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赫尔曼·黑塞的小说《东游记》（Journey to the East）中，一个叫作“联盟”的宗教团体的新鲜人H.H.描述了一个雕塑，呈现他自己站在团体领导者里奥边上：“看起来，迟早有一天，一个形象的所有实质都会流入另一个，最后只剩下一个：里奥。他必须成长起来，我必须消失。”
黑塞描绘的是，一个个体为了大事业而牺牲自己。但他也描绘了人们如何创造他们的英雄。不管是列宁、格瓦拉、霍梅尼、查韦斯还是特朗普，“英雄”是旁观者的英雄。他们是理想化的自身的反映。黑塞的描述暗示，英雄形象会吞噬自我，以至于个体必须消失。
部落主义（tribalism）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人类有深刻的归属感和被领导的诉求，因此人们天然会组成有现成领导者的团体。一些团体堪称个体之间合作和团结的积极写照。但如果团体是基于某种身份或某个特定的部落，那么他们可能歧视并镇压非成员，特别是在一位魅力超凡的霸道领导人掌权的时候。
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表明，部落主义正在西方兴起。民粹主义运动着眼于一般化的移民和全球化。但是，和一切部落主义一样，受这些运动威胁最大的是个体。追随者有义务向部落及其领袖效忠。但由于部落容不下异见，部落中的各方很快便退化为互相竞争的派系。
是什么导致了新的部落政治时代？答案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根源在于日益高涨的经济不平等。富人越来越富，而农民、蓝领工人和穷人远远落后，只得通过反对移民、难民和全球化力量来保护自己。但即便全球化让某些团体和宗教比其他团体和宗教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它也无法解释当今的部落政治；倒是某些地区全球化程度不足，能够解释这一现象。
不要忘记，大部分特朗普的选民既不是穷人也不是蓝领。但他们确实生活在边远地区和小城市，这些地方没有得到多少全球化的好处，代价倒是一点不少地承受了。同样的城乡分割，也见于所有近几年中部落民粹主义有所抬头的国家。
此外，如果全球化—特别是移民—推动了不平等性，那么在大城市中，难民、移民和贫穷社区享有同样的空间，因此它们应该成为政治剧变的发生地。但在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往往存在于主要城市之外。
尽管全球化和移民可能成为政治压力点，但当今选举行为的根源是三大互相关联的发展趋势。首先，西方公民政治组织性逐渐减弱，个人主义日益盛行。在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由于战后教育、社会规范和流行文化发生改变，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得到强调，政党党员数量早已开始下降。结果是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李斯曼（David Riesman）所谓的“有主见的个体”—为自己思考的“笛卡尔派”男女增加。
如果这一发展趋势没有和西方经济变迁同时发生，那么绝对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间开始，西方经济开始转向技术驱动的增长模式，这提高了所谓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的要求。教育系统对人文的关注大大降低，原本所受政治教育和传统政党所提供的引导已经有所减少的公民，也日益与人文价值的传播割裂。
文学、历史和艺术—学习同理心、开发情商、将批判性思维和普世价值相调和—并没有因为学习机会的减少而变得不再有意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在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人文学位没有STEM学位有价值，这对于自由民主的运行非常不利。
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是第二个趋势的扩展：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被日益商品化和市场化。大学开始追求资格和“我也是”地位，推出的教学计划彼此日益相似。塑造“随时准备考试的个体”的过程，让人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话：“至于彼得堡的那个花花公子，这种人都是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子， 都是坏蛋。”类似地，知识的商品化让今天的毕业生也变得如同一次性用品：很容易被生產了他们的“机器”取代。
总而言之，这三大发展趋势有助于解释新选民阶层的兴起：高技能、高薪酬，没有受过作为自由民主基础的价值观的教育。这些选民丧失了共同的知识传统和理解，他们联合在部落身份周围、将自己拱手交给集体意识，这并不特别令人惊奇。
自由民主理应超越“原始”政治，塑造赋权公民的社会。但公民的权力—他们辨别自己的利益，并通过个体和集体行动推进这些利益的能力—需要完全不同于今天所强调的技能组合。
黑塞描绘的是，一个个体为了大事业而牺牲自己。但他也描绘了人们如何创造他们的英雄。不管是列宁、格瓦拉、霍梅尼、查韦斯还是特朗普，“英雄”是旁观者的英雄。他们是理想化的自身的反映。黑塞的描述暗示，英雄形象会吞噬自我，以至于个体必须消失。
部落主义（tribalism）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人类有深刻的归属感和被领导的诉求，因此人们天然会组成有现成领导者的团体。一些团体堪称个体之间合作和团结的积极写照。但如果团体是基于某种身份或某个特定的部落，那么他们可能歧视并镇压非成员，特别是在一位魅力超凡的霸道领导人掌权的时候。
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表明，部落主义正在西方兴起。民粹主义运动着眼于一般化的移民和全球化。但是，和一切部落主义一样，受这些运动威胁最大的是个体。追随者有义务向部落及其领袖效忠。但由于部落容不下异见，部落中的各方很快便退化为互相竞争的派系。
是什么导致了新的部落政治时代？答案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根源在于日益高涨的经济不平等。富人越来越富，而农民、蓝领工人和穷人远远落后，只得通过反对移民、难民和全球化力量来保护自己。但即便全球化让某些团体和宗教比其他团体和宗教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它也无法解释当今的部落政治；倒是某些地区全球化程度不足，能够解释这一现象。
不要忘记，大部分特朗普的选民既不是穷人也不是蓝领。但他们确实生活在边远地区和小城市，这些地方没有得到多少全球化的好处，代价倒是一点不少地承受了。同样的城乡分割，也见于所有近几年中部落民粹主义有所抬头的国家。
此外，如果全球化—特别是移民—推动了不平等性，那么在大城市中，难民、移民和贫穷社区享有同样的空间，因此它们应该成为政治剧变的发生地。但在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往往存在于主要城市之外。
尽管全球化和移民可能成为政治压力点，但当今选举行为的根源是三大互相关联的发展趋势。首先，西方公民政治组织性逐渐减弱，个人主义日益盛行。在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由于战后教育、社会规范和流行文化发生改变，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得到强调，政党党员数量早已开始下降。结果是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李斯曼（David Riesman）所谓的“有主见的个体”—为自己思考的“笛卡尔派”男女增加。
如果这一发展趋势没有和西方经济变迁同时发生，那么绝对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间开始，西方经济开始转向技术驱动的增长模式，这提高了所谓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的要求。教育系统对人文的关注大大降低，原本所受政治教育和传统政党所提供的引导已经有所减少的公民，也日益与人文价值的传播割裂。
文学、历史和艺术—学习同理心、开发情商、将批判性思维和普世价值相调和—并没有因为学习机会的减少而变得不再有意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在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人文学位没有STEM学位有价值，这对于自由民主的运行非常不利。
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是第二个趋势的扩展：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被日益商品化和市场化。大学开始追求资格和“我也是”地位，推出的教学计划彼此日益相似。塑造“随时准备考试的个体”的过程，让人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话：“至于彼得堡的那个花花公子，这种人都是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子， 都是坏蛋。”类似地，知识的商品化让今天的毕业生也变得如同一次性用品：很容易被生產了他们的“机器”取代。
总而言之，这三大发展趋势有助于解释新选民阶层的兴起：高技能、高薪酬，没有受过作为自由民主基础的价值观的教育。这些选民丧失了共同的知识传统和理解，他们联合在部落身份周围、将自己拱手交给集体意识，这并不特别令人惊奇。
自由民主理应超越“原始”政治，塑造赋权公民的社会。但公民的权力—他们辨别自己的利益，并通过个体和集体行动推进这些利益的能力—需要完全不同于今天所强调的技能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