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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与妻别依依
1934年9月，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已48岁，是否随军转移，他正在选择。就像他后来在《长征纪事》一文中所言：“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这样他毅然参加了长征，即使在长征途中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也没有后悔过。“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是不是同样地坚决想随军出发呢？”他肯定地回答说：“即便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这表明董必武参加长征的意志非常坚决。
10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党团书记约董必武谈话，通知他两件事情：一是组织上决定他随军转移，让他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二是决定让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理由是她的年龄“大”，身体不好。对于组织上的决定，党性极强的老党员董必武二话不说，表示完全服从。
10月10日，红军即将踏上长征路，被留在苏区的陈碧英，只能洒泪送别丈夫。想到这一去路上吉凶难测，今后也不知能否再聚，夫妻俩都十分心酸，依依难舍。陈碧英惦记董必武年纪已大，担心他行路困难，便痴情地跟着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含着眼泪陪董必武走了三天三夜。后来，董必武再三劝她不必送了，说走远了不好往回走，陈碧英这才哽咽着止住了脚步。离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带上的手电筒递给董必武，深情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要多留心啊！”
分手后，夫妻间从此失去音讯。长征到达陕北后，组织上也失去了陈碧英的消息。而她赠送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他走完了长征。之后，作为一件珍品他一直保存在随身的箱子里。不料1947年3月准备从延安撤退清理物品时，手电筒却被不知情的人给丢掉了，董必武对此一直遗憾不已。
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讲道：“碧英比我小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相关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其实，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她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白色恐怖布满城乡。由于找不到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她万般无奈下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起初，在母亲身边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红军，找董必武。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村都驻扎了国民党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变淡。母亲怕有人认出陈碧英，多次劝她再找个人嫁了。在村民的撮合下，二十五六岁的陈碧英与年近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成了婚。1950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这时董必武也已逝世8年。
妇女队里当队长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为董必武举办58华诞祝寿活动。当邓颖超看到徐特立、谢觉哉为董必武撰写的“生平简历”时，非常认真地说，你们漏掉了董老的重要一节，长征时他还担任过妇女队的队长呢！在场的周恩来当即解释并作证：这确实是董老不寻常的职务，应该浓墨重彩写一笔。
红军北上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有100多人。这支特别的队伍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许多是年老体弱、生病负伤者，其中有30多人是女性。当时董必武也被编列在内，并任这支特殊连队的党总支书记。
为了带好这支特殊连队，董必武在出发前仔细核对人数，检查每个人的行装，做好远征的充分准备。从瑞金出发不久，蔡畅、贺子珍等人向周恩来提出，女人有女人的特点，不便与“休养队”混杂。另外，女战士多系青年，应该与男战士一视同仁，最好单独编队。于是，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决定成立一支妇女队。
在考虑队长人选时，周恩来先是提名干休连的指导员李坚贞。但是，干休连连长侯政提出异议，因为李坚贞本身工作就十分繁重，而且一时难以物色其他人顶替。后来，周恩来又与任弼时、杨尚昆等人商议，杨尚昆提出，妇女队队长不一定要女性担任。董必武德高望重，又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在女同志心目中威信颇高，是最合适的人选。当周恩来征求董必武的看法时，董回答说：“男人负责女人的工作，想必要碰上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长征是特殊的战斗，在这特殊的战线中，我绝对听从党的安排。”从此，董必武便成了妇女队的“胡子队长”。年近花甲的徐特立任副队长。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不能被人照顾，而且还需要照顾比他们更弱的妇女和伤病员。这样，两位可敬的革命老人，一方面自己要背着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艰难地带头行军；另一方面还得带领着30多个妇女干部（包括4个孕妇）、几个伤病员和60副担架进行长征，既要照顾好孕妇、伤员和抬担架的民工，还要负责收容掉队的战士。每到一个宿营地，又要安排筹粮、做饭、睡觉、警戒。夜间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离开驻地时又要检查群众纪律，或还物或赔偿。这样大的工作量，不要说两位老人，即便年轻人也是难以承受的。尤其不巧的是4个孕妇都在行军途中分娩。这样，增加了董必武等照料产妇和婴儿的负担。尽管如此，董必武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组织才能，无私的献身精神，率领妇女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走过了草地，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妇女队一路要运载60副担架，每人肩扛两副。而且，为了躲避敌机袭击，全是夜行军，不准点火把。董必武便按体力强弱把女战士分成了两组，弱组一人扛1副，强组两人抬5副。虽然，当时的担架不太重，只在两根木棍中间用布条网成，但是每逢雨天路滑，肩上扛着担架还是寸步难行。于是，在途中，董必武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着队员们，这样往返跑来跑去多走了几倍于他人的路程。他有时也替她们换换肩，有时太疲累了不慎滑倒摔在泥坑里，还不忘逗几句“泥人董”的笑话，惹得大家一阵欢笑。董必武为激励队员，还编唱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妇女队的队员也都将董必武当作“慈父”一样看待。她们也编了顺口溜来赞扬这位老共产党员：“有了必武，我妮必胜。夜行八百，有盏明灯。日思万里，笑望前程。”
1936年初，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平时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却特地邀请妇女队的队员喝酒庆贺。他赞许这些“长征中的女英雄”，并即兴作诗曰：
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
危险时刻护分娩
长征中，身为妇女队长的董必武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照顾好保护好30位女红军。有的女同志还遇到怀孕、生孩子这样令人棘手的困难，董必武将这些特殊问题处理得既周到又圆满。
为了使怀孕的女红军顺利地生下孩子，在物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把迎接小生命、保护好产妇的一切细节，都做了周密考虑和安排，他让连队医生准备好纱布、药品和包裹新生儿的棉布。孕妇生产遇到紧急情况时，他总是让别人先走，自己和医生最后走，一直等到婴儿平安降生后，才护理着产妇一起追赶队伍。
一天，在贵州苗族地区，董必武所属连队跟随中央纵队一清早就动身行军。走到8点多钟时，遭遇敌机空袭。可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突然临产。
董必武、侯政与随队医生急忙让两名民工把陈慧清抬到路旁的一间破房子里，医生负责接生。董必武与侯政在房外等候。这时，敌机在上空盘旋，地面又有敌人追来，双方交火的枪声已听得一清二楚。陈慧清又逢难产，疼痛难忍，不住地翻滚，急得医生和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侯政都直冒大汗。
情况十分危急。别人为董必武的安全担忧，都劝他快走。但他纹丝不动，冷静地说：“别急，别急，想想看，还应当准备点什么东西，万一一时生不下来怎么办。”这时，负责阻击的红五军团领导人赶上来说：“你们不要着急，放心吧，让陈慧清同志慢慢生，由我们把敌人顶住！”这样，一直等了约两个小时，才听到婴儿呱呱落地的哭声。
董必武等人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他让民工抬着陈慧清先赶路，自己与侯政按当时的规定把孩子用棉花、白布包裹好，写好字条，留下几块大洋，连同新生儿留在那里，待一切处置妥当，才匆忙追赶大部队去。
1936年，康克清在北上途中曾经提过这件事。她说：“一方面军邓发的老婆陈慧清，去年在长征路上生孩子，当时后有敌兵追击，情况很紧，董必武守在屋子外面，急得火燎油煎一般。无奈之下，董老才派人去告诉五军团长董振堂：有个产妇正在生孩子，请后卫部队务必顶住敌人！董振堂说：‘让产妇慢慢生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因为陈慧清生孩子，红五军团阻击尾追之敌，听说还伤亡了几个战士……”
后来，部队到了瓦窑堡休整时，大家见到董必武面黄肌瘦，疲惫不堪，都感叹不已。董必武却哈哈大笑地说：“老蒋想逼死我们，可他做梦也想不到，我董胡子还要感激他这一招呢，要不，我哪有这么多可爱可亲的女儿，还添了孙子当上爷爷呢。”
“三不停”中爱心浓
作为长征中特殊连队党总支书记的董必武，因其德高望重，特别是他尽心尽责的认真劲儿，被大家公认为是连队的“保护神”，被称赞为“三不停”的人。
一是脑子不停。董必武深深知道，这支连队虽然不善于打仗，但每个人对革命都有特殊的价值。为了把这支队伍带好，每次出发前，他总是先周密地预测前进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设想好应付困难的方案。行军到宿营地后，他躺在床上，脑子一刻也不闲着，像过电影一样过滤一下全连每个战士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再准备好次日早晨出发时嘱咐战士行军应注意的事项。
二是手脚不停。每到驻地董必武一撂背包就到战士的各驻宿地查看一遍，看人齐了没有，住房安排得是否合适安全，伤病员有没有服药用的开水，战士有没有热水烫烫脚等。出发前还要早早起来关照炊事员是否已在做饭，要和李坚贞、侯政去一个个驻地检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如果发现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老百姓不在家时，他还要亲笔写个字条留下，告诉房东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损坏了东西要照价赔偿，并致歉意。路上请民工抬担架是一件难事。民工各家都有老小，不愿随红军走得太远，这是人之常情。为此他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规定请民工一般不得超过两天，到期后除发给工钱外还为每个民工写下一个证明，免得后续部队重复雇请他们。行军时他行囊中总是带着纸、笔、墨，遇到好一点的墙壁就写上革命标语。以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随时随地宣传和教育当地群众。
三是嘴不停。每到驻地董必武常常寻找机会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政策。行军休息时还常常向聚集在身边的战士讲革命传统、古今故事；有时还和徐特立、谢觉哉一起吟诗作赋，用这些方式教育激励鼓舞战士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种种困难。他经常告诉战士要有“三顶”精神，即顶得住困难，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央红军总部为董必武等被称作“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的老同志每人配备了一匹马。为此，周恩来还给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下了一道保护好董必武等革命老人的特别“命令”，并声称：“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
可是，董必武却很少骑马，总是拄着棍子自己步行。那匹马不是用来驮书，就是用来驮粮食，要不就是让伤病员骑着，而自己拉着缰绳在前面引路。何长工见他不骑马，几次上前劝说，但董依然坚持步行。无奈之下，何长工便故意板起脸来“训斥”：“你再不骑马，我就把你的鞋子脱掉。周副主席把你们交给我了，你就要绝对听我的指挥，不然我的脖子都发痒了。”董必武瞧了瞧焦急、严肃而无奈的何长工，禁不住笑了，风趣地说：“那就让它痒吧，小老九！”红九军团因排在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最后，因此大家都称性情活泼的何长工为“小老九”。何长工听后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那可不行，痒长了就会掉的，我还要保住它迎接新中国呢！”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又渡过金沙江，然后继续北上，将要强渡大渡河。一天，董必武随部队急行军。他让患重病的饲养员骑上他的马，自己却提着一根木棍拨着蒿草前进。此时，大渡河对岸追赶红军的国民党杨森部队，一心想让红军上演一次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悲剧，下令部队拼命追堵红军；而董所属连队走的路恰在半山腰上，小路十分崎岖狭窄，下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滑倒掉下去被恶浪卷走的危险。
行军要求很急，董必武牵着马想快点赶路。当走到一处悬崖前时，那匹马大概是看到大渡河的激流而生恐惧，不敢往前走。董必武焦急地猛劲往前一拉，马被拉得突然往前一跑，董必武的手拉空，一下子滑倒在地，他和马都滚了下去。幸好，河岸的斜坡上长着许多小树，挡住了他和马下滑。后来，大家一起好不容易才把董必武和马拉上来。
接下来就是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上山前，董必武对过山可能遇到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并做好思想动员和能做到的物质准备。在行前动员中，董必武告诉全连指战员，山上没有路，全是石头，只能一步步向上爬；而且气温很低，还可能遇到突然的暴风雪；愈往上爬空气愈稀薄，在山上千万不能停留，更不能坐下来休息，人只要一倒下就可能再也爬不起来了。他嘱咐大家要尽可能多穿衣服，还要带点辣椒汤到山上喝，以御寒。
翌日爬夹金山时，董必武与徐特立、谢觉哉每人拄着一根木棍，一步步向上爬行，实在没有力气了，就拉着马尾巴往上爬，终于到了山顶。
认子关心至始终
在长征途中，董必武曾认下了一个干儿子，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干儿子给他写过信，有了联系，董必武曾长年接济他的生活。
这个儿子叫曾凯旋，江西吉安县官田乡人。192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吉安西区游击队、吉安县红色独立营当战士、班长，后又调到湘赣省苏维埃保卫局工作。1933年冬，湘赣省苏维埃调派他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1934年10月红军长征，身为勤务员的曾凯旋，随董必武任副校长的中央党校编入红军队伍，参加长征。
董必武长征时，他的一只脚长期溃烂，一直没有痊愈。当红军过草地时，他那只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污泥草地上拖行。曾凯旋早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对董必武说：“校长，让我背你走吧！”董深知草地行军困难，为难地说：“你能背得动？”“能！”曾凯旋大声应了一声，蹲下身子让董必武上来。曾凯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随着红军队伍行进。
背了一天又一天，一直背到第28天，终于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但他的那只烂脚，由于没得到治疗，溃烂越来越严重，董必武疼痛难忍，一天下午竟疼得昏了过去。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毫无办法，医生叹着气：“要是有吸筒吸去脓血，再敷上消炎药就不至于如此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正在大家无可奈何的时候，曾凯旋听说附近有一种叫“钻地蜈蚣”的草药，他忙去拔了几株，告诉大家，这种草能消炎止痛，治疮毒有疗效。可是，董必武的脚已经溃烂化脓，不把脓排干净，草药也没法敷上去。
曾凯旋想了想，把昏迷中的董必武的烂脚抱在自己胸前，俯下身子要用嘴去吸出烂脚的脓血。一口一口，把脓血吸干净了，然后敷上“钻地蜈蚣”。大家看着曾凯旋舍己救人的壮举，热泪盈眶，非常感动。
当董必武苏醒过来，发现医生、护士一个个泪眼汪汪，不知为何。听了大家的述说后，他万分感动，一把将曾拉到怀里，心疼地说：“凯旋，你不该这样蛮干，会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如今又这样待我，我怎么感谢你啊！”曾说：“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我父亲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亲一样。”董握着曾的手说：“凯旋，你就是我的儿子！”曾马上双膝一跪要磕头，董忙扶起：“起来！起来！从今以后，我们父子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就这样，董必武认曾凯旋做了干儿子。
过草地不久，曾凯旋突然病倒了，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医生们都认为没有治好的可能，他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董必武开始还找人用担架抬着他，后来实在是绝望了，流着眼泪把他托付给长征途中路过的一户贫困农家，无奈地留下80块银洋，委托那位好心人帮曾料理后事。
部队走后，曾凯旋竟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赶部队，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住，严刑拷打之下，曾凯旋咬紧牙关，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和红军的任何秘密。国民党军队只好把他押回原籍。此后，曾凯旋多次想和党组织联系，但没有任何线索。时间一长，更联系不上了。这样一来，他与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又重新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曾凯旋从报纸上看到了董必武的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寄给董必武。
董必武原以为长征途中那场大病夺去了曾凯旋的生命，心里总结着个疙瘩，每当想起，既惋惜、心痛，又惆怅、思念。如今突然接到曾的来信，喜出望外，立即亲笔写了回信，要他来北京一叙“父子”之情。
曾凯旋曾当过红军的消息，这时也在吉安当地传开了。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当过红军的历史，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了所谓的“历史问题”。
这让曾凯旋有了疑虑：若去见董必武会不会给他添麻烦？自己现在的身份合适去吗？正在犹豫时又病倒了，始终没有成行。而在后来的历次“运动”和“文革”的险恶环境中，曾凯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给董必武惹来什么麻烦。和他同样遭遇的其实还有一批人，都是在长征途中因为种种原因脱离红军回到家乡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革命功绩终于得到了承认，他们中少数比较长寿的人，才享受到了每月几百块钱的待遇。但他并未等到这一天。
尽管未谋面，但董必武一直惦记他。到了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都要给他寄去五六百元钱过年。平时只要他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便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二三百元寄给他治病。
1962年，董必武上井冈山路过吉安，打电话到曾凯旋的家乡官田公社约他到吉安市会晤，曾凯旋又说：病重卧床，无法相见。董必武不肯死心：你不来，干脆我去。下山后驱车去探望，谁料离官田几十里就不能通车了。他想徒步走到那里去，随行人员急忙劝阻他，几十里的山路他76岁的高龄怎么能走着去？如果当时董必武向当地政府要个吉普车，也许就能去，但董一生都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怎么能为自己的私事去麻烦地方政府呢？他只得怏怏离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更加思念亲人。周恩来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着说：“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但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董说：“曾、凯、旋！”
提起曾凯旋，周恩来自然知道他在长征中与董必武的“父子”关系，便安慰说：“一定想办法尽快通知曾凯旋来京。”周恩来当即用自己的名义，给曾发了加急电报。
3月27日这天，曾凯旋重病在床。官田公社党委书记匆匆赶到阳陂头他家说：“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总理邀你去北京一见。”曾凯旋一听，挣扎着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踉踉跄跄就要去北京，可是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刚一迈步便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家人把他抬在病床上，他喃喃诉说：“爸爸，你为孩儿操了许多心，我没有报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自感行将离世，便留下遗嘱：“我死后，必须电告曾凯旋，他是我的儿子！”翌日，与世长辞。4月4日上午，曾凯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讣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着：“爸爸……”便昏厥过去。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曾凯旋走了，许是去追赶父亲董必武，告知人生旅途的艰辛，叙说父子之情……在九泉之下，他们终于见面了。
虽然长征后他们再未谋面，令人遗憾，但从这样的遗憾中我们又可以引出严肃的思考：一个有着丰功伟绩的国家领导人，一个共和国的代主席，是在多么谨慎小心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是在内心深处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一个国家代主席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之间，写就了一段多么纯洁而又深厚的感情，可歌可赞呵！
（责编 孟红）
1934年9月，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已48岁，是否随军转移，他正在选择。就像他后来在《长征纪事》一文中所言：“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这样他毅然参加了长征，即使在长征途中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也没有后悔过。“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是不是同样地坚决想随军出发呢？”他肯定地回答说：“即便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这表明董必武参加长征的意志非常坚决。
10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党团书记约董必武谈话，通知他两件事情：一是组织上决定他随军转移，让他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二是决定让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理由是她的年龄“大”，身体不好。对于组织上的决定，党性极强的老党员董必武二话不说，表示完全服从。
10月10日，红军即将踏上长征路，被留在苏区的陈碧英，只能洒泪送别丈夫。想到这一去路上吉凶难测，今后也不知能否再聚，夫妻俩都十分心酸，依依难舍。陈碧英惦记董必武年纪已大，担心他行路困难，便痴情地跟着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含着眼泪陪董必武走了三天三夜。后来，董必武再三劝她不必送了，说走远了不好往回走，陈碧英这才哽咽着止住了脚步。离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带上的手电筒递给董必武，深情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要多留心啊！”
分手后，夫妻间从此失去音讯。长征到达陕北后，组织上也失去了陈碧英的消息。而她赠送董必武的手电筒，一直陪伴着他走完了长征。之后，作为一件珍品他一直保存在随身的箱子里。不料1947年3月准备从延安撤退清理物品时，手电筒却被不知情的人给丢掉了，董必武对此一直遗憾不已。
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讲道：“碧英比我小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相关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其实，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她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白色恐怖布满城乡。由于找不到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她万般无奈下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起初，在母亲身边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红军，找董必武。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村都驻扎了国民党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变淡。母亲怕有人认出陈碧英，多次劝她再找个人嫁了。在村民的撮合下，二十五六岁的陈碧英与年近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成了婚。1950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这时董必武也已逝世8年。
妇女队里当队长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为董必武举办58华诞祝寿活动。当邓颖超看到徐特立、谢觉哉为董必武撰写的“生平简历”时，非常认真地说，你们漏掉了董老的重要一节，长征时他还担任过妇女队的队长呢！在场的周恩来当即解释并作证：这确实是董老不寻常的职务，应该浓墨重彩写一笔。
红军北上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有100多人。这支特别的队伍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许多是年老体弱、生病负伤者，其中有30多人是女性。当时董必武也被编列在内，并任这支特殊连队的党总支书记。
为了带好这支特殊连队，董必武在出发前仔细核对人数，检查每个人的行装，做好远征的充分准备。从瑞金出发不久，蔡畅、贺子珍等人向周恩来提出，女人有女人的特点，不便与“休养队”混杂。另外，女战士多系青年，应该与男战士一视同仁，最好单独编队。于是，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决定成立一支妇女队。
在考虑队长人选时，周恩来先是提名干休连的指导员李坚贞。但是，干休连连长侯政提出异议，因为李坚贞本身工作就十分繁重，而且一时难以物色其他人顶替。后来，周恩来又与任弼时、杨尚昆等人商议，杨尚昆提出，妇女队队长不一定要女性担任。董必武德高望重，又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在女同志心目中威信颇高，是最合适的人选。当周恩来征求董必武的看法时，董回答说：“男人负责女人的工作，想必要碰上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长征是特殊的战斗，在这特殊的战线中，我绝对听从党的安排。”从此，董必武便成了妇女队的“胡子队长”。年近花甲的徐特立任副队长。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不能被人照顾，而且还需要照顾比他们更弱的妇女和伤病员。这样，两位可敬的革命老人，一方面自己要背着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艰难地带头行军；另一方面还得带领着30多个妇女干部（包括4个孕妇）、几个伤病员和60副担架进行长征，既要照顾好孕妇、伤员和抬担架的民工，还要负责收容掉队的战士。每到一个宿营地，又要安排筹粮、做饭、睡觉、警戒。夜间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离开驻地时又要检查群众纪律，或还物或赔偿。这样大的工作量，不要说两位老人，即便年轻人也是难以承受的。尤其不巧的是4个孕妇都在行军途中分娩。这样，增加了董必武等照料产妇和婴儿的负担。尽管如此，董必武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组织才能，无私的献身精神，率领妇女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走过了草地，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妇女队一路要运载60副担架，每人肩扛两副。而且，为了躲避敌机袭击，全是夜行军，不准点火把。董必武便按体力强弱把女战士分成了两组，弱组一人扛1副，强组两人抬5副。虽然，当时的担架不太重，只在两根木棍中间用布条网成，但是每逢雨天路滑，肩上扛着担架还是寸步难行。于是，在途中，董必武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着队员们，这样往返跑来跑去多走了几倍于他人的路程。他有时也替她们换换肩，有时太疲累了不慎滑倒摔在泥坑里，还不忘逗几句“泥人董”的笑话，惹得大家一阵欢笑。董必武为激励队员，还编唱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妇女队的队员也都将董必武当作“慈父”一样看待。她们也编了顺口溜来赞扬这位老共产党员：“有了必武，我妮必胜。夜行八百，有盏明灯。日思万里，笑望前程。”
1936年初，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平时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却特地邀请妇女队的队员喝酒庆贺。他赞许这些“长征中的女英雄”，并即兴作诗曰：
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
危险时刻护分娩
长征中，身为妇女队长的董必武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照顾好保护好30位女红军。有的女同志还遇到怀孕、生孩子这样令人棘手的困难，董必武将这些特殊问题处理得既周到又圆满。
为了使怀孕的女红军顺利地生下孩子，在物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把迎接小生命、保护好产妇的一切细节，都做了周密考虑和安排，他让连队医生准备好纱布、药品和包裹新生儿的棉布。孕妇生产遇到紧急情况时，他总是让别人先走，自己和医生最后走，一直等到婴儿平安降生后，才护理着产妇一起追赶队伍。
一天，在贵州苗族地区，董必武所属连队跟随中央纵队一清早就动身行军。走到8点多钟时，遭遇敌机空袭。可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突然临产。
董必武、侯政与随队医生急忙让两名民工把陈慧清抬到路旁的一间破房子里，医生负责接生。董必武与侯政在房外等候。这时，敌机在上空盘旋，地面又有敌人追来，双方交火的枪声已听得一清二楚。陈慧清又逢难产，疼痛难忍，不住地翻滚，急得医生和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侯政都直冒大汗。
情况十分危急。别人为董必武的安全担忧，都劝他快走。但他纹丝不动，冷静地说：“别急，别急，想想看，还应当准备点什么东西，万一一时生不下来怎么办。”这时，负责阻击的红五军团领导人赶上来说：“你们不要着急，放心吧，让陈慧清同志慢慢生，由我们把敌人顶住！”这样，一直等了约两个小时，才听到婴儿呱呱落地的哭声。
董必武等人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他让民工抬着陈慧清先赶路，自己与侯政按当时的规定把孩子用棉花、白布包裹好，写好字条，留下几块大洋，连同新生儿留在那里，待一切处置妥当，才匆忙追赶大部队去。
1936年，康克清在北上途中曾经提过这件事。她说：“一方面军邓发的老婆陈慧清，去年在长征路上生孩子，当时后有敌兵追击，情况很紧，董必武守在屋子外面，急得火燎油煎一般。无奈之下，董老才派人去告诉五军团长董振堂：有个产妇正在生孩子，请后卫部队务必顶住敌人！董振堂说：‘让产妇慢慢生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因为陈慧清生孩子，红五军团阻击尾追之敌，听说还伤亡了几个战士……”
后来，部队到了瓦窑堡休整时，大家见到董必武面黄肌瘦，疲惫不堪，都感叹不已。董必武却哈哈大笑地说：“老蒋想逼死我们，可他做梦也想不到，我董胡子还要感激他这一招呢，要不，我哪有这么多可爱可亲的女儿，还添了孙子当上爷爷呢。”
“三不停”中爱心浓
作为长征中特殊连队党总支书记的董必武，因其德高望重，特别是他尽心尽责的认真劲儿，被大家公认为是连队的“保护神”，被称赞为“三不停”的人。
一是脑子不停。董必武深深知道，这支连队虽然不善于打仗，但每个人对革命都有特殊的价值。为了把这支队伍带好，每次出发前，他总是先周密地预测前进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设想好应付困难的方案。行军到宿营地后，他躺在床上，脑子一刻也不闲着，像过电影一样过滤一下全连每个战士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再准备好次日早晨出发时嘱咐战士行军应注意的事项。
二是手脚不停。每到驻地董必武一撂背包就到战士的各驻宿地查看一遍，看人齐了没有，住房安排得是否合适安全，伤病员有没有服药用的开水，战士有没有热水烫烫脚等。出发前还要早早起来关照炊事员是否已在做饭，要和李坚贞、侯政去一个个驻地检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如果发现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老百姓不在家时，他还要亲笔写个字条留下，告诉房东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损坏了东西要照价赔偿，并致歉意。路上请民工抬担架是一件难事。民工各家都有老小，不愿随红军走得太远，这是人之常情。为此他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规定请民工一般不得超过两天，到期后除发给工钱外还为每个民工写下一个证明，免得后续部队重复雇请他们。行军时他行囊中总是带着纸、笔、墨，遇到好一点的墙壁就写上革命标语。以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随时随地宣传和教育当地群众。
三是嘴不停。每到驻地董必武常常寻找机会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政策。行军休息时还常常向聚集在身边的战士讲革命传统、古今故事；有时还和徐特立、谢觉哉一起吟诗作赋，用这些方式教育激励鼓舞战士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种种困难。他经常告诉战士要有“三顶”精神，即顶得住困难，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央红军总部为董必武等被称作“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的老同志每人配备了一匹马。为此，周恩来还给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下了一道保护好董必武等革命老人的特别“命令”，并声称：“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
可是，董必武却很少骑马，总是拄着棍子自己步行。那匹马不是用来驮书，就是用来驮粮食，要不就是让伤病员骑着，而自己拉着缰绳在前面引路。何长工见他不骑马，几次上前劝说，但董依然坚持步行。无奈之下，何长工便故意板起脸来“训斥”：“你再不骑马，我就把你的鞋子脱掉。周副主席把你们交给我了，你就要绝对听我的指挥，不然我的脖子都发痒了。”董必武瞧了瞧焦急、严肃而无奈的何长工，禁不住笑了，风趣地说：“那就让它痒吧，小老九！”红九军团因排在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最后，因此大家都称性情活泼的何长工为“小老九”。何长工听后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那可不行，痒长了就会掉的，我还要保住它迎接新中国呢！”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又渡过金沙江，然后继续北上，将要强渡大渡河。一天，董必武随部队急行军。他让患重病的饲养员骑上他的马，自己却提着一根木棍拨着蒿草前进。此时，大渡河对岸追赶红军的国民党杨森部队，一心想让红军上演一次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悲剧，下令部队拼命追堵红军；而董所属连队走的路恰在半山腰上，小路十分崎岖狭窄，下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滑倒掉下去被恶浪卷走的危险。
行军要求很急，董必武牵着马想快点赶路。当走到一处悬崖前时，那匹马大概是看到大渡河的激流而生恐惧，不敢往前走。董必武焦急地猛劲往前一拉，马被拉得突然往前一跑，董必武的手拉空，一下子滑倒在地，他和马都滚了下去。幸好，河岸的斜坡上长着许多小树，挡住了他和马下滑。后来，大家一起好不容易才把董必武和马拉上来。
接下来就是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上山前，董必武对过山可能遇到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并做好思想动员和能做到的物质准备。在行前动员中，董必武告诉全连指战员，山上没有路，全是石头，只能一步步向上爬；而且气温很低，还可能遇到突然的暴风雪；愈往上爬空气愈稀薄，在山上千万不能停留，更不能坐下来休息，人只要一倒下就可能再也爬不起来了。他嘱咐大家要尽可能多穿衣服，还要带点辣椒汤到山上喝，以御寒。
翌日爬夹金山时，董必武与徐特立、谢觉哉每人拄着一根木棍，一步步向上爬行，实在没有力气了，就拉着马尾巴往上爬，终于到了山顶。
认子关心至始终
在长征途中，董必武曾认下了一个干儿子，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干儿子给他写过信，有了联系，董必武曾长年接济他的生活。
这个儿子叫曾凯旋，江西吉安县官田乡人。192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吉安西区游击队、吉安县红色独立营当战士、班长，后又调到湘赣省苏维埃保卫局工作。1933年冬，湘赣省苏维埃调派他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1934年10月红军长征，身为勤务员的曾凯旋，随董必武任副校长的中央党校编入红军队伍，参加长征。
董必武长征时，他的一只脚长期溃烂，一直没有痊愈。当红军过草地时，他那只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污泥草地上拖行。曾凯旋早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对董必武说：“校长，让我背你走吧！”董深知草地行军困难，为难地说：“你能背得动？”“能！”曾凯旋大声应了一声，蹲下身子让董必武上来。曾凯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随着红军队伍行进。
背了一天又一天，一直背到第28天，终于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但他的那只烂脚，由于没得到治疗，溃烂越来越严重，董必武疼痛难忍，一天下午竟疼得昏了过去。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毫无办法，医生叹着气：“要是有吸筒吸去脓血，再敷上消炎药就不至于如此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正在大家无可奈何的时候，曾凯旋听说附近有一种叫“钻地蜈蚣”的草药，他忙去拔了几株，告诉大家，这种草能消炎止痛，治疮毒有疗效。可是，董必武的脚已经溃烂化脓，不把脓排干净，草药也没法敷上去。
曾凯旋想了想，把昏迷中的董必武的烂脚抱在自己胸前，俯下身子要用嘴去吸出烂脚的脓血。一口一口，把脓血吸干净了，然后敷上“钻地蜈蚣”。大家看着曾凯旋舍己救人的壮举，热泪盈眶，非常感动。
当董必武苏醒过来，发现医生、护士一个个泪眼汪汪，不知为何。听了大家的述说后，他万分感动，一把将曾拉到怀里，心疼地说：“凯旋，你不该这样蛮干，会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如今又这样待我，我怎么感谢你啊！”曾说：“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我父亲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亲一样。”董握着曾的手说：“凯旋，你就是我的儿子！”曾马上双膝一跪要磕头，董忙扶起：“起来！起来！从今以后，我们父子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就这样，董必武认曾凯旋做了干儿子。
过草地不久，曾凯旋突然病倒了，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医生们都认为没有治好的可能，他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董必武开始还找人用担架抬着他，后来实在是绝望了，流着眼泪把他托付给长征途中路过的一户贫困农家，无奈地留下80块银洋，委托那位好心人帮曾料理后事。
部队走后，曾凯旋竟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赶部队，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住，严刑拷打之下，曾凯旋咬紧牙关，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和红军的任何秘密。国民党军队只好把他押回原籍。此后，曾凯旋多次想和党组织联系，但没有任何线索。时间一长，更联系不上了。这样一来，他与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又重新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曾凯旋从报纸上看到了董必武的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寄给董必武。
董必武原以为长征途中那场大病夺去了曾凯旋的生命，心里总结着个疙瘩，每当想起，既惋惜、心痛，又惆怅、思念。如今突然接到曾的来信，喜出望外，立即亲笔写了回信，要他来北京一叙“父子”之情。
曾凯旋曾当过红军的消息，这时也在吉安当地传开了。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当过红军的历史，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了所谓的“历史问题”。
这让曾凯旋有了疑虑：若去见董必武会不会给他添麻烦？自己现在的身份合适去吗？正在犹豫时又病倒了，始终没有成行。而在后来的历次“运动”和“文革”的险恶环境中，曾凯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给董必武惹来什么麻烦。和他同样遭遇的其实还有一批人，都是在长征途中因为种种原因脱离红军回到家乡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革命功绩终于得到了承认，他们中少数比较长寿的人，才享受到了每月几百块钱的待遇。但他并未等到这一天。
尽管未谋面，但董必武一直惦记他。到了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都要给他寄去五六百元钱过年。平时只要他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便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二三百元寄给他治病。
1962年，董必武上井冈山路过吉安，打电话到曾凯旋的家乡官田公社约他到吉安市会晤，曾凯旋又说：病重卧床，无法相见。董必武不肯死心：你不来，干脆我去。下山后驱车去探望，谁料离官田几十里就不能通车了。他想徒步走到那里去，随行人员急忙劝阻他，几十里的山路他76岁的高龄怎么能走着去？如果当时董必武向当地政府要个吉普车，也许就能去，但董一生都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怎么能为自己的私事去麻烦地方政府呢？他只得怏怏离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更加思念亲人。周恩来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着说：“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但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董说：“曾、凯、旋！”
提起曾凯旋，周恩来自然知道他在长征中与董必武的“父子”关系，便安慰说：“一定想办法尽快通知曾凯旋来京。”周恩来当即用自己的名义，给曾发了加急电报。
3月27日这天，曾凯旋重病在床。官田公社党委书记匆匆赶到阳陂头他家说：“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总理邀你去北京一见。”曾凯旋一听，挣扎着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踉踉跄跄就要去北京，可是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刚一迈步便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家人把他抬在病床上，他喃喃诉说：“爸爸，你为孩儿操了许多心，我没有报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自感行将离世，便留下遗嘱：“我死后，必须电告曾凯旋，他是我的儿子！”翌日，与世长辞。4月4日上午，曾凯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讣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着：“爸爸……”便昏厥过去。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曾凯旋走了，许是去追赶父亲董必武，告知人生旅途的艰辛，叙说父子之情……在九泉之下，他们终于见面了。
虽然长征后他们再未谋面，令人遗憾，但从这样的遗憾中我们又可以引出严肃的思考：一个有着丰功伟绩的国家领导人，一个共和国的代主席，是在多么谨慎小心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是在内心深处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一个国家代主席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之间，写就了一段多么纯洁而又深厚的感情，可歌可赞呵！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