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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传入中国已一千九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峨眉山作为佛教的传播圣地，不仅是著名的洞天福地，还与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并且也是藏族人民心中的四大神山之一。有如此高地位的峨眉山自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探究之心，笔者通过对前人成果的汇集、剖析和归纳，以期希望能让读者更加了解峨眉山以及蕴含其中的佛教文化。
峨眉山的宗教文化价值古往今来一直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笔者在知网以关键词“峨眉山佛教”搜素到国内相关文献80篇;在超星上搜索到相关文献63篇（其中部分文献与知网重复），书籍10本，其中美国学者著一本。因为文献资料来源有限，所以本文综述主要以期刊论文为主，图书为辅。通过对峨眉山佛教的相关文献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峨眉山佛教流觞考、峨眉山普贤信仰与佛道相融、峨眉山著名的佛教人物。
峨眉山佛教滥觞考
《峨眉山志》云：“云鬘凝翠，鬒黛遥妆，真如螓首蛾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作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不仅以“雄、秀、奇、幻”著称于世，还有“峨眉天下秀”之誉。在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之余，如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映入平羌江水流”、陆游“草芝方出峨眉老，利比金丹似更多”、范成大“灌口江源不断流，峨眉山月几番秋”等等，还因其崇高的佛教地位，也吸引了不少朝山香客。关于峨眉山佛教滥觞之探讨也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最著名的有东汉说与西晋说。韩坤在《峨眉山佛教源流考》中提到东汉说之蒲公进山采药见普贤化身为异鹿，实为后人逐步润色而成，仔细研究则可见其漏洞百出，可信度极低。周叔迦先生在他《法苑谈丛》中也指出：“相传古时有蒲翁入山采药，得见普贤菩萨瑞相，其实是宋人的附会。”向成玉在《论峨眉山佛教传入时间问题》一文中认为最早在文著中提到“蒲公故事”者乃是北宋前期人范镇，其《初殿》一诗云：“前去峨眉最上峰，不知崖嶂幾千重。山僧笑说蒲公事，白鹿曾于此发踪。”后经他的影响各朝各代都对此加以润色，最后由清代大学士胡世安成书于清初的《译峨籁·宗镜纪》首次完整地记述了“蒲公故事”的内容。正如顾颉刚先生“层累说”其一就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在没有论证的情况下由历代逐步“完善”而构成的史料，其真实程度可想而知。虽然故事的演变有修改的成分，但也为我们证明了东汉已有了佛教交流的迹象，虽不能代表佛教就此进入峨眉山但至少已经有了一些苗头。而东晋说之高僧慧持入峨眉则有史可证。在南朝梁地慧皎大师所撰《高僧传》中，有相关慧持入蜀情况的记载：“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瞻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真实记录了慧持大师前往峨眉的因由。在《峨眉山佛教志》中也明确记载了慧持大师为满宿愿朝峨眉并修建了今天的万年寺。在骆坤琪先生《普贤道场峨眉山》一文中也有提到，慧持大师于隆安三年入蜀，只身登上峨眉山，修寺建庙，广收门人，至此，峨眉山上方有正规的寺庙和正住僧人。由此可见，东晋说有大量史料支撑，慧持大师作为佛教传入峨眉山的标志性人物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峨眉山普贤信仰与佛道相融
普贤菩萨，梵文Samantabhadra，音译是三曼多跋陀罗，意译为“遍吉”，文殊菩萨与其一起作为佛陀的左右胁侍，此三尊佛菩萨被合称为“华严三圣”。《八大菩萨曼荼罗经》里将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金刚手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除盖障菩萨合称为八大菩萨，都是佛陀的弟子。可见普贤菩萨在汉传佛教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而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自然也备受崇敬。《大方广佛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第三十二）有云：“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普贤），与其眷属3000人，常在其中而演说法。”许多佛教徒根据经典将峨眉山认作光明山，至此普贤菩萨与峨眉山第一次相遇。再者韩奕雄在《宝掌和尚与峨眉山》一文中认为宝掌和尚是神话故事中最早指出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的说法，并在蒲公进山采药的故事中借宝掌和尚之口说出普贤菩萨在峨眉山。为宣扬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起到了推动作用。韩廷杰在他的《普贤菩萨与峨眉山》一文指出峨眉山与普贤菩萨相联系是因为有经文记载加之故事传播的宣扬下，普贤道场深入人心。
峨眉山虽与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并列以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为世人所知，但其最早却是道家仙山。东汉张陵在四川创立了早期的道教——五斗米道，随着道教势力的发展，至张衡、张鲁时期形成了“八品游治”，峨眉为其首，可见峨眉山在道教发展之初的重要性。卿希泰在《关于峨眉山佛道兴衰的历史演变刍议》中谈到：“历代均有不少道士来峨眉山寻仙问道，如南朝刘宋时的陆修静、隋唐之际的孙思邈。尤其是唐朝，峨眉山上的道士相当的多，可谓是兴盛之际，以后逐步走向了衰落。”韩坤在其著的《峨眉山作为道教名山的早期刍论》中认为虽然佛教从东晋就传入了峨眉山，但至东汉传入的道教毕竟使峨眉山有了深刻的文化沉淀，至少在唐末以前道教都占主导地位。文中以孙思邈与李白为例，孙思邈不受唐太宗李世民授予的京师爵位，而入峨眉采药炼“太一神经丹”。此史实被小说《酉阳杂俎》记录并改编，说明至《酉阳杂俎》问世之时峨眉山在人们心中仍是道教仙山。并且诗仙李白也写过不少关于峨眉仙山的诗句，如《登峨眉山》一诗中“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表达出李白对仙山峨眉的赞美之情以及自己也愿学道求仙得“锦囊术”。可为何偏偏宋朝以后便佛盛道衰了呢？韩坤在其所撰的另一篇文章《刍论北宋太宗朝峨眉山普贤道场的确立》中认为北宋建国之初，中国佛教界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后一次法难——世宗灭法，此时佛教正风雨飘摇，急需外界力量扶持。而当时的朝佛中心五台山为辽国所控，为了稳定民心，也为了使刚建国不久的宋朝政权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所以宋统治者大力扶持峨眉山。在中央政府与峨眉山僧众的积极配合下，实现了僧俗两届双赢的格局。从此佛教在峨眉山站稳了脚跟，为峨眉山为四大名山之一奠定了根基。黄夏华所著《峨眉山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也谈到： 峨眉山佛教的隆兴，也离不开封建统治者和地方官吏的支持。唐禧宗、宋真宗、仁宗、明英宗、神宗、清康熙等历代君王或救令建寺，或赐额寺名，或赠法器，或颁送经藏，以及诏令山僧礼敬，派遣大臣降香。地方官吏也竟相效尤，捐资建寺，置备法器，刻碑勒石，争建功德，极大地促进了峨眉山佛教的发展。
佛经记录辅以故事文化传播加之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支持，使得普贤菩萨道场——峨眉山超越了道教，以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而著名。
峨眉山著名佛教人物
一种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传播介质，峨眉山的佛教文化需要发扬光大也同样离不开“人”这个传播中介。佛教传播不仅需要文人墨客、政府官吏，更重要的是需要高僧大德把不同区域、领域的佛教文化思想传播开来，交流碰撞，融洽无间。
藏传佛教著名人物
峨眉山普贤信仰最早在是在汉区流行，随着汉藏僧人的不断交流，藏人也接受了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是一处朝圣佳地。尕藏加在《峨眉山与藏传佛教》中引用了《格萨尔王传》的一段话：“像鹫鸟落在原上的山，是印度的灵鹫山;像大象卧在地上的山，是汉地的大象山;一座则具有五峰的山，是汉地的五台山;像白玻璃瓶安放的山，是藏地的冈底斯。”这是藏人心中的四大圣山，而大象山正是峨眉山。藏人认为峨眉山形如大象，而普贤菩萨的坐骑正是六牙白象，所以他们以“挺拔屹立的大象之山”来命名峨眉山，简称“象山”。同时尕藏加在文中提及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独自到访峨眉山，受到僧众热情接待后又独自离开。尕藏加认为这是藏传佛教高僧至峨眉山之始，亦是开藏传佛教活佛亲临峨嵋山之先河。《仲钦·喀觉巴与峨眉山》的作者桑德记录了噶举派高僧仲钦·喀觉巴于64岁朝礼峨眉山，进行一系列的佛事活动后与67岁虹化圆寂。干鸣丰于《峨眉山藏传佛教文化元素及其广大开发》中提出：“一方面，藏传佛教的大德高僧到峨眉山礼拜普贤菩萨并弘扬佛法;另一方面，峨眉山僧也经常到藏地学法、弘法。”并于上述两位高僧后补充了七世章嘉·罗森班殿活佛在1932年以“净觉辅教大师”的身份，到峨眉山瞻礼普贤愿王。1948年盛夏，贡嘎活佛在峨眉山金顶讲经说法。1937年冬，能海法师在成都市郊石羊场的近慈寺开创了当时四川唯一的汉僧密宗道场，弘扬藏传显密教法。1962年4月西藏藏传佛教参观团一行19人在副团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江措林活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卫璜率领来山礼佛。1994年10月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到峨眉山瞻礼普贤菩萨，并到报国寺、万年寺、金顶华藏寺等寺院巡礼，这是第一个班禅活佛到峨眉山，具有重大影响。2006年6月，香根·多吉巴登活佛、曲批活佛等，出席了在峨眉山举行了“金顶十方普贤开光暨华藏寺恢复落成庆典”。在开光法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香根·多吉巴登活佛还向峨眉山释永寿方丈赠送了西藏藏传佛教珍贵的唐卡。
正是以上这些颇有名望的藏传佛教高僧朝拜峨眉山，使得峨眉山也被藏族同胞所知所接受所崇敬，也让峨眉这佛教名山之美誉横贯中国。
汉传佛教著名人物
峨眉山普贤信仰毕竟起源与汉区，所以相较于藏传佛教著名的高僧大德自然要多一些。黄夏华所著《峨眉山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出：
唐时峨眉山曾有昌福达道、灵龙、白水、澄照、西禅、罗汉、继达、大乘、黑水、祖觉、柳本尊、东汀等一批西蜀籍僧人。宋代有慧真广悟、密印安民、慧远、释道弘、别峰等振锡四峨的高僧。明代出现了遍融、慧宗、镇沧沙弥、万世尊者、澄江、印宗等法将。清代的贯之等人也皆为宗门巨匠。
王雪梅在《历代祖师与峨眉山佛教学术研讨会综述》中搜集到从东晋到唐、宋、元、明、清及当代有慧持、澄观、昌福、怀古、祖觉、慧远、安民、赵州、别峰、惟简、指空、妙峰、遍融、金碧峰、贯之、可闻、弘川、圣钦、太虚、遍能、白云等20多位祖师。张妙于《唐宋峨眉山研究》中详细介绍了继业、茂真和尚、怀古大师、密印安民禅师、慧真广悟禅师、慧远禅师、画僧释道宏、纯白禅师、别峰禅师。
由此可见，峨眉山僧人济济，虽然上述只是粗略的记录曾到访峨眉山较为著名的汉藏僧人都有如此之多，那埋没于历史长河中的汉藏僧人又有多少呢？正是这数不清的高僧大德用毕生的精力求佛闻法，再传经传法，推动着峨眉山佛教事业的发展，才使之能如旭日东升，蓬勃发展。
对于峨眉山佛教的研究，学者大多偏向考据学，如佛教何时传入峨眉山、峨眉山何时成为佛教名山等;或喜爱研究其文化价值，如佛教对峨眉山之影响、峨眉山佛教对巴蜀佛教的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等。然而峨眉山虽然以禅宗为主，但其不只是一派或一宗之山，山上还有华严宗以及密宗等，并且因为地理人文、人事制度的不同，峨眉山上各宗派如显密二宗如何相处，与其他地区的相处方式也不尽相同。寺庙的变迁与管理、香客中各宗派之比例等，都對我们进一步认识峨眉山及其佛教变迁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峨眉山佛教当前研究不足之领域，也更待当今学人深究再述。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峨眉山的宗教文化价值古往今来一直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笔者在知网以关键词“峨眉山佛教”搜素到国内相关文献80篇;在超星上搜索到相关文献63篇（其中部分文献与知网重复），书籍10本，其中美国学者著一本。因为文献资料来源有限，所以本文综述主要以期刊论文为主，图书为辅。通过对峨眉山佛教的相关文献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峨眉山佛教流觞考、峨眉山普贤信仰与佛道相融、峨眉山著名的佛教人物。
峨眉山佛教滥觞考
《峨眉山志》云：“云鬘凝翠，鬒黛遥妆，真如螓首蛾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作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不仅以“雄、秀、奇、幻”著称于世，还有“峨眉天下秀”之誉。在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之余，如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映入平羌江水流”、陆游“草芝方出峨眉老，利比金丹似更多”、范成大“灌口江源不断流，峨眉山月几番秋”等等，还因其崇高的佛教地位，也吸引了不少朝山香客。关于峨眉山佛教滥觞之探讨也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最著名的有东汉说与西晋说。韩坤在《峨眉山佛教源流考》中提到东汉说之蒲公进山采药见普贤化身为异鹿，实为后人逐步润色而成，仔细研究则可见其漏洞百出，可信度极低。周叔迦先生在他《法苑谈丛》中也指出：“相传古时有蒲翁入山采药，得见普贤菩萨瑞相，其实是宋人的附会。”向成玉在《论峨眉山佛教传入时间问题》一文中认为最早在文著中提到“蒲公故事”者乃是北宋前期人范镇，其《初殿》一诗云：“前去峨眉最上峰，不知崖嶂幾千重。山僧笑说蒲公事，白鹿曾于此发踪。”后经他的影响各朝各代都对此加以润色，最后由清代大学士胡世安成书于清初的《译峨籁·宗镜纪》首次完整地记述了“蒲公故事”的内容。正如顾颉刚先生“层累说”其一就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在没有论证的情况下由历代逐步“完善”而构成的史料，其真实程度可想而知。虽然故事的演变有修改的成分，但也为我们证明了东汉已有了佛教交流的迹象，虽不能代表佛教就此进入峨眉山但至少已经有了一些苗头。而东晋说之高僧慧持入峨眉则有史可证。在南朝梁地慧皎大师所撰《高僧传》中，有相关慧持入蜀情况的记载：“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瞻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真实记录了慧持大师前往峨眉的因由。在《峨眉山佛教志》中也明确记载了慧持大师为满宿愿朝峨眉并修建了今天的万年寺。在骆坤琪先生《普贤道场峨眉山》一文中也有提到，慧持大师于隆安三年入蜀，只身登上峨眉山，修寺建庙，广收门人，至此，峨眉山上方有正规的寺庙和正住僧人。由此可见，东晋说有大量史料支撑，慧持大师作为佛教传入峨眉山的标志性人物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峨眉山普贤信仰与佛道相融
普贤菩萨，梵文Samantabhadra，音译是三曼多跋陀罗，意译为“遍吉”，文殊菩萨与其一起作为佛陀的左右胁侍，此三尊佛菩萨被合称为“华严三圣”。《八大菩萨曼荼罗经》里将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金刚手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除盖障菩萨合称为八大菩萨，都是佛陀的弟子。可见普贤菩萨在汉传佛教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而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自然也备受崇敬。《大方广佛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第三十二）有云：“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普贤），与其眷属3000人，常在其中而演说法。”许多佛教徒根据经典将峨眉山认作光明山，至此普贤菩萨与峨眉山第一次相遇。再者韩奕雄在《宝掌和尚与峨眉山》一文中认为宝掌和尚是神话故事中最早指出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的说法，并在蒲公进山采药的故事中借宝掌和尚之口说出普贤菩萨在峨眉山。为宣扬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起到了推动作用。韩廷杰在他的《普贤菩萨与峨眉山》一文指出峨眉山与普贤菩萨相联系是因为有经文记载加之故事传播的宣扬下，普贤道场深入人心。
峨眉山虽与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并列以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为世人所知，但其最早却是道家仙山。东汉张陵在四川创立了早期的道教——五斗米道，随着道教势力的发展，至张衡、张鲁时期形成了“八品游治”，峨眉为其首，可见峨眉山在道教发展之初的重要性。卿希泰在《关于峨眉山佛道兴衰的历史演变刍议》中谈到：“历代均有不少道士来峨眉山寻仙问道，如南朝刘宋时的陆修静、隋唐之际的孙思邈。尤其是唐朝，峨眉山上的道士相当的多，可谓是兴盛之际，以后逐步走向了衰落。”韩坤在其著的《峨眉山作为道教名山的早期刍论》中认为虽然佛教从东晋就传入了峨眉山，但至东汉传入的道教毕竟使峨眉山有了深刻的文化沉淀，至少在唐末以前道教都占主导地位。文中以孙思邈与李白为例，孙思邈不受唐太宗李世民授予的京师爵位，而入峨眉采药炼“太一神经丹”。此史实被小说《酉阳杂俎》记录并改编，说明至《酉阳杂俎》问世之时峨眉山在人们心中仍是道教仙山。并且诗仙李白也写过不少关于峨眉仙山的诗句，如《登峨眉山》一诗中“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表达出李白对仙山峨眉的赞美之情以及自己也愿学道求仙得“锦囊术”。可为何偏偏宋朝以后便佛盛道衰了呢？韩坤在其所撰的另一篇文章《刍论北宋太宗朝峨眉山普贤道场的确立》中认为北宋建国之初，中国佛教界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后一次法难——世宗灭法，此时佛教正风雨飘摇，急需外界力量扶持。而当时的朝佛中心五台山为辽国所控，为了稳定民心，也为了使刚建国不久的宋朝政权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所以宋统治者大力扶持峨眉山。在中央政府与峨眉山僧众的积极配合下，实现了僧俗两届双赢的格局。从此佛教在峨眉山站稳了脚跟，为峨眉山为四大名山之一奠定了根基。黄夏华所著《峨眉山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也谈到： 峨眉山佛教的隆兴，也离不开封建统治者和地方官吏的支持。唐禧宗、宋真宗、仁宗、明英宗、神宗、清康熙等历代君王或救令建寺，或赐额寺名，或赠法器，或颁送经藏，以及诏令山僧礼敬，派遣大臣降香。地方官吏也竟相效尤，捐资建寺，置备法器，刻碑勒石，争建功德，极大地促进了峨眉山佛教的发展。
佛经记录辅以故事文化传播加之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支持，使得普贤菩萨道场——峨眉山超越了道教，以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而著名。
峨眉山著名佛教人物
一种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传播介质，峨眉山的佛教文化需要发扬光大也同样离不开“人”这个传播中介。佛教传播不仅需要文人墨客、政府官吏，更重要的是需要高僧大德把不同区域、领域的佛教文化思想传播开来，交流碰撞，融洽无间。
藏传佛教著名人物
峨眉山普贤信仰最早在是在汉区流行，随着汉藏僧人的不断交流，藏人也接受了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是一处朝圣佳地。尕藏加在《峨眉山与藏传佛教》中引用了《格萨尔王传》的一段话：“像鹫鸟落在原上的山，是印度的灵鹫山;像大象卧在地上的山，是汉地的大象山;一座则具有五峰的山，是汉地的五台山;像白玻璃瓶安放的山，是藏地的冈底斯。”这是藏人心中的四大圣山，而大象山正是峨眉山。藏人认为峨眉山形如大象，而普贤菩萨的坐骑正是六牙白象，所以他们以“挺拔屹立的大象之山”来命名峨眉山，简称“象山”。同时尕藏加在文中提及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独自到访峨眉山，受到僧众热情接待后又独自离开。尕藏加认为这是藏传佛教高僧至峨眉山之始，亦是开藏传佛教活佛亲临峨嵋山之先河。《仲钦·喀觉巴与峨眉山》的作者桑德记录了噶举派高僧仲钦·喀觉巴于64岁朝礼峨眉山，进行一系列的佛事活动后与67岁虹化圆寂。干鸣丰于《峨眉山藏传佛教文化元素及其广大开发》中提出：“一方面，藏传佛教的大德高僧到峨眉山礼拜普贤菩萨并弘扬佛法;另一方面，峨眉山僧也经常到藏地学法、弘法。”并于上述两位高僧后补充了七世章嘉·罗森班殿活佛在1932年以“净觉辅教大师”的身份，到峨眉山瞻礼普贤愿王。1948年盛夏，贡嘎活佛在峨眉山金顶讲经说法。1937年冬，能海法师在成都市郊石羊场的近慈寺开创了当时四川唯一的汉僧密宗道场，弘扬藏传显密教法。1962年4月西藏藏传佛教参观团一行19人在副团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江措林活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卫璜率领来山礼佛。1994年10月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到峨眉山瞻礼普贤菩萨，并到报国寺、万年寺、金顶华藏寺等寺院巡礼，这是第一个班禅活佛到峨眉山，具有重大影响。2006年6月，香根·多吉巴登活佛、曲批活佛等，出席了在峨眉山举行了“金顶十方普贤开光暨华藏寺恢复落成庆典”。在开光法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香根·多吉巴登活佛还向峨眉山释永寿方丈赠送了西藏藏传佛教珍贵的唐卡。
正是以上这些颇有名望的藏传佛教高僧朝拜峨眉山，使得峨眉山也被藏族同胞所知所接受所崇敬，也让峨眉这佛教名山之美誉横贯中国。
汉传佛教著名人物
峨眉山普贤信仰毕竟起源与汉区，所以相较于藏传佛教著名的高僧大德自然要多一些。黄夏华所著《峨眉山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出：
唐时峨眉山曾有昌福达道、灵龙、白水、澄照、西禅、罗汉、继达、大乘、黑水、祖觉、柳本尊、东汀等一批西蜀籍僧人。宋代有慧真广悟、密印安民、慧远、释道弘、别峰等振锡四峨的高僧。明代出现了遍融、慧宗、镇沧沙弥、万世尊者、澄江、印宗等法将。清代的贯之等人也皆为宗门巨匠。
王雪梅在《历代祖师与峨眉山佛教学术研讨会综述》中搜集到从东晋到唐、宋、元、明、清及当代有慧持、澄观、昌福、怀古、祖觉、慧远、安民、赵州、别峰、惟简、指空、妙峰、遍融、金碧峰、贯之、可闻、弘川、圣钦、太虚、遍能、白云等20多位祖师。张妙于《唐宋峨眉山研究》中详细介绍了继业、茂真和尚、怀古大师、密印安民禅师、慧真广悟禅师、慧远禅师、画僧释道宏、纯白禅师、别峰禅师。
由此可见，峨眉山僧人济济，虽然上述只是粗略的记录曾到访峨眉山较为著名的汉藏僧人都有如此之多，那埋没于历史长河中的汉藏僧人又有多少呢？正是这数不清的高僧大德用毕生的精力求佛闻法，再传经传法，推动着峨眉山佛教事业的发展，才使之能如旭日东升，蓬勃发展。
对于峨眉山佛教的研究，学者大多偏向考据学，如佛教何时传入峨眉山、峨眉山何时成为佛教名山等;或喜爱研究其文化价值，如佛教对峨眉山之影响、峨眉山佛教对巴蜀佛教的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等。然而峨眉山虽然以禅宗为主，但其不只是一派或一宗之山，山上还有华严宗以及密宗等，并且因为地理人文、人事制度的不同，峨眉山上各宗派如显密二宗如何相处，与其他地区的相处方式也不尽相同。寺庙的变迁与管理、香客中各宗派之比例等，都對我们进一步认识峨眉山及其佛教变迁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峨眉山佛教当前研究不足之领域，也更待当今学人深究再述。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