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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青年学者肖知兴的《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题材虽不新颖，但在《序言》中，用作者的话来说，该书“角度独特”，侧重的是创新的“人文、历史和思想的内涵”，“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触及的角度”。其实，《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要谈的不仅是创新问题，而且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反思、重构。实际上，“文化”与“体制”是该书的核心词汇，但作者并未言明。本文结合这两个核心词汇谈点个人读后体会。
中西文化差异与现代文化的重构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自19世纪末尤其是五四以来，很多有识之士便开始思考：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由有二：一是注重象形和表意的语言文字，决定了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和综合思维，而西语使用表音的语言文字则有利于培养人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后者有利于建构以客观存在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体系；二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心物一体的“天人合一”的一元文化，使人更注重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处理，而西方的心物二分论哲学形成了天人对立的二元文化，使人更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而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以跨文化的视野、从学科的角度，精选出7个与创新密切相关的关键词，也可说是文化元素，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缺陷及重构方向。作者的分析虽然不一定全面，但笔者认为其宗教学的角度分析值得加以说明。
宗教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是一种消极避世的工具，甚至是“精神鸦片”。其实，宗教不仅解决了人们的信仰问题，而且在科学认识能力不足时为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爱因斯坦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腿的”。宗教通过神启的方式，赋予群体目标以神圣的意义，为群体提供能共同接受的价值系统和人生理想，其“赎罪”和完美的天国主张赋予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强大内在动力。
然而在中国，一般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人很难理解宗教对西方文明的推动作用。中国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人也有信仰，古人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内圣外王”；现代人有“共产主义理想”，这都曾激励多少人为之奋斗终生。中国没有“上帝”，只有皇帝。上帝是天神，皇帝是人君；上帝的“原则”可以亘古不变，人君的“旨意”各不相同。对前者的信仰不会迷惘，对后者的信仰则会时常错位，甚至绝望。这正是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最大缺憾。正如作者所言，“一个文明社会崇拜的应该是原则，一些亘古不变的原则……如果我们不下力气去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的未来是很悲观的。”作为一个由正统的中国文化(并不特指古代)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在接触大量西方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反思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体现在对人的教育上的偏颇和不足，应该确有其切身之痛。基于此，有学者设想把中国的儒学宗教化，再实行中国式的“政教分离”。尽管反对者众多，但这比作者把文化重构的希望寄托在新儒家的身上，也许更有创意。
14世纪，西方的知识分子觉醒，并勇敢地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试图用理性代替权威、用真理代替上帝、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现代西方的科技文明；没有冲破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就没有现代西方的宪政民主。因此，有人期望出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以此冲破传统文化的桎梏。其实，这也是学理上民主政治的“文化决定论”幼稚病。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的儒教，道家的道理本身都不错，根本的问题是用错地方了。严复当年在《群己权界论》里就强调，公域要讲民主，私域要讲自由。我们却全反过来了。应该用在公共领域、用来治理国家的清静无为(让民作主，让老百姓自己做主)的道家，反到转到私人领域去了……应该用在私人领域的儒家自我修养、自我实现、内向超越(积极自由)反倒用到公共领域去了。所以儒家在中国成了一个统治的工具，一个系统地洗脑和奴役被统治者的工具”。核心问题是谁用错了?为什么会用错呢?
文化就好比一把斧头，用得好是工具，用得不好是凶器。治安出问题了，难道只去改造斧头?体制问题只能在体制上解决，文化的劣根性还是要教育的正确引导。书中的“自由与创新”、“个体与创新”分析表面上说的是传统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实际上这和中国的教育一贯泛政治化倾向有密切关系。教育者对此虽有认识，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目前中国的教育来说，何止是奢望?尽管口号上也提倡独立思考，发展个性，但前提被赋予了太多太高的道义、责任和期望。这一点老师知道、家长知道、学生知道，其实社会也知道……
教育改革是基础体制改革是关键
作者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后起者而言，创新是一个很沉重的词汇。简言之，对于中国这样的体制，创新还没有生长的土壤。妨碍创新的主要因素有“权力文化、关系文化、现世文化”，这些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但并不尽然。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曾高喊“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本质的区别；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也有本质区别，后来的“文革”几乎摧毁了传统文化。上述文化运动和革命应该够彻底吧，但为何时至今日阻碍创新的痼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来愈烈?
我们强调“文化是制度之母”，也应该懂得制度对文化建设的双向作用。放眼世界，民主政治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所有民主政治的国家都是西方文化。远的如欧美现代文明，其源于宗教文化，其民主政治发端于文艺复兴，但不是对宗教文化的否定，而是政教分离；近的如同东方文化，而源于东方文化的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文化是文化，体制是体制。他们的民主政治并未受制于文化。因此，“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地区，并不发生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长达六十几年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跟最新的这种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朱学勤《从文化革命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试想，如果中国的体制完备，权力文化、关系文化还有其生存的土壤吗?
该书从经济学角度、社会学角度，心理学和地理学角度对创新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对体制改革的方向性反思。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以前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其实反思现行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某些内容、观念、目的等，是不是还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呢?所以有人说，面对现代文明，中国人目前要紧的不是创新，而是要“启蒙”。话虽武断，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警示意义。
知识分子的良知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创始人萨特曾说，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挽回的事情负全部责任。这句话尽管有些极端，但却说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在时代变革、社会转型期，理应有所担当。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来就以“修齐治平”为人生最高境界，他们也曾喊出过“士贵君轻”的口号；也曾展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还曾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五四以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胡适、鲁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探索民族振兴的途径。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面临重大转型期，各种问题和矛盾亟待厘清和解决。当前的学理界，“道德建设和文化重构”、“经济转型与政治改革”、“多元与共识，民族与普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行政法治”等热点纷呈，无论观点如何，都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对强国富民的人文关怀。与之相反的是少数所谓“学者精英”，他们著书立说不是基于“良知”，而是名利。因此，或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或急功近利，学术不端，在金钱和权贵面前表现出奴性。
托尔斯泰曾说，一切真正职业的先决条件，不是对职业的爱，而是对人类的爱!只有心为一切人跳动的人，才能做出真正有益的事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仅要讲职业操守，更要有做人的良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倡的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在于该写什么、该说什么。学者的魅力和威望在于接近真理，而不是出格的观点和话语。该书作者综合平时教学讲义和教学案例，立足于“教育界和科学界的一些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倾向性意见，依笔者看来，有“忧国忧教”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忠言逆耳之功，少“无病呻吟”之叹；有敢说敢做之勇，无故作高深之态。它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的难得的“良知”和社会担当。当然，就全书来看，虽观点鲜明，但论述稍浅，逻辑性偏弱，有些措词不太严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青年学者的稚嫩。
作者单位：九江职业大学
(实习编辑 邢新欣)
中西文化差异与现代文化的重构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自19世纪末尤其是五四以来，很多有识之士便开始思考：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由有二：一是注重象形和表意的语言文字，决定了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和综合思维，而西语使用表音的语言文字则有利于培养人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后者有利于建构以客观存在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体系；二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心物一体的“天人合一”的一元文化，使人更注重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处理，而西方的心物二分论哲学形成了天人对立的二元文化，使人更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而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以跨文化的视野、从学科的角度，精选出7个与创新密切相关的关键词，也可说是文化元素，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缺陷及重构方向。作者的分析虽然不一定全面，但笔者认为其宗教学的角度分析值得加以说明。
宗教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是一种消极避世的工具，甚至是“精神鸦片”。其实，宗教不仅解决了人们的信仰问题，而且在科学认识能力不足时为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爱因斯坦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腿的”。宗教通过神启的方式，赋予群体目标以神圣的意义，为群体提供能共同接受的价值系统和人生理想，其“赎罪”和完美的天国主张赋予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强大内在动力。
然而在中国，一般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人很难理解宗教对西方文明的推动作用。中国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人也有信仰，古人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内圣外王”；现代人有“共产主义理想”，这都曾激励多少人为之奋斗终生。中国没有“上帝”，只有皇帝。上帝是天神，皇帝是人君；上帝的“原则”可以亘古不变，人君的“旨意”各不相同。对前者的信仰不会迷惘，对后者的信仰则会时常错位，甚至绝望。这正是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最大缺憾。正如作者所言，“一个文明社会崇拜的应该是原则，一些亘古不变的原则……如果我们不下力气去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的未来是很悲观的。”作为一个由正统的中国文化(并不特指古代)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在接触大量西方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反思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体现在对人的教育上的偏颇和不足，应该确有其切身之痛。基于此，有学者设想把中国的儒学宗教化，再实行中国式的“政教分离”。尽管反对者众多，但这比作者把文化重构的希望寄托在新儒家的身上，也许更有创意。
14世纪，西方的知识分子觉醒，并勇敢地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试图用理性代替权威、用真理代替上帝、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现代西方的科技文明；没有冲破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就没有现代西方的宪政民主。因此，有人期望出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以此冲破传统文化的桎梏。其实，这也是学理上民主政治的“文化决定论”幼稚病。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的儒教，道家的道理本身都不错，根本的问题是用错地方了。严复当年在《群己权界论》里就强调，公域要讲民主，私域要讲自由。我们却全反过来了。应该用在公共领域、用来治理国家的清静无为(让民作主，让老百姓自己做主)的道家，反到转到私人领域去了……应该用在私人领域的儒家自我修养、自我实现、内向超越(积极自由)反倒用到公共领域去了。所以儒家在中国成了一个统治的工具，一个系统地洗脑和奴役被统治者的工具”。核心问题是谁用错了?为什么会用错呢?
文化就好比一把斧头，用得好是工具，用得不好是凶器。治安出问题了，难道只去改造斧头?体制问题只能在体制上解决，文化的劣根性还是要教育的正确引导。书中的“自由与创新”、“个体与创新”分析表面上说的是传统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实际上这和中国的教育一贯泛政治化倾向有密切关系。教育者对此虽有认识，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目前中国的教育来说，何止是奢望?尽管口号上也提倡独立思考，发展个性，但前提被赋予了太多太高的道义、责任和期望。这一点老师知道、家长知道、学生知道，其实社会也知道……
教育改革是基础体制改革是关键
作者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后起者而言，创新是一个很沉重的词汇。简言之，对于中国这样的体制，创新还没有生长的土壤。妨碍创新的主要因素有“权力文化、关系文化、现世文化”，这些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但并不尽然。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曾高喊“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本质的区别；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也有本质区别，后来的“文革”几乎摧毁了传统文化。上述文化运动和革命应该够彻底吧，但为何时至今日阻碍创新的痼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来愈烈?
我们强调“文化是制度之母”，也应该懂得制度对文化建设的双向作用。放眼世界，民主政治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所有民主政治的国家都是西方文化。远的如欧美现代文明，其源于宗教文化，其民主政治发端于文艺复兴，但不是对宗教文化的否定，而是政教分离；近的如同东方文化，而源于东方文化的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文化是文化，体制是体制。他们的民主政治并未受制于文化。因此，“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地区，并不发生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长达六十几年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跟最新的这种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朱学勤《从文化革命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试想，如果中国的体制完备，权力文化、关系文化还有其生存的土壤吗?
该书从经济学角度、社会学角度，心理学和地理学角度对创新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对体制改革的方向性反思。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以前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其实反思现行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某些内容、观念、目的等，是不是还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呢?所以有人说，面对现代文明，中国人目前要紧的不是创新，而是要“启蒙”。话虽武断，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警示意义。
知识分子的良知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创始人萨特曾说，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挽回的事情负全部责任。这句话尽管有些极端，但却说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在时代变革、社会转型期，理应有所担当。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来就以“修齐治平”为人生最高境界，他们也曾喊出过“士贵君轻”的口号；也曾展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还曾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五四以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胡适、鲁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探索民族振兴的途径。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面临重大转型期，各种问题和矛盾亟待厘清和解决。当前的学理界，“道德建设和文化重构”、“经济转型与政治改革”、“多元与共识，民族与普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行政法治”等热点纷呈，无论观点如何，都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对强国富民的人文关怀。与之相反的是少数所谓“学者精英”，他们著书立说不是基于“良知”，而是名利。因此，或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或急功近利，学术不端，在金钱和权贵面前表现出奴性。
托尔斯泰曾说，一切真正职业的先决条件，不是对职业的爱，而是对人类的爱!只有心为一切人跳动的人，才能做出真正有益的事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仅要讲职业操守，更要有做人的良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倡的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在于该写什么、该说什么。学者的魅力和威望在于接近真理，而不是出格的观点和话语。该书作者综合平时教学讲义和教学案例，立足于“教育界和科学界的一些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倾向性意见，依笔者看来，有“忧国忧教”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忠言逆耳之功，少“无病呻吟”之叹；有敢说敢做之勇，无故作高深之态。它体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的难得的“良知”和社会担当。当然，就全书来看，虽观点鲜明，但论述稍浅，逻辑性偏弱，有些措词不太严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青年学者的稚嫩。
作者单位：九江职业大学
(实习编辑 邢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