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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以来，作为汉臣之李鸿章凭借高超政治智慧和卓越政治功绩，进入清廷的权力中枢。李鸿章对内影响清廷内政外交长达三十年之久，对外成为代表中国的标志性人物。本文从其创办的金陵制造局为切入口，分别从办洋务、用人才、事外交三个方面对李鸿章的政治智慧进行分析。
【关键词】金陵制造局；李鸿章；洋务；太平天国运动
满族兴起于关外，乘中原农民起义之乱世颠覆明王朝，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摆在爱新觉罗氏面前的问题：几十万满族人如何统治着人口数亿且文明程度先进的汉人？因而清政府采取诸多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民族歧视政策。清政府排斥汉族人士，即使开科所取的汉族士子，也只能担任中低层官职，根本无法进入清政府的核心。然纵观清朝二百六十五年历史，汉族人士能进入清政府权力中枢，且影响内政外交达三十年之久的，就一人也唯独一人，即晚清的李鸿章。
鸿章者，江淮一儒生也，十年修成封疆大吏，历任官职有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也，朝廷依之为“中流砥柱”，西人奉为“当世三杰”，日人称之为“世界五伟人之三”。其死后，慈禧太后赞他为“再造玄黄”之人，“谥文忠，追赠太傅，晋一等候爵，入祀贤良祠，原籍和立功省分及京师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祠典，朝廷所以报其勋者亦至矣。”实乃清两百年来，汉臣之最高荣耀也。
本文从小见大，以李鸿章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制造局及相关事件为切入点，以期对李鸿章的政治智慧分析一二。
一、李鸿章起家于镇压太平天国，在江苏战场上与装备西式枪炮的李秀成太平军交战中，李鸿章直面感受到武器的先进与否对战争的重要性，如其所言：“（苏贼）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因而他提出多用西洋军火武装军队，如何才能获得比对手更多更好的洋枪洋炮？
从洋人手中购买，毕竟数量有限，而且所费颇糜。李鸿章很早就想到建造西式武器的兵工厂，并将其视为学习西方技术，实现自强的开始。于是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洋炮三局，后攻下苏州后其中一局移至此地成立了苏州洋炮局。
自古江浙，中国财赋之中间也，争军饷来源莫如苏杭之地。1864年，由江苏巡抚升至两江总督，拥有两江这个富庶之地，李鸿章的兵工厂之梦就越做越大。李鸿章就职南京，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为金陵制造局（宁局）。常年额定经费银10万两，其后经费不断增加，金陵局规模亦不管扩大，机械化程度和武器质量数量在当时中国堪称一流。
金陵制造局一直掌握在李鸿章手上，即便是在1866年奉调北上围剿捻军，后调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虽然李鸿章离开了南京，但金陵制造局仍听他指挥……局中所制造的枪械子弹等军用品，大部分送往天津，以备大沽炮台和李鸿章的军队之用。”
除金陵局外，曾国藩和李鸿章合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沪局），很快这座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也被李鸿章所控制。后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不久接办了原满清贵族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津局），从沪局调来天津局总主持沈保靖等大批亲信人员，《捷报》时评论说：“很显然，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机器局则将完全由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找和修理方面完全依靠李鸿章了。”这样中国最先进的四大兵工厂，三个（宁局、沪局、津局）都由李鸿章及其亲信所掌握。
被大量西式武器武装的军队就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淮军日益成气候，待湘军裁撤后成为晚清政府主要的军事力量。1867年李鸿章任湖广总督，淮军控制长江中游。后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淮军一部驻防直隶、山东等省，加之苏南一带早为淮军的地盘，这样李氏集团实际控制了半个中国。
可见李鸿章政治智慧一：依托江浙之财源，创办金陵局等，所制西式武器以壯私军，实乃李氏政治资本之奠基也。
二、在1862年李鸿章率军搭乘英商货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时，在船上李鸿章就对蒸汽炉十分着迷，在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就想象哪一天中国也能造出自己的火轮船。到了上海这个外国事物集聚的地方，李鸿章更坚定了师夷办洋务的决心。想要办好洋务，李鸿章也意识到必须重用懂洋务的人才，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首先说金陵局的第一位“洋局长”（督办）—马格里爵士。马格里，英国人后加入中国籍，字清臣，以示对清廷之忠贞。1858年，马格里随英国侵略军来华任联队军医后其加入淮军，第一件事就是向李鸿章提出创办军工厂的建议。李鸿章甚是赞同，且授权马格里雇佣50名工人在淞江县筹建了上海洋炮局。
1863年上海洋炮局迁至苏州，改称苏州洋炮局。此时“阿思本舰队事件”为洋炮局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也使得马格里深受李鸿章的器重。清政府花费巨资购买的舰队最终花钱遣散时，当时舰队的一套制造、维修军火的机器设备。在李鸿章授意下马格里与舰队主管人交涉，拒绝了对方回扣的引诱，以较低的价格为洋炮局买入这套军火机器。
1865年，金陵制造局成立，马格里也成为该局的“督办”总览全局大权。李鸿章给他丰厚的薪水，为其建豪华别墅，允许有十多人的私人卫队。马格里知恩图报，扩大军火产品品种，亲手实验火箭等新式武器并获得成功。随着金陵局的发展，这位洋局长变得专横跋扈，私欲不断膨胀，先后与局中中方的“总办”刘佐禹、郭道直冲突不断，无辜撤换下属，鞭打工人。开始李鸿章都在容忍偏袒于他，直到1875年马格里监造的大炮在试射时连连发生爆炸，李鸿章这才撤去其在金陵局的职务，但念起他在麾下效劳洋务多年，于是推荐给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当顾问。
在马格里身上，不能难看出李鸿章对洋才重视。在李鸿章幕僚中，有大量的洋员，其中最突出是德国人德璀琳和美国人毕德格，前者负责管理工商企业中的外国人，后者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
在重用本土的洋务人才上，李鸿章也可圈可点。除了金陵局的郭道直、段寿和，还重用了“海归派”：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以及宣传进化论的严复。此外他眼光看的很远，早在1863年时就认识到要培养本国洋务人才，为此创办上海广方言馆，派遣留美学生等等。 可见李氏政治智慧之二：重用善用洋人，培养本土洋务人才，使得华洋之才尽为其所用，此乃李鸿章办洋务之根本也。
三、1863年因为马格里办理苏州洋炮局（金陵制造局的前身）有功，李鸿章专折奏请朝廷授予马格里三品顶戴及赏赐，马格里决定在中国结婚，他所娶得中国妻子，是原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的女儿。这就要说起李鸿章第一次独立处理外交的“苏州杀降”事件。
1863年，李鸿章的淮军和英国军官戈登的“常胜军”围攻苏州，镇守苏州太平军的李秀成见大势已去退出苏州城。李秀成部下郜永宽、汪安军、周文嘉等“递禀乞降”清政府，密约程学启（李鸿章手下将军）、戈登与阳澄湖谈判，定下投降大计：“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以戈登居间作保。其后郜永宽、汪安军等杀慕王谭绍光，开门投降李鸿章。然等戈登离开苏州城，李鸿章令程学启“骈诛八降酋”。戈登作为担保人，“至是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另外，李鸿章的“杀降”也激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反感，上海的英军司令布朗将军，直白告诫李鸿章。经过赫德和马格里的居中调停，以及李鸿章的积极示好，戈登这才尽弃前嫌，再度和淮军并肩作战。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时，李鸿章又顺利解散了“常胜军”，用大量金银送走戈登，防止了外国军队的尾大不掉。在“苏州杀降”事情处理上，清廷非但没有处罚，还因除去后患而嘉奖李鸿章，并且让慈禧太后看到李鸿章处理外交棘手事情的手段和能力。
通过这件事情以及三年（1862—1865）与华尔、戈登等外国人打交道，李鸿章获得了超越同时代官僚外交视野。李鸿章深知这样的一个道理：朝廷怕洋人，而官员怕朝廷，只要和洋人处理好关系，自己在皇帝太后眼中永远都会有价值，正所谓“挟外洋以自重”。而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的那些贪图安逸的官员们，都惧怕和洋人打交道，让这些外国公使去找李鸿章。这样越来越多的外交事务交到李鸿章手上，他在天津的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就像个小联合国，中外宾客日日盈门，期间就有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去天津拜访李鸿章。
从1870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到1901年去世，他在外交事务上的活动为他带来巨大的声望，“其（李鸿章）在国外的声望远远超过在国内的声望，这种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的声望，无疑是缘于其在外交领域的卓越成就而非在行政军事上的成就。”
可见李氏政治智慧之三：熟悉西方事务，善于外交亦乐于外交，挟洋人以令朝廷，已成为清外交之不二人选。
综上三者，一则军队之主帅，二者洋务之能臣，三者外交之支柱，此三者智慧，可谓李鸿章纵横晚清政坛三十余年之法门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李鸿章传，雾满拦江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247
[2]李鸿章，复曾沅帅.同治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2379页.
[3]曹路宝主编.记忆1865[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69
[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353页
[5]谭伯牛.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6：139
[6]梁启超，李鸿章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74
[7]（英）布兰德，李鸿章，陶艳丽译.大傳[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78
【关键词】金陵制造局；李鸿章；洋务；太平天国运动
满族兴起于关外，乘中原农民起义之乱世颠覆明王朝，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摆在爱新觉罗氏面前的问题：几十万满族人如何统治着人口数亿且文明程度先进的汉人？因而清政府采取诸多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民族歧视政策。清政府排斥汉族人士，即使开科所取的汉族士子，也只能担任中低层官职，根本无法进入清政府的核心。然纵观清朝二百六十五年历史，汉族人士能进入清政府权力中枢，且影响内政外交达三十年之久的，就一人也唯独一人，即晚清的李鸿章。
鸿章者，江淮一儒生也，十年修成封疆大吏，历任官职有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也，朝廷依之为“中流砥柱”，西人奉为“当世三杰”，日人称之为“世界五伟人之三”。其死后，慈禧太后赞他为“再造玄黄”之人，“谥文忠，追赠太傅，晋一等候爵，入祀贤良祠，原籍和立功省分及京师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祠典，朝廷所以报其勋者亦至矣。”实乃清两百年来，汉臣之最高荣耀也。
本文从小见大，以李鸿章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制造局及相关事件为切入点，以期对李鸿章的政治智慧分析一二。
一、李鸿章起家于镇压太平天国，在江苏战场上与装备西式枪炮的李秀成太平军交战中，李鸿章直面感受到武器的先进与否对战争的重要性，如其所言：“（苏贼）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因而他提出多用西洋军火武装军队，如何才能获得比对手更多更好的洋枪洋炮？
从洋人手中购买，毕竟数量有限，而且所费颇糜。李鸿章很早就想到建造西式武器的兵工厂，并将其视为学习西方技术，实现自强的开始。于是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洋炮三局，后攻下苏州后其中一局移至此地成立了苏州洋炮局。
自古江浙，中国财赋之中间也，争军饷来源莫如苏杭之地。1864年，由江苏巡抚升至两江总督，拥有两江这个富庶之地，李鸿章的兵工厂之梦就越做越大。李鸿章就职南京，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为金陵制造局（宁局）。常年额定经费银10万两，其后经费不断增加，金陵局规模亦不管扩大，机械化程度和武器质量数量在当时中国堪称一流。
金陵制造局一直掌握在李鸿章手上，即便是在1866年奉调北上围剿捻军，后调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虽然李鸿章离开了南京，但金陵制造局仍听他指挥……局中所制造的枪械子弹等军用品，大部分送往天津，以备大沽炮台和李鸿章的军队之用。”
除金陵局外，曾国藩和李鸿章合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沪局），很快这座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也被李鸿章所控制。后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不久接办了原满清贵族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津局），从沪局调来天津局总主持沈保靖等大批亲信人员，《捷报》时评论说：“很显然，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机器局则将完全由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找和修理方面完全依靠李鸿章了。”这样中国最先进的四大兵工厂，三个（宁局、沪局、津局）都由李鸿章及其亲信所掌握。
被大量西式武器武装的军队就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淮军日益成气候，待湘军裁撤后成为晚清政府主要的军事力量。1867年李鸿章任湖广总督，淮军控制长江中游。后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淮军一部驻防直隶、山东等省，加之苏南一带早为淮军的地盘，这样李氏集团实际控制了半个中国。
可见李鸿章政治智慧一：依托江浙之财源，创办金陵局等，所制西式武器以壯私军，实乃李氏政治资本之奠基也。
二、在1862年李鸿章率军搭乘英商货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时，在船上李鸿章就对蒸汽炉十分着迷，在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就想象哪一天中国也能造出自己的火轮船。到了上海这个外国事物集聚的地方，李鸿章更坚定了师夷办洋务的决心。想要办好洋务，李鸿章也意识到必须重用懂洋务的人才，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首先说金陵局的第一位“洋局长”（督办）—马格里爵士。马格里，英国人后加入中国籍，字清臣，以示对清廷之忠贞。1858年，马格里随英国侵略军来华任联队军医后其加入淮军，第一件事就是向李鸿章提出创办军工厂的建议。李鸿章甚是赞同，且授权马格里雇佣50名工人在淞江县筹建了上海洋炮局。
1863年上海洋炮局迁至苏州，改称苏州洋炮局。此时“阿思本舰队事件”为洋炮局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也使得马格里深受李鸿章的器重。清政府花费巨资购买的舰队最终花钱遣散时，当时舰队的一套制造、维修军火的机器设备。在李鸿章授意下马格里与舰队主管人交涉，拒绝了对方回扣的引诱，以较低的价格为洋炮局买入这套军火机器。
1865年，金陵制造局成立，马格里也成为该局的“督办”总览全局大权。李鸿章给他丰厚的薪水，为其建豪华别墅，允许有十多人的私人卫队。马格里知恩图报，扩大军火产品品种，亲手实验火箭等新式武器并获得成功。随着金陵局的发展，这位洋局长变得专横跋扈，私欲不断膨胀，先后与局中中方的“总办”刘佐禹、郭道直冲突不断，无辜撤换下属，鞭打工人。开始李鸿章都在容忍偏袒于他，直到1875年马格里监造的大炮在试射时连连发生爆炸，李鸿章这才撤去其在金陵局的职务，但念起他在麾下效劳洋务多年，于是推荐给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当顾问。
在马格里身上，不能难看出李鸿章对洋才重视。在李鸿章幕僚中，有大量的洋员，其中最突出是德国人德璀琳和美国人毕德格，前者负责管理工商企业中的外国人，后者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
在重用本土的洋务人才上，李鸿章也可圈可点。除了金陵局的郭道直、段寿和，还重用了“海归派”：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以及宣传进化论的严复。此外他眼光看的很远，早在1863年时就认识到要培养本国洋务人才，为此创办上海广方言馆，派遣留美学生等等。 可见李氏政治智慧之二：重用善用洋人，培养本土洋务人才，使得华洋之才尽为其所用，此乃李鸿章办洋务之根本也。
三、1863年因为马格里办理苏州洋炮局（金陵制造局的前身）有功，李鸿章专折奏请朝廷授予马格里三品顶戴及赏赐，马格里决定在中国结婚，他所娶得中国妻子，是原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的女儿。这就要说起李鸿章第一次独立处理外交的“苏州杀降”事件。
1863年，李鸿章的淮军和英国军官戈登的“常胜军”围攻苏州，镇守苏州太平军的李秀成见大势已去退出苏州城。李秀成部下郜永宽、汪安军、周文嘉等“递禀乞降”清政府，密约程学启（李鸿章手下将军）、戈登与阳澄湖谈判，定下投降大计：“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以戈登居间作保。其后郜永宽、汪安军等杀慕王谭绍光，开门投降李鸿章。然等戈登离开苏州城，李鸿章令程学启“骈诛八降酋”。戈登作为担保人，“至是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另外，李鸿章的“杀降”也激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反感，上海的英军司令布朗将军，直白告诫李鸿章。经过赫德和马格里的居中调停，以及李鸿章的积极示好，戈登这才尽弃前嫌，再度和淮军并肩作战。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时，李鸿章又顺利解散了“常胜军”，用大量金银送走戈登，防止了外国军队的尾大不掉。在“苏州杀降”事情处理上，清廷非但没有处罚，还因除去后患而嘉奖李鸿章，并且让慈禧太后看到李鸿章处理外交棘手事情的手段和能力。
通过这件事情以及三年（1862—1865）与华尔、戈登等外国人打交道，李鸿章获得了超越同时代官僚外交视野。李鸿章深知这样的一个道理：朝廷怕洋人，而官员怕朝廷，只要和洋人处理好关系，自己在皇帝太后眼中永远都会有价值，正所谓“挟外洋以自重”。而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的那些贪图安逸的官员们，都惧怕和洋人打交道，让这些外国公使去找李鸿章。这样越来越多的外交事务交到李鸿章手上，他在天津的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就像个小联合国，中外宾客日日盈门，期间就有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去天津拜访李鸿章。
从1870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到1901年去世，他在外交事务上的活动为他带来巨大的声望，“其（李鸿章）在国外的声望远远超过在国内的声望，这种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的声望，无疑是缘于其在外交领域的卓越成就而非在行政军事上的成就。”
可见李氏政治智慧之三：熟悉西方事务，善于外交亦乐于外交，挟洋人以令朝廷，已成为清外交之不二人选。
综上三者，一则军队之主帅，二者洋务之能臣，三者外交之支柱，此三者智慧，可谓李鸿章纵横晚清政坛三十余年之法门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李鸿章传，雾满拦江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247
[2]李鸿章，复曾沅帅.同治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2379页.
[3]曹路宝主编.记忆1865[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69
[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353页
[5]谭伯牛.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6：139
[6]梁启超，李鸿章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74
[7]（英）布兰德，李鸿章，陶艳丽译.大傳[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