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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教授王邦佐有一句口头禅：“当然，话说回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委召开的“双月理论座谈会”上百家争鸣，学界翘楚们就上海热点问题畅所欲言，复旦大学的王邦佐常作为政治学界的代表参加。
王邦佐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胡伟也曾与会。他说，王邦佐很少出一鸣惊人或振臂一呼之语，这种“稳”正是他对中国国情和政治的恰当把握。
王邦佐的另一位学生浦兴祖也认为，长期教研和行政“双肩挑”使王邦佐敢于对社会和政治现象发声，但又平衡有度，他是政治学家，也可以做政治家，这在学界是少数。
8月24日，87岁的王邦佐在上海病逝。
“先生为老共产党员、中国知识分子一员，家国情怀伴随一生，行教立言诲人不倦。”他的学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的程天权写下了这样的挽辞。
程天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学从来不是显学，可以说目前依然是一门孤独清高的学科，它讲现在是安全的，讲发展是有风险的，是王邦佐等人当年开辟了政治学的新境界，使之化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动力。
“王邦佐是老党员，从不表露不成熟的意见，所谓研究无禁区，课堂有纪律，学术有规范。”程天权说。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国各高校均取消了政治学专业。60年代初，出于中苏论战所需，北大、复旦等高校先后成立政治学系，但这时的政治学系（后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并非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而是国际共运研究。
邓小平讲话后，80年代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率先重建政治学专业，各地高校纷纷跟进。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标志着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正式恢复。
王邦佐和孙关宏是多年的搭档，从60年代建系初期就合作带班。王邦佐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管思想;孙关宏担任班主任，管学习。两人一生至交。
1980年政治学教研室成立后，王邦佐担任教研室主任，孙关宏担任副主任。他们参考哈佛大学的课程表做课程设计，并四处招兵买马。孙关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恢复初期困难重重，很多人认为恢复政治学是多余，愿意从事政治学的人不多，主要靠培养年轻人。
1981年秋，复旦大学正式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复旦64级国际政治系毕业生浦兴祖被安排担任了该班的辅导员兼班主任。最初他不想做这项工作，王邦佐鼓励他，说年轻教师应该承担一些学生工作，这是复旦锻炼教师的好传统，“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王邦佐。
1982年进入政治学专业学习的任晓填报志愿时报的是世界经济专业，甚至没听说过政治学，这种情况在他们班42人中非常普遍。为了解决他们的“专业思想”问题（即对待本专业的心态不积极不稳定），班主任常邀请王邦佐和孙关宏来与同学们交流，做思想工作。
任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政治学专业从无到有，在国际政治系里的地位并非主流，王邦佐作为学科带头人必须为新教研室争取资源和发展空间，这方面他掌握得很得当。后来他做了副系主任、系主任，对政治学的发展更为有利了。
1983年冬，政治学教研室举行会议，总结办学两年来的情况。浦兴祖建议，增设中国当代政治方面的课程。讨论结果是，先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因为制度相对稳定，较易把握，条件成熟后再开“当代中国政治”或“当代中国政治史”。
王邦佐说“谁提出的谁来开”，要求浦兴祖准备半年，第二年秋季就开课。这门课程在国内尚无先例，浦兴祖觉得白手起家太难，也不想放弃自己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王邦佐就帮他分析自身优劣势：英语水平不能跟青年教师比，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重点方向是扬短避长，而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作为重点则能发挥他有阅历的优势，是扬长避短。
王邦佐设想，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他和孙关宏、浦兴祖应侧重于中国本土问题，当“土八路”;刚毕业和以后留学回国的新教师则侧重于研究外国问题，是“洋八路”，以此形成复旦政治学的总体布局。
王邦佐告诉浦兴祖，编写讲稿时就要为今后出书作准备，搞好了能为中国政治学发展作出一份开创性贡献。浦兴祖谈到政治敏感性问题，王邦佐说：“你也经历过十年‘文革’，又在学校宣传部门工作过，应该有政治头脑，相信你能理性地把握好一个度。”
此后，浦兴祖以这门课程的讲义为基础主编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该书于1990年2月出版，成为中国高校广泛采用的政治学权威教材之一。王邦佐为书作序，称之为本领域研究的“零的突破”。浦兴祖也成为中国著名政治制度学者。
胡乔木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寻找政治学人才，比寻找探寻石油的人还难。”第一批政治学本科生入学不久，中国政治学会1981年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如何解决并落实人才培养”问题。
会议讨论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办政治学讲习班，为政治学“补课”。主持会议的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问谁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一阵冷场后，一人谨慎地表示：“我们试试吧。”张友渔问学会秘书长陈为典此人是谁，陈为典说，是复旦大学的代表王邦佐。不久，陳为典告知王邦佐，复旦获得允准。
60多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多为高校教师或各省社科院人员，大多是半路出家。讲习班筹备时间相当紧迫，王邦佐、孙关宏全程负责筹备工作。 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社会还没有摆脱政治“危险论”和“不可知论”，动员师资颇费口舌。王邦佐和孙关宏挨家挨户敲门拜访，邀请复旦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系等系的名教授来授课，还向京津沪广等地十多位名家发出“亲莅复旦授课”的邀请。
1982年3月1日，讲习班如期开班。从早到晚课程排满，名师云集。
王邦佐和孙关宏共同讲授政治学概论。王邦佐总是大步流星走进教室，讲课声音洪亮，气势磅礴。孙关宏则温文儒雅，讲课慢条斯理，语调平和，但很有分量。此外，朱维铮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徐大同讲西方政治思想史，夏书章讲行政管理和机构改革，杨玉清讲中国政治学百年，还请来三位外籍专家作专题报告，请出国学习归来的学者介绍国外情况。授课的也包括一些青年教师。
课堂上会引导学员思考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新问题，如怎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拨乱反正，人民代表怎样能真正代表人民，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究竟应该怎么搞，城乡基层群众如何实现自己管理自己等等。
6月底，讲习班结业。这期讲习班后来被学术界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60多位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各高校政治学学科带头人甚至学术权威，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皮纯协、厦门大学政治学教授吴仲平。复旦大学也由此提升了在全国政治学界的地位。
政治学在中国恢复重建时，王邦佐还不到50岁。当时国内有一批政治学元老，最顶端有张友渔、钱端升等在民国时就名闻遐迩的学者，次之有赵宝煦（北京大学）、夏书章（中山大学）、徐大同（天津师范大学）、丘晓（苏州大学）、王惠岩（吉林大学）这政治学“五老”。王邦佐笑说，自己这个年龄就尴尬了，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
1986年，胡伟成为复旦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王邦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邦佐的学界影响力和地位并不亚于“五老”，因为他恢复了复旦政治学专业并奠定了其学界重镇地位，开办了政治学讲习班，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邦佐受两位复旦老校长影响极深，他常说谢希德校长所说的“实事求是、留有余地”是他一生行事的准则，也非常赞同苏步青校长所说的“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高徒出名师”。孙嘉明担任系主任秘书，平时紧随王邦佐左右，参加国内政治学年会，会见著名学者，旁听系务会议并作记录，协助处理各项事务。他亲眼目睹了王邦佐对后辈不遗余力的提携。
王邦佐喜欢才华横溢的学生，也认为年轻人要谦虚路才能走长走稳。一位学生在答辩中说他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某某主义，王邦佐听后一笑，温和地说：“创造性发展某某主义的在中国至今有两人，你是第三人了。”
他对新入学的研究生有三点要求：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好好用足每位老师，毕业后到机关里不要跟人争论政治学，说了别人也听不懂。他说，能进复旦的人智商都没有问题，但出去能成大事的，功夫还在做人。
1982年6月，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结业留影。第一排左一为孙关宏，左二为王邦佐。
1984年，桑玉成考取复旦大学政治学硕士研究生，成为王邦佐的“嫡亲学生”，正好赶上中国城市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兴未艾之时。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政治学学会会长桑玉成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6年暑假刚开始两周，他们这些研究生就收到了王邦佐的亲笔信。
信上说，当下改革如火如荼，也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议题，正是政治学发挥专业作用之时。作为研究生，要结合实际做研究，希望各位尽快结束度假返校，到学校共同交流讨论。
1986年那个夏天，改革的号角已吹响到让政治学者们无法安心过暑假的地步。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
在上海，改革空气浓厚。江泽民1985年担任上海市长后，开始定期召开“双月理论座谈会”，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出面组织，邀请上海学界代表性人物参加，以中青年学者居多，政治学界中王邦佐是经常出席的代表。
每次开会不预设主题，市长提出社会关心的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与会者畅所欲言，有时意见不合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讨论“股份制”问题。会上有引述马克思有关论述反对股份制的，也有系统论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制的思想而赞成的，有根据西方企业的问题而质疑的，也有依据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而认同的。不久上海市委决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
90年代中期后，王邦佐年事已高，胡伟成了政治学界的与会者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是政治学界最为活跃的时期，很多重要论述都是学界先提出的，对现实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80年代初，学界首先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后讨论非常热烈，尤其是1987年和1988年，各地紛纷召开这方面的研讨会。
1985年，王邦佐和同事合作发表了《从“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对主权与治权本质统一而运行可适度分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 王邦佐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之后，大的方向有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和阐述就是学者的任务了，主权、治权的关系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开始一些人不理解，后来很多人接受了他们的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热”迅速升温。王邦佐强调要认识市场的局限性，呼吁加强经济行为中的精神文明建设，认为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转变角色，其适当的角色主要是规划的制定者、秩序的维护者、矛盾的协调者和社会的服务者四类。
1994年，王邦佐在上海市委党校组织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会上做了发言，说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最核心最本质的要素，是“考虑问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其关键在于要“坚持首先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王邦佐认为，过去讲统战讲得比较多的是共产党如何团结民主党派，但民主党派为什么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也很重要，王邦佐就重点研究民主党派的诉求。
桑玉成说，王邦佐一直告诫学生，学习了政治学的人，一定要比没有学过政治学的人更能理解、把握中国的政治，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尽力为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胡伟认为，王邦佐是一位有政治家视野的学者。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复旦大学在1964年建国际政治系时，与北大和人大三校分工明确，北大主要研究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人大研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旦则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对外关系。70年代复旦国政系联合其他单位出版了《美国政府机构》《英国政府机构》《法国政府机构》《联邦德国政府机构》和《日本政府机构》，改革开放后的很多西方政治学著作也是复旦率先翻译的。具有这样一种学术源流的复旦国政系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潮却发展得很稳健，王邦佐等老一辈学者的掌舵起了关键作用。
80年代，政治学界不同思想流派交锋激烈，尤其是新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经常论战，但王邦佐从不参与，也不挺任何一方，更不会给自己贴标签。
王邦佐的学生陈明明曾回忆，王邦佐不主张在大的问题上咄咄逼人，也不主张以己之长来度人之短，认为实实在在改善不足、学习他人长处才是走向复兴之路应取的态度。他也批评激进言论，说“大炮”式的放言脱离实际，从“原则”（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国情出发，看上去卓尔不群很“清流”，却于国事无补。
曾有一部著作名噪一时，受到各方力捧，王邦佐却在一个小型研讨会上说，拿自己的优点去和别人的缺点作比较，方法上是站不住的。这是胡伟印象中王邦佐讲话最尖锐的一次。
1994年，上海组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编写组”，王邦佐担任主编。经过课题组仔细斟酌，王邦佐最后决定书名就叫《邓小平理论教程》，比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早两年多。为慎重起见，书的封面上署名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编写组”。王邦佐所写的后记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编写组”之后，特地说明其简称为“邓小平理论教程编写组”。
任晓认为，王邦佐有独立见解，但张弛有度。80年代学界曾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学》，其中分别提到“出发点”和“立足点”，王邦佐看后说，“出发点”和“立足点”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八股”。
任晓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他说，因为王邦佐等老一辈的影响，复旦政治学专业师生普遍有独立见解，但不激進，不越线，讲求建设性。
1986年王邦佐调往上海师范大学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两年后担任了校长。他邀请桑玉成去工作，并与之“约法三章”：评高级职称不能搞特殊、不可以评先进、不可以当领导。
王邦佐1996年离任，那一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法政商学院，桑玉成是第一任院长。王邦佐对他说：“我在的时候你不可能当院长。”
桑玉成觉得，王邦佐能够团结更多的人朝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在他印象中，王邦佐从不把话说死，主政上师大10年，人际关系一直良好。
退休后，王邦佐仍经常应邀出席一些理论研讨会，有几次浦兴祖在会上发言后，王邦佐或在座位上向他示意肯定，或走过他的座位时轻声说一句“讲得不错”。
相对于孙关宏的直言，王邦佐更为保守持重。王邦佐有时会劝孙关宏，年纪大了多说无益，甚至吓唬他：“小心人家扣了你的退休工资。”
2013年底以后，政治学界对于“中国式民主”发生了概念上的分歧，王邦佐说：“对中国式民主不能用概念来评价，而要用实践来评价，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来看它是否给人民带来福祉。”
2016年，他提出政治学研究亟须关注四个问题：制度完善与体制进步、实现反腐常态化、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之治”、善于从政治角度看待经济。
这一年，他住进了华东医院。疫情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在病房自言自语，从头到尾完整地讲完一节课。
2021年7月，桑玉成和几位老同学相约教师节去看望王邦佐，并带去他与王邦佐共同主编的《亮相、启蒙、播种——复旦政治学讲习班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这是王邦佐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惦记的。
8月2日，桑玉成收到消息，王邦佐病情持续恶化。第二天，他赶到复旦出版社与编辑商量，无论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赶出两本样书。8月5日上午，样书被送到王邦佐床头。桑玉成听说，王邦佐多日来只有在这时睁开过眼睛。
8月24日，王邦佐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去世前立下遗嘱：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含告别仪式），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谢绝到家探访，谢绝家乡亲友来沪慰问，遗体、器官捐献。
晚年，他每次出差前都要写一份遗嘱放在桌上，回来时再销毁。学生们觉得，最后这份遗嘱里他为夫人考虑得很多。他的夫人方幼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素爱清静，他不希望有人去打扰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委召开的“双月理论座谈会”上百家争鸣，学界翘楚们就上海热点问题畅所欲言，复旦大学的王邦佐常作为政治学界的代表参加。
王邦佐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胡伟也曾与会。他说，王邦佐很少出一鸣惊人或振臂一呼之语，这种“稳”正是他对中国国情和政治的恰当把握。
王邦佐的另一位学生浦兴祖也认为，长期教研和行政“双肩挑”使王邦佐敢于对社会和政治现象发声，但又平衡有度，他是政治学家，也可以做政治家，这在学界是少数。
8月24日，87岁的王邦佐在上海病逝。
“先生为老共产党员、中国知识分子一员，家国情怀伴随一生，行教立言诲人不倦。”他的学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的程天权写下了这样的挽辞。
程天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学从来不是显学，可以说目前依然是一门孤独清高的学科，它讲现在是安全的，讲发展是有风险的，是王邦佐等人当年开辟了政治学的新境界，使之化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动力。
“王邦佐是老党员，从不表露不成熟的意见，所谓研究无禁区，课堂有纪律，学术有规范。”程天权说。
“土八路”与“洋八路”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国各高校均取消了政治学专业。60年代初，出于中苏论战所需，北大、复旦等高校先后成立政治学系，但这时的政治学系（后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并非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而是国际共运研究。
邓小平讲话后，80年代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率先重建政治学专业，各地高校纷纷跟进。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标志着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正式恢复。
王邦佐和孙关宏是多年的搭档，从60年代建系初期就合作带班。王邦佐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管思想;孙关宏担任班主任，管学习。两人一生至交。
1980年政治学教研室成立后，王邦佐担任教研室主任，孙关宏担任副主任。他们参考哈佛大学的课程表做课程设计，并四处招兵买马。孙关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恢复初期困难重重，很多人认为恢复政治学是多余，愿意从事政治学的人不多，主要靠培养年轻人。
1981年秋，复旦大学正式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复旦64级国际政治系毕业生浦兴祖被安排担任了该班的辅导员兼班主任。最初他不想做这项工作，王邦佐鼓励他，说年轻教师应该承担一些学生工作，这是复旦锻炼教师的好传统，“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1982年进入政治学专业学习的任晓填报志愿时报的是世界经济专业，甚至没听说过政治学，这种情况在他们班42人中非常普遍。为了解决他们的“专业思想”问题（即对待本专业的心态不积极不稳定），班主任常邀请王邦佐和孙关宏来与同学们交流，做思想工作。
任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政治学专业从无到有，在国际政治系里的地位并非主流，王邦佐作为学科带头人必须为新教研室争取资源和发展空间，这方面他掌握得很得当。后来他做了副系主任、系主任，对政治学的发展更为有利了。
1983年冬，政治学教研室举行会议，总结办学两年来的情况。浦兴祖建议，增设中国当代政治方面的课程。讨论结果是，先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因为制度相对稳定，较易把握，条件成熟后再开“当代中国政治”或“当代中国政治史”。
王邦佐说“谁提出的谁来开”，要求浦兴祖准备半年，第二年秋季就开课。这门课程在国内尚无先例，浦兴祖觉得白手起家太难，也不想放弃自己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王邦佐就帮他分析自身优劣势：英语水平不能跟青年教师比，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重点方向是扬短避长，而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作为重点则能发挥他有阅历的优势，是扬长避短。
王邦佐设想，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他和孙关宏、浦兴祖应侧重于中国本土问题，当“土八路”;刚毕业和以后留学回国的新教师则侧重于研究外国问题，是“洋八路”，以此形成复旦政治学的总体布局。
王邦佐告诉浦兴祖，编写讲稿时就要为今后出书作准备，搞好了能为中国政治学发展作出一份开创性贡献。浦兴祖谈到政治敏感性问题，王邦佐说：“你也经历过十年‘文革’，又在学校宣传部门工作过，应该有政治头脑，相信你能理性地把握好一个度。”
此后，浦兴祖以这门课程的讲义为基础主编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该书于1990年2月出版，成为中国高校广泛采用的政治学权威教材之一。王邦佐为书作序，称之为本领域研究的“零的突破”。浦兴祖也成为中国著名政治制度学者。
政治学“黄埔一期”
胡乔木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寻找政治学人才，比寻找探寻石油的人还难。”第一批政治学本科生入学不久，中国政治学会1981年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如何解决并落实人才培养”问题。
会议讨论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办政治学讲习班，为政治学“补课”。主持会议的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问谁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一阵冷场后，一人谨慎地表示：“我们试试吧。”张友渔问学会秘书长陈为典此人是谁，陈为典说，是复旦大学的代表王邦佐。不久，陳为典告知王邦佐，复旦获得允准。
60多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多为高校教师或各省社科院人员，大多是半路出家。讲习班筹备时间相当紧迫，王邦佐、孙关宏全程负责筹备工作。 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社会还没有摆脱政治“危险论”和“不可知论”，动员师资颇费口舌。王邦佐和孙关宏挨家挨户敲门拜访，邀请复旦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系等系的名教授来授课，还向京津沪广等地十多位名家发出“亲莅复旦授课”的邀请。
1982年3月1日，讲习班如期开班。从早到晚课程排满，名师云集。
王邦佐和孙关宏共同讲授政治学概论。王邦佐总是大步流星走进教室，讲课声音洪亮，气势磅礴。孙关宏则温文儒雅，讲课慢条斯理，语调平和，但很有分量。此外，朱维铮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徐大同讲西方政治思想史，夏书章讲行政管理和机构改革，杨玉清讲中国政治学百年，还请来三位外籍专家作专题报告，请出国学习归来的学者介绍国外情况。授课的也包括一些青年教师。
课堂上会引导学员思考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新问题，如怎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拨乱反正，人民代表怎样能真正代表人民，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究竟应该怎么搞，城乡基层群众如何实现自己管理自己等等。
6月底，讲习班结业。这期讲习班后来被学术界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60多位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各高校政治学学科带头人甚至学术权威，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皮纯协、厦门大学政治学教授吴仲平。复旦大学也由此提升了在全国政治学界的地位。
复旦学派
政治学在中国恢复重建时，王邦佐还不到50岁。当时国内有一批政治学元老，最顶端有张友渔、钱端升等在民国时就名闻遐迩的学者，次之有赵宝煦（北京大学）、夏书章（中山大学）、徐大同（天津师范大学）、丘晓（苏州大学）、王惠岩（吉林大学）这政治学“五老”。王邦佐笑说，自己这个年龄就尴尬了，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
1986年，胡伟成为复旦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王邦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邦佐的学界影响力和地位并不亚于“五老”，因为他恢复了复旦政治学专业并奠定了其学界重镇地位，开办了政治学讲习班，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邦佐受两位复旦老校长影响极深，他常说谢希德校长所说的“实事求是、留有余地”是他一生行事的准则，也非常赞同苏步青校长所说的“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高徒出名师”。孙嘉明担任系主任秘书，平时紧随王邦佐左右，参加国内政治学年会，会见著名学者，旁听系务会议并作记录，协助处理各项事务。他亲眼目睹了王邦佐对后辈不遗余力的提携。
王邦佐喜欢才华横溢的学生，也认为年轻人要谦虚路才能走长走稳。一位学生在答辩中说他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某某主义，王邦佐听后一笑，温和地说：“创造性发展某某主义的在中国至今有两人，你是第三人了。”
他对新入学的研究生有三点要求：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好好用足每位老师，毕业后到机关里不要跟人争论政治学，说了别人也听不懂。他说，能进复旦的人智商都没有问题，但出去能成大事的，功夫还在做人。
“双月理论座谈会”
1984年，桑玉成考取复旦大学政治学硕士研究生，成为王邦佐的“嫡亲学生”，正好赶上中国城市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兴未艾之时。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政治学学会会长桑玉成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6年暑假刚开始两周，他们这些研究生就收到了王邦佐的亲笔信。
信上说，当下改革如火如荼，也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议题，正是政治学发挥专业作用之时。作为研究生，要结合实际做研究，希望各位尽快结束度假返校，到学校共同交流讨论。
1986年那个夏天，改革的号角已吹响到让政治学者们无法安心过暑假的地步。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
在上海，改革空气浓厚。江泽民1985年担任上海市长后，开始定期召开“双月理论座谈会”，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出面组织，邀请上海学界代表性人物参加，以中青年学者居多，政治学界中王邦佐是经常出席的代表。
每次开会不预设主题，市长提出社会关心的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与会者畅所欲言，有时意见不合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讨论“股份制”问题。会上有引述马克思有关论述反对股份制的，也有系统论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制的思想而赞成的，有根据西方企业的问题而质疑的，也有依据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而认同的。不久上海市委决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
90年代中期后，王邦佐年事已高，胡伟成了政治学界的与会者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是政治学界最为活跃的时期，很多重要论述都是学界先提出的，对现实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80年代初，学界首先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后讨论非常热烈，尤其是1987年和1988年，各地紛纷召开这方面的研讨会。
1985年，王邦佐和同事合作发表了《从“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对主权与治权本质统一而运行可适度分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 王邦佐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之后，大的方向有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和阐述就是学者的任务了，主权、治权的关系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开始一些人不理解，后来很多人接受了他们的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热”迅速升温。王邦佐强调要认识市场的局限性，呼吁加强经济行为中的精神文明建设，认为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转变角色，其适当的角色主要是规划的制定者、秩序的维护者、矛盾的协调者和社会的服务者四类。
1994年，王邦佐在上海市委党校组织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会上做了发言，说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最核心最本质的要素，是“考虑问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其关键在于要“坚持首先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王邦佐认为，过去讲统战讲得比较多的是共产党如何团结民主党派，但民主党派为什么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也很重要，王邦佐就重点研究民主党派的诉求。
桑玉成说，王邦佐一直告诫学生，学习了政治学的人，一定要比没有学过政治学的人更能理解、把握中国的政治，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尽力为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80年代，政治学界不同思想流派交锋激烈，尤其是新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经常论战，但王邦佐从不参与，也不挺任何一方，更不会给自己贴标签。
有政治家视野的学者
胡伟认为，王邦佐是一位有政治家视野的学者。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复旦大学在1964年建国际政治系时，与北大和人大三校分工明确，北大主要研究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人大研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旦则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对外关系。70年代复旦国政系联合其他单位出版了《美国政府机构》《英国政府机构》《法国政府机构》《联邦德国政府机构》和《日本政府机构》，改革开放后的很多西方政治学著作也是复旦率先翻译的。具有这样一种学术源流的复旦国政系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潮却发展得很稳健，王邦佐等老一辈学者的掌舵起了关键作用。
80年代，政治学界不同思想流派交锋激烈，尤其是新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经常论战，但王邦佐从不参与，也不挺任何一方，更不会给自己贴标签。
王邦佐的学生陈明明曾回忆，王邦佐不主张在大的问题上咄咄逼人，也不主张以己之长来度人之短，认为实实在在改善不足、学习他人长处才是走向复兴之路应取的态度。他也批评激进言论，说“大炮”式的放言脱离实际，从“原则”（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国情出发，看上去卓尔不群很“清流”，却于国事无补。
曾有一部著作名噪一时，受到各方力捧，王邦佐却在一个小型研讨会上说，拿自己的优点去和别人的缺点作比较，方法上是站不住的。这是胡伟印象中王邦佐讲话最尖锐的一次。
1994年，上海组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编写组”，王邦佐担任主编。经过课题组仔细斟酌，王邦佐最后决定书名就叫《邓小平理论教程》，比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早两年多。为慎重起见，书的封面上署名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编写组”。王邦佐所写的后记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编写组”之后，特地说明其简称为“邓小平理论教程编写组”。
任晓认为，王邦佐有独立见解，但张弛有度。80年代学界曾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学》，其中分别提到“出发点”和“立足点”，王邦佐看后说，“出发点”和“立足点”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八股”。
任晓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他说，因为王邦佐等老一辈的影响，复旦政治学专业师生普遍有独立见解，但不激進，不越线，讲求建设性。
1986年王邦佐调往上海师范大学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两年后担任了校长。他邀请桑玉成去工作，并与之“约法三章”：评高级职称不能搞特殊、不可以评先进、不可以当领导。
王邦佐1996年离任，那一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法政商学院，桑玉成是第一任院长。王邦佐对他说：“我在的时候你不可能当院长。”
桑玉成觉得，王邦佐能够团结更多的人朝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在他印象中，王邦佐从不把话说死，主政上师大10年，人际关系一直良好。
退休后，王邦佐仍经常应邀出席一些理论研讨会，有几次浦兴祖在会上发言后，王邦佐或在座位上向他示意肯定，或走过他的座位时轻声说一句“讲得不错”。
相对于孙关宏的直言，王邦佐更为保守持重。王邦佐有时会劝孙关宏，年纪大了多说无益，甚至吓唬他：“小心人家扣了你的退休工资。”
2013年底以后，政治学界对于“中国式民主”发生了概念上的分歧，王邦佐说：“对中国式民主不能用概念来评价，而要用实践来评价，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来看它是否给人民带来福祉。”
2016年，他提出政治学研究亟须关注四个问题：制度完善与体制进步、实现反腐常态化、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之治”、善于从政治角度看待经济。
这一年，他住进了华东医院。疫情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在病房自言自语，从头到尾完整地讲完一节课。
2021年7月，桑玉成和几位老同学相约教师节去看望王邦佐，并带去他与王邦佐共同主编的《亮相、启蒙、播种——复旦政治学讲习班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这是王邦佐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惦记的。
8月2日，桑玉成收到消息，王邦佐病情持续恶化。第二天，他赶到复旦出版社与编辑商量，无论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赶出两本样书。8月5日上午，样书被送到王邦佐床头。桑玉成听说，王邦佐多日来只有在这时睁开过眼睛。
8月24日，王邦佐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去世前立下遗嘱：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含告别仪式），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谢绝到家探访，谢绝家乡亲友来沪慰问，遗体、器官捐献。
晚年，他每次出差前都要写一份遗嘱放在桌上，回来时再销毁。学生们觉得，最后这份遗嘱里他为夫人考虑得很多。他的夫人方幼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素爱清静，他不希望有人去打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