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1929年6月10日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的彭真在困顿中没有消沉、迷失，而是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化成黑暗中引领光明的灯火，用信仰的力量感召、凝聚狱中政治犯，带领大家有理有据有节地与监狱当局开展抗争，一次次获得了胜利。
牺牲自我 保护同志
1929年，天津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形势十分严峻。五六月间，随着原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王文藻夫妇、常委李德贵，中共天津河东区委书记阎怀聘先后叛变，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入狱。时任中共天津工作会议书记的彭真便是其中之一，和他同时期被捕的还有刚到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的卢福坦、省委秘书长王奇岳、省委委员兼锄奸队长郭宗鉴、秘书处长詹大权、交通员刘秀峰等30多名共产党员。
鉴于当时的紧急形势，为了尽可能减少牺牲、保护省委和已被捕同志，当时已暴露身份的彭真和郭宗鉴在天津公安局特务队紧急商量对策，决定牺牲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供认自己和郭为原省委领导。彭真回忆说：1929年被捕后，“为了缩小党的牺牲范围，决心牺牲和承认已遭受敌特叛徒严重破坏、敌特早已知道的前任省委，即我曾任组织部长的已被停止职务的那任省委，以排斥保存被捕的现任省委负责人和其他干部及党的组织”。之后，彭、郭二人迅速开展工作，组织被捕同志翻供、串供，保护了大批同志，使10多人无罪获释。
而彭真却经受了残酷拷打和非人折磨，被转押至国民党河北省第三监狱。进入三监后，他和郭宗鉴等人就被加上沉重的脚镣，和刑事犯一起，以七八人为一组被分别关押在仅能容纳四五人的小牢房内。1930年春，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彭真政治犯最重的9年徒刑。作为政治犯，他们受尽了虐待、勒索和迫害。粗劣的伙食、残酷的刑罚、恶劣的条件，在狱中屡见不鲜。
为了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和揭露监狱管理的黑暗罪恶，彭真积极串联，秘密组织，很快成立了第三监狱中共支部，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在进一步研究斗争策略时，彭真提出5点原则：“在监狱的特殊环境下，确定斗争目标，提出斗争要求，一定要顺乎人心，合乎情理；要利用国民党法律许可的范围，不给敌人以镇压的借口；要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和弱点，不提出‘左’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要求；把公开斗争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开展狱中斗争和争取狱外支援结合起来；要根据情况变化，不断研究斗争的方法。”从此，狱中政治犯在彭真的组织带领下，坚强不屈地开展反迫害斗争，迫使狱方一次次妥协让步。
为争权益 数次绝食
1930年春夏之交，第三监狱相继发生恶劣事件：政治犯程秉义、魏振华患病后因狱方不肯医治致死，左镇南被狱方安排在牢房当“铺头”的刑事犯折磨致死。针对这些罪恶事实，彭真提出开展反迫害斗争。经上级批准，6月，他代表狱中党支部向监狱当局书面提交8项要求：“根本改善伙食；开放监房门及号筒门；‘政治犯’不戴脚镣；增加接见次数；改良病人生活待遇；延长运动时间；阅报自由；发给贫困病人衣被鞋袜及日常必需品。”这些要求却遭狱方无端拒绝。
几度交涉无果后，1930年7月2日，高呼“争取生存的权利”“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虐待和压迫”“我们没有罪，有生活的权利”等口号，彭真领导三监的120余名政治犯开始绝食斗争。监狱当局为了控制局势、打压斗争，当天下午即把彭真及20多名策划者转押至天津陆军监狱，但彭真等人仍以绝食声援三监狱友。很快，在中共顺直省委的秘密协助下，《大公报》 《庸报》 《益世报》等纷纷刊出第三监狱政治犯绝食的消息。一些新闻单位、社会名流、学生团体先后到狱中采访、探视、慰问，无疑对狱方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在国民党当局的过问下，绝食第5天，狱方被迫答应所有要求。
而事态的发展并不顺利，随着新任三监典狱长马裕德的上任，报复措施接踵而来：取消了已开始实施的各项待遇，将尚未判刑、判刑较轻、刑期已满或将满的20余人分散到新成立的反省院和自新院，企图分化斗争力量。三监党支部经研究决定，于9月17日再次发起绝食斗争。在陆军监狱的彭真却因上次绝食后身体虚弱，患上了肺结核和痢疾，但为了配合和声援三监斗争，他还是咬牙坚持绝食。9月20日，斗争获得胜利，但彭真病情恶化，他还写下了遗嘱。顺直省委得知后，及时派人秘密给彭真送来了鱼肝油，并与狱方交涉为他治疗。彭真的身体才逐渐得以康复。
1931年1月，彭真的刑期被减为6年。2月至5月间，他从陆军监狱被送回三监不久即被押往河北省第二监狱。为改善二监政治犯待遇，彭真第3次绝食。这次斗争因没有组织领导核心和未能获得外界声援而失败，但彭真却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党性，绝食6天半之久，终因昏迷不醒而被抬至病监强行灌食。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为了更好地团结、发动狱友，彭真等人秘密成立第二监狱中共支部。因自己被狱方重点监视，为便于开展工作，他推荐刘文蔚担任书记，自己任委员。斗争形势逐渐朝着有利于政治犯的方向发展。
1932年4月2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进步学生团体到第二监狱参观，彭真当众发表演讲，揭露狱方对政治犯的迫害事实，并提出5项要求：“一、改善伙食，吃大米、白面；二、给政治犯下掉脚镣；三、要求看书学习的自由；四、冬季一个监室生一个火炉；五、有买东西的自由。”但这个演讲惹怒了监狱当局，彭真被强行拖回牢房加锁看押。
面对狱方的蛮横和强权，彭真带领二监政治犯开始绝食，郑重宣布：“不获胜利，决不复食！”这是彭真在狱中第4次绝食。绝食第10天，狱方同意了改善政治犯伙食的要求，但不久却无端变卦。无奈之下，4月21日，彭真领导众人开始新一轮绝食斗争。这次绝食持续21天，异常艰苦、漫长。第15天时，部分难友因难以支撑被迫恢复饮食。而在这场意志力的较量中，坚持绝食的彭真等6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彭真、刘秀峰、刘文蔚、刘慎之、田世勋、刘克让因坚持不吃东西，被狱方抬到一间牢房内撬开牙齿强行灌食，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屈服，大家将灌进去的流食又吐出来。5月12日，狱方答应了政治犯提出的全部条件，绝食斗争终获胜利。此后，斗争时有反复，但彭真等人一直是领导核心，给众人以巨大鼓舞。 帮助狱友 坚持学习
狱中的彭真时刻不忘提醒和叮嘱政治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在绝食斗争中，彭真多次向监狱当局提出学习自由和阅读自由的要求。他还曾向三监党支部建议：“把监狱变成共产主义大学，为党培养干部。”他把监狱当成特殊课堂，暗中组织政治犯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学习。
1929年7月，除当时在天津公安局特务队直接无罪获释的人员外，彭真等21人被送往第三监狱关押。当时彭真等人还尚未被判定所谓的“罪行”，为了使被捕众人能够获得较轻的判决，彭真提议大家要学习法律，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当时，他设法找到了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 《中华民国刑法》 《防止共产党办法》等法律条例，研究其内容，帮助文化低的政治犯写申辩书。在三监党支部成立后，彭真组织政治犯在法院候审和庭审时，利用有记者旁听的机会，揭露敌人滥用肉刑、监狱条件恶劣等诸多事实，争取社会声援和支持。经过“合法”斗争，1930年春，21人中有11人以“轻微罪”被判11个月监禁，包括卢福坦、王奇岳、詹大权3位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及司呈祥、左振玉等天津党组织的领导。
1931年2月23日，彭真被押回三监后不再担任支部书记，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到对狱中党员思想认识的教育上。当时，政治犯已经获得了在狱中图书室借阅书报杂志的自由，经过多方考虑，彭真与党支部书记乔国祯商量后，开始筹划组织政治犯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他们按照文化程度把政治犯分成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等班、组，还为大家当教员。同时，利用监狱当局对外国著作控制不严的机会，联系中共顺直省委，他设法从狱外搞到了《共产党宣言》 《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与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等马列经典著作、日本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等。为了辅导大家，彭真和乔国祯等人还秘密出版了两期手抄刊物。
当彭真被转到二监后，在近4年的时间中，与狱方进行了多次反迫害斗争。期间，只要绝食斗争结束，他身体稍稍恢复，也会组织狱中政治犯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为此，他专门制定了以政治理论、文化知识、军事知识、体育锻炼等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计划。他在狱中还选读了孙中山的部分著作并深入研究了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六法全书》。期间，一有机会，彭真就向狱友讲解狱外送来的政治、经济、哲学等理论书籍中的马列著作，与大家讨论社会问题和革命道理，以促进大家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的提高。
1935年8月，彭真获释出狱。同年秋，他又回到天津着手开展恢复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工作。而这段在狱中的抗争经历和系统学习，也为其未来承担更重要、更复杂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责编 孟红）
牺牲自我 保护同志
1929年，天津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形势十分严峻。五六月间，随着原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王文藻夫妇、常委李德贵，中共天津河东区委书记阎怀聘先后叛变，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入狱。时任中共天津工作会议书记的彭真便是其中之一，和他同时期被捕的还有刚到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的卢福坦、省委秘书长王奇岳、省委委员兼锄奸队长郭宗鉴、秘书处长詹大权、交通员刘秀峰等30多名共产党员。
鉴于当时的紧急形势，为了尽可能减少牺牲、保护省委和已被捕同志，当时已暴露身份的彭真和郭宗鉴在天津公安局特务队紧急商量对策，决定牺牲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供认自己和郭为原省委领导。彭真回忆说：1929年被捕后，“为了缩小党的牺牲范围，决心牺牲和承认已遭受敌特叛徒严重破坏、敌特早已知道的前任省委，即我曾任组织部长的已被停止职务的那任省委，以排斥保存被捕的现任省委负责人和其他干部及党的组织”。之后，彭、郭二人迅速开展工作，组织被捕同志翻供、串供，保护了大批同志，使10多人无罪获释。
而彭真却经受了残酷拷打和非人折磨，被转押至国民党河北省第三监狱。进入三监后，他和郭宗鉴等人就被加上沉重的脚镣，和刑事犯一起，以七八人为一组被分别关押在仅能容纳四五人的小牢房内。1930年春，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彭真政治犯最重的9年徒刑。作为政治犯，他们受尽了虐待、勒索和迫害。粗劣的伙食、残酷的刑罚、恶劣的条件，在狱中屡见不鲜。
为了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和揭露监狱管理的黑暗罪恶，彭真积极串联，秘密组织，很快成立了第三监狱中共支部，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在进一步研究斗争策略时，彭真提出5点原则：“在监狱的特殊环境下，确定斗争目标，提出斗争要求，一定要顺乎人心，合乎情理；要利用国民党法律许可的范围，不给敌人以镇压的借口；要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和弱点，不提出‘左’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要求；把公开斗争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开展狱中斗争和争取狱外支援结合起来；要根据情况变化，不断研究斗争的方法。”从此，狱中政治犯在彭真的组织带领下，坚强不屈地开展反迫害斗争，迫使狱方一次次妥协让步。
为争权益 数次绝食
1930年春夏之交，第三监狱相继发生恶劣事件：政治犯程秉义、魏振华患病后因狱方不肯医治致死，左镇南被狱方安排在牢房当“铺头”的刑事犯折磨致死。针对这些罪恶事实，彭真提出开展反迫害斗争。经上级批准，6月，他代表狱中党支部向监狱当局书面提交8项要求：“根本改善伙食；开放监房门及号筒门；‘政治犯’不戴脚镣；增加接见次数；改良病人生活待遇；延长运动时间；阅报自由；发给贫困病人衣被鞋袜及日常必需品。”这些要求却遭狱方无端拒绝。
几度交涉无果后，1930年7月2日，高呼“争取生存的权利”“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虐待和压迫”“我们没有罪，有生活的权利”等口号，彭真领导三监的120余名政治犯开始绝食斗争。监狱当局为了控制局势、打压斗争，当天下午即把彭真及20多名策划者转押至天津陆军监狱，但彭真等人仍以绝食声援三监狱友。很快，在中共顺直省委的秘密协助下，《大公报》 《庸报》 《益世报》等纷纷刊出第三监狱政治犯绝食的消息。一些新闻单位、社会名流、学生团体先后到狱中采访、探视、慰问，无疑对狱方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在国民党当局的过问下，绝食第5天，狱方被迫答应所有要求。
而事态的发展并不顺利，随着新任三监典狱长马裕德的上任，报复措施接踵而来：取消了已开始实施的各项待遇，将尚未判刑、判刑较轻、刑期已满或将满的20余人分散到新成立的反省院和自新院，企图分化斗争力量。三监党支部经研究决定，于9月17日再次发起绝食斗争。在陆军监狱的彭真却因上次绝食后身体虚弱，患上了肺结核和痢疾，但为了配合和声援三监斗争，他还是咬牙坚持绝食。9月20日，斗争获得胜利，但彭真病情恶化，他还写下了遗嘱。顺直省委得知后，及时派人秘密给彭真送来了鱼肝油，并与狱方交涉为他治疗。彭真的身体才逐渐得以康复。
1931年1月，彭真的刑期被减为6年。2月至5月间，他从陆军监狱被送回三监不久即被押往河北省第二监狱。为改善二监政治犯待遇，彭真第3次绝食。这次斗争因没有组织领导核心和未能获得外界声援而失败，但彭真却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党性，绝食6天半之久，终因昏迷不醒而被抬至病监强行灌食。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为了更好地团结、发动狱友，彭真等人秘密成立第二监狱中共支部。因自己被狱方重点监视，为便于开展工作，他推荐刘文蔚担任书记，自己任委员。斗争形势逐渐朝着有利于政治犯的方向发展。
1932年4月2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进步学生团体到第二监狱参观，彭真当众发表演讲，揭露狱方对政治犯的迫害事实，并提出5项要求：“一、改善伙食，吃大米、白面；二、给政治犯下掉脚镣；三、要求看书学习的自由；四、冬季一个监室生一个火炉；五、有买东西的自由。”但这个演讲惹怒了监狱当局，彭真被强行拖回牢房加锁看押。
面对狱方的蛮横和强权，彭真带领二监政治犯开始绝食，郑重宣布：“不获胜利，决不复食！”这是彭真在狱中第4次绝食。绝食第10天，狱方同意了改善政治犯伙食的要求，但不久却无端变卦。无奈之下，4月21日，彭真领导众人开始新一轮绝食斗争。这次绝食持续21天，异常艰苦、漫长。第15天时，部分难友因难以支撑被迫恢复饮食。而在这场意志力的较量中，坚持绝食的彭真等6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彭真、刘秀峰、刘文蔚、刘慎之、田世勋、刘克让因坚持不吃东西，被狱方抬到一间牢房内撬开牙齿强行灌食，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屈服，大家将灌进去的流食又吐出来。5月12日，狱方答应了政治犯提出的全部条件，绝食斗争终获胜利。此后，斗争时有反复，但彭真等人一直是领导核心，给众人以巨大鼓舞。 帮助狱友 坚持学习
狱中的彭真时刻不忘提醒和叮嘱政治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在绝食斗争中，彭真多次向监狱当局提出学习自由和阅读自由的要求。他还曾向三监党支部建议：“把监狱变成共产主义大学，为党培养干部。”他把监狱当成特殊课堂，暗中组织政治犯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学习。
1929年7月，除当时在天津公安局特务队直接无罪获释的人员外，彭真等21人被送往第三监狱关押。当时彭真等人还尚未被判定所谓的“罪行”，为了使被捕众人能够获得较轻的判决，彭真提议大家要学习法律，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当时，他设法找到了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 《中华民国刑法》 《防止共产党办法》等法律条例，研究其内容，帮助文化低的政治犯写申辩书。在三监党支部成立后，彭真组织政治犯在法院候审和庭审时，利用有记者旁听的机会，揭露敌人滥用肉刑、监狱条件恶劣等诸多事实，争取社会声援和支持。经过“合法”斗争，1930年春，21人中有11人以“轻微罪”被判11个月监禁，包括卢福坦、王奇岳、詹大权3位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及司呈祥、左振玉等天津党组织的领导。
1931年2月23日，彭真被押回三监后不再担任支部书记，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到对狱中党员思想认识的教育上。当时，政治犯已经获得了在狱中图书室借阅书报杂志的自由，经过多方考虑，彭真与党支部书记乔国祯商量后，开始筹划组织政治犯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他们按照文化程度把政治犯分成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等班、组，还为大家当教员。同时，利用监狱当局对外国著作控制不严的机会，联系中共顺直省委，他设法从狱外搞到了《共产党宣言》 《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与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等马列经典著作、日本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等。为了辅导大家，彭真和乔国祯等人还秘密出版了两期手抄刊物。
当彭真被转到二监后，在近4年的时间中，与狱方进行了多次反迫害斗争。期间，只要绝食斗争结束，他身体稍稍恢复，也会组织狱中政治犯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为此，他专门制定了以政治理论、文化知识、军事知识、体育锻炼等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计划。他在狱中还选读了孙中山的部分著作并深入研究了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六法全书》。期间，一有机会，彭真就向狱友讲解狱外送来的政治、经济、哲学等理论书籍中的马列著作，与大家讨论社会问题和革命道理，以促进大家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的提高。
1935年8月，彭真获释出狱。同年秋，他又回到天津着手开展恢复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工作。而这段在狱中的抗争经历和系统学习，也为其未来承担更重要、更复杂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