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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12月19—20日，由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广东流行音乐学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两岸四地“流行音乐文化高层论坛”在美丽的花城广州召开。来自内地和港、澳、台两岸四地的四十余名从事音乐学研究与流行音乐创作、批评的专家学者围绕“流行音乐文化”这一关键词，从不同视角和语境对流行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正如中国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会长金兆钧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说：“流行音乐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代中国音乐生活的主旋律，它最能、最应当表达当下的公民意识。流行音乐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流行音乐文化的研究需要朝着音乐学、美学，乃至社会学、心理学、现代科技等多向角度发展。”广东省流行音乐学会会长陈小奇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也认为：“流行音乐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课题，其相关理论研究依然滞后。高校在对流行音乐体系的建构还没有完全形成，希望借助此次会议进一步推进流行音乐的理论建设。”上述认识也代表了与会代表的共识，正因此，此次集中探讨流行音乐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得到了两岸四地诸多学者与音乐家的热情支持。两天的高密度学术交流如同一个多棱镜的旋转，展示和阐释了流行音乐文化多元多彩的斑斓面貌。
着眼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从1927年黎锦晖写下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流行音乐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它已经不是曾经处于边缘地带的亚文化。华南师范大学冯长春教授在开幕式发言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从作为‘平民音乐’‘新音乐’的发轫到对‘靡靡之音’‘黄色音乐’的贬斥，从时代曲的引领潮流到一度销声匿迹再到复苏崛起，从移植、模仿西洋、东洋到民族风、本土化乃至多元化的进程，近一个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可谓命运多舛、风雨兼程、柳暗花明、风景独好。在这个历史进程的近代和现代史中，上海、广州扮演了桥头堡的角色。如今流行音乐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化现象，拥有了最为广泛的受众群体。作为一种城市中的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的方方面面，包括其色彩纷呈的感性样式、个性迥异的风格流派、题材丰富的表现内容、多重多维的社会功能、身心合一的美学特征以及由其拉动的巨大的文化产业等诸多内容，都不能不引起音乐学界的关注与深思。越来越多的音乐院系纷纷开设流行音乐专业这一学院化现象，本身已表明流行音乐文化越来越展示出其强劲的辐射力。”的确，流行音乐及其创作者的命运一度成为时代思潮的晴雨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以《君归来兮？——打开〈何日君再来〉的“死结”》为题，对刘雪庵因乐获罪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做出了深入的历史钩沉，并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的种种历史结论：《何日君再来》是刘雪庵早逝恋人、音专同学孙德志的墓志铭；其曲、词均出自刘雪庵之手！李岩发言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何日君再来》的重新解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首命运多舛的流行歌曲及其作者，再度反思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诸多遗留问题。哈尔滨音乐学院王岩教授则以《流行音乐在哈尔滨的发轫》为题，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尔滨城市中的通俗歌曲、交谊舞、轻音乐、广东音乐等艺术体裁的表现特点以及李香兰等娱乐明星的商业演出情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以详实的史料重建了彼时哈尔滨的流行音乐生态，从而认为哈尔滨不但是中国早期西洋音乐和传统音乐文化的交流中心，也是流行音乐发展的北方重镇，因而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据有值得重视的历史地位。与北方重镇哈尔滨相比，同时期的东方明珠上海的时代曲创作一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流行音乐研究的话题。华东交通大学贾崇《略论老上海流行歌曲的推广与传播》的发言，认为《玫瑰，玫瑰我爱你》等上海老歌今日依然在传唱，但这些依然焕发着艺术生命力的流行歌曲已经慢慢退出年轻一代歌手和欣赏者的视野，应该思考如何通过音乐传播手段使这些优秀的早期流行歌曲成为更多人的音乐记忆。论及近代中国流行音乐，人们更多地会想到上海老歌时代曲，但在岭南音乐文化中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早期流行音乐现象，那就是20世纪40年代流行于广州、香港，乃至今日仍活跃于香港音乐生活中的“精神音乐”。广州大学刘瑾教授在《广东音乐的流行化，还是流行音乐的广东化——精神音乐之特征分析》的发言中认为，融汇各种西洋乐器、以演奏广东音乐和流行歌曲为主，普遍流行于当时的茶座、舞厅和夜总会中的精神音乐，具有鲜明的流行音乐文化属性。她的发言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此外，乐评人李皖以《中国歌曲的命运及其流转》为题，对中国古代至近现代中国歌曲创作做了较为概要的梳理与论述。
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流行歌曲在1949年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几乎销声匿迹，但港台地区流行音乐的发展却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文化互补的关系。香港大学刘靖之教授的发言《香港的粤语流行曲——三个时期、三种不同风格》，从早期的粤语流行曲──源于粤剧的粤曲、香港流行歌曲的演变、香港粤语流行曲的音乐艺术等三个阶段和方面对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梳理与介绍，同时就粤语流行歌曲的兴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他的发言对于了解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改革开放后，内地对台湾音乐文化的了解也是从流行歌曲的传入开始的。台湾艺术大学蔡秉衡教授以《台湾流行歌曲中的乡愁想象》为题，论述了17世纪以来台湾由于殖民、分离等历史、政治、地缘原因而造成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乡愁主题现象，这一主题也鲜明地反映在台湾流行歌曲的创作中。如果说历史是一面多棱镜，那么音乐就是其中的一维，台湾流行歌曲中的乡愁想象也是其中一隅。作为作曲家，台湾师范大学庄文达教授则以《从〈“四”“月”“望”“雨”的喜怒哀乐〉〈忆·恒春四调〉探讨歌谣素材与长笛技巧的特色》为题，对台湾作曲家华佩以日据时期邓雨贤创作的四首流行歌谣《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雨夜花》为主题改编创作的长笛独奏曲《“四”“月”“望”“雨”的喜怒哀乐》以及以《思想起》《四季春》《牛尾伴》《平埔调》为主的“恒春四调”改编创作的长笛与钢琴二重奏《忆·恒春四调》两部器乐作品，从音乐学分析的角度做出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反映了现代台湾音乐创作中注重运用乡土素材的特点。 国外流行音乐一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学习对象，特别是欧美与日本的流行音乐，包括有关流行音乐文化的学术研究，对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央音乐学院柯扬博士与天津音乐学院刘研博士，分别就美国学者Susie J.Tanenbaum著《地下的和谐：纽约地铁中的音乐和政治》和Kevin Fellezs著《火鸟：爵士、摇滚、疯克与融合音乐的创立》两书做出了深入解读，并通过上述两本学术著作，对纽约地铁中的城市音乐活动和流行于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融合音乐，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们的发言为了解美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特点带来了极有意义的参考。与此相映成趣的则是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和广州大学刘富琳教授关于日本流行音乐影响中国流行音乐创作的主题发言。前者以《歌坛劲吹东瀛风——1980年代以降J-POP对中国乐坛的影响》为题，对1980年代以来日本流行音乐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做出了概要式的梳理，认为日本流行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经由日本歌星的中国大陆演唱会和音像制品、登陆日本研学流行音乐然后回中国大陆活动的乐人以及数量众多的港台翻唱的日语歌曲三个渠道；后者以《介绍几首翻唱的冲绳流行歌曲》为题，对日本流行歌曲《花心》《岛歌》《泪光闪闪》《童神》等流行歌曲在中国的翻唱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从上述发言可窥中日音乐交流在流行音乐中的反映。
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文化身份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在《“公民社会的文化身份”与流行音乐的语境生态》的发言中指出：流行音乐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媒介，公民社会的音乐语境不仅具有解构和否定性的一面， 而且蕴含着积极、肯定、建构性的内涵，它反对任何假定的“大前提”、“绝对的基础”、“唯一的中心”“单一的视角”， 目的是为了解放思想，拓宽视野，争取自由。的确，在流行音乐日益走向价值多元的当下，其塑造公民社会的文化身份与功能应当引起所有音乐人与爱乐者的思考。中山大学冯原教授的发言《墙内的回声——民族歌声的建构与听觉政治学》，则从文化批评的视角阐释了包括流行歌曲在内的声音建构是如何在民族认同和政治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冯原所述，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民族、政治、文化的结构、解构与重构中，歌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功能。音乐功能的实现既可以通过社会学的考察，也可以通过心理学的实证。华南师范大学黄汉华教授的发言《流行音乐快感—美感问题之研究》，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通过心理学采样的实证数据为例，认为音乐快感与美感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音乐感知两端，音乐快感主要处于本能层面，音乐美感主要处于理智层面；音乐快感是音乐美感的基础，音乐美感是音乐快感的升华，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希望这种实证性研究能为流行音乐的创作与表演，特别是音乐教育中如何运用流行音乐提供重要的参考。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徐元勇教授以《论流行音乐的艺术与文化之内涵》为题，结合中国俗乐的历史发展，对流行音乐在艺术与文化上的内涵与外延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发展加以回顾与批评，也是论坛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河南大学王思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他在《新世纪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回顾》的发言中认为：21世纪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以传播方式的改变为主线，以互联网、电视选秀节目、酒吧、Live House、户外音乐节等五大场域为存在空间，港台流行音乐及“韩流”作为信息源仍然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着影响；传播方式的改变直接导致流行音乐存在方式的改变；以“独立音乐”为代表的、具有去商业化、追求人文主义精神倾向的音乐审美观念和网络公司与唱片公司合作、政府文化部门与唱片公司合作等流行音乐新的商业化运作机制开始出现；在音乐风格上出现“多元化、国际化、技术化、个性化”追求的同时，具有民族化创作倾向的作品也获得追捧；随着歌曲类型的不断细分，听众群的赏乐心理也日趋理性，“小众音乐”也有了稳定的受众群。河南理工大学张燚博士和华南师范大学万钟如博士则分别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发展报告》和《他山之石——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为题，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研究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论述，为了解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学术信息。此外，几位从事音乐与歌词创作的音乐人就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创作问题做出了或详或略的回顾与梳理。李广平以《寻找南方的声音——广东原创流行音乐二十个关键词》为题，通过太平洋影音公司、侯德健、李海鹰等二十个关键词，对当代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以点带面的论述；广东省流行音乐学会副会长陈洁明则在《由“狮子山下填词人”所想到的》的发言中，呼吁更多地创作当地母语歌曲，让中国方言歌曲走向世界，展现中国多民族文化的魅力；山东师范大学栾家通过本人在首届互联网音乐大赛中的创作获奖经历，以《中国意象.com——从首届互联网音乐大赛看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的审美趋向》为题，对由互联网存在方式引发的流行音乐审美趣味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呼吁反思“中国风”流行音乐的发展，期待具有“中国意象”的“新中国风C-POP”风格流派的流行音乐能够成为音乐现实；北京电影学院张宏光教授则以《论当前我国流行音乐创作的现状》为题即兴发言，对当前流行音乐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批评。此外，华南师范大学王晓盈博士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流行音乐的文化悖论》的发言中认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存在“大众与小众”、“通俗与低俗”、“商品性与文化性”三对文化悖论。这三对“悖论”是否成为悖论值得探讨。
将流行音乐置于传统文化视域加以研究，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北京戏曲学院李晓天教授在《“形”与“神”——关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与表现的思考》的发言中认为，作为最贴近大众生活的流行音乐，应该在凝练民族精粹的过程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尽多地运用中华民族的独特音乐语言，去表现普通百姓的心声。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博士则以《中国流行音乐审美主体文化身份焦虑论析——并及礼乐精神现代重建问题》为题，提出如下思考与建议：在直面流行音乐的历史与逻辑、形式与内容的前提下，以经世致用的心态，消解民间与官方的抗争、消解“洪水猛兽”与主体自我抒发的矛盾，求同存异，把这种功能和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经验、国民文化身份教育以及中国流行音乐的未来发展定位、顶层设计加以联系，更好地发展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他的发言同样可以视为前述有关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问题的一个议题。如果说传统音乐如何成为流行音乐创作中的文化资源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那么，流行音乐是否可以成为传统音乐发展中的新的元素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论及粤语流行歌曲，人们通常会提及粤剧、粤曲对其创作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仲立斌博士则通过《近百年来的粤剧、粤曲与流行音乐》的发言，着重介绍和分析了粤剧、粤曲近百年发展中对不同时期流行歌曲的借鉴和运用，令人耳目一新，从而也引发了传统戏曲音乐如何传承、发展的问题。此外，上海音乐学院杨赛博士以《流行音乐中的古典意境》为题，对周杰伦创作的《菊花台》的音乐内容做出了富有创意与诗意的解读，其逻辑缜密、声情并茂、辅以音乐表演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 与前述学术命题相比，关于流行音乐的形态学研究显得相对单薄。上海音乐学院郭昕博士和首都师范大学郭鹏博士的发言，是本次论坛着眼于流行音乐技术理论的专题研究。前者以《流行音乐中的强力和弦——音乐分析文本概念的扩展》为题，通过对流行音乐创作中强力和弦（Power Chord）的个案分析，认为基于西方艺术音乐发展而来的音乐术语体系与分析传统在面对建立在电子技术基础之上的流行音乐时，其有效性与可行性值得反思，提出建立流行音乐分析的术语体系的理论构想；后者以《八十年代流行音乐调性语言的改变及其深层结构研究》为题，采用申克音乐分析法，对20世纪80年代三大音乐类型——抒情歌曲、“西北风”歌曲及崔健摇滚乐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内在结构模式的分析，由此挖掘在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不同音乐风格的调性语言及深层结构的形态特征的演变规律。理论分析的方法与对象，是音乐学分析中均需面对的问题，希望流行音乐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能够出现更多的专业性成果。
流行音乐与音乐教育问题、流行音乐的产业运作以及与流行音乐相关的版权制度研究，也在本次论坛得到关注。澳门理工学院代百生教授在《流行音乐文化对当代音乐教育的挑战》发言中认为，发达的媒体技术使音乐的大众拥有化成为轻易的现实，随手可得的音乐资源和随时随地融入大众生活的流行音乐，已经对学校音乐教育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就必须认清流行音乐的审美价值取向，认识流行音乐的文化功能，严肃应对流行音乐文化的负面效应，促进研究重构教学系统。音乐教育界关于流行音乐进课堂的话题一直没有断过，代百生的发言可以为这一话题提供进一步的思考。厦门大学周显宝教授的发言《数字化新媒体与流行音乐团队经营与管理——以“墨明棋妙”网络古风音乐团队运营模式为例》，通过对古风音乐团队“墨明棋妙”运作模式之成功经验及存在不足的分析，认为包括网络音乐创作团队在内的流行音乐团队除了学习借鉴、创新运用适合自己的运作模式外，还要充分利用好网络平台，充分展示团队个性特征，才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南京艺术学院黄德俊博士的发言《音乐版权终止制度的价值研究》，通过对美国音乐版权终止制度的介绍和研究，对我国建立完善的音乐版权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他的发言引发了与会音乐人的共鸣。
论坛最后的自由讨论环节，学者们纷纷就一些意犹未尽的话题展开互动，气氛热烈；会议期间由广州田园牧歌音乐酒吧安排的赏乐沙龙，则在学术研讨之余为与会代表带来了流行音乐精彩的感性体验。
短短两天的学术研讨，其作用不在于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而在于它所带来的后续效应和为推动流行音乐文化健康发展的积极的建设意义。金兆钧先生在论坛闭幕致辞中对本次论坛的学术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此次会议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流行音乐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流行音乐终于登堂入室，进入了高校研究的范畴，再也不是下里巴人；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能够建立一个理论界的学术共同体，更多地切合实际地列出一些课题，分工协作，从各个角度推动流行音乐理论的发展。诚哉斯言！谨此，祝愿中国流行音乐愈来愈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期待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研究摘获更多的硕果。
冯长春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汪 静 华南师范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
着眼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从1927年黎锦晖写下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流行音乐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它已经不是曾经处于边缘地带的亚文化。华南师范大学冯长春教授在开幕式发言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从作为‘平民音乐’‘新音乐’的发轫到对‘靡靡之音’‘黄色音乐’的贬斥，从时代曲的引领潮流到一度销声匿迹再到复苏崛起，从移植、模仿西洋、东洋到民族风、本土化乃至多元化的进程，近一个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可谓命运多舛、风雨兼程、柳暗花明、风景独好。在这个历史进程的近代和现代史中，上海、广州扮演了桥头堡的角色。如今流行音乐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化现象，拥有了最为广泛的受众群体。作为一种城市中的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的方方面面，包括其色彩纷呈的感性样式、个性迥异的风格流派、题材丰富的表现内容、多重多维的社会功能、身心合一的美学特征以及由其拉动的巨大的文化产业等诸多内容，都不能不引起音乐学界的关注与深思。越来越多的音乐院系纷纷开设流行音乐专业这一学院化现象，本身已表明流行音乐文化越来越展示出其强劲的辐射力。”的确，流行音乐及其创作者的命运一度成为时代思潮的晴雨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以《君归来兮？——打开〈何日君再来〉的“死结”》为题，对刘雪庵因乐获罪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做出了深入的历史钩沉，并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的种种历史结论：《何日君再来》是刘雪庵早逝恋人、音专同学孙德志的墓志铭；其曲、词均出自刘雪庵之手！李岩发言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何日君再来》的重新解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首命运多舛的流行歌曲及其作者，再度反思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诸多遗留问题。哈尔滨音乐学院王岩教授则以《流行音乐在哈尔滨的发轫》为题，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尔滨城市中的通俗歌曲、交谊舞、轻音乐、广东音乐等艺术体裁的表现特点以及李香兰等娱乐明星的商业演出情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以详实的史料重建了彼时哈尔滨的流行音乐生态，从而认为哈尔滨不但是中国早期西洋音乐和传统音乐文化的交流中心，也是流行音乐发展的北方重镇，因而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据有值得重视的历史地位。与北方重镇哈尔滨相比，同时期的东方明珠上海的时代曲创作一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流行音乐研究的话题。华东交通大学贾崇《略论老上海流行歌曲的推广与传播》的发言，认为《玫瑰，玫瑰我爱你》等上海老歌今日依然在传唱，但这些依然焕发着艺术生命力的流行歌曲已经慢慢退出年轻一代歌手和欣赏者的视野，应该思考如何通过音乐传播手段使这些优秀的早期流行歌曲成为更多人的音乐记忆。论及近代中国流行音乐，人们更多地会想到上海老歌时代曲，但在岭南音乐文化中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早期流行音乐现象，那就是20世纪40年代流行于广州、香港，乃至今日仍活跃于香港音乐生活中的“精神音乐”。广州大学刘瑾教授在《广东音乐的流行化，还是流行音乐的广东化——精神音乐之特征分析》的发言中认为，融汇各种西洋乐器、以演奏广东音乐和流行歌曲为主，普遍流行于当时的茶座、舞厅和夜总会中的精神音乐，具有鲜明的流行音乐文化属性。她的发言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此外，乐评人李皖以《中国歌曲的命运及其流转》为题，对中国古代至近现代中国歌曲创作做了较为概要的梳理与论述。
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流行歌曲在1949年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几乎销声匿迹，但港台地区流行音乐的发展却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文化互补的关系。香港大学刘靖之教授的发言《香港的粤语流行曲——三个时期、三种不同风格》，从早期的粤语流行曲──源于粤剧的粤曲、香港流行歌曲的演变、香港粤语流行曲的音乐艺术等三个阶段和方面对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梳理与介绍，同时就粤语流行歌曲的兴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他的发言对于了解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改革开放后，内地对台湾音乐文化的了解也是从流行歌曲的传入开始的。台湾艺术大学蔡秉衡教授以《台湾流行歌曲中的乡愁想象》为题，论述了17世纪以来台湾由于殖民、分离等历史、政治、地缘原因而造成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乡愁主题现象，这一主题也鲜明地反映在台湾流行歌曲的创作中。如果说历史是一面多棱镜，那么音乐就是其中的一维，台湾流行歌曲中的乡愁想象也是其中一隅。作为作曲家，台湾师范大学庄文达教授则以《从〈“四”“月”“望”“雨”的喜怒哀乐〉〈忆·恒春四调〉探讨歌谣素材与长笛技巧的特色》为题，对台湾作曲家华佩以日据时期邓雨贤创作的四首流行歌谣《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雨夜花》为主题改编创作的长笛独奏曲《“四”“月”“望”“雨”的喜怒哀乐》以及以《思想起》《四季春》《牛尾伴》《平埔调》为主的“恒春四调”改编创作的长笛与钢琴二重奏《忆·恒春四调》两部器乐作品，从音乐学分析的角度做出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反映了现代台湾音乐创作中注重运用乡土素材的特点。 国外流行音乐一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学习对象，特别是欧美与日本的流行音乐，包括有关流行音乐文化的学术研究，对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央音乐学院柯扬博士与天津音乐学院刘研博士，分别就美国学者Susie J.Tanenbaum著《地下的和谐：纽约地铁中的音乐和政治》和Kevin Fellezs著《火鸟：爵士、摇滚、疯克与融合音乐的创立》两书做出了深入解读，并通过上述两本学术著作，对纽约地铁中的城市音乐活动和流行于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融合音乐，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们的发言为了解美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特点带来了极有意义的参考。与此相映成趣的则是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和广州大学刘富琳教授关于日本流行音乐影响中国流行音乐创作的主题发言。前者以《歌坛劲吹东瀛风——1980年代以降J-POP对中国乐坛的影响》为题，对1980年代以来日本流行音乐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做出了概要式的梳理，认为日本流行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经由日本歌星的中国大陆演唱会和音像制品、登陆日本研学流行音乐然后回中国大陆活动的乐人以及数量众多的港台翻唱的日语歌曲三个渠道；后者以《介绍几首翻唱的冲绳流行歌曲》为题，对日本流行歌曲《花心》《岛歌》《泪光闪闪》《童神》等流行歌曲在中国的翻唱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从上述发言可窥中日音乐交流在流行音乐中的反映。
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文化身份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在《“公民社会的文化身份”与流行音乐的语境生态》的发言中指出：流行音乐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媒介，公民社会的音乐语境不仅具有解构和否定性的一面， 而且蕴含着积极、肯定、建构性的内涵，它反对任何假定的“大前提”、“绝对的基础”、“唯一的中心”“单一的视角”， 目的是为了解放思想，拓宽视野，争取自由。的确，在流行音乐日益走向价值多元的当下，其塑造公民社会的文化身份与功能应当引起所有音乐人与爱乐者的思考。中山大学冯原教授的发言《墙内的回声——民族歌声的建构与听觉政治学》，则从文化批评的视角阐释了包括流行歌曲在内的声音建构是如何在民族认同和政治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冯原所述，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民族、政治、文化的结构、解构与重构中，歌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功能。音乐功能的实现既可以通过社会学的考察，也可以通过心理学的实证。华南师范大学黄汉华教授的发言《流行音乐快感—美感问题之研究》，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通过心理学采样的实证数据为例，认为音乐快感与美感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音乐感知两端，音乐快感主要处于本能层面，音乐美感主要处于理智层面；音乐快感是音乐美感的基础，音乐美感是音乐快感的升华，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希望这种实证性研究能为流行音乐的创作与表演，特别是音乐教育中如何运用流行音乐提供重要的参考。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徐元勇教授以《论流行音乐的艺术与文化之内涵》为题，结合中国俗乐的历史发展，对流行音乐在艺术与文化上的内涵与外延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发展加以回顾与批评，也是论坛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河南大学王思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他在《新世纪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回顾》的发言中认为：21世纪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以传播方式的改变为主线，以互联网、电视选秀节目、酒吧、Live House、户外音乐节等五大场域为存在空间，港台流行音乐及“韩流”作为信息源仍然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着影响；传播方式的改变直接导致流行音乐存在方式的改变；以“独立音乐”为代表的、具有去商业化、追求人文主义精神倾向的音乐审美观念和网络公司与唱片公司合作、政府文化部门与唱片公司合作等流行音乐新的商业化运作机制开始出现；在音乐风格上出现“多元化、国际化、技术化、个性化”追求的同时，具有民族化创作倾向的作品也获得追捧；随着歌曲类型的不断细分，听众群的赏乐心理也日趋理性，“小众音乐”也有了稳定的受众群。河南理工大学张燚博士和华南师范大学万钟如博士则分别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发展报告》和《他山之石——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为题，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研究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论述，为了解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学术信息。此外，几位从事音乐与歌词创作的音乐人就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创作问题做出了或详或略的回顾与梳理。李广平以《寻找南方的声音——广东原创流行音乐二十个关键词》为题，通过太平洋影音公司、侯德健、李海鹰等二十个关键词，对当代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以点带面的论述；广东省流行音乐学会副会长陈洁明则在《由“狮子山下填词人”所想到的》的发言中，呼吁更多地创作当地母语歌曲，让中国方言歌曲走向世界，展现中国多民族文化的魅力；山东师范大学栾家通过本人在首届互联网音乐大赛中的创作获奖经历，以《中国意象.com——从首届互联网音乐大赛看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的审美趋向》为题，对由互联网存在方式引发的流行音乐审美趣味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呼吁反思“中国风”流行音乐的发展，期待具有“中国意象”的“新中国风C-POP”风格流派的流行音乐能够成为音乐现实；北京电影学院张宏光教授则以《论当前我国流行音乐创作的现状》为题即兴发言，对当前流行音乐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批评。此外，华南师范大学王晓盈博士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流行音乐的文化悖论》的发言中认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存在“大众与小众”、“通俗与低俗”、“商品性与文化性”三对文化悖论。这三对“悖论”是否成为悖论值得探讨。
将流行音乐置于传统文化视域加以研究，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北京戏曲学院李晓天教授在《“形”与“神”——关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与表现的思考》的发言中认为，作为最贴近大众生活的流行音乐，应该在凝练民族精粹的过程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尽多地运用中华民族的独特音乐语言，去表现普通百姓的心声。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博士则以《中国流行音乐审美主体文化身份焦虑论析——并及礼乐精神现代重建问题》为题，提出如下思考与建议：在直面流行音乐的历史与逻辑、形式与内容的前提下，以经世致用的心态，消解民间与官方的抗争、消解“洪水猛兽”与主体自我抒发的矛盾，求同存异，把这种功能和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经验、国民文化身份教育以及中国流行音乐的未来发展定位、顶层设计加以联系，更好地发展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他的发言同样可以视为前述有关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问题的一个议题。如果说传统音乐如何成为流行音乐创作中的文化资源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那么，流行音乐是否可以成为传统音乐发展中的新的元素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论及粤语流行歌曲，人们通常会提及粤剧、粤曲对其创作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仲立斌博士则通过《近百年来的粤剧、粤曲与流行音乐》的发言，着重介绍和分析了粤剧、粤曲近百年发展中对不同时期流行歌曲的借鉴和运用，令人耳目一新，从而也引发了传统戏曲音乐如何传承、发展的问题。此外，上海音乐学院杨赛博士以《流行音乐中的古典意境》为题，对周杰伦创作的《菊花台》的音乐内容做出了富有创意与诗意的解读，其逻辑缜密、声情并茂、辅以音乐表演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 与前述学术命题相比，关于流行音乐的形态学研究显得相对单薄。上海音乐学院郭昕博士和首都师范大学郭鹏博士的发言，是本次论坛着眼于流行音乐技术理论的专题研究。前者以《流行音乐中的强力和弦——音乐分析文本概念的扩展》为题，通过对流行音乐创作中强力和弦（Power Chord）的个案分析，认为基于西方艺术音乐发展而来的音乐术语体系与分析传统在面对建立在电子技术基础之上的流行音乐时，其有效性与可行性值得反思，提出建立流行音乐分析的术语体系的理论构想；后者以《八十年代流行音乐调性语言的改变及其深层结构研究》为题，采用申克音乐分析法，对20世纪80年代三大音乐类型——抒情歌曲、“西北风”歌曲及崔健摇滚乐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内在结构模式的分析，由此挖掘在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不同音乐风格的调性语言及深层结构的形态特征的演变规律。理论分析的方法与对象，是音乐学分析中均需面对的问题，希望流行音乐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能够出现更多的专业性成果。
流行音乐与音乐教育问题、流行音乐的产业运作以及与流行音乐相关的版权制度研究，也在本次论坛得到关注。澳门理工学院代百生教授在《流行音乐文化对当代音乐教育的挑战》发言中认为，发达的媒体技术使音乐的大众拥有化成为轻易的现实，随手可得的音乐资源和随时随地融入大众生活的流行音乐，已经对学校音乐教育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就必须认清流行音乐的审美价值取向，认识流行音乐的文化功能，严肃应对流行音乐文化的负面效应，促进研究重构教学系统。音乐教育界关于流行音乐进课堂的话题一直没有断过，代百生的发言可以为这一话题提供进一步的思考。厦门大学周显宝教授的发言《数字化新媒体与流行音乐团队经营与管理——以“墨明棋妙”网络古风音乐团队运营模式为例》，通过对古风音乐团队“墨明棋妙”运作模式之成功经验及存在不足的分析，认为包括网络音乐创作团队在内的流行音乐团队除了学习借鉴、创新运用适合自己的运作模式外，还要充分利用好网络平台，充分展示团队个性特征，才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南京艺术学院黄德俊博士的发言《音乐版权终止制度的价值研究》，通过对美国音乐版权终止制度的介绍和研究，对我国建立完善的音乐版权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他的发言引发了与会音乐人的共鸣。
论坛最后的自由讨论环节，学者们纷纷就一些意犹未尽的话题展开互动，气氛热烈；会议期间由广州田园牧歌音乐酒吧安排的赏乐沙龙，则在学术研讨之余为与会代表带来了流行音乐精彩的感性体验。
短短两天的学术研讨，其作用不在于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而在于它所带来的后续效应和为推动流行音乐文化健康发展的积极的建设意义。金兆钧先生在论坛闭幕致辞中对本次论坛的学术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此次会议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流行音乐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流行音乐终于登堂入室，进入了高校研究的范畴，再也不是下里巴人；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能够建立一个理论界的学术共同体，更多地切合实际地列出一些课题，分工协作，从各个角度推动流行音乐理论的发展。诚哉斯言！谨此，祝愿中国流行音乐愈来愈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期待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研究摘获更多的硕果。
冯长春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汪 静 华南师范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