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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3日，南方中心（SUNS) 主编拉嘎万（CHAKRAVARTHI RAGHAVAN）对刚刚达成的多哈框架协议发表评论：在经历了坎昆的失败之后。（南方中心成立于1990年，前身是南方委员会（成立于1987年），总部在日内瓦。宗旨是促进南方团结和各种形式的南南合作，以及加强南北方在平等、公平基础上的相互理解与对话。中国于1995年5月4日正式加入南方中心。）
多哈回合谈判依然需要从坎昆受挫中恢复过来。并且，是否本轮谈判和WTO已经确保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或者是还需要长时间的逐渐恢复，都还不甚明朗。WTO这个“病人”能否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的生活，也不能确定。这些都取决于美欧等“主要成员”的意愿。
决定中提到了几个时间，其中包括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但是，一个已经错过了这么多最后期限的组织在设定日期方面已经没有可信性了。
换言之，尽管佐立克和拉米想联手利用多哈回合谈判来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但在“911事件”阴影下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地面。
和过去一样，为使WTO能铺平前进的道路，在“主要成员们”的倡议下，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举行了几次磋商和小型会议。
但这种做法并没有真正奏效。并且，在坎昆会议前夜达成的“美国－欧盟农业框架协议”几乎是在“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基础上提交的，从而促使“20国协调组”走到一起，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在坎昆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在不能就农业问题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美国和欧盟使坎昆会议以失败告终。并且，在几个月之后，当它的反响已经消失的时候，美、欧又开始对发展中国家阵营和联盟进行分化。
但他们未能分化“20国协调组”，仅在“90国集团”方面取得了部分进展。在印度大选结束后，他们再次劝说印度。但印度新政府和其贸易部长（该部长是通过竞选被选举上的，不是像佐立克和拉米那样被任命的部长）却更加坚定地支持“20国协调组”。印度还在日内瓦成功地对不同集团（如“20国协调组”、“33国集团”、最不发达国家、非洲集团等）的协调人进行了协调。
在企图重开谈判并在农业方面取得进展的努力中，美国和欧盟被迫承认：没有与巴西和印度的直接对话，WTO谈判就不能向前推进。
关键的发展中国家宁肯达不成交易，也不愿接受一笔赔本的交易，并且将很愿意从谈判桌上“走开”。这一点在谈判（在圣保罗、巴黎和日内瓦）中变得非常明显。但由于任期很快即将结束，佐立克和拉米需要达成协议，以确保他们不给后任者留下另一个难题。
如果他们未曾达成妥协，那么此次日内瓦谈判将与西雅图和坎昆会议一样以失败告终（因为印度和巴西将愿意从谈判桌上离开）；并且，佐立克和拉米在从日内瓦回国的途中将面对类似于空难的遭遇（在现代高速飞机的条件下通常没有人能幸存），当然这种遭遇不是指沉船或火车出轨。
因此可以说，是印度和巴西使得佐立克和拉米得以安全回家，也许还能使他们的职业生涯转向一些可挣大钱的私有部门。
尽管总理事会已经在日内瓦作出决定，但离谈判真正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无论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佐立可，还是欧盟的拉米和费舍勒，都将不能呆在办公室里了。
没有人能够相信，谈判能在9月份重新启动，也许到明年年中也未必能够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抱着最良好的意愿，谈判的完成和实施的开始可能至少要等到2010年了。
很明显，要想真正针对框架协议开展下一步工作，还要等到美国的大选和布鲁塞尔的换届结果出来以后。至少对于农业而言，在2007年之前不可能有什么变化或者开始一个新的实施期。
贸易谈判和多边磋商不是在孤岛上进行的，而是要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WTO谈判面临着与诸如美国大选、布鲁塞尔的人事更迭（11月份新的欧盟委员会和新的委员们将在布鲁塞尔就职）等事件有关的不确定性，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当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后者与伊拉克的局势和其对于政治、安全以及经济（通过能源价格）的影响有关。
星期六晚上（7月31日），在由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领导会议通过了决议和附件的草案之后，在提交正式的总理事会通过之前，当框架协议的修正文本被提交以进行快速审查和通过时，发现了两个严重的错误（漏掉了农业部分的具体修改内容）。这种谈判的荒唐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将不精确的和最后的草案强加给部长和代表团，而他们中的大部分至今还没有具有起草经验的法律专家。这种不精确的语言已经被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在许多裁决中加以利用，以解释谈判文本；争端解决机构还主张所谓的“条约解释者”的权利（而根据马拉喀什协定该职能是专属于部长级会议的）。
能够挽回面子的一点是总理事会决议的第三段：总理事会同意，本决议及其附件不能被用于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争端解决程序，并且不能被用于解释现有的WTO协定。
根据马拉喀什协议和其农业协定，实施期到1999年底结束，并且甚至连2000-2004年期间实施的在同一水平上的继续改革也算作第二个实施期。但该期限已经被错过了，并且事实上，对于补贴和国内支持还存在一些争论。
20国协调组的一位谈判官员评论说，自从西雅图会议以来，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个5年期的完整的实施期，并且在实施任何新的改革之前，我们将失去另一个4-5年的实施期。
总理事会决定中所承诺的新的改革过程不可能在2007年之前真正开始（美国农业法案要到2006年才能修改，在现行法律下被加强的农业支持将延续到那个时候），并且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也不可能在2007年之前开始。
在农业领域，发展中国家努力抵制发达国家对其设定更加不公平的义务和迫使其开放市场的行为，而发达国家则在保护其生产者免受进口竞争威胁的同时，不断变相地增加其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发展中国家虽未赢得这场斗争，但只要他们保持团结，就能够继续这场斗争。
然而，在工业产品部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由于坎昆“德贝斯案文”被作为模式框架并入协议，发展中国家损失惨重。在星期六“绿屋会议”的最后一分钟，印度对于非洲集团的政治性支持强制性地促成了对附件B的修改（美国、欧盟和WTO秘书处之前曾拒绝作出修改），即在第一段中授权对于非线性协调模式的不同要素进行进一步谈判。
完全的新自由主义，即主张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实施相对较低关税（5％－10％的税率经常被提及）的所谓的“自由贸易道路”，作为实现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关键被推动。但是，现在有大量的经经验证明的证据表明，这种自由化并没有什么效果，反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且，只有在具备相应能力之后的一种可考量的和可控制的自由化步伐，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
现在也许是贸易机构和谈判者们应该认识到WTO并非是一个关于自由贸易或公平贸易的组织的时候了。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的贸易体制，在该体制中，强大者可以将其意志强加于人，或者至少可以拒绝让步。
在服务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发展中国家必须谨慎地制定并提出他们自己的出价，同时要在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两个模式（自然人移动和通过网络进行的跨境交付）中提出实质性的市场开放和能力建设要价。否则，他们将失去他们的优势。他们需要避免对于自由化好处的任何过于乐观的估计，并且不要相信金融自由化的学说（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稳定性无一例外地被动摇）。
总理事会的决定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和几个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些激励性的和宣示性的安慰。这些国家提出过实施问题、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以及贯穿全局的发展问题。
然而，至今也没有采取明确和集中的行动以实现这些承诺。
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上，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在特别会议上被要求迅速完成对全部协定具体未决问题的审议并在2005年7月之前提出明确的建议。
在实施问题上，决定重申了多哈授权的第12段并且设定了路线图。总干事已经被要求就多哈授权第12段的所有问题展开磋商，并且在2005年5月之前向贸易谈判委员会和总理事会报告。
尽管如此，我们面对的事实是：我们不能指望依靠美国、欧盟或WTO秘书处来推动这些问题；素帕猜博士和他的高级官员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声明让人们怀疑——他们到底在这上面花了多少心思。美国和欧盟无论如何都不会支持实施问题，他们宁愿看到这个问题继续被置于角落。
在农业领域，附件A中关于原则和目标的框架协议规定了许多有待谈判的操作性细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杠杆。那些具有防御性利益的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可利用它来保护其生计和上百万的贫穷和被边缘化的农民的利益，以及解决农村的贫困（假如他们同时具有通过国内政策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意愿）。
对于那些拥有高效的和具有竞争力的农业部门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等）而言，尽管他们也有需要解决的庞大的、被边缘化的或无地的农村贫困人口问题，他们依然能够利用该框架力争达成一种能给他们在国际贸易中提供一个更加平坦的“运动场”的模式。
在棉花领域，尽管WTO官员们在最后提出了许多要求，并且在农业谈判中该问题很明显地被优先处理，但美国很显然战胜了四个西非的棉花生产国。农业附件的表述语言意味着：虽然特定产品综合支持总量将被总量封顶和全面削减，但对于美国实施的农业补贴高额支付并没有提出针对产品的削减要求。
当谈判结束时，将首先进行第一期的20％的削减。第9段第4项中称，这种削减将使一些特定产品支持得到削减。但这至多只是一种希望或者预测，且仅是针对某些产品的。
事实上，框架协议中提供的许多漏洞，加之为美国规定的新蓝箱——尽管有待于就农业附件第13段提到的4个标准和附加标准进行谈判——将依然使美国可以转移大部分对于现在被裁定为扭曲贸易的商品的反周期性支付，并且在谈判达成协议和确定最终实施期之前可逃避任何削减。
事实上，尽管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20国协调组”的挑战，但在农业领域，即使有行政当局的支持，在2006年农业法案修改之前，也不可能对补贴和支持实施真正的改变、改革或削减。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至少在2007年之前不会改变。
美国和欧盟将继续努力推行任何他们国内利益所需要的改革，并且随后将试图将其写入WTO，并且从发展中国家那里得到一些回报。
而发展中国家和他们的新官员们只能要求避开美国和欧盟的攻击，一场长期的斗争摆在他们面前。来自于一些首都和媒体的大肆宣传也许是太过幼稚了。
正如印度前驻GATT大使B.L.达斯先生所指出的，从5月至7月的三个月间，发展中国家都忙于紧张的活动中。他们消耗了包括财政资源在内的大量精力和资源。
发达国家曾经一方面在农业领域继续巩固其国内支持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最终结果中可称得上最好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已经能够阻止发达国家的这种强劲步伐。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防御性战略方面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他们在自己的优先领域尚未取得进展。农业中的特定产品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别保障机制已经毫无疑问地被WTO正式承认，并且这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安慰。
但发达国家的敏感产品也已经被正式承认，并且这对于发达国家继续加强和扩大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而言是一颗邪恶的种子。
在工业产品领域，可能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要素被明确写入附件B。发展中国家全部成功只不过是在附件B中加上了这样一条规定，即这些要素的某些具体内容将被进一步谈判。
发展中国家在最后几个月的努力和他们在最后几天所采取的坚决行动成功地阻止了发达国家试图将其想法作为完全被接受的内容写入附件B的行动。但发展中国家未能将他们自己的优先考虑和概念以一种明确和具体的方式写入附件B。
三个新加坡议题已经从多哈谈判议程中被拿掉。但贸易便利化谈判已经开始。这四个谈判议题都曾被放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谈判议程中，但都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功地阻止了主要发达国家的高压手段。发达国家已经提高了他们的要价，并且运用其过去曾经掌握的所有类型的战略与发展中国家激烈交战。
因此，发达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将精力消耗在降低发达国家的要价而不是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优先考虑上。
这促使我们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谈判伦理进行仔细考虑。他们就是将其要价提得很高并且利用政治和经济等不同的战略来对付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将其全部资源耗费在促使发达国家对其最高要价进行某种程度的降低上。这就留给发展中国家很小的机会在多边谈判中追求其自身的积极利益。
（译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
多哈回合谈判依然需要从坎昆受挫中恢复过来。并且，是否本轮谈判和WTO已经确保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或者是还需要长时间的逐渐恢复，都还不甚明朗。WTO这个“病人”能否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的生活，也不能确定。这些都取决于美欧等“主要成员”的意愿。
决定中提到了几个时间，其中包括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但是，一个已经错过了这么多最后期限的组织在设定日期方面已经没有可信性了。
换言之，尽管佐立克和拉米想联手利用多哈回合谈判来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但在“911事件”阴影下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地面。
和过去一样，为使WTO能铺平前进的道路，在“主要成员们”的倡议下，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举行了几次磋商和小型会议。
但这种做法并没有真正奏效。并且，在坎昆会议前夜达成的“美国－欧盟农业框架协议”几乎是在“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基础上提交的，从而促使“20国协调组”走到一起，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在坎昆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在不能就农业问题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美国和欧盟使坎昆会议以失败告终。并且，在几个月之后，当它的反响已经消失的时候，美、欧又开始对发展中国家阵营和联盟进行分化。
但他们未能分化“20国协调组”，仅在“90国集团”方面取得了部分进展。在印度大选结束后，他们再次劝说印度。但印度新政府和其贸易部长（该部长是通过竞选被选举上的，不是像佐立克和拉米那样被任命的部长）却更加坚定地支持“20国协调组”。印度还在日内瓦成功地对不同集团（如“20国协调组”、“33国集团”、最不发达国家、非洲集团等）的协调人进行了协调。
在企图重开谈判并在农业方面取得进展的努力中，美国和欧盟被迫承认：没有与巴西和印度的直接对话，WTO谈判就不能向前推进。
关键的发展中国家宁肯达不成交易，也不愿接受一笔赔本的交易，并且将很愿意从谈判桌上“走开”。这一点在谈判（在圣保罗、巴黎和日内瓦）中变得非常明显。但由于任期很快即将结束，佐立克和拉米需要达成协议，以确保他们不给后任者留下另一个难题。
如果他们未曾达成妥协，那么此次日内瓦谈判将与西雅图和坎昆会议一样以失败告终（因为印度和巴西将愿意从谈判桌上离开）；并且，佐立克和拉米在从日内瓦回国的途中将面对类似于空难的遭遇（在现代高速飞机的条件下通常没有人能幸存），当然这种遭遇不是指沉船或火车出轨。
因此可以说，是印度和巴西使得佐立克和拉米得以安全回家，也许还能使他们的职业生涯转向一些可挣大钱的私有部门。
尽管总理事会已经在日内瓦作出决定，但离谈判真正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无论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佐立可，还是欧盟的拉米和费舍勒，都将不能呆在办公室里了。
没有人能够相信，谈判能在9月份重新启动，也许到明年年中也未必能够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抱着最良好的意愿，谈判的完成和实施的开始可能至少要等到2010年了。
很明显，要想真正针对框架协议开展下一步工作，还要等到美国的大选和布鲁塞尔的换届结果出来以后。至少对于农业而言，在2007年之前不可能有什么变化或者开始一个新的实施期。
贸易谈判和多边磋商不是在孤岛上进行的，而是要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WTO谈判面临着与诸如美国大选、布鲁塞尔的人事更迭（11月份新的欧盟委员会和新的委员们将在布鲁塞尔就职）等事件有关的不确定性，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当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后者与伊拉克的局势和其对于政治、安全以及经济（通过能源价格）的影响有关。
星期六晚上（7月31日），在由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领导会议通过了决议和附件的草案之后，在提交正式的总理事会通过之前，当框架协议的修正文本被提交以进行快速审查和通过时，发现了两个严重的错误（漏掉了农业部分的具体修改内容）。这种谈判的荒唐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将不精确的和最后的草案强加给部长和代表团，而他们中的大部分至今还没有具有起草经验的法律专家。这种不精确的语言已经被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在许多裁决中加以利用，以解释谈判文本；争端解决机构还主张所谓的“条约解释者”的权利（而根据马拉喀什协定该职能是专属于部长级会议的）。
能够挽回面子的一点是总理事会决议的第三段：总理事会同意，本决议及其附件不能被用于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争端解决程序，并且不能被用于解释现有的WTO协定。
根据马拉喀什协议和其农业协定，实施期到1999年底结束，并且甚至连2000-2004年期间实施的在同一水平上的继续改革也算作第二个实施期。但该期限已经被错过了，并且事实上，对于补贴和国内支持还存在一些争论。
20国协调组的一位谈判官员评论说，自从西雅图会议以来，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个5年期的完整的实施期，并且在实施任何新的改革之前，我们将失去另一个4-5年的实施期。
总理事会决定中所承诺的新的改革过程不可能在2007年之前真正开始（美国农业法案要到2006年才能修改，在现行法律下被加强的农业支持将延续到那个时候），并且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也不可能在2007年之前开始。
在农业领域，发展中国家努力抵制发达国家对其设定更加不公平的义务和迫使其开放市场的行为，而发达国家则在保护其生产者免受进口竞争威胁的同时，不断变相地增加其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发展中国家虽未赢得这场斗争，但只要他们保持团结，就能够继续这场斗争。
然而，在工业产品部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由于坎昆“德贝斯案文”被作为模式框架并入协议，发展中国家损失惨重。在星期六“绿屋会议”的最后一分钟，印度对于非洲集团的政治性支持强制性地促成了对附件B的修改（美国、欧盟和WTO秘书处之前曾拒绝作出修改），即在第一段中授权对于非线性协调模式的不同要素进行进一步谈判。
完全的新自由主义，即主张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实施相对较低关税（5％－10％的税率经常被提及）的所谓的“自由贸易道路”，作为实现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关键被推动。但是，现在有大量的经经验证明的证据表明，这种自由化并没有什么效果，反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且，只有在具备相应能力之后的一种可考量的和可控制的自由化步伐，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
现在也许是贸易机构和谈判者们应该认识到WTO并非是一个关于自由贸易或公平贸易的组织的时候了。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的贸易体制，在该体制中，强大者可以将其意志强加于人，或者至少可以拒绝让步。
在服务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发展中国家必须谨慎地制定并提出他们自己的出价，同时要在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两个模式（自然人移动和通过网络进行的跨境交付）中提出实质性的市场开放和能力建设要价。否则，他们将失去他们的优势。他们需要避免对于自由化好处的任何过于乐观的估计，并且不要相信金融自由化的学说（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稳定性无一例外地被动摇）。
总理事会的决定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和几个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些激励性的和宣示性的安慰。这些国家提出过实施问题、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以及贯穿全局的发展问题。
然而，至今也没有采取明确和集中的行动以实现这些承诺。
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上，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在特别会议上被要求迅速完成对全部协定具体未决问题的审议并在2005年7月之前提出明确的建议。
在实施问题上，决定重申了多哈授权的第12段并且设定了路线图。总干事已经被要求就多哈授权第12段的所有问题展开磋商，并且在2005年5月之前向贸易谈判委员会和总理事会报告。
尽管如此，我们面对的事实是：我们不能指望依靠美国、欧盟或WTO秘书处来推动这些问题；素帕猜博士和他的高级官员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声明让人们怀疑——他们到底在这上面花了多少心思。美国和欧盟无论如何都不会支持实施问题，他们宁愿看到这个问题继续被置于角落。
在农业领域，附件A中关于原则和目标的框架协议规定了许多有待谈判的操作性细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杠杆。那些具有防御性利益的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可利用它来保护其生计和上百万的贫穷和被边缘化的农民的利益，以及解决农村的贫困（假如他们同时具有通过国内政策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意愿）。
对于那些拥有高效的和具有竞争力的农业部门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等）而言，尽管他们也有需要解决的庞大的、被边缘化的或无地的农村贫困人口问题，他们依然能够利用该框架力争达成一种能给他们在国际贸易中提供一个更加平坦的“运动场”的模式。
在棉花领域，尽管WTO官员们在最后提出了许多要求，并且在农业谈判中该问题很明显地被优先处理，但美国很显然战胜了四个西非的棉花生产国。农业附件的表述语言意味着：虽然特定产品综合支持总量将被总量封顶和全面削减，但对于美国实施的农业补贴高额支付并没有提出针对产品的削减要求。
当谈判结束时，将首先进行第一期的20％的削减。第9段第4项中称，这种削减将使一些特定产品支持得到削减。但这至多只是一种希望或者预测，且仅是针对某些产品的。
事实上，框架协议中提供的许多漏洞，加之为美国规定的新蓝箱——尽管有待于就农业附件第13段提到的4个标准和附加标准进行谈判——将依然使美国可以转移大部分对于现在被裁定为扭曲贸易的商品的反周期性支付，并且在谈判达成协议和确定最终实施期之前可逃避任何削减。
事实上，尽管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20国协调组”的挑战，但在农业领域，即使有行政当局的支持，在2006年农业法案修改之前，也不可能对补贴和支持实施真正的改变、改革或削减。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至少在2007年之前不会改变。
美国和欧盟将继续努力推行任何他们国内利益所需要的改革，并且随后将试图将其写入WTO，并且从发展中国家那里得到一些回报。
而发展中国家和他们的新官员们只能要求避开美国和欧盟的攻击，一场长期的斗争摆在他们面前。来自于一些首都和媒体的大肆宣传也许是太过幼稚了。
正如印度前驻GATT大使B.L.达斯先生所指出的，从5月至7月的三个月间，发展中国家都忙于紧张的活动中。他们消耗了包括财政资源在内的大量精力和资源。
发达国家曾经一方面在农业领域继续巩固其国内支持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最终结果中可称得上最好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已经能够阻止发达国家的这种强劲步伐。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防御性战略方面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他们在自己的优先领域尚未取得进展。农业中的特定产品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别保障机制已经毫无疑问地被WTO正式承认，并且这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安慰。
但发达国家的敏感产品也已经被正式承认，并且这对于发达国家继续加强和扩大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而言是一颗邪恶的种子。
在工业产品领域，可能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要素被明确写入附件B。发展中国家全部成功只不过是在附件B中加上了这样一条规定，即这些要素的某些具体内容将被进一步谈判。
发展中国家在最后几个月的努力和他们在最后几天所采取的坚决行动成功地阻止了发达国家试图将其想法作为完全被接受的内容写入附件B的行动。但发展中国家未能将他们自己的优先考虑和概念以一种明确和具体的方式写入附件B。
三个新加坡议题已经从多哈谈判议程中被拿掉。但贸易便利化谈判已经开始。这四个谈判议题都曾被放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谈判议程中，但都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功地阻止了主要发达国家的高压手段。发达国家已经提高了他们的要价，并且运用其过去曾经掌握的所有类型的战略与发展中国家激烈交战。
因此，发达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将精力消耗在降低发达国家的要价而不是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优先考虑上。
这促使我们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谈判伦理进行仔细考虑。他们就是将其要价提得很高并且利用政治和经济等不同的战略来对付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将其全部资源耗费在促使发达国家对其最高要价进行某种程度的降低上。这就留给发展中国家很小的机会在多边谈判中追求其自身的积极利益。
（译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