝，以前是在内一区“大发粮行”打工的，北平解放后粮行关门歇业，小郝也就丢了饭碗。粮行刘老板跟老丁有些交情，便对小郝说，按说我这种关门歇业，是要给你们这些伙计发一笔遣散费的，可是大伙儿都知道，粮行之前给国民党军队折腾得厉害，我已经没钱钞可发了。现在我连自个儿干啥挣钱都没方向了，准备去河南找朋友商量，看有啥事儿可以做。车夫老项跟我一起去，那辆三轮车是我的私产，就借给你用吧。你去办一纸临时营运证照，先做做载客的生意，以后怎么样，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这样，小郝就蹬上了三轮车，营运证是老丁托人给办的临时证照，有效期三个月，到期可以续。 6月15日午前，市局第三处处长赵苍璧来电询问情况，得知侦查无果，鼓励侦查员说，这不过是成功道路上必然会碰到的一点儿小曲折，请同志们继续努力，细致分析案情，相信必见曙光。专案组刑警受到鼓舞，干脆放弃午休，放下饭碗立刻开会。魏相如和石振庭、杨史交换意见后，给这次案情分析会定下的调子是：没有框框，没有重点——事实上该想到的都已经想到而且进行过调查了，眼下真的已经想不出什么新的框框和重点了——大伙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指望有人能够正好说到点子上，那就把这种近似于歪打正着的点子作为重点来落实。
这一议，整整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到快下班时，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如果一开始他就提出这个主意的话，多半会立刻被众人否定，可现在这种无路可走的状况，那也就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这个主意是什么呢？这位侦查员说，侯家三口被杀的原因目前不明，但肯定跟男女主人中的某一人甚至两人都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必须有一个接触点，那就是对方跟他们有过接触，甚至一度有比较密切的交往。然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之间出现了矛盾，而矛盾激化的后果会给凶手一方造成巨大威胁甚至是灭顶之灾，因而作下了这起灭门血案。鉴于此，有必要继续调查男女主人侯晋豪和朱照莲的社会关系。这种调查之前已经进行过，但很有可能遗漏了什么，现在继续调查乃是一种补救，或许可以发现什么线索。
这没有办法的办法获得了专案组全体成员的一致赞同，魏相如当即作了分工，决定次日上午就着手继续调查。
当晚，轮到魏相如在分局值班，上半夜竟然出乎意料地清闲，整个儿辖区内没有发生一起需要分局出警的案子，他正好可以喝着大叶茶考虑灭门案的调查思路。想来想去，最后产生了一个走捷径的思路：白天会上作出的分工是对侯晋豪、朱照莲夫妻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同时进行排查，但这样做就涉及警力问题。专案组人员紧张，又苦无交通工具，工作效率太低，大家都疲惫不堪，这两天已经出现了病号，他自己也是咳嗽连连低烧不退，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工作进度。因此，战线不应拉得太长，相反，应该考虑适当收缩。
如何收缩？看来只有找重点了，两个对象的调查先进行一个。通常说来，如果一对夫妻跟外人产生矛盾，而且是严重到会导致杀人灭门的巨大矛盾，那一般都是在外活动得比较多的男性造成的，像朱照莲这样的家庭主妇，没有职业，她的交际面肯定比较狭窄。既然如此，不如先对男主人侯晋豪进行调查。
考虑至此，魏相如决定调整工作安排，当然，这需要跟常务副组长石振庭商量。石振庭参加专案工作后，为上下班节省时间，暂时把住宿地从市局集体宿舍搬到内五分局后面的分局宿舍。现在魏相如想找他很方便，只需往分局集体宿舍门房打个电话，请门房转达即可。很快，石振庭匆匆赶到，见面就说我正有事想过来跟魏局长说说呢。石振庭一开口，魏相如笑了，原来两人的想法竟然是一样的。于是，就对次日调查工作的人员分工重新作了安排。
这回，连同非专案组正式成员一共十多人全部出动，盯准侯晋豪生前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重新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周密细致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刑警裴丰夫和派出所民警小黄两人被分派去侯晋豪的儿子侯继豪生前所上的小学，了解这孩子以前是否向老师或同学提起过自己的父亲，都说了什么。这个主意是留用老刑警蒋友先向专案组长提出来的，他说解放前他参加过一起抢劫案的侦查，最后就是用这个法子从案犯那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那里获得了关键信息，最后顺藤摸瓜破了案。
还别说，就是蒋友先的这个建议使专案组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据侯继豪生前同班级的两个男生反映，侯家出事前五天（5月25日），侯继豪曾向他俩津津乐道吹嘘过一桩事儿，说昨晚他们全家去什刹海“祥福饭店”吃了一顿饭，是一个伯伯请的客。那个伯伯很大方，叫了一桌子菜，还有好几样好吃的点心，请他爸爸喝最好的二锅头，他和妈妈不喝酒，就给点了汽水。
那年头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寻常劳动人民家庭能够糊口就已经不错了。像侯继豪这样的家庭，属于中等偏上，日子过得也非常节俭，下馆子这样的好事儿侯继豪还是第一回遇到，自然回味无穷，就带着炫耀之意向小朋友吹嘘了一下。对于他的同学们来说，这种情况别说亲身经历了，就是听也没听人如此这般详尽地述说过，所以不但听得仔细，还顺带搞传播，很快，全班同学甚至连其他班级的同学也都知道了。现在，这个信息传到了刑警耳朵里，裴丰夫听说后，立刻和小黄一起向其他同学进行核实。了解下来，除了最初听说的那两个小哥们儿，另外至少还有七个同学亲耳听侯继豪说过此事。
那么，那个请侯氏一家三口吃饭的“伯伯”是何许人呢？这个，所有反映情况的小朋友都摇头，说小侯没有说过，他们也没有打听。这样，刑警就只好去饭馆打听了。裴丰夫也是留用老警察，去的路上他对小黄说要做好白跑一趟的准备，因为“祥福饭店”是一家颇有名气的馆子，平时顾客盈门，跑堂忙得脚不沾地，不大可能顾得上留意某几个普通食客。果然，裴、黄两个过去一打听，问遍了饭庄的所有跑堂，都说“没有印象”。
六、关键环节
尽管是无功而返，专案组领导听了裴丰夫的汇报，却照样给予表扬，说这应该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石振庭说老裴这条线索很重要，你们三个先休息，我另外安排人员设法进行调查。然后，石振庭就出去了。经过院子的时候，正好看见治安科两个民警推着一辆涉案自行车从外面进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垂头丧气的男子，估计是刚闹了纠纷被民警带到分局处理的。他上前对民警说我有急事，先把自行车借我骑一下。没等人家反应过来，他抢过车龙头飞身上车，骑了就走。
说是另外安排人员设法调查，实际上，石振庭是想自己跑一趟。刚才他听了汇报，注意到裴丰夫三人去“祥福饭店”调查时光问了跑堂，没去向老板打听。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便想亲自跑一趟饭庄，问问账房和老板是否认识那个请侯家三口吃饭的家伙。
石振庭自己都没想到，他的运气有这么好，偶尔冒出的念头，竟然让他算准了。“祥福饭店”的老板周祥福老先生听石振庭说明来意，点头说是有这么一茬儿买卖，那是铁路局车辆段的侯师傅一家三口呀，我们认识，他给敝号修理过鼓风机。周老板这一说，石振庭恍然：原来，德胜门内大街靠近花枝胡同的那家鞋帽店的老板跟周祥福是连襟。平时，鞋帽店的一应小修小弄都是请侯晋豪相帮的。去年夏天“祥福饭店”的鼓风机发生故障，周老板就是通过连襟把鼓风机运到侯晋豪家给修好的。 这时，车辆段军代表郭雄安端着两个馒头一碗汤过来了。坐在他们这一桌的刑警张景时寻思他可能有事要跟石、杨商量，便起身让开地方，去另一张桌子用餐了。老郭过来果然有话要说，刚才从办公室来食堂的路上，一个姓林的工人向其反映，解放前铁路局车辆段有个叫段大午的稽查官，是反动派当局派下来的。这个段大午有一辆英国“宾利”吉普车，大概是抗战胜利后以接收名义巧取豪夺来的。这车经常发生故障，段听说侯晋豪是修车好手，请侯为其修过几次，经侯晋豪鼓捣下来，调换了一些零部件，那车又变成了一辆好车。段大午从此对侯晋豪非常赞赏，听说1948年2月过年时还送了些面粉、豆油和猪肉给侯晋豪。
石振庭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在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前，他曾跟随一大批接管干部集中在长辛店学习，接触过一些北平地下党收集的材料，知道铁路局的稽查官都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派下来的特务，打着稽查官的招牌，刺探工人中的进步活动，收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这个姓段的特务跟侯晋豪有过接触，会不会跟眼下这起灭门大案有关系呢？段大午现在又在哪里呢？
郭雄安说，当初他参与接管铁路局时，段大午也在欢迎解放军代表进驻的那些中高级职员行列之中，还向他们组长递交了车辆段的接管材料目录。尽管知道稽查官都是“保密局”特务，但按照上级布置，当时并未采取措施。不料，第二天段大午就逃跑了。几天后，上级指令让把各单位逃跑的人员名单上报军管会公安部，铁路局上报的名单中就有段大午的名字。之后，没有再听说过段的消息。郭雄安作为分管车辆段保卫工作的军代表，曾按照市军管会公安部的要求，在车辆段职工中收集过关于段的亲友以及社会关系的线索。但段是安徽人，在北平并无亲戚，朋友当然是有一些的，都是狐朋狗友，解放后早已作鸟兽散，所以职工们也说不出什么来。
下午，结束调查的刑警们返回专案组驻地，立刻开会分析案情。大伙儿对郭雄安所说的关于侯晋豪跟段大午打过交道的情况进行重点讨论，认为到这当儿，不如盯着段大午这条线索试着查摸。想法似乎是对头的，可是从哪个方向着手去调查呢？一番讨论后，有人提出，解放前“保密局”向北平铁路局这种必须进行重点控制的单位派下的特务应该不止段大午一个，肯定还有其他特务，是否可以考虑找找其他顶着“稽查官”之类头衔的特务分子试试，没准儿有人知道段大午的下落。
散会后，石振庭、杨史向没有参加车辆段调查的副局长魏相如汇报情况，也说了打算通过段大午以前的同僚查摸线索的想法，魏相如表示赞同。于是，专案组刑警再次出动，四处寻找那些奉“保密局”派遣打入旧北平铁路局执行使命的特务分子。两天后，刑警裴丰夫、蒋友先终于从一个打入旧铁路局工程部担任技术督察官的特务分子焦某那里打听到段大午的下落。
先说一下焦某的情况。他虽是“保密局”特务，但在解放前夕受身份系中共地下党员的表弟的影响，决定投诚，并为地下党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北平解放后他未受到处理，只是给换了个地方，让他去市军管会下设的工业部从事技术工作。现在，专案组刑警辗转打听到他的下落后前往调查，一问，焦某不但跟段大午熟识，还有一点儿私谊。
他告诉刑警，段大午在北平解放后没几天就逃往天津了，通过亲戚的介绍，改名换姓进了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前几天，段大午之妻柳芝兰带着十二岁的儿子从天津来北平找他，说段大午酒后跟人吵架，动手把人家打伤，被公安局拘留了。公安局的处理意见是，赔偿对方医药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获得对方的谅解后，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但对方开出的金额有点儿高，柳芝兰一时凑不齐，遂来北平向焦某商借。
焦某这才知道原来段大午去了天津，寻思这事得考虑考虑是否要向公安局举报，至于凑钱之事那是不能答应的，否则段大午出来后再次滑脚逃离天津的话，他的行为等于资助敌特，一旦穿帮，后果就严重了。所以，他只给了段大午的儿子一点儿钞票作为见面礼，就把人家打发走了。本来，焦某准备写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往北平市军管会检举此事，但这几天工作上的事儿太忙，日夜加班，晚上都得留宿办公室，根本没精力做这事，就只能先往旁边搁一搁了。反正柳芝兰一时也凑不齐那笔赔偿金，段大午不可能离开看守所。
专案组得知这个情况，立刻指派刑警前往天津，通过天津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帮助，找到了尚关押在看守所、已经改名伍达至的特务分子段大午，随即对其进行讯问。
段大午交代，抗战前他就认识康守仁。此人系天津人，当时是“军统”天津站的小特务，后来去了南方，听说曾去“军统”香港站干过些日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被占领香港的日军逮捕，关押过两年。抗战胜利后“军统”搞复员，大量裁减特务，康守仁也在被裁减之列。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后台关系，被裁减是免不了的，但想多拿些复员费，为此曾到北平来找过段大午，请段为他托关系。段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军统”负责复员工作的一个朋友。之后就没有消息了，直到1946年秋，他突然出现在北平车辆段。原来，他受了高人指点，以曾在香港坐过日本人的牢、受了刑罚留下了健康隐患，应当受到照顾为由，给“军统”高层写了一封信。此举发挥了效用，他最后未被裁员，而是被安排到“军统”北平区（1947年7月“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改称“保密局”北平区）当了一名特务。
自此，段大午与康守仁恢复了交往。那么，康跟车辆段工人侯晋豪是否认识呢？段大午说这两人认识，而且就是他介绍的。康守仁当时驾驶一辆从接收物资中捞得的二十年代的福特轿车，该车外表看着还不错，实际上已经破旧不堪，经常发生故障。听说车辆段能工巧匠颇多，康守仁就请段大午帮忙给介绍一位顶尖的师傅，把轿车给拾掇一下。段大午自无二话，就介绍了曾替自己修理过吉普的侯晋豪。以康守仁的特务身份，不适宜经常在车辆段露面，就让侯晋豪去他那里修车。据康守仁反馈给段大午的信息，他对侯晋豪很满意。康是天津老字号少东家出身，一向讲究场面，出手阔绰，据说每次侯晋豪去修车都可获得若干礼品以及现钞。
刑警对段大午老实交代的态度很满意，往下就要看真章了——那么，康守仁在北平有些什么重要的社会关系？他会藏匿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