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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有戏
我依稀还记得2000年春天，我们在清华大学艺教中心的舞台上用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作为自己的毕业大戏。那天天气很凉，但是舞台上很热。谢幕的时候，每一个演员都用一句话表达自己四年大学的内心感受，我说的是：“清华的舞台上不会总有我们，但是清华的舞台上总有话剧”。
现在回头想起来，从排练到演出我们都非常浅陋，甚至还有些幼稚。但是谢幕的时候，每个人说的都是实话，因为从1928年王文显先生开始，清华的话剧舞台上就常常上演一幕幕戏剧，或者是一卷卷剧本；而军乐、民乐也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风靡清华园，更包括体育、美术等多种艺术教育。艺术在这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其实这本来不是一所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所应该彰显的内容，这就像纪念一所大学百年华诞时，从来没有人想起校园里的树一样。它们本来就应该存在于那里，不用怀疑但也无法忽视：有了他们，郁郁葱葱而且一切自然，没有它们，大学就失去了颜色，高等教育也失去了颜色。
但是中国的大学，却需要给艺术留出一方书写的页卷，因为艺术教育中的创造力和个性，正是中国高等教育急需的珍贵力量。清华所诞生的艺术大师，几乎从来就没有刻意培养。无论是当年在图书馆写《雷雨》的曹禺，还是后来话剧大师英若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把爱好当成了事业，而且这个事业还做出了彩，做成了才，做下了后人的榜样。这是我和我的校友们一直都感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而更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长期以卓越的理工科教育闻名于世。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清华园里唱出了校园民谣，唱出了水木年华。至今我还记得在大礼堂的歌手大赛上，或者新年西大狂欢的舞台上，那些弹着吉他唱着摇滚的同学。科学培养的艺术细胞最终发出了当代艺术的芽，长成了流行歌舞的树，这恐怕是课堂上白发的先生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其实校园艺术是一切艺术的重要来源。与其他艺术相比，校园艺术的魅力，在于它更年轻而且永远年轻，校园往往产生于年轻人对艺术的自发追求和热爱，来自年轻人的艺术摸索，它或许不规范，或许不高雅，或许不师从名门。但是这里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它鼓励每一个人用自己的个性去创造自己的爱好。如果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每一个人都相似，那只是工业化，只是流水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其实和艺术教育也有相似之处。他们所培养的每一个人才都有许多特殊之处，而每一个独立的人汇聚在一起，就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性格。
清华大学的一百年，其实是中国百年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年校庆，也是回溯这一百年来高等教育的得失兴衰。艺术的教育，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注脚。无论是谁，只要身处这一百年的时间中，就不会忘记自己和同胞们所经历的戏剧化的教育人生。而我们更相信的是，这个舞台才刚刚开启，而且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一直上演精彩的节目，这里永远有戏。
话剧组
英若诚曾经说过，“今天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恐怕很少有人是为了从事戏剧而进入清华的，
可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为此而报了清华大学。”
可见清华的戏剧传统在老辈文艺工作者心中，有着多么厚重的分量。
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绰号的曹禺、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和戏剧家洪深、曾任清华大学清华戏剧社社长的李健吾、以及同样写过戏剧文论的杨绛—中国戏剧史上诸多光辉璀璨的名字，都因曾植根于清华而显得格外耀目。
清华戏剧，也成为其校园文化传统中的重要部分，深深吸引着各地学子。
而培养出这些人才的老师王文显，却因为时间的杳渺，学术界至今对其研究甚少。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些醉心戏剧艺术的伟大剧作家们曾经的创作信念和学海生涯。
王文显
被遗忘的戏剧大师
上世纪初，王文显从美国回到了清华大学。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清华任职了。他从1921年兼任清华代理校长，1925年，清华研究院成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齐名，是当时清华研究院的五位特级之一。
1927年，王文显赴美进修。他在美国的这两年至关重要。在此期间，他在耶鲁大学跟随美国戏剧理论大师乔治·贝克学习编剧理论，并写出了《梦里京华》和《委曲求全》。之后两剧在耶鲁大学上演，均获成功，影响不小。回来之后，他任外国语文学系兼主任，开设“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现代西洋文学戏剧部分”等课程，而后来成为戏剧大家的李健吾、张骏祥、曹禺等人，皆成为了他的门徒。
之后，王文显的名字一度被遗忘。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文显剧作选》。李健吾在《后记》中也说：“王先生生前是应该享盛名的，而今记得他的人却寥寥可数。人世无常而有常，行笔写来，不禁系之。”
这或许部分是因为王文显并不是一个具有魅力的老师。相传当年曹禺从南开转到清华，一半是冲着王文显。他早就听说，这位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对戏剧颇有研究。但听课后，他竟有些失望。
据张骏祥回忆，他讲课的方法很简单，从头到尾，都是在念讲稿，年年如是，也不增删。有些学生不免感到枯燥，同事温源宁在 《王文显先生》一文中形容那情形“给人一种差不多是一位新教长老会牧师做丧事的印象”。但那份讲稿写得真好，扎扎实实，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不尽职。他还常常把自购的戏剧类图书提供给学生使用。课下呢，他有些清高，缺少热情。温源宁描述他不是一个逗得起学生热爱的人。没有学生去看他，即便去的话，大都是谈公事，公事谈完，拜访也就结束了。“没有人逗留，也没有人希望延长时间”，双方似乎都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
但他仍然是个值得尊敬的系主任。温源宁回忆道：他“既不小题大做，又不说些不相干的空话废话。讨论一次必能决定一事。及散会之后，你总会觉得做了不少事。”“清华没有他清华就不成其为清华了。有了他，尽管经历过各种变革，清华照样是清华。”
作为戏剧作家，王文显之所以不为人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基本用英文进行创作。但不可否认，他的《梦里京华》和《委曲求全》都是中国早期讽刺喜剧中的典范之作。“改革开放”之后，《委曲求全》被重新发现并再次上演，据温源宁回忆，“这出笑剧确实很不错,技法纯熟,表演也很到家。通剧无一处单调乏味的地方，所以他的剧是个很大的成功”。
但唯独，王文显的创作少了点“人情味”。文如其人。虽然王文显和他的弟子们并不亲密，但他对戏剧的理解，早已渗透在他们的血脉之中。而谁又说每个老师都必须是完美的呢？
曹禺
那清华的图书馆
1929年，我的父亲曹禺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的政治系。但这里，并不是他的梦想所在。
早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爸爸就迷恋上了戏剧。15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在戏剧教育家张彭春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演戏，男扮女装演出了易卜生《国民公敌》，还演了《玩偶之家》里的女主角娜拉等很多角色，也学习自己导戏，翻译改编西方戏剧。
南开戏剧团是他的启蒙老师，使他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张彭春是他的引路人，引导他走上戏剧道路，张彭春曾和学生讲到艺术的要素，强调要有悲天悯人的热烈的真情，而我父亲后来的创作完全印证了张彭春的话。我爸爸把他自己写的第一个戏《雷雨》献给他的恩师张彭春。
因为对文学的痴迷，爸爸一直想考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南开不愿放他，说考不上也不能回南开，但他毅然决然，一考就中，到二年级做了插班生。
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教授，专门教戏剧，但我爸爸觉得他的教学方法有点死板，照本宣科。但王文显教授指定了学生必读很多戏剧书籍。而且那时学校每年有大笔经费买书，王教授把当时世界上的戏剧书籍，古代戏剧现代戏剧大量买回来，我爸爸几乎都看了。后来同样热爱的英若诚在他借阅的每一本戏剧书籍的借书单上都看到我爸爸的名字。图书馆是我爸爸在清华的另一个教授。
《雷雨》是我爸爸最著名的作品，从三十年代上演，到今天已经七十多年了。这部作品完成于清华，但最初的构思，却早于此。我记得他和我讲过，那时候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这位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说他给杨善全讲了，讲得乱七八糟，结果杨善全根本没听出所以然来，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
后来有人采访我爸爸，我听他对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我曾经陪我爸爸回到过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过去坐过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他还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金先生，原谅我忘记他的名字，他待我太好了。允许他进书库随意翻看，闭关后允许他留在图书馆，写作。
关于清华的图书馆，爸爸曾留下过一段美丽的文字。我想，无论我如何转述，都没有这段文字来得更加直接和令人动容：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帐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疼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候，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我的脸，酷热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1933年大学毕业前夕，父亲的《雷雨》完成了。他曾和我说当时他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后来他把写好的剧本交给他在南开中学的好朋友章靳以，章靳以和巴金一起编一本杂志《文学季刊》，他把我爸的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时间，后来是巴金在抽屉里看到了，一口气读完，立刻决定发表。我曾经问过我爸爸：你为什么不问问？他说：我没想过问，那时候我真的不在乎，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
我认为衡量一个戏的好坏，是否称得上经典，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时间。一个演了75年的戏，那就是经典。
记得我爸爸八十四岁的时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第四代演员又一次把《雷雨》搬上舞台，我爸爸生病住在医院里，我替他去看，再到医院看他时，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还能看得下去吗？”他并不想听到评论式的话，他最爱听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比如“挺有意思”、“挺来劲的”、“真够复杂的”。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最快活。我告诉他，剧场里很安静，是那种全身心被吸引的安静。有不少看过的人还来看，主要是来看演员。还有很多从未看过的人来看，在每一处该有反应时都有反应。他开心地笑了。
老年之后的疑虑，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还站得住。我劝他不要想了，因为这不是他的事。
“怎么讲?”他问我。
我说出看法：“你写了剧本，尽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他问我。我不回答，反问他：“你说呢?”
他没有再说话。我想他心里是有答案的。他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又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曾经我问过他写东西时的感受，他说：我想，努力地写人，写出“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写的时候也不可能。”人的灵魂，对人永远满怀热忱的兴趣，这正是他创作的真谛。
英若诚
自作主张考清华
解放之前，英若诚以各科全优的成绩结束了在天津圣路易中学的学习生活。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加在一起，满分为一千二百分。他竟得了一千一百五十七分，这一优异成绩使他获得了可以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但刚出狱的父亲苦口相劝，“你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这对你今后的发展很不利。你若去剑桥大学，待你毕业时已经二十多岁了，那时再学我们本国的知识就太晚了。所以，我劝你舍弃‘剑桥’，一定要在国内上大学……”听完这番话，一心想去剑桥的英若诚向父亲表示了理解，他回答道：“我听您的，就在国内读大学。”不过，不去英国剑桥读书，就意味着在国内选一所大学深造。英千里、蔡葆真都有意让英若诚进辅仁大学，可是他偏偏不愿上辅仁大学，竟自作主张地选择了极难考得上的清华大学。
英若诚后来曾对人说：“我祖父创办了‘辅仁’大学，我父亲又是秘书长和教授，我当时总觉得‘辅仁’像我们家的私人学校似的，所以我不愿意去。辅仁大学教务长曾对我说：‘你上辅仁大学吧，这多方便，可以免考。’我感觉他话里透露着对我的照顾和轻视，你越免考，我越不想去了。我要凭自己的本事上大学，还要上最好的。另外就是我还要考虑到我们家的经济情况，辅仁是自费大学，我们家当时并不富裕，父亲被捕期间，家里甚至要靠亲戚周济。父亲复职之后，也是靠工薪度日，家里孩子又多，我不能再给父亲增加负担。因此决定考官费的清华，不但不要钱，还能给点钱。”
无疑，清华浓厚的戏剧氛围也是英若诚选择它的重要原因。1946年，他开始在外文系上课，尽管未能赶上热心学生戏剧的王文显教授在校任课，但燕卜荪、钱钟书仍然是值得他学习和敬仰的大师。
和他的戏剧前辈曹禺一样，最让英若诚难忘的，还是清华的图书馆。当时清华大学由于是以庚子赔款返款即外汇为办学经费，这就为购置当时世界上最新的书籍期刊提供了便利。每每图书馆中有关于戏剧方面的最新书籍，英若诚都要如饥似渴的借出来阅读。
一次，他发现在一本冷门书的卡片上,借阅者只有两个人,一是万家宝(曹禺),一是钱钟书。他对这两位前辈非常崇敬,他认为他们不愧为学问渊博的文豪,清华图书馆的图书借阅卡上,几乎都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对于钱钟书,英若诚说：“要说聪明,他才真的称得上是聪明,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能力,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是名副其实的钟情于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书,比起这位先生,我是望尘莫及。”
英若诚的爱情，也是在清华读书时开花结果的。他和日后相伴他一生的妻子吴世良相识于“骆驼剧团”。相传当年钱钟书任教外文系，在家批阅学生卷子时让女儿钱瑗记成绩。一次，钱瑗没头没脑地对爸爸说：“英若诚跟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钱先生说：“你怎么知道？”钱瑗指指课卷：“你看全班学生的课卷全用蓝墨水写的，只有他俩用的紫墨水。”
自然，聪慧的钱瑗没有猜错，英若诚和吴世良，这两个同班同学的确关系亲密。他们同是戏剧爱好者，同属清华骆驼剧团的演员，共同主演过俄罗斯B.A.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改编的戏《第四十一》，英若诚演被俘的白俄军官，吴世良则演押送他的红军女战士。两人从清华毕业后，一起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结为伉俪，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地过了一辈子。
美术组
吴冠中的美名，以及其作品中传递出的民族特色和旺盛激情，
令世人感受到了清华精神内涵。
时至今日，多少学子还记得他那句经典的语录：
“画家走到艺术家的很少，大部分是画匠，可以发表作品，为了名利，忙于生存，已经不做学问了，像大家那样下苦工夫的人越来越少。”
如今，不论是门下高徒赵一丁、出走清华的陈丹青、中国漆画创始人乔十光，
还是近年受聘清华教授的韩美林，其实都在身体力行地展示着清华的风骨，
无论是在讲台上，还是于画作中。
吴冠中
清华是所避风港
2010年6月25日夜深，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卢新华从梦中惊醒，他打开手机，听到吴冠中三儿子乙丁哭泣的声音：“父亲走了……”
时间倒退三个月，卢新华与清华美院教授刘巨德还同吴冠中讨论过“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的筹备之事，此前吴冠中向清华大学捐赠了自己的作品《长江万里图》拍卖所得12757500元港币，意在设立“吴冠中艺术与科学创新奖励基金”。
美院失意吴良镛引入清华
吴冠中与清华，缘起于现年90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他有着与吴冠中长达70年的交情。
上世纪40年代初，吴冠中尚是重庆大学的教师，吴良镛也还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他们同在一个校园里，只是彼此知道，吴良镛曾见过吴冠中的作品，心怀敬仰。后来二人皆去留学，1950年吴良镛自美回国，7月，吴冠中从法国巴黎上船，一个月后从香港登陆回到祖国，二位不约而同的归国学子，都怀着对祖国的感情。
到北京后，同学董希文介绍吴冠中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彼时他全身心都是纯艺术，积极地向学生传达西方现代艺术和流派，介绍现代艺术的创造规律、色彩、形式和语言。而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文艺体制刚刚诞生，吴冠中从法国学到的艺术经验并不被接受，他的“抽象美”因和美院的写实派不投缘而遭到排挤，有种挫折感。
195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几位很有成就的大师高庄、李斛、常沙娜、李宗津等都被调到中央美院，清华缺少美术教师。当时的清华校长蒋南翔给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写亲笔信要人，辗转联系到中央美院副院长江丰，时任清华建筑系副主任的吴良镛点名要了吴冠中。
吴冠中带着复杂的情绪淡出了美院的主流系统，进了清华营建系任教。对于吴冠中来说，自己离开了伊甸园，却意外地进了清华这间避风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清华也成为吴冠中某种意义上的艺术避难所。清华对吴冠中来说，是他艺术生涯里一个自由幸福的地方，没有压力，没有限制。
吴冠中在清华被升为副教授，教建筑水彩。他的水彩课不是一般的技法课，是美意课，教学生欣赏大自然的美。他给学生讲形式美与和谐、色彩之间的关系，和谐造型之间的关系、规律、节奏、韵律，这些与建筑师的审美很合拍。一个艺术家对建筑课的默契教授，吴良镛很欣赏。
在清华，吴冠中一家住在朱自清曾住过的房子里，住宿条件有很大改观，享受教授待遇，生活条件比原来好多了，夫人也到小学教书。吴冠中当时的邻居还记得，每每早上出去买菜时看见吴教授一动不动地在画板前画画，一两个小时后回来，吴仍专注于他的画。“那时清华建筑学院有针对教师的艺术史学习讲座，吴冠中先生讲过两三次希腊、罗马的艺术发展，他使用的都是法文资料，与我们惯常所见的相比大为丰富。他还创作完成了很多作为教师示范作品的水彩画，有一张北京钟楼的作品我至今印象深刻，不知现在流落何方。”吴良镛回忆。
这是远离政治的漩涡的三年，吴冠中在清华专心创作，受到梁思成等老一辈大师的启迪。从那时开始，他转向水彩画，不再画人物，专心致志地画建筑风景。
有艺术理想的人内心是孤独的，吴冠中如是。虽然在清华受到了保护，但当年这里毕竟不是美术的主流环境。1955年秋，吴冠中应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卫天霖之邀，调往北师大美术系任教，“又投入了意识形态波涛的文艺漩涡中”。
辗转9年后，吴冠中与卫天霖、白雪石等由张仃点名调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是如今的清华美院前身。
田间作画28年厚积薄发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聚集了那个时代一批与主流美术走向不同，具有探索精神的文化艺术精英。但这所学院在设计领域是主流，却进不了美术主流。吴冠中与学院的纯绘画艺术仍被美术主流长期边缘化。他在寂寞和孤独中探索，他的形式美观念在这里逐渐形成并成熟、清晰。对学生们，吴冠中善于以形象生动的方法启发艺术想象力，鼓励青年人的创新锐气。
把景拟人化，将人拟物化，是吴冠中独有的情趣思维，“看他的画，会在你脑子里开辟一个新天地，东拼西凑，移山倒海，蒙太奇的手法。他画画不照搬景物，也不简单地描摹对象，他会把东西南北的景致凑到一块，把东边的棉花田，西边麦田里的高粱组合起来画。最大的收获是，我们不光看见了老师画一张画的过程，还可以看到老师原来这么想问题，看见了他的思想。”那段日子，刘巨德经常和同学一起围观老师在田里作画。“如果今天不开会，他晚上吃完饭就去村边地里来回转，想好明天画什么。第二天一早吃完饭就去那画，这个时候你专门跑过去，就可以看到他。”吴冠中通常一画一整天，带一点玉米和馒头，中午在地里凑和一下，学生们也常常忘了吃饭，不知不觉在大自然中受到了熏陶和教育。
回归清华大师晚年的心愿
1999年，清华和中央工艺美院合并时，吴冠中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了内心的高兴。他始终希望清华能够有艺术教育，也希望工艺美院能够有人文的教育背景，提高工艺美院艺术教育的文化性。他提出把工艺美院改成清华美术学院，不叫清华工艺美术学院。这个建议与清华校长和清华美院院长的想法不谋而合。
理工科见长的清华其实一直追求人文境界，过往的清华曾是人文大师荟萃的地方，遭遇过特殊的文化时代背景，现在的清华校长非常希望重建人文，合并美院就是其恢复人文学科的一个重大行动。“清华要办成国际一流的大学，没有艺术学和医学是不完整的。所以，清华建立医学和美术学院，是清华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刘巨德说。
很多院士都曾发话，没有足够高的人文境界，不可能有重大研究成果的突破，这大约也是清华始终器重吴冠中的原由。晚年吴冠中准备了自己的十几部作品，想捐给筹备中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但因博物馆迟迟未开工而搁置。去世前，秉持做事认真的态度，他把这些作品分散捐给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艺术馆等。
吴冠中离世以后，三个儿子了解父亲生前对清华的感情，在追思会上将父亲价值千万元的经典作品《春酣》捐给清华，以了父亲与清华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吴冠中在当年送给卢新华的作品台历上写下“掌握真理人胆大，哪怕铜墙铁壁，哪怕皇亲国戚。”提醒他不要八面玲珑，四面讨好，不能做小脚女人。否则清华美院的事业难得发展。卢新华觉得，吴冠中所取得的成就对清华具有放射性的效应，他的离去，对于清华美术学院来说，意味着大师辈出的时代和多元创新的绘画艺术风格与学风的终结。
吴冠中身后，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于2010年8月29日成立。清华只为两位艺术家建立了研究中心，一位是曾任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仃，另一位就是吴冠中。
体育组
虽然今日清华大学并没有体育系，
但老清华百年来的体育精神一直源远流长，
世人皆知清华是用退回来的庚子赔款建校的，因此通过“强迫运动”的方式来养成学生体育运动之习性，强健其体魄和人格成为根本。
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在《北京清华学校近章》里也明确规定：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体操都是必修课，每周一小时。
即便在当代，也留下过邓亚萍、伏明霞等奥运冠军的足迹。
而这一切都不能绕过清华体育的鼻祖人物马约翰，他从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起，逐步升为教授，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
直到1966年逝世时止，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为体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马约翰
清华体育精神之父
马约翰是清华体育精神的开创者，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全中国最健康的人。
上世纪50年代，清华校长蒋南翔曾说过，清华于1911年建校，马约翰1914年到清华，服务清华的历史差不多同清华的校史同样悠久。“所有在清华上过学的学生，差不多统统受过马先生的热心教诲”。
马约翰191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马约翰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代表队的主力，擅长中长跑，曾获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学校联合组880码冠军和440码第三名。
马约翰在清华执教期间，曾以一己之力改变人们对体育的偏见。
1928年，罗家伦来清华当校长，认为体育部不能有教授，于是将马约翰降职降薪，马约翰并没有为此困扰委屈，而是继续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到体育教学之中。不久，马约翰代领清华足球队去天津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们燃放爆竹，热烈欢迎马约翰和队员们，并把他从校门口抬了进去。因足球队给学校赢得了荣誉，罗家伦感到体育的意义和作用，决定恢复马约翰的教授席位。
马约翰来到清华后，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对于“东亚病夫”的称呼，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们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跟；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
正因为此，马约翰格外重视培养学生们的健康体魄。当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5英尺、100码13秒、跳远14英尺、游泳20码等等，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国学大师吴宓在校读书时，功课全是优等，但跳远不及格，就被马约翰“扣留”，半年后补试及格方准予出国。新生一入学，马约翰就有一个总的安排，定出计划，什么时候练什么项目，什么时候检查身体，成绩差的如何跟上去，成绩好的如何提高，都有通盘考虑。
晚年的梁思成常笑着对后辈说：“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当年可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伏明霞
七年清华
2004年，在女儿将近1岁半的时候，伏明霞在清华终于戴上了学士帽，而且还有了3个月的身孕。
伏明霞在19岁的时候选择了退役。上一年，她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跳台、跳板双料冠军。年轻、状态佳，以至于这种状态下，她退役的决定招致舆论的一片惋惜甚至指责。
伏明霞关于退役的理由只有一句话，“我需要学习，需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渴望普通生活的伏明霞在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经济管理。在此之前，她的学习进度停留在小学。清华大学为此专门为她设置了课程。现在看来，清华大学的经历对于伏明霞来说，更多的只是跳水生涯中的短暂插曲。在学校的学习反而让她怀念起跳水的感觉。她选择再一次入水。
1998年某天下午，于芬带着清华跳水队在北京光彩体育馆训练，伏明霞身着便装出现在水池边，看了一会儿训练，她试探着问于芬：“你看我还能练么？”看着身材依旧保持不错的昔日弟子，于芬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她相信伏明霞扎实的功底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复出的神话。
此时的伏明霞，在清华学习之后，她开始怀念跳水的感觉，觉得那是真正属于她的、可以自我实现的舞台。
1998年暑假，伏明霞在沉默中开始恢复训练。清华校方对伏明霞的复出大为赞赏与支持。伏明霞训练水平的恢复状况比预想中的进展要快得多。伏明霞越练信心越强，毅然宣布为了参赛悉尼奥运会而复出。时值国内奥运会选拔赛政策出台，伏明霞复出的消息直接涉及奥运名额的敏感问题。国家游管中心立即公开表态，欢迎伏明霞复出，同时强调指出，谁能入选奥运阵容将完全取决于系列选拔赛的成绩。
清华大学有关领导人坦言：“清华大学对伏明霞寄予厚望，她完全有资格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如果她落选，尽管知识分子平时很能容人，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会寸步不让，不管有多大阻力，不管阻力来自何方，我们清华会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维护我们学生的应有权利。”
2000年悉尼奥运会，伏明霞获得自己的最后一枚奥运金牌。退役，重新恢复学业。清华大学老师陈效中回忆说，“伏明霞是很内向的孩子，平时话不多，言谈之间总流露出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她的本科学习一共用了7年，算是时间很长的。”但最终，2004年7月，伏明霞在丈夫的陪伴下回到了清华校园顺利通过答辩。
邓亚萍
用打球的精神拼学位
邓亚萍曾自嘲说，“我是清华整个学校里最差的一个学生”。那是10多年前的邓亚萍，一边在国家队训练，一边在清华外语系读书。念英语专业，却写不全26个英文字母。现在邓亚萍已经成功转型为政府官员，从“最差的学生”蜕变为成功校友。清华已经和乒乓球台一样，成为邓亚萍记忆中曾拼搏过的战场。
“刚刚开始上课时，老师跟我说你英语什么水平，我说初级水平。他说会看会写吗？不会。那你26个字母会吗？你先写写看吧。我就凭我的印象，有多少算多少，26个字母，没有写全，大小写还混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水平。”邓亚萍深知自己这么多年从事体育竞技训练，没有有效的学习，找不到很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路子，因为缺乏时间，又不能像其他的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学习。
“刚刚开始学习英文，我很累了、我很困了，我还要坚持我还要背，我在那儿多看几眼估计就可以记住。但是我发现这个方法不灵了，这读书和打球不是一个劲，读书是自己安静的一个人在那儿，你要精力很充沛才能记住看过的东西，如果精力不充沛、很累的时候做的都是无用功。”每天早晨5点钟，邓亚萍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夜晚温习功课常常到深夜。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她几乎完全取消了与朋友的聚会和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就连给父母打电话的时间也大大减少。那时候，她总是一边听英语磁带，一边跟着读，同学们开玩笑地说，“亚萍，你成天读个不停，当心嘴唇磨出茧子啊。”
早晨起床时，邓亚萍经常发现枕头上有很多头发，梳头时也有很多脱落下来。对此，她至今很疑惑，“打乒乓球也需要动脑筋啊，乒乓球是斗智斗勇的项目，但是我为什么读书就大把大把掉头发呢，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要留给科学家研究，到底我们大脑是使用哪些细胞。”
音乐组
没有人会怀疑清华人对音乐的天赋，
高晓松、郁冬等人代表着校园民谣道路的开启，甚至巅峰状态，
而《同桌的你》《露天电影院》《北京的冬天》等作品更影响了整整一代学子对于爱情和生活的感悟。
时至今日，这些人或者转行、或者淡出，或者继续坚持，
但我们依然被他们歌曲中的故事所深深打动。
也许在某个夕阳西下的傍晚，
清华园、校操场上，还会有一茬接一茬的清华学子，哼起那优美而哀伤的旋律。
高晓松
我在清华的幽暗岁月
考上清华，我的幽暗岁月就开始了，一下子就觉得无聊多了。全部29个男生，只有7个是城市户口，6 个北京1个哈尔滨，大家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差异很大，同时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清华对于我来说简直是黑白的岁月，很多人都觉得清华岁月“痛苦”，一是学业压力，二是这种不太正常的环境，清华一共有15个食堂，其中只有两个食堂里有女生吃饭。这种苦闷的感觉，不少人毕业几年都缓不过来，都是在找到自己的价值之后，才开始重新热爱自己的母校的。
当时我的同学们特别热爱学习，也只关心学习，当然在校园歌手风行的年代，也有人喜欢唱歌、弹琴，但是那毕竟是大多数中的少数。在这样的环境我过得并不开心，比如我的室友，他们夸张到连陈世美都不知道是谁？有天我回宿舍说，哎，今天当了回陈世美。他们就问我这是谁啊？几年级课本里学的，我解释之后，他们说你好博学啊，就提出每天晚上睡觉前问我一问题，我来解答。《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里的歌词“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的出处就是这儿。他们的时间都是用来学习的，因此也不允许我在宿舍里闲聊，因为闲聊就占用了别人的时间，他们后来说，如果我非得聊天，就得用英文，这样也算是锻炼英语的听力了。
我那时候当过鼓手，后来是电音吉他，也搞搞创作。除了摇滚风格的歌儿，我也背着乐队，偷偷写点抒情的，被他们看不起的，被称为“骚柔”的，非摇滚乐之外的歌儿。每次排练完，我就臊眉搭眼地说，下面给大家唱个骚柔的。《同桌的你》那些，就是那时候写的，包括后来在电影学院的两年，一直在写歌，写歌就是高兴的事儿，也不费时间，录歌才是花时间的事儿。
那时候的社会和大学之间还是有一道围墙的，从思想到生活都是内外有别，截然不同的，外面听的是四大天王，你要是在清华的舞台上唱黎明的歌儿，底下的人会毫不留情地把你给哄下去。而现在基本上没有差别了，没有校园文化了。男生唱歌喜欢集中在水房，那里的回音让音色变得很好听。一到熄灯，水房里能坐一圈，都自己弹自己的，谁也不听谁的。坐走廊上唱会被骂，因为打扰普通学生正常的休息了。
那时候我更多是跟师哥们混在一起，参加各种晚会，在各大高校串来串去，当时参加新生晚会，拿了一等奖，我还记得奖品是一本《雪莱诗集》，要是赶现在，学生非拽你脸上不可。也给人革命歌曲晚会伴奏，因为中间我们也可以唱唱自己的歌儿。清华学生的生活很无聊，有几个圈子，包括搞文学的，写诗的，搞体育的，还有打麻将的圈子，赌资是饭票。宋柯那会儿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几个圈子他都沾，学校里仅有的漂亮的女生都先后成了他的女朋友，总之就是大哥。1991年的夏天我们乐队去厦门演出，我在那里恋爱了，在外面待了一学期，父母找不到我，因为政策，只好给我办了保留学籍的申请退学。
后来清华能出那么多的歌手，我自己理解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男女生极其失衡的环境， 5年大学读下来，全部29个男生，只有2个谈过恋爱，其中我还占了一个名额，这种环境是不正常的，跟异性接触的机会都没有。那时候的校园歌手，或者男生学弹吉他都是为了吸引女生，北大男生，稍微会拨两下，女生就来了，他们也就不练了。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不把技术练出色根本出不了头，你弹《魔笛》也未必能把女生给谈来，所以最后出来的都是清华的。
宋柯
清华 一走了之
我是从大一开始零基础学习，之前在音乐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特长。我们班的一个哥们，有把吉他，拨弄来拨弄去，弹得也一般，我也玩玩，玩出兴趣来了，就找了两本书，自己开始学。正式的老师，算是高二届的师哥，快熄灯前，他们聚在一起弹弹，我就在旁边看看，问问。
我是个兴趣比较广泛的人。一个传统清华男生没有课的下午，不是换上球鞋，去操场驰骋，就是抱着吉他坐在走廊里自弹自唱。刚进校前两年，我的注意力更多在体育方面，从1986年开始，音乐越来越重要了，主要是演出多了，成点小气候了。当时学校里还有一票人是玩古典吉他的，民谣吉他的也就20到30人吧。
那时候学吉他的经典教材是“小蓝本”，里面都是简单的“长亭外，古道边”，这种歌曲，学习吉他的男生人手一册，我估计那都不是正版书，里面还有很多60年的美国乡村歌曲。
我写的第一首歌是《日晷》，日晷是我们二校门那儿的文物，当时是招贴样的学生刊物，贴在走廊还是公告牌的墙上，是一首校诗社的诗歌作品，主题是描写学校的景物和风景之类的，我们一边弹琴，随便瞄就瞄到这个了，也没有跟人打招呼，就拿来直接当歌词用了。
我写的最出名的一首歌叫《一走了之》，这首歌在各个高校被传唱，还一度成为清华的“毕业歌”。毕业在火车站送人，经常就唱这歌，然后大家哭得一塌糊涂，拥抱着告别。也参加过不过歌唱比赛和吉他大赛，有学校里的，还有全北京的。在“首都高校大学生英语歌曲大赛”中，我唱的是电影《毕业生》中的《寂静之声》，那时候我们听得最多的还是老的英文歌，后来台湾音乐进来了，才有了罗大佑、邓丽君、苏芮。这个比赛我拿了亚军，冠军是刘欢。很多年后，他跟我开玩笑，说如果我后来一直唱歌，没准我俩现在就成“羽·泉”了。
那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学校之间穿梭，演出，北大、北外、广院、北航经常去，清华虽然是理工科学校，但是文体都不差，都有传统，学校的军乐图、舞蹈队、合唱队都是气氛热烈活跃的。差不多1983年前后，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围坐一群，弹琴唱歌成了一个清华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唱歌写歌，也因为是足球场上的健将，我在学校也是小有名气，1986年，我弄个了个吉他班，教同学弹吉他，老师就我一个人，一人一学期的学费是5块，最多的时候有40多个学生。吉他班挂靠在系学生会下，赚的两百多块钱给系里买一台洗衣机，我自己就落三四十块钱吧。
那时候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才50块，我想了很多赚钱的办法。那时候我已经能靠卖歌儿赚钱了，当时有两个唱片公司，中录和友谊都有专门的人在搜集校园歌曲，一首歌能卖140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块。我前后卖了有四五首吧。我还带领着同学在学校里兜售北京知名中学高考的模拟试卷，家里有弟弟妹妹要参加高考的同学都会买，好像一份是五块钱，记不得了。遇到毕业生离校，我会带领大家在师哥的宿舍里搜刮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从旧衣服到废品，然后换的钱大家出去“撮一顿”。因为我爱结交朋友，性格如此，大多时候都是我买单，他们也喜欢跟我一起玩，不叫大哥，叫我“柯儿”。
1988年我毕业，当时也没有想过要当歌手，或者干跟音乐相关的工作，在我的概念里，这就是一兴趣爱好，就是玩儿。因为要准备出国考试，上培训班，所以我还是经常回清华来，和大家一块玩，应该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高晓松，但是他在人群里不出众，是溜边的。
跟我在一起玩的最小的都是86那届的，高晓松是88的，好多年之后，我从美国回来，做着珠宝生意，又遇到了他，那是1996年。还是因为之前的兴趣和情节吧，在高晓松的邀请下，我转行音乐界，这才有了《青春无悔》和麦田唱片。
水木年华缪杰
曾经的弦歌一堂
进清华的第一天我就认识李健了，我俩是同班同学，住对门宿舍，他以前学过民歌，我俩经常混在一起，写歌、唱歌，熄灯也不睡觉，我们的同学都是很有生活规律的，比如中午，都要午睡，为了不吵到大家，我就在阳台上弹琴。如果是晚上练琴，就到楼梯口，总之不能挨着宿舍。进了大学，没有高中那么紧张了，有时候也逃课，学校也不管，只要你考试能过就行。我俩算正常学生中的怪人，经常很晚很晚才睡，有时候夜里饿了，就爬墙出去吃宵夜，从2楼厕所那窗口爬出去，再踩着一楼的铁栅栏翻进来。偌大清华，能又写又唱的，划拉划拉也十多个人，合唱队也就100多人，所以，大家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
大一的时候，《校园民谣1》发行了，这张专辑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来来回回听，激动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以前觉得歌手跟我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离我太遥远了。听着这个，突然就觉得歌手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都是从我身边出来，这样的歌儿我也能写。那时候弹琴唱歌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大礼堂前的草坪，每当有校园歌手或者合唱队演出的时候，总之有男有女，在不管什么晚会和演出后，大家都是意犹未尽，然后聚在草坪上继续唱，经常一唱唱到天亮，有时候也有校园的工作人员来问，但是管得不多，大草坪简直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根据地”。大三是我写歌最多的一段时期，主要灵感还是来自感情生活。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大一啥都不懂，大二学业最重，一般大三开始读英语，准备考研，但清华当时是五年学制，大三就变成最放松，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段日子，有时间，有激情，也是我们外出演出最多的时期。我们会去北工大，那里的校园歌曲也很发达，气氛很好，北理工、对外经贸大都演过，我是男粉丝多，李健长得好，所以都是女粉丝。
那时候有各种演出，我还带着大家办了个校园歌曲协会，组织了清华所有写歌的人办了个校园歌手演唱会。还有全北京市规模的校园歌手巡演，我和李健上台把大家都震了，获得的掌声也最多。有时候郑钧、老狼、高晓松也会来学校玩，等演出后，大家就一起玩儿呗。大四我和李健去北京的罗杰斯餐厅唱歌，就是现在还有的那个快餐，当时在中关村是第一家店，一周两次，唱2小时，开始是七八十，后来还涨钱了，我们觉得挺多的，挺高兴的，同时还管饭，中间休息，吃的随便要。唱了一年下来，我花1200给自己买了一台双排汉显的呼叫，那是1997年，在当时可牛了。
后来我俩去外地实习，白天上班，晚上背着吉他去闯酒吧，一般只要我们唱，酒吧就会留我们，一晚上跑几个场子，赚个200块没有问题。现在的李健帅多了，以前他也是个小胖子，我们实习的时候同事的小侄女，给我们起外号，小孩说话比较直，指着李健说你脑袋像猪，我哈哈大笑，然后又指着我说，你脑袋像猪，肚子也像猪。有一段时间，我俩一打电话，就互称猪人。毕业的时候，按照传统，我们也举办了告别演唱会，场面就不用说了。其实我也想过当职业歌手，跟我爸说了自己的想法，我爸说，免谈。于是这个梦想被无情地阻止了。我想了想，决定曲线救国。
在我之前有卢庚戌的例子，他毕业后为了当歌手，在学校附近租着房子，写歌，找机会。但是他学的是建筑，画图纸能赚钱养活自己，很多公司会找清华的学生画个效果图，一张图能赚几千块，建筑是清华最有钱的专业，中间他还支持不下去，据说回老家开过建筑公司，那时候我还在读书，都看到了校园歌手的现实是什么，而我学的是电子工程，为了理想，我只能先解决生计。然后存钱，养活我的梦想。毕业之后我进了IBM，做项目经理，面对都是国际客户，工作到身心俱疲，经常加班，有时候加到早上天亮了才离开，琴也很少有时间弹了。升职、加薪了，都没有给我带来满足感。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外地出差，别的白领穿得西装革履，拿个公文包什么的，我呢，则是出差背把吉他，显得特别奇怪，我想着空隙的时间，弹弹琴，找找灵感。在IBM待了4年，校园的生活离我越来越远，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我，穿西服打领带每天穿梭在写字楼的我，还是抱着吉他，意气风发的我。特别累的时候，我会拿出大学时的录音带，关了灯，在黑暗中听自己的声音。心里是迷茫的，每天那么累，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最初的动机已经被手段拖垮了，4年，我只写了一首歌。
我印象中有一件事情，那时候还读书呢，我们一群人在南门外的小饭馆里，席间边弹边唱，旁边桌是两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看我们唱完，也把吉他借过去，弹弹，喊两嗓子。后来他们吃完先走了，等我们结账的时候，老板告诉我们，那两人已经把我们这桌的单给买了。我当时想，他们肯定也有过我们这样的弦歌一堂。如果我那会儿没有入伙，没有坚持，也许就和他们一样。
水木年华卢庚戌
坚持就是胜利
当时我是以营口市理科第一的成绩考进清华的建筑系的，进了大学，感觉一下子自由了，我住在23号楼。有天看到同学在弹吉他，觉得有点意思就开始自学，我买的第一把吉他是红棉的，75块钱。80年代末是个校园歌手特别活跃的年代，几乎每个宿舍都有人学吉他，当然，也有人学学就放弃了。最开始弹的都是旋律简单的《兰花草》这样的歌儿，从零基础开始，大概半个月吧，我就能弹了。还有一些台湾民谣，比如《闪亮的日子》这种。那时候除了音乐，我也参加了文学社，最喜欢海子、顾城，还写小说，但是后来慢慢更喜欢用音乐来释放自己。
一到天好的下午，或者周末，学校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就一堆堆的人，少的三四人，多到十几个坐一圈，就是弹琴唱歌，观众也会从这堆串到那堆，相互之间也会斗琴，看哪边唱得更好，更热闹，掌声更多。热闹的时候，这样的人堆能有二十多堆。
那时候高晓松也经常会来学校玩，我印象中他样子还是标准的理科男，但是有点“痞”，穿着拖鞋，满嘴脏话，有点另类，但是他的《同桌的你》太好听了。
后来我和曲磊、魏晨阳成立了一个叫“梦中草原”的合唱组合，1994年我们在毕业前夕办了个告别演唱会，地点就在大礼堂，这个场馆要申请使用，挺麻烦的，得提前一个月申报，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选歌、排练；设计、制作海报什么的，都是12点出动去刷海报，为了就是不被别人的海报给盖住。演出之前，票早没有了，不是卖，就是提前索取，学生会的干事也会早早的给自己的朋友们留票，说一票难求一点不夸张。
那时候只要是校园歌手，告别演唱会算是个传统，也是动静最大的演出了，唱完我们仨也要各奔东西，他们现在一个在美国的东海岸当华尔街的投资分析师，一个在西海岸当工程师。演出的时候，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那时候还没有荧光棒，到了最后大家掏出的都是打火机，在空中挥动，台上台下都很激动。那场演出已经成为清华校园歌曲历史上重要的一笔，印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毕业之后，我做了一个月的建筑师，然后在北门外租来个300块的平房，又开始过上类清华学生的生活，除了到学校里来吃饭，来玩，我的时间都用来唱歌、写歌，生计就是接零活，给人画建筑图纸，房子很简陋，冬天生煤，夏天太热，那时候凭的就是一股盲目的，对理想的执着，过着一种贫困但是快乐的生活，那是1994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失恋了，我把这些情绪和思考都变成了创作，一下子写了几十首歌。同时也不断跟各种音乐人和公司接触。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3年，一次次的碰壁和失败中，压力很大，心理上孤苦无依。1997年，我认识了一个著名音乐人陈梓秋，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两年后我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专辑《未来的未来》，出专辑是我跟我妈拿的十万块，我说，成不成就这一回了。没想到专辑推出后，没有太大的反响。这条路，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
2001年我和李健做了个组合，当时想起什么名字呢，不能叫水木清华啊，那就叫水木年华吧。后来李健单飞了，又有了缪杰、姚勇的加入，到现在我和缪杰两个人。我觉得清华能出那么多音乐人，跟清华人的认真，理工科一丝不苟爱较劲的性格有关，音乐是感性的，也一定是理性的产物。
我依稀还记得2000年春天，我们在清华大学艺教中心的舞台上用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作为自己的毕业大戏。那天天气很凉，但是舞台上很热。谢幕的时候，每一个演员都用一句话表达自己四年大学的内心感受，我说的是：“清华的舞台上不会总有我们，但是清华的舞台上总有话剧”。
现在回头想起来，从排练到演出我们都非常浅陋，甚至还有些幼稚。但是谢幕的时候，每个人说的都是实话，因为从1928年王文显先生开始，清华的话剧舞台上就常常上演一幕幕戏剧，或者是一卷卷剧本；而军乐、民乐也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风靡清华园，更包括体育、美术等多种艺术教育。艺术在这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其实这本来不是一所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所应该彰显的内容，这就像纪念一所大学百年华诞时，从来没有人想起校园里的树一样。它们本来就应该存在于那里，不用怀疑但也无法忽视：有了他们，郁郁葱葱而且一切自然，没有它们，大学就失去了颜色，高等教育也失去了颜色。
但是中国的大学，却需要给艺术留出一方书写的页卷，因为艺术教育中的创造力和个性，正是中国高等教育急需的珍贵力量。清华所诞生的艺术大师，几乎从来就没有刻意培养。无论是当年在图书馆写《雷雨》的曹禺，还是后来话剧大师英若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把爱好当成了事业，而且这个事业还做出了彩，做成了才，做下了后人的榜样。这是我和我的校友们一直都感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而更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长期以卓越的理工科教育闻名于世。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清华园里唱出了校园民谣，唱出了水木年华。至今我还记得在大礼堂的歌手大赛上，或者新年西大狂欢的舞台上，那些弹着吉他唱着摇滚的同学。科学培养的艺术细胞最终发出了当代艺术的芽，长成了流行歌舞的树，这恐怕是课堂上白发的先生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其实校园艺术是一切艺术的重要来源。与其他艺术相比，校园艺术的魅力，在于它更年轻而且永远年轻，校园往往产生于年轻人对艺术的自发追求和热爱，来自年轻人的艺术摸索，它或许不规范，或许不高雅，或许不师从名门。但是这里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它鼓励每一个人用自己的个性去创造自己的爱好。如果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每一个人都相似，那只是工业化，只是流水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其实和艺术教育也有相似之处。他们所培养的每一个人才都有许多特殊之处，而每一个独立的人汇聚在一起，就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性格。
清华大学的一百年，其实是中国百年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年校庆，也是回溯这一百年来高等教育的得失兴衰。艺术的教育，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注脚。无论是谁，只要身处这一百年的时间中，就不会忘记自己和同胞们所经历的戏剧化的教育人生。而我们更相信的是，这个舞台才刚刚开启，而且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一直上演精彩的节目，这里永远有戏。
话剧组
英若诚曾经说过，“今天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恐怕很少有人是为了从事戏剧而进入清华的，
可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为此而报了清华大学。”
可见清华的戏剧传统在老辈文艺工作者心中，有着多么厚重的分量。
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绰号的曹禺、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和戏剧家洪深、曾任清华大学清华戏剧社社长的李健吾、以及同样写过戏剧文论的杨绛—中国戏剧史上诸多光辉璀璨的名字，都因曾植根于清华而显得格外耀目。
清华戏剧，也成为其校园文化传统中的重要部分，深深吸引着各地学子。
而培养出这些人才的老师王文显，却因为时间的杳渺，学术界至今对其研究甚少。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些醉心戏剧艺术的伟大剧作家们曾经的创作信念和学海生涯。
王文显
被遗忘的戏剧大师
上世纪初，王文显从美国回到了清华大学。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清华任职了。他从1921年兼任清华代理校长，1925年，清华研究院成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齐名，是当时清华研究院的五位特级之一。
1927年，王文显赴美进修。他在美国的这两年至关重要。在此期间，他在耶鲁大学跟随美国戏剧理论大师乔治·贝克学习编剧理论，并写出了《梦里京华》和《委曲求全》。之后两剧在耶鲁大学上演，均获成功，影响不小。回来之后，他任外国语文学系兼主任，开设“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现代西洋文学戏剧部分”等课程，而后来成为戏剧大家的李健吾、张骏祥、曹禺等人，皆成为了他的门徒。
之后，王文显的名字一度被遗忘。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文显剧作选》。李健吾在《后记》中也说：“王先生生前是应该享盛名的，而今记得他的人却寥寥可数。人世无常而有常，行笔写来，不禁系之。”
这或许部分是因为王文显并不是一个具有魅力的老师。相传当年曹禺从南开转到清华，一半是冲着王文显。他早就听说，这位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对戏剧颇有研究。但听课后，他竟有些失望。
据张骏祥回忆，他讲课的方法很简单，从头到尾，都是在念讲稿，年年如是，也不增删。有些学生不免感到枯燥，同事温源宁在 《王文显先生》一文中形容那情形“给人一种差不多是一位新教长老会牧师做丧事的印象”。但那份讲稿写得真好，扎扎实实，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不尽职。他还常常把自购的戏剧类图书提供给学生使用。课下呢，他有些清高，缺少热情。温源宁描述他不是一个逗得起学生热爱的人。没有学生去看他，即便去的话，大都是谈公事，公事谈完，拜访也就结束了。“没有人逗留，也没有人希望延长时间”，双方似乎都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
但他仍然是个值得尊敬的系主任。温源宁回忆道：他“既不小题大做，又不说些不相干的空话废话。讨论一次必能决定一事。及散会之后，你总会觉得做了不少事。”“清华没有他清华就不成其为清华了。有了他，尽管经历过各种变革，清华照样是清华。”
作为戏剧作家，王文显之所以不为人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基本用英文进行创作。但不可否认，他的《梦里京华》和《委曲求全》都是中国早期讽刺喜剧中的典范之作。“改革开放”之后，《委曲求全》被重新发现并再次上演，据温源宁回忆，“这出笑剧确实很不错,技法纯熟,表演也很到家。通剧无一处单调乏味的地方，所以他的剧是个很大的成功”。
但唯独，王文显的创作少了点“人情味”。文如其人。虽然王文显和他的弟子们并不亲密，但他对戏剧的理解，早已渗透在他们的血脉之中。而谁又说每个老师都必须是完美的呢？
曹禺
那清华的图书馆
1929年，我的父亲曹禺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的政治系。但这里，并不是他的梦想所在。
早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爸爸就迷恋上了戏剧。15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在戏剧教育家张彭春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演戏，男扮女装演出了易卜生《国民公敌》，还演了《玩偶之家》里的女主角娜拉等很多角色，也学习自己导戏，翻译改编西方戏剧。
南开戏剧团是他的启蒙老师，使他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张彭春是他的引路人，引导他走上戏剧道路，张彭春曾和学生讲到艺术的要素，强调要有悲天悯人的热烈的真情，而我父亲后来的创作完全印证了张彭春的话。我爸爸把他自己写的第一个戏《雷雨》献给他的恩师张彭春。
因为对文学的痴迷，爸爸一直想考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南开不愿放他，说考不上也不能回南开，但他毅然决然，一考就中，到二年级做了插班生。
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教授，专门教戏剧，但我爸爸觉得他的教学方法有点死板，照本宣科。但王文显教授指定了学生必读很多戏剧书籍。而且那时学校每年有大笔经费买书，王教授把当时世界上的戏剧书籍，古代戏剧现代戏剧大量买回来，我爸爸几乎都看了。后来同样热爱的英若诚在他借阅的每一本戏剧书籍的借书单上都看到我爸爸的名字。图书馆是我爸爸在清华的另一个教授。
《雷雨》是我爸爸最著名的作品，从三十年代上演，到今天已经七十多年了。这部作品完成于清华，但最初的构思，却早于此。我记得他和我讲过，那时候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这位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说他给杨善全讲了，讲得乱七八糟，结果杨善全根本没听出所以然来，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
后来有人采访我爸爸，我听他对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我曾经陪我爸爸回到过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过去坐过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他还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金先生，原谅我忘记他的名字，他待我太好了。允许他进书库随意翻看，闭关后允许他留在图书馆，写作。
关于清华的图书馆，爸爸曾留下过一段美丽的文字。我想，无论我如何转述，都没有这段文字来得更加直接和令人动容：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帐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疼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候，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我的脸，酷热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1933年大学毕业前夕，父亲的《雷雨》完成了。他曾和我说当时他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后来他把写好的剧本交给他在南开中学的好朋友章靳以，章靳以和巴金一起编一本杂志《文学季刊》，他把我爸的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时间，后来是巴金在抽屉里看到了，一口气读完，立刻决定发表。我曾经问过我爸爸：你为什么不问问？他说：我没想过问，那时候我真的不在乎，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
我认为衡量一个戏的好坏，是否称得上经典，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时间。一个演了75年的戏，那就是经典。
记得我爸爸八十四岁的时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第四代演员又一次把《雷雨》搬上舞台，我爸爸生病住在医院里，我替他去看，再到医院看他时，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还能看得下去吗？”他并不想听到评论式的话，他最爱听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比如“挺有意思”、“挺来劲的”、“真够复杂的”。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最快活。我告诉他，剧场里很安静，是那种全身心被吸引的安静。有不少看过的人还来看，主要是来看演员。还有很多从未看过的人来看，在每一处该有反应时都有反应。他开心地笑了。
老年之后的疑虑，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还站得住。我劝他不要想了，因为这不是他的事。
“怎么讲?”他问我。
我说出看法：“你写了剧本，尽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他问我。我不回答，反问他：“你说呢?”
他没有再说话。我想他心里是有答案的。他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又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曾经我问过他写东西时的感受，他说：我想，努力地写人，写出“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写的时候也不可能。”人的灵魂，对人永远满怀热忱的兴趣，这正是他创作的真谛。
英若诚
自作主张考清华
解放之前，英若诚以各科全优的成绩结束了在天津圣路易中学的学习生活。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加在一起，满分为一千二百分。他竟得了一千一百五十七分，这一优异成绩使他获得了可以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但刚出狱的父亲苦口相劝，“你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这对你今后的发展很不利。你若去剑桥大学，待你毕业时已经二十多岁了，那时再学我们本国的知识就太晚了。所以，我劝你舍弃‘剑桥’，一定要在国内上大学……”听完这番话，一心想去剑桥的英若诚向父亲表示了理解，他回答道：“我听您的，就在国内读大学。”不过，不去英国剑桥读书，就意味着在国内选一所大学深造。英千里、蔡葆真都有意让英若诚进辅仁大学，可是他偏偏不愿上辅仁大学，竟自作主张地选择了极难考得上的清华大学。
英若诚后来曾对人说：“我祖父创办了‘辅仁’大学，我父亲又是秘书长和教授，我当时总觉得‘辅仁’像我们家的私人学校似的，所以我不愿意去。辅仁大学教务长曾对我说：‘你上辅仁大学吧，这多方便，可以免考。’我感觉他话里透露着对我的照顾和轻视，你越免考，我越不想去了。我要凭自己的本事上大学，还要上最好的。另外就是我还要考虑到我们家的经济情况，辅仁是自费大学，我们家当时并不富裕，父亲被捕期间，家里甚至要靠亲戚周济。父亲复职之后，也是靠工薪度日，家里孩子又多，我不能再给父亲增加负担。因此决定考官费的清华，不但不要钱，还能给点钱。”
无疑，清华浓厚的戏剧氛围也是英若诚选择它的重要原因。1946年，他开始在外文系上课，尽管未能赶上热心学生戏剧的王文显教授在校任课，但燕卜荪、钱钟书仍然是值得他学习和敬仰的大师。
和他的戏剧前辈曹禺一样，最让英若诚难忘的，还是清华的图书馆。当时清华大学由于是以庚子赔款返款即外汇为办学经费，这就为购置当时世界上最新的书籍期刊提供了便利。每每图书馆中有关于戏剧方面的最新书籍，英若诚都要如饥似渴的借出来阅读。
一次，他发现在一本冷门书的卡片上,借阅者只有两个人,一是万家宝(曹禺),一是钱钟书。他对这两位前辈非常崇敬,他认为他们不愧为学问渊博的文豪,清华图书馆的图书借阅卡上,几乎都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对于钱钟书,英若诚说：“要说聪明,他才真的称得上是聪明,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能力,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是名副其实的钟情于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书,比起这位先生,我是望尘莫及。”
英若诚的爱情，也是在清华读书时开花结果的。他和日后相伴他一生的妻子吴世良相识于“骆驼剧团”。相传当年钱钟书任教外文系，在家批阅学生卷子时让女儿钱瑗记成绩。一次，钱瑗没头没脑地对爸爸说：“英若诚跟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钱先生说：“你怎么知道？”钱瑗指指课卷：“你看全班学生的课卷全用蓝墨水写的，只有他俩用的紫墨水。”
自然，聪慧的钱瑗没有猜错，英若诚和吴世良，这两个同班同学的确关系亲密。他们同是戏剧爱好者，同属清华骆驼剧团的演员，共同主演过俄罗斯B.A.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改编的戏《第四十一》，英若诚演被俘的白俄军官，吴世良则演押送他的红军女战士。两人从清华毕业后，一起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结为伉俪，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地过了一辈子。
美术组
吴冠中的美名，以及其作品中传递出的民族特色和旺盛激情，
令世人感受到了清华精神内涵。
时至今日，多少学子还记得他那句经典的语录：
“画家走到艺术家的很少，大部分是画匠，可以发表作品，为了名利，忙于生存，已经不做学问了，像大家那样下苦工夫的人越来越少。”
如今，不论是门下高徒赵一丁、出走清华的陈丹青、中国漆画创始人乔十光，
还是近年受聘清华教授的韩美林，其实都在身体力行地展示着清华的风骨，
无论是在讲台上，还是于画作中。
吴冠中
清华是所避风港
2010年6月25日夜深，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卢新华从梦中惊醒，他打开手机，听到吴冠中三儿子乙丁哭泣的声音：“父亲走了……”
时间倒退三个月，卢新华与清华美院教授刘巨德还同吴冠中讨论过“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的筹备之事，此前吴冠中向清华大学捐赠了自己的作品《长江万里图》拍卖所得12757500元港币，意在设立“吴冠中艺术与科学创新奖励基金”。
美院失意吴良镛引入清华
吴冠中与清华，缘起于现年90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他有着与吴冠中长达70年的交情。
上世纪40年代初，吴冠中尚是重庆大学的教师，吴良镛也还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他们同在一个校园里，只是彼此知道，吴良镛曾见过吴冠中的作品，心怀敬仰。后来二人皆去留学，1950年吴良镛自美回国，7月，吴冠中从法国巴黎上船，一个月后从香港登陆回到祖国，二位不约而同的归国学子，都怀着对祖国的感情。
到北京后，同学董希文介绍吴冠中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彼时他全身心都是纯艺术，积极地向学生传达西方现代艺术和流派，介绍现代艺术的创造规律、色彩、形式和语言。而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文艺体制刚刚诞生，吴冠中从法国学到的艺术经验并不被接受，他的“抽象美”因和美院的写实派不投缘而遭到排挤，有种挫折感。
195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几位很有成就的大师高庄、李斛、常沙娜、李宗津等都被调到中央美院，清华缺少美术教师。当时的清华校长蒋南翔给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写亲笔信要人，辗转联系到中央美院副院长江丰，时任清华建筑系副主任的吴良镛点名要了吴冠中。
吴冠中带着复杂的情绪淡出了美院的主流系统，进了清华营建系任教。对于吴冠中来说，自己离开了伊甸园，却意外地进了清华这间避风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清华也成为吴冠中某种意义上的艺术避难所。清华对吴冠中来说，是他艺术生涯里一个自由幸福的地方，没有压力，没有限制。
吴冠中在清华被升为副教授，教建筑水彩。他的水彩课不是一般的技法课，是美意课，教学生欣赏大自然的美。他给学生讲形式美与和谐、色彩之间的关系，和谐造型之间的关系、规律、节奏、韵律，这些与建筑师的审美很合拍。一个艺术家对建筑课的默契教授，吴良镛很欣赏。
在清华，吴冠中一家住在朱自清曾住过的房子里，住宿条件有很大改观，享受教授待遇，生活条件比原来好多了，夫人也到小学教书。吴冠中当时的邻居还记得，每每早上出去买菜时看见吴教授一动不动地在画板前画画，一两个小时后回来，吴仍专注于他的画。“那时清华建筑学院有针对教师的艺术史学习讲座，吴冠中先生讲过两三次希腊、罗马的艺术发展，他使用的都是法文资料，与我们惯常所见的相比大为丰富。他还创作完成了很多作为教师示范作品的水彩画，有一张北京钟楼的作品我至今印象深刻，不知现在流落何方。”吴良镛回忆。
这是远离政治的漩涡的三年，吴冠中在清华专心创作，受到梁思成等老一辈大师的启迪。从那时开始，他转向水彩画，不再画人物，专心致志地画建筑风景。
有艺术理想的人内心是孤独的，吴冠中如是。虽然在清华受到了保护，但当年这里毕竟不是美术的主流环境。1955年秋，吴冠中应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卫天霖之邀，调往北师大美术系任教，“又投入了意识形态波涛的文艺漩涡中”。
辗转9年后，吴冠中与卫天霖、白雪石等由张仃点名调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是如今的清华美院前身。
田间作画28年厚积薄发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聚集了那个时代一批与主流美术走向不同，具有探索精神的文化艺术精英。但这所学院在设计领域是主流，却进不了美术主流。吴冠中与学院的纯绘画艺术仍被美术主流长期边缘化。他在寂寞和孤独中探索，他的形式美观念在这里逐渐形成并成熟、清晰。对学生们，吴冠中善于以形象生动的方法启发艺术想象力，鼓励青年人的创新锐气。
把景拟人化，将人拟物化，是吴冠中独有的情趣思维，“看他的画，会在你脑子里开辟一个新天地，东拼西凑，移山倒海，蒙太奇的手法。他画画不照搬景物，也不简单地描摹对象，他会把东西南北的景致凑到一块，把东边的棉花田，西边麦田里的高粱组合起来画。最大的收获是，我们不光看见了老师画一张画的过程，还可以看到老师原来这么想问题，看见了他的思想。”那段日子，刘巨德经常和同学一起围观老师在田里作画。“如果今天不开会，他晚上吃完饭就去村边地里来回转，想好明天画什么。第二天一早吃完饭就去那画，这个时候你专门跑过去，就可以看到他。”吴冠中通常一画一整天，带一点玉米和馒头，中午在地里凑和一下，学生们也常常忘了吃饭，不知不觉在大自然中受到了熏陶和教育。
回归清华大师晚年的心愿
1999年，清华和中央工艺美院合并时，吴冠中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了内心的高兴。他始终希望清华能够有艺术教育，也希望工艺美院能够有人文的教育背景，提高工艺美院艺术教育的文化性。他提出把工艺美院改成清华美术学院，不叫清华工艺美术学院。这个建议与清华校长和清华美院院长的想法不谋而合。
理工科见长的清华其实一直追求人文境界，过往的清华曾是人文大师荟萃的地方，遭遇过特殊的文化时代背景，现在的清华校长非常希望重建人文，合并美院就是其恢复人文学科的一个重大行动。“清华要办成国际一流的大学，没有艺术学和医学是不完整的。所以，清华建立医学和美术学院，是清华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刘巨德说。
很多院士都曾发话，没有足够高的人文境界，不可能有重大研究成果的突破，这大约也是清华始终器重吴冠中的原由。晚年吴冠中准备了自己的十几部作品，想捐给筹备中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但因博物馆迟迟未开工而搁置。去世前，秉持做事认真的态度，他把这些作品分散捐给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艺术馆等。
吴冠中离世以后，三个儿子了解父亲生前对清华的感情，在追思会上将父亲价值千万元的经典作品《春酣》捐给清华，以了父亲与清华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吴冠中在当年送给卢新华的作品台历上写下“掌握真理人胆大，哪怕铜墙铁壁，哪怕皇亲国戚。”提醒他不要八面玲珑，四面讨好，不能做小脚女人。否则清华美院的事业难得发展。卢新华觉得，吴冠中所取得的成就对清华具有放射性的效应，他的离去，对于清华美术学院来说，意味着大师辈出的时代和多元创新的绘画艺术风格与学风的终结。
吴冠中身后，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于2010年8月29日成立。清华只为两位艺术家建立了研究中心，一位是曾任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仃，另一位就是吴冠中。
体育组
虽然今日清华大学并没有体育系，
但老清华百年来的体育精神一直源远流长，
世人皆知清华是用退回来的庚子赔款建校的，因此通过“强迫运动”的方式来养成学生体育运动之习性，强健其体魄和人格成为根本。
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在《北京清华学校近章》里也明确规定：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体操都是必修课，每周一小时。
即便在当代，也留下过邓亚萍、伏明霞等奥运冠军的足迹。
而这一切都不能绕过清华体育的鼻祖人物马约翰，他从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起，逐步升为教授，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
直到1966年逝世时止，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为体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马约翰
清华体育精神之父
马约翰是清华体育精神的开创者，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全中国最健康的人。
上世纪50年代，清华校长蒋南翔曾说过，清华于1911年建校，马约翰1914年到清华，服务清华的历史差不多同清华的校史同样悠久。“所有在清华上过学的学生，差不多统统受过马先生的热心教诲”。
马约翰191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马约翰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代表队的主力，擅长中长跑，曾获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学校联合组880码冠军和440码第三名。
马约翰在清华执教期间，曾以一己之力改变人们对体育的偏见。
1928年，罗家伦来清华当校长，认为体育部不能有教授，于是将马约翰降职降薪，马约翰并没有为此困扰委屈，而是继续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到体育教学之中。不久，马约翰代领清华足球队去天津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们燃放爆竹，热烈欢迎马约翰和队员们，并把他从校门口抬了进去。因足球队给学校赢得了荣誉，罗家伦感到体育的意义和作用，决定恢复马约翰的教授席位。
马约翰来到清华后，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对于“东亚病夫”的称呼，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们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跟；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
正因为此，马约翰格外重视培养学生们的健康体魄。当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5英尺、100码13秒、跳远14英尺、游泳20码等等，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国学大师吴宓在校读书时，功课全是优等，但跳远不及格，就被马约翰“扣留”，半年后补试及格方准予出国。新生一入学，马约翰就有一个总的安排，定出计划，什么时候练什么项目，什么时候检查身体，成绩差的如何跟上去，成绩好的如何提高，都有通盘考虑。
晚年的梁思成常笑着对后辈说：“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当年可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伏明霞
七年清华
2004年，在女儿将近1岁半的时候，伏明霞在清华终于戴上了学士帽，而且还有了3个月的身孕。
伏明霞在19岁的时候选择了退役。上一年，她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跳台、跳板双料冠军。年轻、状态佳，以至于这种状态下，她退役的决定招致舆论的一片惋惜甚至指责。
伏明霞关于退役的理由只有一句话，“我需要学习，需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渴望普通生活的伏明霞在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经济管理。在此之前，她的学习进度停留在小学。清华大学为此专门为她设置了课程。现在看来，清华大学的经历对于伏明霞来说，更多的只是跳水生涯中的短暂插曲。在学校的学习反而让她怀念起跳水的感觉。她选择再一次入水。
1998年某天下午，于芬带着清华跳水队在北京光彩体育馆训练，伏明霞身着便装出现在水池边，看了一会儿训练，她试探着问于芬：“你看我还能练么？”看着身材依旧保持不错的昔日弟子，于芬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她相信伏明霞扎实的功底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复出的神话。
此时的伏明霞，在清华学习之后，她开始怀念跳水的感觉，觉得那是真正属于她的、可以自我实现的舞台。
1998年暑假，伏明霞在沉默中开始恢复训练。清华校方对伏明霞的复出大为赞赏与支持。伏明霞训练水平的恢复状况比预想中的进展要快得多。伏明霞越练信心越强，毅然宣布为了参赛悉尼奥运会而复出。时值国内奥运会选拔赛政策出台，伏明霞复出的消息直接涉及奥运名额的敏感问题。国家游管中心立即公开表态，欢迎伏明霞复出，同时强调指出，谁能入选奥运阵容将完全取决于系列选拔赛的成绩。
清华大学有关领导人坦言：“清华大学对伏明霞寄予厚望，她完全有资格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如果她落选，尽管知识分子平时很能容人，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会寸步不让，不管有多大阻力，不管阻力来自何方，我们清华会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维护我们学生的应有权利。”
2000年悉尼奥运会，伏明霞获得自己的最后一枚奥运金牌。退役，重新恢复学业。清华大学老师陈效中回忆说，“伏明霞是很内向的孩子，平时话不多，言谈之间总流露出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她的本科学习一共用了7年，算是时间很长的。”但最终，2004年7月，伏明霞在丈夫的陪伴下回到了清华校园顺利通过答辩。
邓亚萍
用打球的精神拼学位
邓亚萍曾自嘲说，“我是清华整个学校里最差的一个学生”。那是10多年前的邓亚萍，一边在国家队训练，一边在清华外语系读书。念英语专业，却写不全26个英文字母。现在邓亚萍已经成功转型为政府官员，从“最差的学生”蜕变为成功校友。清华已经和乒乓球台一样，成为邓亚萍记忆中曾拼搏过的战场。
“刚刚开始上课时，老师跟我说你英语什么水平，我说初级水平。他说会看会写吗？不会。那你26个字母会吗？你先写写看吧。我就凭我的印象，有多少算多少，26个字母，没有写全，大小写还混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水平。”邓亚萍深知自己这么多年从事体育竞技训练，没有有效的学习，找不到很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路子，因为缺乏时间，又不能像其他的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学习。
“刚刚开始学习英文，我很累了、我很困了，我还要坚持我还要背，我在那儿多看几眼估计就可以记住。但是我发现这个方法不灵了，这读书和打球不是一个劲，读书是自己安静的一个人在那儿，你要精力很充沛才能记住看过的东西，如果精力不充沛、很累的时候做的都是无用功。”每天早晨5点钟，邓亚萍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夜晚温习功课常常到深夜。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她几乎完全取消了与朋友的聚会和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就连给父母打电话的时间也大大减少。那时候，她总是一边听英语磁带，一边跟着读，同学们开玩笑地说，“亚萍，你成天读个不停，当心嘴唇磨出茧子啊。”
早晨起床时，邓亚萍经常发现枕头上有很多头发，梳头时也有很多脱落下来。对此，她至今很疑惑，“打乒乓球也需要动脑筋啊，乒乓球是斗智斗勇的项目，但是我为什么读书就大把大把掉头发呢，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要留给科学家研究，到底我们大脑是使用哪些细胞。”
音乐组
没有人会怀疑清华人对音乐的天赋，
高晓松、郁冬等人代表着校园民谣道路的开启，甚至巅峰状态，
而《同桌的你》《露天电影院》《北京的冬天》等作品更影响了整整一代学子对于爱情和生活的感悟。
时至今日，这些人或者转行、或者淡出，或者继续坚持，
但我们依然被他们歌曲中的故事所深深打动。
也许在某个夕阳西下的傍晚，
清华园、校操场上，还会有一茬接一茬的清华学子，哼起那优美而哀伤的旋律。
高晓松
我在清华的幽暗岁月
考上清华，我的幽暗岁月就开始了，一下子就觉得无聊多了。全部29个男生，只有7个是城市户口，6 个北京1个哈尔滨，大家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差异很大，同时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清华对于我来说简直是黑白的岁月，很多人都觉得清华岁月“痛苦”，一是学业压力，二是这种不太正常的环境，清华一共有15个食堂，其中只有两个食堂里有女生吃饭。这种苦闷的感觉，不少人毕业几年都缓不过来，都是在找到自己的价值之后，才开始重新热爱自己的母校的。
当时我的同学们特别热爱学习，也只关心学习，当然在校园歌手风行的年代，也有人喜欢唱歌、弹琴，但是那毕竟是大多数中的少数。在这样的环境我过得并不开心，比如我的室友，他们夸张到连陈世美都不知道是谁？有天我回宿舍说，哎，今天当了回陈世美。他们就问我这是谁啊？几年级课本里学的，我解释之后，他们说你好博学啊，就提出每天晚上睡觉前问我一问题，我来解答。《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里的歌词“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的出处就是这儿。他们的时间都是用来学习的，因此也不允许我在宿舍里闲聊，因为闲聊就占用了别人的时间，他们后来说，如果我非得聊天，就得用英文，这样也算是锻炼英语的听力了。
我那时候当过鼓手，后来是电音吉他，也搞搞创作。除了摇滚风格的歌儿，我也背着乐队，偷偷写点抒情的，被他们看不起的，被称为“骚柔”的，非摇滚乐之外的歌儿。每次排练完，我就臊眉搭眼地说，下面给大家唱个骚柔的。《同桌的你》那些，就是那时候写的，包括后来在电影学院的两年，一直在写歌，写歌就是高兴的事儿，也不费时间，录歌才是花时间的事儿。
那时候的社会和大学之间还是有一道围墙的，从思想到生活都是内外有别，截然不同的，外面听的是四大天王，你要是在清华的舞台上唱黎明的歌儿，底下的人会毫不留情地把你给哄下去。而现在基本上没有差别了，没有校园文化了。男生唱歌喜欢集中在水房，那里的回音让音色变得很好听。一到熄灯，水房里能坐一圈，都自己弹自己的，谁也不听谁的。坐走廊上唱会被骂，因为打扰普通学生正常的休息了。
那时候我更多是跟师哥们混在一起，参加各种晚会，在各大高校串来串去，当时参加新生晚会，拿了一等奖，我还记得奖品是一本《雪莱诗集》，要是赶现在，学生非拽你脸上不可。也给人革命歌曲晚会伴奏，因为中间我们也可以唱唱自己的歌儿。清华学生的生活很无聊，有几个圈子，包括搞文学的，写诗的，搞体育的，还有打麻将的圈子，赌资是饭票。宋柯那会儿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几个圈子他都沾，学校里仅有的漂亮的女生都先后成了他的女朋友，总之就是大哥。1991年的夏天我们乐队去厦门演出，我在那里恋爱了，在外面待了一学期，父母找不到我，因为政策，只好给我办了保留学籍的申请退学。
后来清华能出那么多的歌手，我自己理解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男女生极其失衡的环境， 5年大学读下来，全部29个男生，只有2个谈过恋爱，其中我还占了一个名额，这种环境是不正常的，跟异性接触的机会都没有。那时候的校园歌手，或者男生学弹吉他都是为了吸引女生，北大男生，稍微会拨两下，女生就来了，他们也就不练了。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不把技术练出色根本出不了头，你弹《魔笛》也未必能把女生给谈来，所以最后出来的都是清华的。
宋柯
清华 一走了之
我是从大一开始零基础学习，之前在音乐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特长。我们班的一个哥们，有把吉他，拨弄来拨弄去，弹得也一般，我也玩玩，玩出兴趣来了，就找了两本书，自己开始学。正式的老师，算是高二届的师哥，快熄灯前，他们聚在一起弹弹，我就在旁边看看，问问。
我是个兴趣比较广泛的人。一个传统清华男生没有课的下午，不是换上球鞋，去操场驰骋，就是抱着吉他坐在走廊里自弹自唱。刚进校前两年，我的注意力更多在体育方面，从1986年开始，音乐越来越重要了，主要是演出多了，成点小气候了。当时学校里还有一票人是玩古典吉他的，民谣吉他的也就20到30人吧。
那时候学吉他的经典教材是“小蓝本”，里面都是简单的“长亭外，古道边”，这种歌曲，学习吉他的男生人手一册，我估计那都不是正版书，里面还有很多60年的美国乡村歌曲。
我写的第一首歌是《日晷》，日晷是我们二校门那儿的文物，当时是招贴样的学生刊物，贴在走廊还是公告牌的墙上，是一首校诗社的诗歌作品，主题是描写学校的景物和风景之类的，我们一边弹琴，随便瞄就瞄到这个了，也没有跟人打招呼，就拿来直接当歌词用了。
我写的最出名的一首歌叫《一走了之》，这首歌在各个高校被传唱，还一度成为清华的“毕业歌”。毕业在火车站送人，经常就唱这歌，然后大家哭得一塌糊涂，拥抱着告别。也参加过不过歌唱比赛和吉他大赛，有学校里的，还有全北京的。在“首都高校大学生英语歌曲大赛”中，我唱的是电影《毕业生》中的《寂静之声》，那时候我们听得最多的还是老的英文歌，后来台湾音乐进来了，才有了罗大佑、邓丽君、苏芮。这个比赛我拿了亚军，冠军是刘欢。很多年后，他跟我开玩笑，说如果我后来一直唱歌，没准我俩现在就成“羽·泉”了。
那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学校之间穿梭，演出，北大、北外、广院、北航经常去，清华虽然是理工科学校，但是文体都不差，都有传统，学校的军乐图、舞蹈队、合唱队都是气氛热烈活跃的。差不多1983年前后，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围坐一群，弹琴唱歌成了一个清华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唱歌写歌，也因为是足球场上的健将，我在学校也是小有名气，1986年，我弄个了个吉他班，教同学弹吉他，老师就我一个人，一人一学期的学费是5块，最多的时候有40多个学生。吉他班挂靠在系学生会下，赚的两百多块钱给系里买一台洗衣机，我自己就落三四十块钱吧。
那时候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才50块，我想了很多赚钱的办法。那时候我已经能靠卖歌儿赚钱了，当时有两个唱片公司，中录和友谊都有专门的人在搜集校园歌曲，一首歌能卖140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块。我前后卖了有四五首吧。我还带领着同学在学校里兜售北京知名中学高考的模拟试卷，家里有弟弟妹妹要参加高考的同学都会买，好像一份是五块钱，记不得了。遇到毕业生离校，我会带领大家在师哥的宿舍里搜刮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从旧衣服到废品，然后换的钱大家出去“撮一顿”。因为我爱结交朋友，性格如此，大多时候都是我买单，他们也喜欢跟我一起玩，不叫大哥，叫我“柯儿”。
1988年我毕业，当时也没有想过要当歌手，或者干跟音乐相关的工作，在我的概念里，这就是一兴趣爱好，就是玩儿。因为要准备出国考试，上培训班，所以我还是经常回清华来，和大家一块玩，应该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高晓松，但是他在人群里不出众，是溜边的。
跟我在一起玩的最小的都是86那届的，高晓松是88的，好多年之后，我从美国回来，做着珠宝生意，又遇到了他，那是1996年。还是因为之前的兴趣和情节吧，在高晓松的邀请下，我转行音乐界，这才有了《青春无悔》和麦田唱片。
水木年华缪杰
曾经的弦歌一堂
进清华的第一天我就认识李健了，我俩是同班同学，住对门宿舍，他以前学过民歌，我俩经常混在一起，写歌、唱歌，熄灯也不睡觉，我们的同学都是很有生活规律的，比如中午，都要午睡，为了不吵到大家，我就在阳台上弹琴。如果是晚上练琴，就到楼梯口，总之不能挨着宿舍。进了大学，没有高中那么紧张了，有时候也逃课，学校也不管，只要你考试能过就行。我俩算正常学生中的怪人，经常很晚很晚才睡，有时候夜里饿了，就爬墙出去吃宵夜，从2楼厕所那窗口爬出去，再踩着一楼的铁栅栏翻进来。偌大清华，能又写又唱的，划拉划拉也十多个人，合唱队也就100多人，所以，大家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
大一的时候，《校园民谣1》发行了，这张专辑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来来回回听，激动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以前觉得歌手跟我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离我太遥远了。听着这个，突然就觉得歌手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都是从我身边出来，这样的歌儿我也能写。那时候弹琴唱歌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大礼堂前的草坪，每当有校园歌手或者合唱队演出的时候，总之有男有女，在不管什么晚会和演出后，大家都是意犹未尽，然后聚在草坪上继续唱，经常一唱唱到天亮，有时候也有校园的工作人员来问，但是管得不多，大草坪简直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根据地”。大三是我写歌最多的一段时期，主要灵感还是来自感情生活。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大一啥都不懂，大二学业最重，一般大三开始读英语，准备考研，但清华当时是五年学制，大三就变成最放松，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段日子，有时间，有激情，也是我们外出演出最多的时期。我们会去北工大，那里的校园歌曲也很发达，气氛很好，北理工、对外经贸大都演过，我是男粉丝多，李健长得好，所以都是女粉丝。
那时候有各种演出，我还带着大家办了个校园歌曲协会，组织了清华所有写歌的人办了个校园歌手演唱会。还有全北京市规模的校园歌手巡演，我和李健上台把大家都震了，获得的掌声也最多。有时候郑钧、老狼、高晓松也会来学校玩，等演出后，大家就一起玩儿呗。大四我和李健去北京的罗杰斯餐厅唱歌，就是现在还有的那个快餐，当时在中关村是第一家店，一周两次，唱2小时，开始是七八十，后来还涨钱了，我们觉得挺多的，挺高兴的，同时还管饭，中间休息，吃的随便要。唱了一年下来，我花1200给自己买了一台双排汉显的呼叫，那是1997年，在当时可牛了。
后来我俩去外地实习，白天上班，晚上背着吉他去闯酒吧，一般只要我们唱，酒吧就会留我们，一晚上跑几个场子，赚个200块没有问题。现在的李健帅多了，以前他也是个小胖子，我们实习的时候同事的小侄女，给我们起外号，小孩说话比较直，指着李健说你脑袋像猪，我哈哈大笑，然后又指着我说，你脑袋像猪，肚子也像猪。有一段时间，我俩一打电话，就互称猪人。毕业的时候，按照传统，我们也举办了告别演唱会，场面就不用说了。其实我也想过当职业歌手，跟我爸说了自己的想法，我爸说，免谈。于是这个梦想被无情地阻止了。我想了想，决定曲线救国。
在我之前有卢庚戌的例子，他毕业后为了当歌手，在学校附近租着房子，写歌，找机会。但是他学的是建筑，画图纸能赚钱养活自己，很多公司会找清华的学生画个效果图，一张图能赚几千块，建筑是清华最有钱的专业，中间他还支持不下去，据说回老家开过建筑公司，那时候我还在读书，都看到了校园歌手的现实是什么，而我学的是电子工程，为了理想，我只能先解决生计。然后存钱，养活我的梦想。毕业之后我进了IBM，做项目经理，面对都是国际客户，工作到身心俱疲，经常加班，有时候加到早上天亮了才离开，琴也很少有时间弹了。升职、加薪了，都没有给我带来满足感。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外地出差，别的白领穿得西装革履，拿个公文包什么的，我呢，则是出差背把吉他，显得特别奇怪，我想着空隙的时间，弹弹琴，找找灵感。在IBM待了4年，校园的生活离我越来越远，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我，穿西服打领带每天穿梭在写字楼的我，还是抱着吉他，意气风发的我。特别累的时候，我会拿出大学时的录音带，关了灯，在黑暗中听自己的声音。心里是迷茫的，每天那么累，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最初的动机已经被手段拖垮了，4年，我只写了一首歌。
我印象中有一件事情，那时候还读书呢，我们一群人在南门外的小饭馆里，席间边弹边唱，旁边桌是两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看我们唱完，也把吉他借过去，弹弹，喊两嗓子。后来他们吃完先走了，等我们结账的时候，老板告诉我们，那两人已经把我们这桌的单给买了。我当时想，他们肯定也有过我们这样的弦歌一堂。如果我那会儿没有入伙，没有坚持，也许就和他们一样。
水木年华卢庚戌
坚持就是胜利
当时我是以营口市理科第一的成绩考进清华的建筑系的，进了大学，感觉一下子自由了，我住在23号楼。有天看到同学在弹吉他，觉得有点意思就开始自学，我买的第一把吉他是红棉的，75块钱。80年代末是个校园歌手特别活跃的年代，几乎每个宿舍都有人学吉他，当然，也有人学学就放弃了。最开始弹的都是旋律简单的《兰花草》这样的歌儿，从零基础开始，大概半个月吧，我就能弹了。还有一些台湾民谣，比如《闪亮的日子》这种。那时候除了音乐，我也参加了文学社，最喜欢海子、顾城，还写小说，但是后来慢慢更喜欢用音乐来释放自己。
一到天好的下午，或者周末，学校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就一堆堆的人，少的三四人，多到十几个坐一圈，就是弹琴唱歌，观众也会从这堆串到那堆，相互之间也会斗琴，看哪边唱得更好，更热闹，掌声更多。热闹的时候，这样的人堆能有二十多堆。
那时候高晓松也经常会来学校玩，我印象中他样子还是标准的理科男，但是有点“痞”，穿着拖鞋，满嘴脏话，有点另类，但是他的《同桌的你》太好听了。
后来我和曲磊、魏晨阳成立了一个叫“梦中草原”的合唱组合，1994年我们在毕业前夕办了个告别演唱会，地点就在大礼堂，这个场馆要申请使用，挺麻烦的，得提前一个月申报，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选歌、排练；设计、制作海报什么的，都是12点出动去刷海报，为了就是不被别人的海报给盖住。演出之前，票早没有了，不是卖，就是提前索取，学生会的干事也会早早的给自己的朋友们留票，说一票难求一点不夸张。
那时候只要是校园歌手，告别演唱会算是个传统，也是动静最大的演出了，唱完我们仨也要各奔东西，他们现在一个在美国的东海岸当华尔街的投资分析师，一个在西海岸当工程师。演出的时候，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那时候还没有荧光棒，到了最后大家掏出的都是打火机，在空中挥动，台上台下都很激动。那场演出已经成为清华校园歌曲历史上重要的一笔，印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毕业之后，我做了一个月的建筑师，然后在北门外租来个300块的平房，又开始过上类清华学生的生活，除了到学校里来吃饭，来玩，我的时间都用来唱歌、写歌，生计就是接零活，给人画建筑图纸，房子很简陋，冬天生煤，夏天太热，那时候凭的就是一股盲目的，对理想的执着，过着一种贫困但是快乐的生活，那是1994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失恋了，我把这些情绪和思考都变成了创作，一下子写了几十首歌。同时也不断跟各种音乐人和公司接触。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3年，一次次的碰壁和失败中，压力很大，心理上孤苦无依。1997年，我认识了一个著名音乐人陈梓秋，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两年后我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专辑《未来的未来》，出专辑是我跟我妈拿的十万块，我说，成不成就这一回了。没想到专辑推出后，没有太大的反响。这条路，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
2001年我和李健做了个组合，当时想起什么名字呢，不能叫水木清华啊，那就叫水木年华吧。后来李健单飞了，又有了缪杰、姚勇的加入，到现在我和缪杰两个人。我觉得清华能出那么多音乐人，跟清华人的认真，理工科一丝不苟爱较劲的性格有关，音乐是感性的，也一定是理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