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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原副省长武光汤离开我们已30多年了，但每每忆起武副省长和我父亲张树椿一生中交往的情谊，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武副省长和我父亲同是山西武乡县人，又是大学同学，关系甚好。在历次社会政治动荡中，他曾帮助并保护父亲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1949年5月，山西全境解放。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武光汤被任命为省农业厅厅长。此后，他便立即着手组建农业厅。我父亲是农业专家，1947年初经人推荐，到陕西西安西北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武厅长特别爱惜人才，便去电召回了父亲到省农业厅，分管畜牧工作。
1951年山西省政府机关开始“审干”，由于父亲解放前在黄埔军校西安分校读书，还在山西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一些人提出应划为“历史反革命”。当时父亲的情绪一度不好，忐忑不安。武厅长看出父亲的忧虑后，便劝导：“你仅在黄埔军校西安分校读过书，虽然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但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同时又是一位农业专家，不要有思想包袱。”尽管一些人议论纷纷，但武厅长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又做了细致的工作，最后在审干结束时，报上级批准定为“一般历史问题”。就这样父亲平安地渡过了审干。
1953年山西省政府精简机构。此时武光汤已升任副省长，仍兼任农业厅长。他安排父亲到榆次专署工作，临行时他对父亲说：“榆次离太原很近，是个平原地带，发挥你的才智较为合适。”就这样父亲来到了榆次专署并担任农林局副职，兼任畜牧站站长。
刚开始时，父亲在工作中屡屡碰壁，很难开展工作。后经了解，才知道是个别领导看了他的档案后，知道他曾是旧政府工作人员，又是历史问题所致。于是，父亲就提笔给武副省长写信，诉说工作中的苦衷。接信后武副省长便驱车来到榆次专署给有关领导做工作：“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要重用他们这些有文化又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才能尽快地把国家建设好。”之后，父亲便顺利地奔赴各地开展工作。
1958年，榆次专署领导研究决定，由父亲全面负责举办全专署的大型农业展览。地点设在榆次城内旧城隍庙。父亲起早贪黑，组织人员清理垃圾、又雇佣许多能工巧匠油漆粉刷房屋、多方组织展品、培训解说员，使展馆以崭新面貌展示了榆次专署各地的农业成果。这次展览举办得很成功，得到了省地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由此，父亲被推荐参加了“全国农业群英代表大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会后回到省城太原，武副省长在家中设宴款待了父亲，并鼓励说：“祝贺你，但要戒骄戒躁，加倍努力工作。要用更大的成绩来回报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
1962年，时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开始压缩城镇人口。当时我家被列入压缩对象。父亲很是着急。随后，国家又出台了补充文件，规定“久居城市人员不在压缩范围”。随即父亲就以此和相关领导交涉，但答复是：“必须有相关的证明材料。”于是父亲又奔赴太原找武副省长。因他对我家的情况特别了解，说明情况后，武副省长当即说：“你家确实符合政策，不用写证明了。我给榆次经纬厂的领导赵永和同志打个电话，让他给当地政府说明情况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全家留在了榆次城里，一直居住生活至今。
1964年，父亲带我去省出版社商谈出版他写的农业技术书籍。此间，顺访了武副省长。巧遇他刚从“四清”点视察回来。在吃饭时，武副省长对父亲说：“对待干部的处理一定要慎重，切不可随便。”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在视察一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时，工作团的领导汇报，有个基层干部有问题，是否开除党藉？我看过这个干部的材料，基层干部很辛苦，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我们搞运动主要是教育干部，提高觉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对待干部要大胆使用，又要严格要求，所以处理一定要慎重，还是留在党内教育吧！”这次交谈，在父亲和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文革”爆发，武副省长被打倒。造反派用大卡车拉着他到各地轮番批斗。并把父亲也隔离起来，让检举武副省长所谓的罪行。面对造反派的质问，父亲只回答：“我和他是大学的同学，他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我和他仅仅是上下级工作关系。”造反派再三逼问，我父亲一直以沉默相对，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父亲还被揪出来批斗，罪名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历史反革命”。当造反派找到当时已身陷囹圄的武光汤，调查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时，他大义凛然地指责：“不能这样对待党的干部！”并写出证明：“张树椿是资深的农业专家，和我是大学的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革命工作的，他的問题审干时早有定论。”之后，造反派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父亲赶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随着形势的发展，“五七干校”的干部陆续被解放，但父亲的历史问题仍被抓住不放，“五七干校”又派人员找武副省长调查取证。此时，武光汤已复出，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经秘书汇报后，他答复：此事我早已写过证明材料。该同志没有什么问题，应尽快解放。
至此，对父亲的审查才宣告结束，维持了1951年审干时的结论。父亲得以恢复工作，重返领导岗位。1982年，国务院授予父亲“农技推广先进”功勋章。这是父亲一生奋战在农业战线上得到的最高褒奖，也是党和人民对父亲工作的肯定。武光汤曾来电表示了祝贺。
时至今日，武光汤副省长和我父亲都已作古。作为他们的下一代，我也年近七旬。抚今追昔，武光汤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畏强暴、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以及保护党的干部、尊重爱护知识分子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责编 王燕萍）
1949年5月，山西全境解放。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武光汤被任命为省农业厅厅长。此后，他便立即着手组建农业厅。我父亲是农业专家，1947年初经人推荐，到陕西西安西北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武厅长特别爱惜人才，便去电召回了父亲到省农业厅，分管畜牧工作。
1951年山西省政府机关开始“审干”，由于父亲解放前在黄埔军校西安分校读书，还在山西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一些人提出应划为“历史反革命”。当时父亲的情绪一度不好，忐忑不安。武厅长看出父亲的忧虑后，便劝导：“你仅在黄埔军校西安分校读过书，虽然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但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同时又是一位农业专家，不要有思想包袱。”尽管一些人议论纷纷，但武厅长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又做了细致的工作，最后在审干结束时，报上级批准定为“一般历史问题”。就这样父亲平安地渡过了审干。
1953年山西省政府精简机构。此时武光汤已升任副省长，仍兼任农业厅长。他安排父亲到榆次专署工作，临行时他对父亲说：“榆次离太原很近，是个平原地带，发挥你的才智较为合适。”就这样父亲来到了榆次专署并担任农林局副职，兼任畜牧站站长。
刚开始时，父亲在工作中屡屡碰壁，很难开展工作。后经了解，才知道是个别领导看了他的档案后，知道他曾是旧政府工作人员，又是历史问题所致。于是，父亲就提笔给武副省长写信，诉说工作中的苦衷。接信后武副省长便驱车来到榆次专署给有关领导做工作：“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要重用他们这些有文化又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才能尽快地把国家建设好。”之后，父亲便顺利地奔赴各地开展工作。
1958年，榆次专署领导研究决定，由父亲全面负责举办全专署的大型农业展览。地点设在榆次城内旧城隍庙。父亲起早贪黑，组织人员清理垃圾、又雇佣许多能工巧匠油漆粉刷房屋、多方组织展品、培训解说员，使展馆以崭新面貌展示了榆次专署各地的农业成果。这次展览举办得很成功，得到了省地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由此，父亲被推荐参加了“全国农业群英代表大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会后回到省城太原，武副省长在家中设宴款待了父亲，并鼓励说：“祝贺你，但要戒骄戒躁，加倍努力工作。要用更大的成绩来回报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
1962年，时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开始压缩城镇人口。当时我家被列入压缩对象。父亲很是着急。随后，国家又出台了补充文件，规定“久居城市人员不在压缩范围”。随即父亲就以此和相关领导交涉，但答复是：“必须有相关的证明材料。”于是父亲又奔赴太原找武副省长。因他对我家的情况特别了解，说明情况后，武副省长当即说：“你家确实符合政策，不用写证明了。我给榆次经纬厂的领导赵永和同志打个电话，让他给当地政府说明情况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全家留在了榆次城里，一直居住生活至今。
1964年，父亲带我去省出版社商谈出版他写的农业技术书籍。此间，顺访了武副省长。巧遇他刚从“四清”点视察回来。在吃饭时，武副省长对父亲说：“对待干部的处理一定要慎重，切不可随便。”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在视察一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时，工作团的领导汇报，有个基层干部有问题，是否开除党藉？我看过这个干部的材料，基层干部很辛苦，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我们搞运动主要是教育干部，提高觉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对待干部要大胆使用，又要严格要求，所以处理一定要慎重，还是留在党内教育吧！”这次交谈，在父亲和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文革”爆发，武副省长被打倒。造反派用大卡车拉着他到各地轮番批斗。并把父亲也隔离起来，让检举武副省长所谓的罪行。面对造反派的质问，父亲只回答：“我和他是大学的同学，他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我和他仅仅是上下级工作关系。”造反派再三逼问，我父亲一直以沉默相对，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父亲还被揪出来批斗，罪名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历史反革命”。当造反派找到当时已身陷囹圄的武光汤，调查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时，他大义凛然地指责：“不能这样对待党的干部！”并写出证明：“张树椿是资深的农业专家，和我是大学的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革命工作的，他的問题审干时早有定论。”之后，造反派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父亲赶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随着形势的发展，“五七干校”的干部陆续被解放，但父亲的历史问题仍被抓住不放，“五七干校”又派人员找武副省长调查取证。此时，武光汤已复出，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经秘书汇报后，他答复：此事我早已写过证明材料。该同志没有什么问题，应尽快解放。
至此，对父亲的审查才宣告结束，维持了1951年审干时的结论。父亲得以恢复工作，重返领导岗位。1982年，国务院授予父亲“农技推广先进”功勋章。这是父亲一生奋战在农业战线上得到的最高褒奖，也是党和人民对父亲工作的肯定。武光汤曾来电表示了祝贺。
时至今日，武光汤副省长和我父亲都已作古。作为他们的下一代，我也年近七旬。抚今追昔，武光汤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畏强暴、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以及保护党的干部、尊重爱护知识分子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