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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有着成熟的女性话语和独特女性风格的作家。她一直对女性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她为百年中国文学提供了一批具有强烈性别意识和解放要求的女性形象。而1937年奔赴延安，无疑揭开了丁玲生命史上新的一页，她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和探求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丁玲 妇女问题 延安时期
丁玲始终对女性问题怀着深切的关注。其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现代女性的心灵历程以及在岁月的长河中艰难跋涉的身影。在这一点上，丁玲取得了一般女作家难以比拟的成就。该文着重阐释丁玲延安时期对女性问题的独特思考。
1936年夏，丁玲逃离了南京，辗转到了红色根据地保安，毛泽东在窖洞里亲自接见了丁玲，并为其赋词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37年初，丁玲到了延安，在那里生活了近10年。奔赴延安，无疑揭开了丁玲生命史上新的一页。她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和探求也是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我在霞村的时候》一对“新政权”下妇女地位的深沉思考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延安时期的代表作。贞贞是小说的主人公，当初为反抗包办婚姻，她跑到天主教堂要当修女，可不幸的是，日寇扫荡了霞村，贞贞惨遭日寇蹂躏，之后，又强迫她作了随军妓女，其间，贞贞回来过两次，但不久又回去了，于是村人以为她甘操贱业，自甘堕落。尤其是同村的妇女们，因为有了贞贞，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这次贞贞因染上了花柳病又回来了，村人当然弃之如敞履。其实，贞贞之所以跑出来又回去，是另有隐情。因为她有“任务”在身，我军让贞贞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在日军军营刺探情报!贞贞为政治而牺牲了肉体，但村人不知实情，自然容不下她。贞贞自己倒是豁出去了。对村人的鄙薄嘲笑采取漠然的态度。后来，贞贞接受“党”的安排，到延安去治病，并决定病治好了就不回来了，在延安找个学校，读书、学习。
《我在霞村的时候》到底想表达什么呢?或许是表达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同情?这么分析也不无道理，作为女性作家，丁玲对贞贞毫无疑问是充满同情的；或许是控诉日寇的兽行?这么理解是未尝不可；但仅仅如此吗?其实作者并不是一般地同情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也不是一般地控诉日寇的兽行，她着重想提示的是，一个农村少女，身处那样一种灾难性境地，竞有着一颗如此坚强不屈的灵魂!
1957年批丁玲的时候，一些批评家拿《我在霞村的时候》说事：那个主人公名字叫“贞贞”，怎么可以不贞呢?丁玲显然不怀好意，她“把一个被日寇抢去作随营妓女的人，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不仅如此，批评家还认为：“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还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令人深味的是，1979年，丁玲平反后，一些批评家态度又发生了变化，转而颂扬贞贞，颂扬她为了国家民族的大爱，不惜肉身布施，换取宝贵的情报，为大我牺牲小我。前后两种不同的意见，关涉到对贞贞的角色定位问题。贞贞是妓女还是女英雄?笔者认为两者都不是!应该说，贞贞是一个抗日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涌现的为抗日做着某种特殊牺牲的女性。为什么不能称其为女英雄?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不见得有为了国家民族的大爱，为大我牺牲小我的崇高境界，她的精神境界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她之所以接受了我军的派遣，再次回到日军军营，主要还是基于想体现自身的价值，想和嘲笑她的村夫村妇置口气：尽管我贞贞有过为世俗所垢病的经历，但我并非一无用处，我能完成的任务是嘲笑我的村夫村妇们难以完成的。看来，贞贞对村人的鄙薄嘲笑采取漠然的态度，并不表明她已经麻木，而是基于对自身生存价值的体认。她后来曾这样对人说：“我看见日本鬼子在我捣鬼以后，吃了败仗，我想我吃点若，也划得来。”而此时，对于自己将重新面临被日军蹂躏的苦境，她已经看得很淡了，假如此前贞贞不曾有过被蹂躏的经历，她还会接受此项任务吗?笔者的判断是：未必!什么叫“豁出去了”?就是把日寇对她的再次伤害看开了。
虽然我们没有将贞贞定位于女英雄，但我们对这位女性仍然充满钦佩之情!
其实，当一个人身处灾难性境地的时候，选择生往往比选择死要面临更大的痛苦。以司马迁为例，当年他在惨遭腐刑之后，有两种选择：一是自杀；二是在世人的讥笑声中痛苦地活下去。司马迁选择了后者，也正因为他勇敢地选择了不死，才最终完成了煌煌巨著《史记》，才使他赢得了后人千秋万代的敬仰。贞贞身处困厄之境时，同样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自我了断；二是忍辱含羞地活下去。如果贞贞选择了前者，或许也能赢得掌声，被赞之为烈女子、有气节。但在笔者看来，贞贞选择后者，更让人钦佩!一个农村少女，面对如此巨大的侮辱和损害，如此恶毒的流言蜚语，不但声称要活，而且还要活得有意思，这样不屈的灵魂，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
丁玲在彰扬贞贞的坚强不屈的同时，似乎还隐含了另外一层深意：在霞村，利用贞贞身体的，其实不止日军，“我军”何尝不是借贞贞的身体获取情报，换言之，敌我双方赋予女性身体以同等的价值观!于是，有人可能要发出这样的疑问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大爱，就可以让女性牺牲肉体、奉献贞操吗?难怪小说中的阿桂听了贞贞的故事后要仰天长叹“作了女人真倒楣”。也许有人会说，外敌当前，生命都可以抛弃，你还敢看重肉体和贞操?但笔者认为，即便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爱，也不可以无尽地忽视和摧残女性的肉体和贞操，拯救民族危亡的途径有万千条，为什么非得寄托于让一个弱女子向侵略者“献身”!
看来，丁玲讲述的这个霞村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同情贞贞的痛苦经历、彰扬贞贞的坚强不屈那么简单，它透露了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深切体验。在以“解放”为宗旨的政权下，妇女的地位如何才算是解放?两性问的不平等关系，可以用国难当头、对敌斗争需要这样的说辞来轻轻化解吗?这些或许就是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深沉思考。
其实，丁玲在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之前，曾经创作过同一题材的小说《泪眼模糊中的信念》。这篇小说同样塑造了一位被日本侵略军奸污了的女性形象。不过，这个被侮辱的女性形象与《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有两点不同：第一，她是一位老年妇女；第二，这位老妇受辱后竟然不顾自己内心的痛苦，也不顾家人的反对，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讲述其受辱时的残酷情形，目的是激发人们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鼓动大家和日本鬼子“干到底”。我们不妨将这两篇描写同一题材的小说做一番比较：这两篇小说写的都是日本侵略军给中国妇女带来的不幸，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这样的不幸，比夺去她们的 生命还要惨痛。但两个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侧重点却有相当大的差异。《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写陈老太婆被日本侵略军凌辱后，在痛苦中愤然觉醒，用自己的不幸遭遇去激发人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鼓动人们打败小日本儿的情绪，坚定人们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信念。毋庸置疑，这样的描写有其积极的意义。但细细想来，这样的描写却不够真实，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使得中国人不能原谅失去贞洁的妇女，不管她是因为何种原因而失去贞洁。在《泪眼模糊中的信念》中，当陈老太婆像祥林嫂似的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向人们讲述她被日军凌辱时的情形，非但没遭到人们的苛责或冷眼，反而在群众中产生了强大的鼓动作用，笔者认为，这多少带有作家理想化的成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人们对失去贞洁的妇女有那么宽容吗?人们的思想有那么解放吗?即便时光又过去了二十年，到了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一九五八年，不是仍旧有论者认为陈老太婆的行为是“不顾羞耻”吗?因此我们说，尽管《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唤起民众抗日热情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终究因为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理念化痕迹过重而难以令读者认同和信服。相比之下，《我在霞村的时候》似乎写得更真实，更能打动人。贞贞，一个年仅十六岁的乡村女孩儿，不幸深陷日本侵略军的魔爪，被迫做了随军妓女。起初，她不甘忍受这种非人的凌辱，偷偷跑回了村里，但后来又同意接受抗日政权的派遣，重返魔窟，为我军刺探情报。贞贞的遭遇实在令人同情，而贞贞的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精神又着实令人钦敬。可是，当她带着满身疮痍回到霞村，遭到的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冷眼和非议。村民们都“嫌厌她，鄙视她”，有人甚至骂她是“缺德的婆娘”，认为就不该让这种女人回来。就连叙述者“我”也因为愿意接近贞贞而被视为异类。我们认为，这样的描写才是真实可信、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这些异常真实可信的描写让人们看到，古老的封建道德观念是多么严重的锈蚀着村人们的灵魂，因而帮助他们甩掉这古老的封建痼疾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也许有人会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不如《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基调高昂，但它却蕴涵着更为深沉的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它足以激起人们铲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陈腐的思想观念的信心和力量。我们把《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做如上的比较，绝不是想贬低前者的积极作用，我们只是想说明，像《我在霞村的时候》这样的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救亡斗争内容而旨在进行思想启蒙的作品，同样是斗争所需要的。从《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到《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的创作由单纯的鼓动转为了对现实更真实更深刻的描写，丁玲的创作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在医院中》——对新型知识妇女精神境界的发掘
1940年，丁玲又创作了小说《在医院中》，这篇小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能得到公正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
小说的女主人公陆萍是个知识青年，被组织上派往一个新建的医院做助产士，到岗后，她看不惯医院脏、乱、差的状况，满怀热情要在医院实行改革，但却处处碰壁。作品写道：“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很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只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惯性使人们不愿接受改变。因此，陆萍所付出的改革努力非但没收到任何成效，反而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被人说“爱出风头”，“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因为改革，陆萍与院长之间的对立情绪日益严重。
在陆萍身上，作者想发掘出点什么呢?笔者认为，作者从陆萍身上发掘出的是新型知识妇女一种可贵的精神境界，即她们已经不只是满足于投奔延安，融入革命集体，她们还要和集体中落后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使集体的生活变得更合理、更美好。
目睹医院那么多不良现象，代表现代科学、具有民主思想的陆萍必然会与之发生冲突。丁玲这种直言不讳地暴露解放区阴暗面的写法，显示了她的胆识和勇气，但同时她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57年“反右”，有人就揪住了这个作品，说丁玲把解放区的生活写得一团漆黑，这是对人民、对革命的态度问题。
根据当年曾长期在延安生活的老同志回忆：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是“相当真实”的，而且是充满善意的。丁玲在小说中揭示的种种问题，主要还不是战争环境和物资匮乏造成的，更多的是领导主观上的因素，可见，丁玲并没有恶意地丑化解放区，她只不过是客观呈现了解放区的阴暗面。
57年“反右”时这篇小说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及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成为丁玲挨整的主要罪状。
3、《“三八”节有感》——为“革命圣地”的妇女鸣不平
1942年三八节前夕，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向丁玲约稿，让她写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恰好此前有两位刚刚离婚的女同志找丁玲诉苦，丁玲是个喜欢打抱不平的人，编辑的约稿、姐妹们的诉苦，激发了丁玲强烈的表达欲望，于是，她连夜写出了著名杂文《“三八”节有感》。在这篇杂文中，丁玲以尖锐泼辣的笔锋，批评延安生活中对妇女的不够尊重。她认为，中国妇女长期承受的封建压迫即使在革命圣地延安也没有彻底消失。在延安，有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女性，婚后在丈夫的逼迫下却成了“回到家庭的娜拉”。最初，她们牺牲自己的理想，守在家里做专职家庭主妇还能换来丈夫的一句称赞——“贤妻良母”!但若干年后，当她们容颜渐衰，青春不再，与社会的联系日渐疏远时，丈夫就喜新厌旧了，于是，被丈夫抛弃的命运也就不幸降临了。比如，那两个找她诉苦的姐妹就是刚刚被弃旧喜新的丈夫抛弃的。丁玲以激切的心情为这些被遗弃的女同志鸣不平：“我自己是女人，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帐……”
由于这篇《“三八”节有感》文笔尖锐、泼辣，大胆，将笔锋指向了刚刚遗弃妻子的两位军政要人，因而受到来自延安党政军要人的严厉指责和文艺界的尖锐批评。甚至有人说，这篇文章是“骂领袖”的，当时，丁玲真有点儿吃不住了。更有别有用心之人火上浇油，在批《“三八”节有感》的同时，还翻出了丁玲当年被国民党绑架并幽禁于南京时的那段陈年旧账。关键时刻，毛泽东为她说了话，毛泽东认为，《“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只是丁玲不应该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如何如何受压迫、受歧视，应该先肯定男同志的好处、对革命的功劳，这样，就不至于招来男同志的猛烈批评了。虽然毛泽东起来说话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篇杂文为她建国后的灾难播下了种子。57年反右时，有人再次拿《“三八”节有感》说事儿，指责丁玲“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结 语
丁玲在创作初期(1927年底至1929年间)，就十分关注知识女性，写下了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探索新女性人生道路的力作。而到了延安时期，丁玲则再次将深情的目光投向女性，这令人深味的循环，为她赢得了中国早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妇女解放的先锋的殊荣。而丁玲也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有着成熟的女性话语和独特女性风格的作家。她为百年中国文学提供了一批具有强烈性别意识和解放要求的女性形象。这是丁玲对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而延安时期所创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更成为丁玲创作史乃至生命史上的华彩乐章。
[关键词]丁玲 妇女问题 延安时期
丁玲始终对女性问题怀着深切的关注。其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现代女性的心灵历程以及在岁月的长河中艰难跋涉的身影。在这一点上，丁玲取得了一般女作家难以比拟的成就。该文着重阐释丁玲延安时期对女性问题的独特思考。
1936年夏，丁玲逃离了南京，辗转到了红色根据地保安，毛泽东在窖洞里亲自接见了丁玲，并为其赋词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37年初，丁玲到了延安，在那里生活了近10年。奔赴延安，无疑揭开了丁玲生命史上新的一页。她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和探求也是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我在霞村的时候》一对“新政权”下妇女地位的深沉思考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延安时期的代表作。贞贞是小说的主人公，当初为反抗包办婚姻，她跑到天主教堂要当修女，可不幸的是，日寇扫荡了霞村，贞贞惨遭日寇蹂躏，之后，又强迫她作了随军妓女，其间，贞贞回来过两次，但不久又回去了，于是村人以为她甘操贱业，自甘堕落。尤其是同村的妇女们，因为有了贞贞，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这次贞贞因染上了花柳病又回来了，村人当然弃之如敞履。其实，贞贞之所以跑出来又回去，是另有隐情。因为她有“任务”在身，我军让贞贞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在日军军营刺探情报!贞贞为政治而牺牲了肉体，但村人不知实情，自然容不下她。贞贞自己倒是豁出去了。对村人的鄙薄嘲笑采取漠然的态度。后来，贞贞接受“党”的安排，到延安去治病，并决定病治好了就不回来了，在延安找个学校，读书、学习。
《我在霞村的时候》到底想表达什么呢?或许是表达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同情?这么分析也不无道理，作为女性作家，丁玲对贞贞毫无疑问是充满同情的；或许是控诉日寇的兽行?这么理解是未尝不可；但仅仅如此吗?其实作者并不是一般地同情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也不是一般地控诉日寇的兽行，她着重想提示的是，一个农村少女，身处那样一种灾难性境地，竞有着一颗如此坚强不屈的灵魂!
1957年批丁玲的时候，一些批评家拿《我在霞村的时候》说事：那个主人公名字叫“贞贞”，怎么可以不贞呢?丁玲显然不怀好意，她“把一个被日寇抢去作随营妓女的人，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不仅如此，批评家还认为：“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还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令人深味的是，1979年，丁玲平反后，一些批评家态度又发生了变化，转而颂扬贞贞，颂扬她为了国家民族的大爱，不惜肉身布施，换取宝贵的情报，为大我牺牲小我。前后两种不同的意见，关涉到对贞贞的角色定位问题。贞贞是妓女还是女英雄?笔者认为两者都不是!应该说，贞贞是一个抗日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涌现的为抗日做着某种特殊牺牲的女性。为什么不能称其为女英雄?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不见得有为了国家民族的大爱，为大我牺牲小我的崇高境界，她的精神境界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她之所以接受了我军的派遣，再次回到日军军营，主要还是基于想体现自身的价值，想和嘲笑她的村夫村妇置口气：尽管我贞贞有过为世俗所垢病的经历，但我并非一无用处，我能完成的任务是嘲笑我的村夫村妇们难以完成的。看来，贞贞对村人的鄙薄嘲笑采取漠然的态度，并不表明她已经麻木，而是基于对自身生存价值的体认。她后来曾这样对人说：“我看见日本鬼子在我捣鬼以后，吃了败仗，我想我吃点若，也划得来。”而此时，对于自己将重新面临被日军蹂躏的苦境，她已经看得很淡了，假如此前贞贞不曾有过被蹂躏的经历，她还会接受此项任务吗?笔者的判断是：未必!什么叫“豁出去了”?就是把日寇对她的再次伤害看开了。
虽然我们没有将贞贞定位于女英雄，但我们对这位女性仍然充满钦佩之情!
其实，当一个人身处灾难性境地的时候，选择生往往比选择死要面临更大的痛苦。以司马迁为例，当年他在惨遭腐刑之后，有两种选择：一是自杀；二是在世人的讥笑声中痛苦地活下去。司马迁选择了后者，也正因为他勇敢地选择了不死，才最终完成了煌煌巨著《史记》，才使他赢得了后人千秋万代的敬仰。贞贞身处困厄之境时，同样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自我了断；二是忍辱含羞地活下去。如果贞贞选择了前者，或许也能赢得掌声，被赞之为烈女子、有气节。但在笔者看来，贞贞选择后者，更让人钦佩!一个农村少女，面对如此巨大的侮辱和损害，如此恶毒的流言蜚语，不但声称要活，而且还要活得有意思，这样不屈的灵魂，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
丁玲在彰扬贞贞的坚强不屈的同时，似乎还隐含了另外一层深意：在霞村，利用贞贞身体的，其实不止日军，“我军”何尝不是借贞贞的身体获取情报，换言之，敌我双方赋予女性身体以同等的价值观!于是，有人可能要发出这样的疑问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大爱，就可以让女性牺牲肉体、奉献贞操吗?难怪小说中的阿桂听了贞贞的故事后要仰天长叹“作了女人真倒楣”。也许有人会说，外敌当前，生命都可以抛弃，你还敢看重肉体和贞操?但笔者认为，即便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爱，也不可以无尽地忽视和摧残女性的肉体和贞操，拯救民族危亡的途径有万千条，为什么非得寄托于让一个弱女子向侵略者“献身”!
看来，丁玲讲述的这个霞村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同情贞贞的痛苦经历、彰扬贞贞的坚强不屈那么简单，它透露了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深切体验。在以“解放”为宗旨的政权下，妇女的地位如何才算是解放?两性问的不平等关系，可以用国难当头、对敌斗争需要这样的说辞来轻轻化解吗?这些或许就是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深沉思考。
其实，丁玲在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之前，曾经创作过同一题材的小说《泪眼模糊中的信念》。这篇小说同样塑造了一位被日本侵略军奸污了的女性形象。不过，这个被侮辱的女性形象与《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有两点不同：第一，她是一位老年妇女；第二，这位老妇受辱后竟然不顾自己内心的痛苦，也不顾家人的反对，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讲述其受辱时的残酷情形，目的是激发人们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鼓动大家和日本鬼子“干到底”。我们不妨将这两篇描写同一题材的小说做一番比较：这两篇小说写的都是日本侵略军给中国妇女带来的不幸，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这样的不幸，比夺去她们的 生命还要惨痛。但两个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侧重点却有相当大的差异。《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写陈老太婆被日本侵略军凌辱后，在痛苦中愤然觉醒，用自己的不幸遭遇去激发人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鼓动人们打败小日本儿的情绪，坚定人们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信念。毋庸置疑，这样的描写有其积极的意义。但细细想来，这样的描写却不够真实，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使得中国人不能原谅失去贞洁的妇女，不管她是因为何种原因而失去贞洁。在《泪眼模糊中的信念》中，当陈老太婆像祥林嫂似的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向人们讲述她被日军凌辱时的情形，非但没遭到人们的苛责或冷眼，反而在群众中产生了强大的鼓动作用，笔者认为，这多少带有作家理想化的成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人们对失去贞洁的妇女有那么宽容吗?人们的思想有那么解放吗?即便时光又过去了二十年，到了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一九五八年，不是仍旧有论者认为陈老太婆的行为是“不顾羞耻”吗?因此我们说，尽管《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唤起民众抗日热情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终究因为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理念化痕迹过重而难以令读者认同和信服。相比之下，《我在霞村的时候》似乎写得更真实，更能打动人。贞贞，一个年仅十六岁的乡村女孩儿，不幸深陷日本侵略军的魔爪，被迫做了随军妓女。起初，她不甘忍受这种非人的凌辱，偷偷跑回了村里，但后来又同意接受抗日政权的派遣，重返魔窟，为我军刺探情报。贞贞的遭遇实在令人同情，而贞贞的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精神又着实令人钦敬。可是，当她带着满身疮痍回到霞村，遭到的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冷眼和非议。村民们都“嫌厌她，鄙视她”，有人甚至骂她是“缺德的婆娘”，认为就不该让这种女人回来。就连叙述者“我”也因为愿意接近贞贞而被视为异类。我们认为，这样的描写才是真实可信、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这些异常真实可信的描写让人们看到，古老的封建道德观念是多么严重的锈蚀着村人们的灵魂，因而帮助他们甩掉这古老的封建痼疾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也许有人会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不如《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基调高昂，但它却蕴涵着更为深沉的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它足以激起人们铲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陈腐的思想观念的信心和力量。我们把《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做如上的比较，绝不是想贬低前者的积极作用，我们只是想说明，像《我在霞村的时候》这样的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救亡斗争内容而旨在进行思想启蒙的作品，同样是斗争所需要的。从《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到《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的创作由单纯的鼓动转为了对现实更真实更深刻的描写，丁玲的创作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在医院中》——对新型知识妇女精神境界的发掘
1940年，丁玲又创作了小说《在医院中》，这篇小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能得到公正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
小说的女主人公陆萍是个知识青年，被组织上派往一个新建的医院做助产士，到岗后，她看不惯医院脏、乱、差的状况，满怀热情要在医院实行改革，但却处处碰壁。作品写道：“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很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只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惯性使人们不愿接受改变。因此，陆萍所付出的改革努力非但没收到任何成效，反而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被人说“爱出风头”，“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因为改革，陆萍与院长之间的对立情绪日益严重。
在陆萍身上，作者想发掘出点什么呢?笔者认为，作者从陆萍身上发掘出的是新型知识妇女一种可贵的精神境界，即她们已经不只是满足于投奔延安，融入革命集体，她们还要和集体中落后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使集体的生活变得更合理、更美好。
目睹医院那么多不良现象，代表现代科学、具有民主思想的陆萍必然会与之发生冲突。丁玲这种直言不讳地暴露解放区阴暗面的写法，显示了她的胆识和勇气，但同时她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57年“反右”，有人就揪住了这个作品，说丁玲把解放区的生活写得一团漆黑，这是对人民、对革命的态度问题。
根据当年曾长期在延安生活的老同志回忆：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是“相当真实”的，而且是充满善意的。丁玲在小说中揭示的种种问题，主要还不是战争环境和物资匮乏造成的，更多的是领导主观上的因素，可见，丁玲并没有恶意地丑化解放区，她只不过是客观呈现了解放区的阴暗面。
57年“反右”时这篇小说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及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成为丁玲挨整的主要罪状。
3、《“三八”节有感》——为“革命圣地”的妇女鸣不平
1942年三八节前夕，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向丁玲约稿，让她写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恰好此前有两位刚刚离婚的女同志找丁玲诉苦，丁玲是个喜欢打抱不平的人，编辑的约稿、姐妹们的诉苦，激发了丁玲强烈的表达欲望，于是，她连夜写出了著名杂文《“三八”节有感》。在这篇杂文中，丁玲以尖锐泼辣的笔锋，批评延安生活中对妇女的不够尊重。她认为，中国妇女长期承受的封建压迫即使在革命圣地延安也没有彻底消失。在延安，有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女性，婚后在丈夫的逼迫下却成了“回到家庭的娜拉”。最初，她们牺牲自己的理想，守在家里做专职家庭主妇还能换来丈夫的一句称赞——“贤妻良母”!但若干年后，当她们容颜渐衰，青春不再，与社会的联系日渐疏远时，丈夫就喜新厌旧了，于是，被丈夫抛弃的命运也就不幸降临了。比如，那两个找她诉苦的姐妹就是刚刚被弃旧喜新的丈夫抛弃的。丁玲以激切的心情为这些被遗弃的女同志鸣不平：“我自己是女人，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帐……”
由于这篇《“三八”节有感》文笔尖锐、泼辣，大胆，将笔锋指向了刚刚遗弃妻子的两位军政要人，因而受到来自延安党政军要人的严厉指责和文艺界的尖锐批评。甚至有人说，这篇文章是“骂领袖”的，当时，丁玲真有点儿吃不住了。更有别有用心之人火上浇油，在批《“三八”节有感》的同时，还翻出了丁玲当年被国民党绑架并幽禁于南京时的那段陈年旧账。关键时刻，毛泽东为她说了话，毛泽东认为，《“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只是丁玲不应该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如何如何受压迫、受歧视，应该先肯定男同志的好处、对革命的功劳，这样，就不至于招来男同志的猛烈批评了。虽然毛泽东起来说话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篇杂文为她建国后的灾难播下了种子。57年反右时，有人再次拿《“三八”节有感》说事儿，指责丁玲“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结 语
丁玲在创作初期(1927年底至1929年间)，就十分关注知识女性，写下了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探索新女性人生道路的力作。而到了延安时期，丁玲则再次将深情的目光投向女性，这令人深味的循环，为她赢得了中国早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妇女解放的先锋的殊荣。而丁玲也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有着成熟的女性话语和独特女性风格的作家。她为百年中国文学提供了一批具有强烈性别意识和解放要求的女性形象。这是丁玲对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而延安时期所创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更成为丁玲创作史乃至生命史上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