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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日常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事实：一所学校默默积累、沉寂多年，然后有一天突然被发现。于是，发现的人们充满惊奇、欣喜与振奋，被发现的人们则承载起赞美、荣誉与更多期待。后六中学似乎也未能逃离这一世事人情的宿命。不同的是，在它外不负俗的情愫中可以感知到一种教育理性的返朴，这种返朴可能引发情愫的出俗。一般而言，长时的累积与瞬间的发现之间往往会形成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将各种不同的选择置于那个被发现者面前，使其或洋洋自得，或不知所措，或喜忧参半，或生发警醒。应该说，无论何种行为方式都纯属正常而无可厚非。倒是在与后六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的座谈中，发现他们更多选择的是对自身教育行为的那份警醒——校长的，教师的，学校的，均有。
教书匠——思想者——教育家。在后六中学，因为教师严重缺编，体育教师上物理课、生物教师上化学课、美术教师上政治课的现象似乎被外界传为美谈，并认为是三流学校教出一流成绩的典范。然而，后六中学胡建军校长却对此保持着充分的清醒，他非常坦诚地说，这不是什么经验，实在是无奈之举。诚然，在师资缺编、课程要开、升学率要上的重压下，可能会“逼迫”学校做出很多非常态之举，且这些非常态之举在教师本人自强、团队合作互助中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这就是一种最佳教育行为选择，如果一定要说是一种选择的话，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种可以一时奏效但不能一直奏效的教育行为选择。若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教育行为视为一种惯常的、本然的日常生活形态，并试图纳入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逻辑之中，同时心满意足地认为其自身已经能够应付教育过程所遭遇的诸多具体问题，既无需对过程的程序与内容作深入的理解，也不需要追根究底地进行“为什么”、“如何可能”之类的提问，那么充其量还只停留在一个教书匠的层面，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思想者。教育界曾热烈地进行过关于“教书匠”与“教育家”的讨论，“做教育家不做教书匠”的宣言似乎成为一种向往，但是，在“教育家”与“教书匠”之间，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这就是“思想者”。“教书匠”经“思想者”的“裂变”而成为“教育家”。虽说在“教书匠”与“思想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鸿沟，但其间的距离却也显而易见。教书匠只是在“教”着，思想者则首先至少同时在“思”着，“想”着，于是有了“方向感”；教书匠眼里更多是“画地为牢”的知识，思想者眼里则更多是变知识为素质的智慧；教书匠眼里更多是教学任务的完成，思想者眼里则更多是变任务完成为形成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的责任；教书匠眼里更多是升学率的提高，思想者眼里则更多是变升学率为造就一代人的使命。尽管从教书匠到教育家的路途还太遥远，坎坷还会接踵而至，但从胡校长的“精神引领”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思想者的影子，依稀听到思想者思想操练的步伐。
信息条件——信息知识——信息素养。美国学者波斯特宣布，现代文明最根本的特征，是“信息方式”的革命，即由传统的印刷媒介的信息方式进入电子媒介的信息方式时代。在这个“电子信息方式”时代，对大多数人、大多数学校来说，当下也许已不再是一个信息短缺与匮乏的年代，倒是一个需要不断删除信息垃圾获取信息精华的年代，更有在众多课堂上人为充斥信息技术、降低实际教学效果的现象。但对后六中学的教师而言，信息知识的闭塞、信息技术的缺乏，却是他们在言谈中不无担忧的问题。而标示着“电脑室”却被窗帘遮掩着的教室，也分明诉说着学校在这方面的局促。在问及自身发展有何不足时，老师们的回答几乎无不涉及信息知识的扩展与信息技术的提高问题。可以看出，一方面，身处偏僻小镇的教师们经历着封闭地域的局限与简陋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外面的世界又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将他们卷席到“地球村”广袤而丰润的视野之中，强烈的信息意识在他们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其实，在全球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即便在较为偏僻的乡村，信息知识的获取本身或许还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也不是一件需要太多时间积淀的事，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信息素养的形成恐怕才是难以一蹴而就的。这里，信息条件的获取固然是其前提，但从信息知识到信息素养的警醒必须同时兼备，起码是一种必备的意识。应当承认，现在不少学校其信息条件的优越、信息知识的扩展较之后六中学来要强得多，但却并未取得比后六中学更高的教育效果。究其缘由，信息素养的缺乏可能是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当信息知识与信息处理能力、信息问题的解决、信息的交流以及信息文化的多重建构等诸多方面融合一体，并由此导致相应的教育教学行为，信息知识才可能彰显其价值。否则，信息知识的短缺固然会造成自身乃至教学行为的一定缺陷，但信息能力与信息文化的短缺，却可能造成一个时代的精神与品质的缺损。在对教育现代化的追求中，后六中学正在经历一种关于信息方式的新的教育觉悟。
教学反思——教育科研——教育自觉。到底如何保持学校现有竞争力?如何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在考察中我们发现，后六中学同样保持着一份警策，虽然这种警策不乏朦胧，甚至还不太自觉。这里需要教学反思，因为它与老师们每天的教育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这里更需要教育自觉，因为它使老师们每天的教育日常生活获得更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曾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且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并认为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是一脉相通的。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从教学反思到教育自觉与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甚至，从教学反思到教育自觉就是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说到底，教育的本质就是一种文化。当然，要从教学反思真正走向教育自觉，需要架设的桥梁很多，而教育科研不失为诸多桥梁中的重要一座。我们大可不必为教育科研贴金，但教育科研事实上已成为众多学校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因为没有教育科研，我们已有的教学反思，我们可能有的一定的教育自觉，终究不会走得很远。教育科研的使命不是给教师增加人为的负担，而是在各种教育场景的天然实验室中注入一份鲜活与思想元素，这种鲜活和思想元素会帮助教师恪守对每一个学生的责任，培植教师的“方向感”：教育科研的使命不是逼迫教师挤出几篇研究论文，而是企图对作为成人社会代表者的教师催生一种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使他们不至在对权威的迷信和依赖中丧失自我：教育科研的使命不是制造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元对立，而是期待赋予教师一种精神的不安分，这种不安分会逼迫他们始终不停地驰骋在思想的原野上。
教书匠——思想者——教育家、信息条件——信息知识——信息素养、教学反思——教育科研——教育自觉，如果将从后六中学拾捡的这些灵性的“片断”链接为一道思维的轨迹，或许就是那一份难能的对自己的省察与警策，那也是一份难能的返朴的教育理性。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教书匠——思想者——教育家。在后六中学，因为教师严重缺编，体育教师上物理课、生物教师上化学课、美术教师上政治课的现象似乎被外界传为美谈，并认为是三流学校教出一流成绩的典范。然而，后六中学胡建军校长却对此保持着充分的清醒，他非常坦诚地说，这不是什么经验，实在是无奈之举。诚然，在师资缺编、课程要开、升学率要上的重压下，可能会“逼迫”学校做出很多非常态之举，且这些非常态之举在教师本人自强、团队合作互助中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这就是一种最佳教育行为选择，如果一定要说是一种选择的话，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种可以一时奏效但不能一直奏效的教育行为选择。若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教育行为视为一种惯常的、本然的日常生活形态，并试图纳入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逻辑之中，同时心满意足地认为其自身已经能够应付教育过程所遭遇的诸多具体问题，既无需对过程的程序与内容作深入的理解，也不需要追根究底地进行“为什么”、“如何可能”之类的提问，那么充其量还只停留在一个教书匠的层面，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思想者。教育界曾热烈地进行过关于“教书匠”与“教育家”的讨论，“做教育家不做教书匠”的宣言似乎成为一种向往，但是，在“教育家”与“教书匠”之间，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这就是“思想者”。“教书匠”经“思想者”的“裂变”而成为“教育家”。虽说在“教书匠”与“思想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鸿沟，但其间的距离却也显而易见。教书匠只是在“教”着，思想者则首先至少同时在“思”着，“想”着，于是有了“方向感”；教书匠眼里更多是“画地为牢”的知识，思想者眼里则更多是变知识为素质的智慧；教书匠眼里更多是教学任务的完成，思想者眼里则更多是变任务完成为形成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的责任；教书匠眼里更多是升学率的提高，思想者眼里则更多是变升学率为造就一代人的使命。尽管从教书匠到教育家的路途还太遥远，坎坷还会接踵而至，但从胡校长的“精神引领”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思想者的影子，依稀听到思想者思想操练的步伐。
信息条件——信息知识——信息素养。美国学者波斯特宣布，现代文明最根本的特征，是“信息方式”的革命，即由传统的印刷媒介的信息方式进入电子媒介的信息方式时代。在这个“电子信息方式”时代，对大多数人、大多数学校来说，当下也许已不再是一个信息短缺与匮乏的年代，倒是一个需要不断删除信息垃圾获取信息精华的年代，更有在众多课堂上人为充斥信息技术、降低实际教学效果的现象。但对后六中学的教师而言，信息知识的闭塞、信息技术的缺乏，却是他们在言谈中不无担忧的问题。而标示着“电脑室”却被窗帘遮掩着的教室，也分明诉说着学校在这方面的局促。在问及自身发展有何不足时，老师们的回答几乎无不涉及信息知识的扩展与信息技术的提高问题。可以看出，一方面，身处偏僻小镇的教师们经历着封闭地域的局限与简陋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外面的世界又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将他们卷席到“地球村”广袤而丰润的视野之中，强烈的信息意识在他们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其实，在全球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即便在较为偏僻的乡村，信息知识的获取本身或许还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也不是一件需要太多时间积淀的事，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信息素养的形成恐怕才是难以一蹴而就的。这里，信息条件的获取固然是其前提，但从信息知识到信息素养的警醒必须同时兼备，起码是一种必备的意识。应当承认，现在不少学校其信息条件的优越、信息知识的扩展较之后六中学来要强得多，但却并未取得比后六中学更高的教育效果。究其缘由，信息素养的缺乏可能是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当信息知识与信息处理能力、信息问题的解决、信息的交流以及信息文化的多重建构等诸多方面融合一体，并由此导致相应的教育教学行为，信息知识才可能彰显其价值。否则，信息知识的短缺固然会造成自身乃至教学行为的一定缺陷，但信息能力与信息文化的短缺，却可能造成一个时代的精神与品质的缺损。在对教育现代化的追求中，后六中学正在经历一种关于信息方式的新的教育觉悟。
教学反思——教育科研——教育自觉。到底如何保持学校现有竞争力?如何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在考察中我们发现，后六中学同样保持着一份警策，虽然这种警策不乏朦胧，甚至还不太自觉。这里需要教学反思，因为它与老师们每天的教育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这里更需要教育自觉，因为它使老师们每天的教育日常生活获得更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曾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且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并认为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是一脉相通的。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从教学反思到教育自觉与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甚至，从教学反思到教育自觉就是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说到底，教育的本质就是一种文化。当然，要从教学反思真正走向教育自觉，需要架设的桥梁很多，而教育科研不失为诸多桥梁中的重要一座。我们大可不必为教育科研贴金，但教育科研事实上已成为众多学校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因为没有教育科研，我们已有的教学反思，我们可能有的一定的教育自觉，终究不会走得很远。教育科研的使命不是给教师增加人为的负担，而是在各种教育场景的天然实验室中注入一份鲜活与思想元素，这种鲜活和思想元素会帮助教师恪守对每一个学生的责任，培植教师的“方向感”：教育科研的使命不是逼迫教师挤出几篇研究论文，而是企图对作为成人社会代表者的教师催生一种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使他们不至在对权威的迷信和依赖中丧失自我：教育科研的使命不是制造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元对立，而是期待赋予教师一种精神的不安分，这种不安分会逼迫他们始终不停地驰骋在思想的原野上。
教书匠——思想者——教育家、信息条件——信息知识——信息素养、教学反思——教育科研——教育自觉，如果将从后六中学拾捡的这些灵性的“片断”链接为一道思维的轨迹，或许就是那一份难能的对自己的省察与警策，那也是一份难能的返朴的教育理性。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