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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会议中,美国等伞形集团国家与欧盟立场类似,即中期减排目标低,且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这一段话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适用于此时此刻的哥本哈根。从“希望之本”的殷殷期待,到“气候门”、“丹麦草案”等不断释放消极信号,成功与失败,福音与灾难,绿色复苏与经济危机,人类福祉与政治阴谋……最好的和最坏的形容词在此汇集,众说纷纭。而天堂之路还是地狱之门,只在一念之间。
气候变化:故意忽视的真相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委员会(IPCC)气候门是蒙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第一层阴影。其实,针对全球气候变暖是真是假,一直以来科学界都存在争论。曾几何时,气候变化被理解为环保主义的“矫情”、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政治家的“博弈手段”,即便现在依然有人把“全球变暖”说成一场“毫无由来的恐慌”或“陷阱”。
戈尔曾在《难以忽视的真相》的最后,总结了全球变暖怀疑论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的“借口”:第一,断言全球变暖是一个荒诞的说法;第二,虽然承认全球的确变暖,但紧接着声称这仅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第三,承认全球变暖,但认为它很可能对我们有利;第四,也是“最为无耻的”一个观点即是,承认全球的确在变暖,承认危机的确存在,且是有害的,但我们对此无可奈何,让我们的后代来承受这场危机好了。正像路易十五曾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新近爆发的气候门事件,不过是这些观点融合变体后的一次复辟而已,却巧妙地选在哥本哈根这个舞台上进行,同时又拖政治、道德等与科学临界的敏感因素下水。
但是,数据也许可以骗人,消失的岛屿不能骗人。世界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的海岸线正发生改变,一块原本因为冰冻而与本岛连接的土地不断融解,最后被迫脱离本岛“漂到海中”,变成孤零零的小岛,整个过程不到20年。图瓦卢,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国,近年来其首都所在主岛的海岸线已向内缩小了一圈,海水推进大约1米左右,目前主岛上的陆地,最宽的地方也只有几百米,平均宽度只有二三十米。如果海平面再继续上升,那么这个国家将被淹没。
丹麦草案:谁动了《京都议定书》?
哥本哈根会议的第三天,英国《卫报》披露了一份由东道主丹麦牵头、与美、英等一些发达国家秘密商定的气候协议,即所谓的“丹麦草案”。内容大致包括:发展中国家要接受特定的减排额;只给“最脆弱国家”以所谓“快车道”的财政支持;2050年贫困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额不得超过1.44吨,而富裕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额上限为2.67吨;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在2020年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越早达到峰值越好。
由此形成的结论显然对发达国家毫无约束可言,反而将主要责任丢给了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严重地背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根本性的否定。
我们不会忘了,早在2007年底的巴厘岛会议上就已经确定了哥本哈根会议的主旨,即寻求达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的新的减排协议。为实现这一基本任务,联合国达成一致看法,历史排放主要由发达国家负责,因此发达国家首先要履行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是减缓,以谋求适应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共同增长。
然而,事实却是,发达国家虽然承认过去许多气候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但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才是未来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由此更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做出限制,甚至强制减排。美国之所以迟迟不愿加入《京都议定书》,原因之一就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条款心存不满。这种想法无疑是不公平、公正的。
作为百年来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发达国家本身就因为工业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以及本土工业化阶段的结束,温室气体排放于他们而言更多只是顺势而为,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基本需求尚未充分满足,因此在减排问题上,无法也不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三边博弈
气候变化早已从单纯的技术和科学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市场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免不了有大国之间的博弈,在讨价还价之后找一个平衡点。因此,无论是“气候门”还是“丹麦草案”,这些不和谐声音的出现,其本质无不反映了背后各方的利益博弈。
欧盟自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对减排准备最为充分,在节能减排主张及实行方面一直积极抢占“制高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与欧盟有密切关系。但金融危机后,欧盟态度转趋消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尤其缺乏诚意:一方面,欧盟坚决地盯上美国和中国,要求两国向世界表示更大的决心;另一方面,欧盟指出在其他发达国家都承诺相应的减排目标下,它们才会设立30%的减排目标,而这离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的40%还有一定差距;甚至欧盟还主张取消双轨谈判,试图彻底抛弃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
美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一直扮演“反角”,并于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而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原先最不积极的美国态度有所转变,然而急剧的绿色“变脸”背后,实际上却是“高姿态、低承诺”,仍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亦较其他国家低得多。近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斯特恩表示,美国将不会签署《京都议定书》,不会给中国提供资金援助,但却强烈要求各国的减排计划和行动透明,且接受核查。这表明,在哥本哈根会议中,美国等伞形集团国家与欧盟立场类似,即中期减排目标低,且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
以中国与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坚持发达国家应该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历史责任,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承诺,如出席哥本哈根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所言,这被认是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和必要条件。
哥本哈根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如果说1987年挪威女首相格罗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这一段话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适用于此时此刻的哥本哈根。从“希望之本”的殷殷期待,到“气候门”、“丹麦草案”等不断释放消极信号,成功与失败,福音与灾难,绿色复苏与经济危机,人类福祉与政治阴谋……最好的和最坏的形容词在此汇集,众说纷纭。而天堂之路还是地狱之门,只在一念之间。
气候变化:故意忽视的真相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委员会(IPCC)气候门是蒙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第一层阴影。其实,针对全球气候变暖是真是假,一直以来科学界都存在争论。曾几何时,气候变化被理解为环保主义的“矫情”、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政治家的“博弈手段”,即便现在依然有人把“全球变暖”说成一场“毫无由来的恐慌”或“陷阱”。
戈尔曾在《难以忽视的真相》的最后,总结了全球变暖怀疑论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的“借口”:第一,断言全球变暖是一个荒诞的说法;第二,虽然承认全球的确变暖,但紧接着声称这仅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第三,承认全球变暖,但认为它很可能对我们有利;第四,也是“最为无耻的”一个观点即是,承认全球的确在变暖,承认危机的确存在,且是有害的,但我们对此无可奈何,让我们的后代来承受这场危机好了。正像路易十五曾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新近爆发的气候门事件,不过是这些观点融合变体后的一次复辟而已,却巧妙地选在哥本哈根这个舞台上进行,同时又拖政治、道德等与科学临界的敏感因素下水。
但是,数据也许可以骗人,消失的岛屿不能骗人。世界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的海岸线正发生改变,一块原本因为冰冻而与本岛连接的土地不断融解,最后被迫脱离本岛“漂到海中”,变成孤零零的小岛,整个过程不到20年。图瓦卢,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国,近年来其首都所在主岛的海岸线已向内缩小了一圈,海水推进大约1米左右,目前主岛上的陆地,最宽的地方也只有几百米,平均宽度只有二三十米。如果海平面再继续上升,那么这个国家将被淹没。
丹麦草案:谁动了《京都议定书》?
哥本哈根会议的第三天,英国《卫报》披露了一份由东道主丹麦牵头、与美、英等一些发达国家秘密商定的气候协议,即所谓的“丹麦草案”。内容大致包括:发展中国家要接受特定的减排额;只给“最脆弱国家”以所谓“快车道”的财政支持;2050年贫困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额不得超过1.44吨,而富裕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额上限为2.67吨;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在2020年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越早达到峰值越好。
由此形成的结论显然对发达国家毫无约束可言,反而将主要责任丢给了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严重地背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根本性的否定。
我们不会忘了,早在2007年底的巴厘岛会议上就已经确定了哥本哈根会议的主旨,即寻求达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的新的减排协议。为实现这一基本任务,联合国达成一致看法,历史排放主要由发达国家负责,因此发达国家首先要履行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是减缓,以谋求适应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共同增长。
然而,事实却是,发达国家虽然承认过去许多气候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但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才是未来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由此更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做出限制,甚至强制减排。美国之所以迟迟不愿加入《京都议定书》,原因之一就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条款心存不满。这种想法无疑是不公平、公正的。
作为百年来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发达国家本身就因为工业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以及本土工业化阶段的结束,温室气体排放于他们而言更多只是顺势而为,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基本需求尚未充分满足,因此在减排问题上,无法也不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三边博弈
气候变化早已从单纯的技术和科学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市场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免不了有大国之间的博弈,在讨价还价之后找一个平衡点。因此,无论是“气候门”还是“丹麦草案”,这些不和谐声音的出现,其本质无不反映了背后各方的利益博弈。
欧盟自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对减排准备最为充分,在节能减排主张及实行方面一直积极抢占“制高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与欧盟有密切关系。但金融危机后,欧盟态度转趋消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尤其缺乏诚意:一方面,欧盟坚决地盯上美国和中国,要求两国向世界表示更大的决心;另一方面,欧盟指出在其他发达国家都承诺相应的减排目标下,它们才会设立30%的减排目标,而这离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的40%还有一定差距;甚至欧盟还主张取消双轨谈判,试图彻底抛弃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
美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一直扮演“反角”,并于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而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原先最不积极的美国态度有所转变,然而急剧的绿色“变脸”背后,实际上却是“高姿态、低承诺”,仍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亦较其他国家低得多。近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斯特恩表示,美国将不会签署《京都议定书》,不会给中国提供资金援助,但却强烈要求各国的减排计划和行动透明,且接受核查。这表明,在哥本哈根会议中,美国等伞形集团国家与欧盟立场类似,即中期减排目标低,且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
以中国与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坚持发达国家应该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历史责任,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承诺,如出席哥本哈根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所言,这被认是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和必要条件。
哥本哈根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如果说1987年挪威女首相格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