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1960年，《柯山红日》将镜头对准了康藏这一雪域边地。使当时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人们了解到彼时彼地的康区，了解到艺术地呈现出的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了解到世界屋脊上产生的一个奇迹——康藏公路的修建概况。它的意义已超出了一部普通影片所应负的职责。它独特的选材填补了新中国电影的拍摄盲区，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关键词] 《柯山红日》 康区 交通 康藏公路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2.021
新中国电影史上，反映藏区的影片不少，但是涉及川康边地的影视作品却屈指可数。三十年代原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孙明经拍摄的一些影像资料曾反映了康区的部分图景，[1]但都是以纪录片的方式，较少文学性。之后，有关藏区的影片大多是以西藏为主。1960年，《柯山红日》再次将镜头对准了康区这一雪域边地。无论当时拍摄者们的制作意图是什么，也无论之后对它的评价如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柯山红日》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曾有所探索，可以说，它填补了电影史上的一些空白，比如：较真实地呈现二十世纪上半叶文艺界少有提及的川康边地；其中，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这部影片中反映了康藏公路的修建。
青藏铁路的开通引发了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和灵感。大量相关作品层出不穷。但是解放后康藏公路的修建，仅从影视界来看，反映此事的作品不多，50年代的青年导演李俊拍过纪录片《康藏公路》。之后几乎没有直接反映康区交通的影片。在《柯山红日》中这一内容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交通，关乎藏区的解放、发展，步入文明，迈向现代化。古语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川康边地更是猱猿难攀之地。境内人烟稀少，多高山和深谷。因偏远闭塞，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交通困难，全是人背畜驼，仅有一条茶马古道通向外界。解放前刘文辉曾经宣称要修雅安到昌都的公路。他要了专款，却没修路。两年后，拆开一辆汽车，把零件用人背、马驮运到昌都，再拼合到一起照了相，送到南京，说公路修通了。50年代，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康藏公路的修筑。较之康藏公路，茶马古道因其古朴、原始，似乎更受文人的青睐。康藏公路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占了五个最“最高、最险、最长、工程最大、修建速度最快”。[2]当时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撰文应该较完整地概括了此路开通的意义“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把祖国内地和西藏边疆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结成了一个整体”。[3]这一“大事”，今天我们能查找到的相关文艺作品却不多。所以，《柯山红日》仅从这一方面来看，已值得存名于中国电影史了。《柯山红日》以当时特有的文学笔法存留了这段历史的记忆影像。对于筑路这一史实，影片用艺术手法记录了其间的几个要点：一、修路条件：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暗示了康藏恶劣的地理、气候环境。寒风呼啸，山势险峻，衣衫褴褛的奴隶们肩扛背驼艰难地在山路上挪移。通过影片中不断变化的场景可了解到康区地域辽阔，海拔高，雪峰连绵，深沟峡谷不断。不仅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环境更是黑暗蛮荒。康区属封建农奴制，世俗的和宗教的农奴主掌控一切权利，奢侈暴虐，影片直接将其比作豺狼，并塑造了柯陆亚德和他的老婆加洛呷等丑恶形象，另外从柯陆亚德的唱词：“外国人送枪炮，台湾北平送美元，噶厦军队作资源”可看出当时藏区反共势力的复杂庞大。而底层的奴隶却如牛马，数量多，地位卑贱。影片的主题曲将此种社会情况表现得生动形象。二、入藏政策：中央的高层指示“一面进军，一面生产、建设”。在影片中1950年冬，人民解放军到柯山。为了等待藏族少数上层分子的觉悟，没有马上实行民主改革，解放军进行了艰苦的建设，修工厂、设医院、筑水库，为藏民造福。影片中屡次通过不同角色的口宣告中央的目的“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新康藏”。三、筑路情况：在军分区司令员杨凡的带领下、高山峡谷中人山人海，解放军和藏民们一起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已有军车行进在宽阔的土路上。虽然我们从史料和相关的回忆录中得知，藏区的坦途是用血和命换成的，远非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只有欢欣和热忱。但是我们在影片中确实看到了正如土司们所唱“胆敢来修道，不知地厚与天高” 解放军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最简陋的工具下成就了“天路”。
除了较真实地反映了康藏公路的修建情况，影片还更为详细地表现了当时民主改革的艰辛。同时在其中我们还直观地了解到康区的自然景物、社会文化、风情习俗等。作为一部搬上银幕的歌剧，《柯山红日》中的音乐、歌曲、舞蹈亦是值得欣赏的艺术元素。
当然，作为建国十七年的创作，《柯山红日》的话语本质也不例外的是意识形态的工具。由于受制于政策，所以也就有红色历史创作共同的诟病：主题概念化、叙事模式化、人物脸谱化等。虽然是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但对民族特色的反映流于表面。没有很好地触及到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思想和民族命运，更谈不上其民族主体文化和身份的建构。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的元素更繁多。虽然可以说《柯山红日》抽去少数民族的外衣就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影片。因电影是最具群众性、影响最广的艺术样式，它的上映，使当时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人们了解到彼时彼地的康区，了解到艺术地呈现出的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了解到世界屋脊上产生的一个奇迹——康藏公路。它的意义已超出了一部普通影片所应负的职责。它独特的选材填补了新中国电影的拍摄盲区，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为四川民族学院院级课题“20世纪文学中的康巴形象”的成果之一。
注释
[1]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2]张学亮：《高原天路》，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12页。
[3]张学亮：《高原天路》， 同上，第115页。
作者简介
朱茂青，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副教授。
[关键词] 《柯山红日》 康区 交通 康藏公路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2.021
新中国电影史上，反映藏区的影片不少，但是涉及川康边地的影视作品却屈指可数。三十年代原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孙明经拍摄的一些影像资料曾反映了康区的部分图景，[1]但都是以纪录片的方式，较少文学性。之后，有关藏区的影片大多是以西藏为主。1960年，《柯山红日》再次将镜头对准了康区这一雪域边地。无论当时拍摄者们的制作意图是什么，也无论之后对它的评价如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柯山红日》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曾有所探索，可以说，它填补了电影史上的一些空白，比如：较真实地呈现二十世纪上半叶文艺界少有提及的川康边地；其中，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这部影片中反映了康藏公路的修建。
青藏铁路的开通引发了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和灵感。大量相关作品层出不穷。但是解放后康藏公路的修建，仅从影视界来看，反映此事的作品不多，50年代的青年导演李俊拍过纪录片《康藏公路》。之后几乎没有直接反映康区交通的影片。在《柯山红日》中这一内容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交通，关乎藏区的解放、发展，步入文明，迈向现代化。古语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川康边地更是猱猿难攀之地。境内人烟稀少，多高山和深谷。因偏远闭塞，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交通困难，全是人背畜驼，仅有一条茶马古道通向外界。解放前刘文辉曾经宣称要修雅安到昌都的公路。他要了专款，却没修路。两年后，拆开一辆汽车，把零件用人背、马驮运到昌都，再拼合到一起照了相，送到南京，说公路修通了。50年代，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康藏公路的修筑。较之康藏公路，茶马古道因其古朴、原始，似乎更受文人的青睐。康藏公路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占了五个最“最高、最险、最长、工程最大、修建速度最快”。[2]当时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撰文应该较完整地概括了此路开通的意义“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把祖国内地和西藏边疆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结成了一个整体”。[3]这一“大事”，今天我们能查找到的相关文艺作品却不多。所以，《柯山红日》仅从这一方面来看，已值得存名于中国电影史了。《柯山红日》以当时特有的文学笔法存留了这段历史的记忆影像。对于筑路这一史实，影片用艺术手法记录了其间的几个要点：一、修路条件：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暗示了康藏恶劣的地理、气候环境。寒风呼啸，山势险峻，衣衫褴褛的奴隶们肩扛背驼艰难地在山路上挪移。通过影片中不断变化的场景可了解到康区地域辽阔，海拔高，雪峰连绵，深沟峡谷不断。不仅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环境更是黑暗蛮荒。康区属封建农奴制，世俗的和宗教的农奴主掌控一切权利，奢侈暴虐，影片直接将其比作豺狼，并塑造了柯陆亚德和他的老婆加洛呷等丑恶形象，另外从柯陆亚德的唱词：“外国人送枪炮，台湾北平送美元，噶厦军队作资源”可看出当时藏区反共势力的复杂庞大。而底层的奴隶却如牛马，数量多，地位卑贱。影片的主题曲将此种社会情况表现得生动形象。二、入藏政策：中央的高层指示“一面进军，一面生产、建设”。在影片中1950年冬，人民解放军到柯山。为了等待藏族少数上层分子的觉悟，没有马上实行民主改革，解放军进行了艰苦的建设，修工厂、设医院、筑水库，为藏民造福。影片中屡次通过不同角色的口宣告中央的目的“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新康藏”。三、筑路情况：在军分区司令员杨凡的带领下、高山峡谷中人山人海，解放军和藏民们一起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已有军车行进在宽阔的土路上。虽然我们从史料和相关的回忆录中得知，藏区的坦途是用血和命换成的，远非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只有欢欣和热忱。但是我们在影片中确实看到了正如土司们所唱“胆敢来修道，不知地厚与天高” 解放军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最简陋的工具下成就了“天路”。
除了较真实地反映了康藏公路的修建情况，影片还更为详细地表现了当时民主改革的艰辛。同时在其中我们还直观地了解到康区的自然景物、社会文化、风情习俗等。作为一部搬上银幕的歌剧，《柯山红日》中的音乐、歌曲、舞蹈亦是值得欣赏的艺术元素。
当然，作为建国十七年的创作，《柯山红日》的话语本质也不例外的是意识形态的工具。由于受制于政策，所以也就有红色历史创作共同的诟病：主题概念化、叙事模式化、人物脸谱化等。虽然是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但对民族特色的反映流于表面。没有很好地触及到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思想和民族命运，更谈不上其民族主体文化和身份的建构。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的元素更繁多。虽然可以说《柯山红日》抽去少数民族的外衣就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影片。因电影是最具群众性、影响最广的艺术样式，它的上映，使当时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人们了解到彼时彼地的康区，了解到艺术地呈现出的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了解到世界屋脊上产生的一个奇迹——康藏公路。它的意义已超出了一部普通影片所应负的职责。它独特的选材填补了新中国电影的拍摄盲区，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为四川民族学院院级课题“20世纪文学中的康巴形象”的成果之一。
注释
[1]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2]张学亮：《高原天路》，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12页。
[3]张学亮：《高原天路》， 同上，第115页。
作者简介
朱茂青，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