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3月以前，张少伟一直对自己“很不爽”。
这个40岁出头的斯文男人，曾任重庆市总工会原法律工作部部长。
这是一个专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部门。
从来到市总工会那天起，张少伟就有一个梦想：要为工人兄弟伸张正义。
然而，他却一直感到自己使不上力。
“纽带”弱化
那个农民工的话，让张少伟至今不能释怀。
那是2013年底，张少伟外出办事，偶遇一个被欠薪的农民工。
这位农民工兄弟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眼看就要过年了，他却没领到工资。
为讨薪，他想尽办法，却一直没有结果。
张少伟了解情况后，给这位农民工支招：“工会是职工之家。你可以去找你们公司的工会试试。”
面对张少伟的苦口婆心，这位农民工兄弟埋头想了想，忽然冒出一句话：“工会是干什么的？”
闻言，张少伟瞬间“冰冻”。
这时，在50公里外的铜梁，团干部汪思强也缺乏“存在感”。
在过去几年里，汪思强一直在距铜梁城区42公里远的维新镇初级中学任体育教师，同时也兼任校团委书记。
对于后一个身份，他坦言“聊胜于无”。
汪思强说，这种感受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基层团组织功能萎缩。“校团委平时基本上没什么事，只有每年‘五四’才会开展一些活动，也多是爬山、跑步、文艺表演之类的娱乐活动。”汪思强说。
二是基层团组织资源匮乏。“没经费，没场地，自然没地位。”汪思强说。
三是上级团组织和基层游离。“由于学校距城区较远，很少有机会得到上级团组织指导。”汪思强说。
对同样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社会各阶层联系密切的群团组织，一直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的群团工作却有所弱化，工作手段和方法比较陈旧，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这样的弱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机关化”——有的群团组织远离群众、远离基层；“行政化”——有的群团组织工作内容与行政部门重合，工作方式与行政部门雷同；“贵族化”——少数群团组织表现出“装点门面、嫌贫爱富”的不良倾向，在思想和行动上没有把握好“代表谁、联系谁、服务谁”的尺度；“娱乐化”——开展工作过分依赖娱乐活动，缺乏思想性和教育性。
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导致群团组织的工作重心和机构设置“头重脚轻”，削弱了群众对于“纽带”的“存在感”。
冬日破冰
2015年12月初，在持續猛烈的降温后，太阳终于钻出云层。
渝中区中山三路，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射在汇源大厦上。
大厦13楼，重庆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面积约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张少伟像被淹没在文件堆里一样。
仔细学习了一份重要文件后，张少伟缓缓抬起头，望向窗外。张少伟突然想起前几天在书上看到的这句话：“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奔走，在努力生活，也总是在想着改变生活，让它更好。”
收回目光，张少伟又盯住了刚才的文件。
一个月前的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
根据《方案》，群团组织将通过改革全面解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特别是“要重点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
按照中央部署，重庆与全国总工会、上海市一起承担全国群团改革试点工作。2015年11月，市委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群团改革试点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3家市级群团机关和万州区、江北区、渝北区、铜梁区、开县、秀山县6个试点区县先行先试。市委书记孙政才强调：“要以改革的思维和办法去破解难题、解决问题，真正让群团组织焕发生机活力，成为党心民意同频共振的纽带，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知心人、贴心人。”
很快，《重庆市总工会改革试点专项方案》就摆到张少伟的办公桌上。
“按照市总工会的《方案》，我们将通过精简部门，整合资源，打破部门间的壁垒，以更快捷高效地为广大职工服务。”张少伟说，眼中隐隐若有光。
在反复阅读之后，他才将《方案》放回桌面。
良久，张少伟忽然冒出一句很“文艺”的话：“这场改革，就像春天来临之际，冬日坚冰破碎的声音。”
选贤任能
张少伟踌躇满志参与改革时，汪思强也找到了“存在感”。
2016年1月初，汪思强接受了铜梁团区委的考察。
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即将发生变化。
作为群团改革6个试点区县之一，铜梁制订了《铜梁区群团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方案》。
围绕《方案》，铜梁团区委书记吴别和同事们立即忙活起来。
“按照《方案》，这次改革的重点是‘接地气’。我们在打造‘青锋创业’项目和建设‘市民学校’的同时，重点健全团组织体系和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吴别说。
“接地气”的第一步，就是从基层选任优秀干部。
面对层层考察，汪思强一路过关斩将，全程通过。
两个月后，他得到一个惊喜——到团区委挂职任学校与少先队工作部部长。
“很意外，没想到我竟能入选。”汪思强说。
对此，吴别却认为理所当然。
“我们就是要突破年龄、学历、职级身份壁垒，采取专职、兼职、挂职等方式，充实干部队伍力量。”他说。
如何突破壁垒？
铜梁团区委选择了三个方向。“突出基层导向，从村社、镇街、企业、学校等基层一线或新领域新阶层群众代表中选拔；突出群众性，把‘知群众、懂群众、爱群众’作为人选的重要标准，选拔有群众工作经验且群众口碑较好的对象；突出代表性，即选拔范围涵盖从农民工到‘海归’各个阶层的优秀分子。”吴别说。 汪思强脱颖而出之际，渝北区兴隆镇徐堡村农妇龚世芬也找到了“组织”。
2014年，龚世芬丈夫因肝硬化去世。丈夫去世后，她唯一的女儿也参了军。
从此，这个50来岁的农妇一个人守着老房子，靠每年3000多元的土地流转补偿金和自己栽种的粮食蔬菜寂寞地生活着。
就在这时，当地妇女互助组伸出了援手。
“丈夫去世那年，村里的妇女互助组对我帮助很大。她们经常来找我聊天，从心理上开导我，也在经济上给了我很多帮扶。”龚世芬说。
受到妇女组织感召的她，也开始积极投入到帮扶妇女的队伍中。
一转眼，2016年来了。
1月，作为群团改革试点之一的市妇联，顺应“接地气”的改革导向，启动了一项组织设置创新工程——将全市村级妇代会改建为村级妇联。
此举有“一箭三雕”之效——既能解决基层妇联组织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也增强了基层妇联工作的针对性，还实现了基层妇联组织全覆盖。
龔世芬生活的徐堡村，成为重庆市第一个村级妇联改建示范村。
2016年春天，徐堡村共推选出52名妇女代表，龚世芬被选为村妇联副主席。
得知自己当选，这位热心农妇就说了三个字：“没想到。”
瘦身提效
2016年3月2日，张少伟有了一个新职务：市总工会职工权益维护中心主任。
彼时，市总工会完成了机关机构编制改革，内设机构由19个精简为13个，编制减少123名。同时，选举产生2名专职副主席，2名挂职副主席和4名兼职副主席。
张少伟工作的法律工作部和信访办、劳动保护部合并，改为职工权益维护中心。
消息一出，就有人表示担忧。“我不是争名利，但是精简了这些部门，减少了这么多编制，总要考虑人员安置问题吧？”一位工会干部表示，“就算人员都能妥善安置，但是到一个新的地方总还需要适应吧，会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张少伟倒是很平静。
在他看来，这场改革意义深远。
“过去，职工维权要经过劳动保护部、信访办等不同部门，维权耗费的时间精力成本居高不下。同时，由于我们不少工会干部都是企业员工，因此在帮助职工维权时常常硬不起腰杆。随着我们这个专职维权中心的成立，工会机关不仅瘦身，还达到提效的目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张少伟说。
和他抱有同感的，还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洪。
“我们就是要通过推行改革积极作为，让每个职工感受到工会改革带来的变化，让他们遇到困难就想到工会。”郑洪说。
和市总工会一样，团市委和市妇联也启动了瘦身提效改革——
在领导干部职数方面，团市委减少机关领导职数3名，减少中层干部领导职数5名，增加兼职人员2名；市妇联配备了2名挂职人员和4名兼职人员。
在内设机构调减上，团市委和市妇联分别调减4个部门，还围绕维权、创新创业和服务社会组织等服务职能，建立了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
而在所属事业单位编制精简上，团市委精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编制87名，市妇联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编制由214名精简为171名，全部用于充实基层力量。
服务增值
2016年3月16日，市总工会维权接待大厅。
一大早，年近六旬的刘洪权就已守候在此。
张少伟的一位同事接待了他。
“我要维权。”刘洪权说。
一个月前，刘洪权在一家汽配厂打工时右手食指被机器压断，只能截肢。
汽配厂老板在托人给他送来1000元钱后，便再不闻不问。
“做手术、养伤，我前后花了一万多元，想要找老板却一直找不到。”刘洪权说。
“您的信息我们已经登记，很快就会给您回复。”工作人员表示。
“不会是应付我吧？我可是听说维权很麻烦。”刘洪权不放心。
“我们权益维护中心成立以后，很多问题都可以一站式办理，不用各部门跑了。您回去等消息吧，我们联系好了就通知您。”工作人员肯定地表示。
两天后，刘洪权接到了权益维护中心电话：“我们已经联系好了汽配厂老板，您可以过来，我们三方协调一下。”
经过协调，刘洪权当场就收到了老板赔付给他的手术费及补偿。
“工会办事热情，效率高，和‘传说’不一样嘛。”刘洪权很满意。
“通过群团改革，我们现在提供集约化服务，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了。”张少伟说。
刘洪权拿到补偿之际，铜梁区安居初级中学初三学生李骏然也感受到了不同。
为迎接2016年“五四”青年节，在团区委指导下，汪思强决定来一场“头脑风暴”——一改以往上级团委指定活动内容的套路，充分运用团市委在群团改革中打造的新媒体平台，让学生自己进行活动策划和执行。
看到汪思强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出的“召集令”，李骏然坐不住了。针对安居古镇游客多、垃圾多的问题，他通过微信群提出了“我来做一天志愿者”的倡议。
很快，团区委肯定了他的策划。
“这个征集活动，让我们‘00后’青年学生找到了感觉。”李骏然说。
而此时，渝北区兴隆镇徐堡村“空巢”老人周先凤，也感受到了群团组织的温暖。
原来，龚世芬和村妇联的各个执委，和周先凤结成了帮扶对子。
每个星期，龚世芬都要去周先凤家四五次，帮着挑粪、收拾菜地。
“她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这个空巢老人也能过得很好。”周先凤笑着说。
在群团改革的进程中，来自人民群众的夸赞声，越来越多。
2016年4月，在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群团改革在重庆全面推开。
这个40岁出头的斯文男人，曾任重庆市总工会原法律工作部部长。
这是一个专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部门。
从来到市总工会那天起，张少伟就有一个梦想：要为工人兄弟伸张正义。
然而，他却一直感到自己使不上力。
“纽带”弱化
那个农民工的话，让张少伟至今不能释怀。
那是2013年底，张少伟外出办事，偶遇一个被欠薪的农民工。
这位农民工兄弟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眼看就要过年了，他却没领到工资。
为讨薪，他想尽办法，却一直没有结果。
张少伟了解情况后，给这位农民工支招：“工会是职工之家。你可以去找你们公司的工会试试。”
面对张少伟的苦口婆心，这位农民工兄弟埋头想了想，忽然冒出一句话：“工会是干什么的？”
闻言，张少伟瞬间“冰冻”。
这时，在50公里外的铜梁，团干部汪思强也缺乏“存在感”。
在过去几年里，汪思强一直在距铜梁城区42公里远的维新镇初级中学任体育教师，同时也兼任校团委书记。
对于后一个身份，他坦言“聊胜于无”。
汪思强说，这种感受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基层团组织功能萎缩。“校团委平时基本上没什么事，只有每年‘五四’才会开展一些活动，也多是爬山、跑步、文艺表演之类的娱乐活动。”汪思强说。
二是基层团组织资源匮乏。“没经费，没场地，自然没地位。”汪思强说。
三是上级团组织和基层游离。“由于学校距城区较远，很少有机会得到上级团组织指导。”汪思强说。
对同样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社会各阶层联系密切的群团组织，一直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的群团工作却有所弱化，工作手段和方法比较陈旧，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这样的弱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机关化”——有的群团组织远离群众、远离基层；“行政化”——有的群团组织工作内容与行政部门重合，工作方式与行政部门雷同；“贵族化”——少数群团组织表现出“装点门面、嫌贫爱富”的不良倾向，在思想和行动上没有把握好“代表谁、联系谁、服务谁”的尺度；“娱乐化”——开展工作过分依赖娱乐活动，缺乏思想性和教育性。
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导致群团组织的工作重心和机构设置“头重脚轻”，削弱了群众对于“纽带”的“存在感”。
冬日破冰
2015年12月初，在持續猛烈的降温后，太阳终于钻出云层。
渝中区中山三路，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射在汇源大厦上。
大厦13楼，重庆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面积约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张少伟像被淹没在文件堆里一样。
仔细学习了一份重要文件后，张少伟缓缓抬起头，望向窗外。张少伟突然想起前几天在书上看到的这句话：“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奔走，在努力生活，也总是在想着改变生活，让它更好。”
收回目光，张少伟又盯住了刚才的文件。
一个月前的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
根据《方案》，群团组织将通过改革全面解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特别是“要重点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
按照中央部署，重庆与全国总工会、上海市一起承担全国群团改革试点工作。2015年11月，市委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群团改革试点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3家市级群团机关和万州区、江北区、渝北区、铜梁区、开县、秀山县6个试点区县先行先试。市委书记孙政才强调：“要以改革的思维和办法去破解难题、解决问题，真正让群团组织焕发生机活力，成为党心民意同频共振的纽带，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知心人、贴心人。”
很快，《重庆市总工会改革试点专项方案》就摆到张少伟的办公桌上。
“按照市总工会的《方案》，我们将通过精简部门，整合资源，打破部门间的壁垒，以更快捷高效地为广大职工服务。”张少伟说，眼中隐隐若有光。
在反复阅读之后，他才将《方案》放回桌面。
良久，张少伟忽然冒出一句很“文艺”的话：“这场改革，就像春天来临之际，冬日坚冰破碎的声音。”
选贤任能
张少伟踌躇满志参与改革时，汪思强也找到了“存在感”。
2016年1月初，汪思强接受了铜梁团区委的考察。
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即将发生变化。
作为群团改革6个试点区县之一，铜梁制订了《铜梁区群团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方案》。
围绕《方案》，铜梁团区委书记吴别和同事们立即忙活起来。
“按照《方案》，这次改革的重点是‘接地气’。我们在打造‘青锋创业’项目和建设‘市民学校’的同时，重点健全团组织体系和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吴别说。
“接地气”的第一步，就是从基层选任优秀干部。
面对层层考察，汪思强一路过关斩将，全程通过。
两个月后，他得到一个惊喜——到团区委挂职任学校与少先队工作部部长。
“很意外，没想到我竟能入选。”汪思强说。
对此，吴别却认为理所当然。
“我们就是要突破年龄、学历、职级身份壁垒，采取专职、兼职、挂职等方式，充实干部队伍力量。”他说。
如何突破壁垒？
铜梁团区委选择了三个方向。“突出基层导向，从村社、镇街、企业、学校等基层一线或新领域新阶层群众代表中选拔；突出群众性，把‘知群众、懂群众、爱群众’作为人选的重要标准，选拔有群众工作经验且群众口碑较好的对象；突出代表性，即选拔范围涵盖从农民工到‘海归’各个阶层的优秀分子。”吴别说。 汪思强脱颖而出之际，渝北区兴隆镇徐堡村农妇龚世芬也找到了“组织”。
2014年，龚世芬丈夫因肝硬化去世。丈夫去世后，她唯一的女儿也参了军。
从此，这个50来岁的农妇一个人守着老房子，靠每年3000多元的土地流转补偿金和自己栽种的粮食蔬菜寂寞地生活着。
就在这时，当地妇女互助组伸出了援手。
“丈夫去世那年，村里的妇女互助组对我帮助很大。她们经常来找我聊天，从心理上开导我，也在经济上给了我很多帮扶。”龚世芬说。
受到妇女组织感召的她，也开始积极投入到帮扶妇女的队伍中。
一转眼，2016年来了。
1月，作为群团改革试点之一的市妇联，顺应“接地气”的改革导向，启动了一项组织设置创新工程——将全市村级妇代会改建为村级妇联。
此举有“一箭三雕”之效——既能解决基层妇联组织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也增强了基层妇联工作的针对性，还实现了基层妇联组织全覆盖。
龔世芬生活的徐堡村，成为重庆市第一个村级妇联改建示范村。
2016年春天，徐堡村共推选出52名妇女代表，龚世芬被选为村妇联副主席。
得知自己当选，这位热心农妇就说了三个字：“没想到。”
瘦身提效
2016年3月2日，张少伟有了一个新职务：市总工会职工权益维护中心主任。
彼时，市总工会完成了机关机构编制改革，内设机构由19个精简为13个，编制减少123名。同时，选举产生2名专职副主席，2名挂职副主席和4名兼职副主席。
张少伟工作的法律工作部和信访办、劳动保护部合并，改为职工权益维护中心。
消息一出，就有人表示担忧。“我不是争名利，但是精简了这些部门，减少了这么多编制，总要考虑人员安置问题吧？”一位工会干部表示，“就算人员都能妥善安置，但是到一个新的地方总还需要适应吧，会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张少伟倒是很平静。
在他看来，这场改革意义深远。
“过去，职工维权要经过劳动保护部、信访办等不同部门，维权耗费的时间精力成本居高不下。同时，由于我们不少工会干部都是企业员工，因此在帮助职工维权时常常硬不起腰杆。随着我们这个专职维权中心的成立，工会机关不仅瘦身，还达到提效的目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张少伟说。
和他抱有同感的，还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洪。
“我们就是要通过推行改革积极作为，让每个职工感受到工会改革带来的变化，让他们遇到困难就想到工会。”郑洪说。
和市总工会一样，团市委和市妇联也启动了瘦身提效改革——
在领导干部职数方面，团市委减少机关领导职数3名，减少中层干部领导职数5名，增加兼职人员2名；市妇联配备了2名挂职人员和4名兼职人员。
在内设机构调减上，团市委和市妇联分别调减4个部门，还围绕维权、创新创业和服务社会组织等服务职能，建立了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
而在所属事业单位编制精简上，团市委精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编制87名，市妇联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编制由214名精简为171名，全部用于充实基层力量。
服务增值
2016年3月16日，市总工会维权接待大厅。
一大早，年近六旬的刘洪权就已守候在此。
张少伟的一位同事接待了他。
“我要维权。”刘洪权说。
一个月前，刘洪权在一家汽配厂打工时右手食指被机器压断，只能截肢。
汽配厂老板在托人给他送来1000元钱后，便再不闻不问。
“做手术、养伤，我前后花了一万多元，想要找老板却一直找不到。”刘洪权说。
“您的信息我们已经登记，很快就会给您回复。”工作人员表示。
“不会是应付我吧？我可是听说维权很麻烦。”刘洪权不放心。
“我们权益维护中心成立以后，很多问题都可以一站式办理，不用各部门跑了。您回去等消息吧，我们联系好了就通知您。”工作人员肯定地表示。
两天后，刘洪权接到了权益维护中心电话：“我们已经联系好了汽配厂老板，您可以过来，我们三方协调一下。”
经过协调，刘洪权当场就收到了老板赔付给他的手术费及补偿。
“工会办事热情，效率高，和‘传说’不一样嘛。”刘洪权很满意。
“通过群团改革，我们现在提供集约化服务，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了。”张少伟说。
刘洪权拿到补偿之际，铜梁区安居初级中学初三学生李骏然也感受到了不同。
为迎接2016年“五四”青年节，在团区委指导下，汪思强决定来一场“头脑风暴”——一改以往上级团委指定活动内容的套路，充分运用团市委在群团改革中打造的新媒体平台，让学生自己进行活动策划和执行。
看到汪思强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出的“召集令”，李骏然坐不住了。针对安居古镇游客多、垃圾多的问题，他通过微信群提出了“我来做一天志愿者”的倡议。
很快，团区委肯定了他的策划。
“这个征集活动，让我们‘00后’青年学生找到了感觉。”李骏然说。
而此时，渝北区兴隆镇徐堡村“空巢”老人周先凤，也感受到了群团组织的温暖。
原来，龚世芬和村妇联的各个执委，和周先凤结成了帮扶对子。
每个星期，龚世芬都要去周先凤家四五次，帮着挑粪、收拾菜地。
“她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这个空巢老人也能过得很好。”周先凤笑着说。
在群团改革的进程中，来自人民群众的夸赞声，越来越多。
2016年4月，在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群团改革在重庆全面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