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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佛事需用壮观。”佛教艺术极少以简洁和克制为重要理念，相反，佛教塑像和供养物往往通过极端壮观的景象来唤起人们的敬畏和虔诚。
位于山西省朔州城区中心的崇福寺，创建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为鄂国公尉迟敬德奉敕建造。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又增建弥陀殿、观音殿，寺庙规模更为宏大。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极为崇信佛教，修建大量寺院弘扬佛法，大概是因为作为异族他们的统治不容于被征服地区的社会传统和宗教传统，推崇佛法有社会和政治整合的意味。
弥陀殿为崇福寺的主殿，亦是全寺文物的精华所在。从洞开着的大门里，可见殿内供奉的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呈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图景。根据佛经描述，“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微妙香洁。”
这样一个华丽的世界，如今就呈现在我的眼前：主佛端坐于束腰须弥式基座之上，宽胸厚背，面相丰盈，鼻梁凸起，呈端庄慈祥神态，较唐代塑像略短而圆润，有宋金塑像丰腴柔美之姿；佛像后面是以青色为主色调的华丽背光，由飞天以及迦陵频伽组成，衣饰华美的胁侍菩萨分立两侧，两位怒目金刚力士围拥左右，一派和谐完满庄严的境界。
这些佛像异常精美，虽由凡夫俗子所作，但却代表了信众心目中对佛的完美想象，仿佛来自彼岸，是净土世界在人间的显现，给人以出离之感。古代的雕刻代表了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雕塑技术完全不同的一种创造，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活动。
主佛威严令人敬慕，而四尊胁侍菩萨华美瑰丽的风貌更令人倾倒。她们头戴华冠，身披璎珞，镂空背光耸立肩头宛如孔雀开屏，衣纹自然流畅，身躯饱满圆润，肌肤柔丽光滑好像具有弹性，初塑时身上敷描的浓淡彩绘的颜色虽历经千年依然鲜亮如初。这样的塑像，让我想起了杜甫那首赞美长安美人的名句—“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见，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刹那间，我被这组绝妙佳作完全征服了。
面容的表现是雕刻的生命。四尊菩萨面相俊俏雅致，长眉弯曲如新月，眼神微微向下注视，嘴角呈现含蓄的微笑，举止娴静优雅，表现出极不平凡的内心世界。李泽厚认为，古代艺术经历了从注重外在美、动态美到注重内在的精神美、静态美的转变，表现在雕塑艺术上，则是越来越注重表现人的精神气质、情感和内在性格，在意象上由镂金错彩转至自然平淡的追求，由五彩缤纷的动的气势转为静的意味。
仔细观察弥陀殿内的彩塑，可以发现，其造像艺术恰好处于这样一个艺术风格转换的关键点上：胁侍菩萨身姿微曲、衣纹飘荡，雕饰繁复华丽，力士脖颈上方挺立的彷佛正在燃烧的椭圆形火焰背光，呈现出一种永不休止的动感姿态；同时菩萨的形态具有了高度的写实性，清丽明晰、亲切和爽的面容，极具人性的风仪，娴静、善良、恭顺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动静、外在与内在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由此也产生一个困惑，为何反物质主义的佛教，其营造的宫殿却是如此富丽堂皇，塑像如此繁复华丽，似乎有悖于佛教徒苦行的理想。“功德佛事需用壮观。”佛教艺术极少以简洁和克制为重要理念，相反，佛教塑像和供养物往往通过极端壮观的景象来唤起人们的敬畏和虔诚。柯嘉豪在《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中给出的答案是，把珍贵物品融入宗教艺术、仪式中，在展现庄严、尊贵和荣耀的同时，还表达了供养人和被供养者对丰足物质生活的集体性渴望。
夕阳西下，柔和的光线均匀地洒在佛殿的屋顶上，为之镀上了一层绚丽的光辉。路旁国槐和高大的松树，自然排列成一条幽深、细长的小径。我忘掉了严寒，久久地伫立在大殿门口，为这座寺院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醉心不已。
位于山西省朔州城区中心的崇福寺，创建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为鄂国公尉迟敬德奉敕建造。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又增建弥陀殿、观音殿，寺庙规模更为宏大。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极为崇信佛教，修建大量寺院弘扬佛法，大概是因为作为异族他们的统治不容于被征服地区的社会传统和宗教传统，推崇佛法有社会和政治整合的意味。
弥陀殿为崇福寺的主殿，亦是全寺文物的精华所在。从洞开着的大门里，可见殿内供奉的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呈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图景。根据佛经描述，“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微妙香洁。”
这样一个华丽的世界，如今就呈现在我的眼前：主佛端坐于束腰须弥式基座之上，宽胸厚背，面相丰盈，鼻梁凸起，呈端庄慈祥神态，较唐代塑像略短而圆润，有宋金塑像丰腴柔美之姿；佛像后面是以青色为主色调的华丽背光，由飞天以及迦陵频伽组成，衣饰华美的胁侍菩萨分立两侧，两位怒目金刚力士围拥左右，一派和谐完满庄严的境界。
这些佛像异常精美，虽由凡夫俗子所作，但却代表了信众心目中对佛的完美想象，仿佛来自彼岸，是净土世界在人间的显现，给人以出离之感。古代的雕刻代表了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雕塑技术完全不同的一种创造，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活动。
主佛威严令人敬慕，而四尊胁侍菩萨华美瑰丽的风貌更令人倾倒。她们头戴华冠，身披璎珞，镂空背光耸立肩头宛如孔雀开屏，衣纹自然流畅，身躯饱满圆润，肌肤柔丽光滑好像具有弹性，初塑时身上敷描的浓淡彩绘的颜色虽历经千年依然鲜亮如初。这样的塑像，让我想起了杜甫那首赞美长安美人的名句—“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见，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刹那间，我被这组绝妙佳作完全征服了。
面容的表现是雕刻的生命。四尊菩萨面相俊俏雅致，长眉弯曲如新月，眼神微微向下注视，嘴角呈现含蓄的微笑，举止娴静优雅，表现出极不平凡的内心世界。李泽厚认为，古代艺术经历了从注重外在美、动态美到注重内在的精神美、静态美的转变，表现在雕塑艺术上，则是越来越注重表现人的精神气质、情感和内在性格，在意象上由镂金错彩转至自然平淡的追求，由五彩缤纷的动的气势转为静的意味。
仔细观察弥陀殿内的彩塑，可以发现，其造像艺术恰好处于这样一个艺术风格转换的关键点上：胁侍菩萨身姿微曲、衣纹飘荡，雕饰繁复华丽，力士脖颈上方挺立的彷佛正在燃烧的椭圆形火焰背光，呈现出一种永不休止的动感姿态；同时菩萨的形态具有了高度的写实性，清丽明晰、亲切和爽的面容，极具人性的风仪，娴静、善良、恭顺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动静、外在与内在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由此也产生一个困惑，为何反物质主义的佛教，其营造的宫殿却是如此富丽堂皇，塑像如此繁复华丽，似乎有悖于佛教徒苦行的理想。“功德佛事需用壮观。”佛教艺术极少以简洁和克制为重要理念，相反，佛教塑像和供养物往往通过极端壮观的景象来唤起人们的敬畏和虔诚。柯嘉豪在《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中给出的答案是，把珍贵物品融入宗教艺术、仪式中，在展现庄严、尊贵和荣耀的同时，还表达了供养人和被供养者对丰足物质生活的集体性渴望。
夕阳西下，柔和的光线均匀地洒在佛殿的屋顶上，为之镀上了一层绚丽的光辉。路旁国槐和高大的松树，自然排列成一条幽深、细长的小径。我忘掉了严寒，久久地伫立在大殿门口，为这座寺院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醉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