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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在0.46左右，处于高位徘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整体人口比例不到40%——两个数据，清晰刻画出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格局：仍偏重“哑铃型”结构，距“橄榄型”社会仍有较大差距。
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向共同富裕，呼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呼唤构建相对稳定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高瞻远瞩，谋篇布局——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把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放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考量，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如何借助再分配的手段改善收入结构？从“哑铃”到“橄榄”，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共同富裕：“扩中”迫在眉睫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大规模？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又是什么？宁吉喆介绍，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来算，中国有4亿人，有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其消费对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
然而，衡量社会分配结构，除了看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规模，还要看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亿人，如果以14亿人的基数计算，中等收入人口占比约为30%。
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几个模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讲述了从金字塔型到扁平型社会过渡时，社会形态和收入水平的演进过程。
“过去，我们低收入人口占多数，而共同富裕应当是扁平型社会，即全体人民都能够享有高质量、高品位的美好生活。从金字塔型社会到扁平型社会，必然要经过橄榄型社会这一形态。”有着多年研究积淀的郑功成，一针见血指出构建橄榄型社会的关键所在：需要明确“提低扩中调高”方针及系统化的行动方案。
而作為中位线上的“扩中”，则成为学界关注和政策制定中的聚焦点。
要改变现状，首先得认清现状。社会财富日益丰厚，但基尼系数一直居高难下，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已成亟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此，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指出，实现共同富裕进程，需直面两大“拦路虎”：一是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较低，二是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
基尼系数0.4，通常被视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从历史维度，李实分析了近年间收入差距的新动向和新特点。
他指出，新世纪前15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由升转降的过程，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后下降到2015年的0.464。然而，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又出现了小幅度反弹，到2018年回升到0.469。这表明过去10年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徘徊波动状态。
这样的趋势得到了更多研究者认同。“缩小贫富差距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伴随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之态势日益明显，但差距仍然偏大。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塑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同时发力。”郑功成认为。
构建“橄榄型”社会，关键在于扩大“橄榄型”中的中等收入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以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在蔡昉看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也不仅限于收入水平一个指标，还应该包括其他与人民生活品质相关的内容，“总体来说，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具有在全社会处于中等水平的收入、稳定的就业、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条件、充分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定数量的家庭储蓄和适度的财产收入，并且具有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等”。
社会流动：不能“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
掏空钱包跟家里借了钱付了首付，月供近10000元，交通费500元，加上每月税费扣除、伙食费等必需花销，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杨刚在买房之后成了“月光族”。月薪16000元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现金流绷得很紧，不敢生病，每个月都要盘算钱怎么省着花，要不就供不起房了”。
实际上，像杨刚这样，收入水平符合“中产”层级，却几乎抵御不了突发事件且收入不稳定的“中产”，目前还有很多。
“由于中等收入群体本来易受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职业结构快速变化的状况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会上升，内心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担心自己被时代淘汰而失去工作，现在的‘中产’生活水准降低，甚至有坠入贫困阶层的恐惧。”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坦言。
房贷、车贷、医疗、养老……重重压力让不少中等收入群体“喊累”。“有的朋友买了房之后每个月的消费额度就给自己留了1000块。”杨刚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小城市“落脚”到一线城市，算是摸到了中产的边儿，但大家都有很强的焦虑感，尤其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怕再掉下去”。
这种焦虑感，无疑源自占比较大的刚性支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消除这些后顾之忧，加速社会流动。
蔡昉分析指出，历史上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
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著放慢，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合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如果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蔡昉形象地做出这个比喻。 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蔡昉提出了“倍增计划”，并将这一计划聚焦脱贫后低收入农村人口、进城农民工、老年人三大群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仍是低收入群体。“经合组织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假设30%的农村家庭符合这个标准，总人数至少为1.53亿，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群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蔡昉算了一笔账。
与此同时，如果能够把2.91亿外出农民工和2.7亿60岁以上人口变成中等收入群体，不仅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进程，对于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意义巨大。
郑功成则认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篱，完善共享制度安排：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优化并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安排，全面加快各项福利事业的发展步伐，切实解除全民后顾之忧;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面向老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的公共服务要统筹规划，以便让城乡居民真正实现全面普享。
缩小差距：让更多的人跻身中等收入群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提出了实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计划，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先行示范;在“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方面，明确要全面打造“善行浙江”，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参与公共事业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旗帜鲜明——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日前表示，实现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勵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提及共同富裕，不能不提浙江。在共同富裕领域作出示范探索的浙江，出台了诸多政策，《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把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建设“橄榄型”社会的一大重点。
实际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发展的问题，也是分配的问题。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共同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需要设计三者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将经济增长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
蔡昉认为，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第三和第四发展阶段。他认为，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起来。“这个发展阶段，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能够从26%提高到36%。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就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完备。”蔡昉说。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毛丰付把政策重点归为两点：做好兜底性工程和加强低收入群体的技能培训。要提供更多保障性的职业培训，做好低收入群体技能水平提升服务，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劳动生产效率和工作匹配能力。
莫荣认为，稳定中等收入群体，要创造更多中高收入的工作岗位。一方面，要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和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放开市场，落实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另一方面，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农业，开发与农业现代化相关的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岗位，使部分有头脑的新型农民通过从事这些职业提高收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
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向共同富裕，呼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呼唤构建相对稳定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高瞻远瞩，谋篇布局——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把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放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考量，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如何借助再分配的手段改善收入结构？从“哑铃”到“橄榄”，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共同富裕：“扩中”迫在眉睫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大规模？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又是什么？宁吉喆介绍，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来算，中国有4亿人，有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其消费对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
然而，衡量社会分配结构，除了看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规模，还要看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亿人，如果以14亿人的基数计算，中等收入人口占比约为30%。
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几个模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讲述了从金字塔型到扁平型社会过渡时，社会形态和收入水平的演进过程。
“过去，我们低收入人口占多数，而共同富裕应当是扁平型社会，即全体人民都能够享有高质量、高品位的美好生活。从金字塔型社会到扁平型社会，必然要经过橄榄型社会这一形态。”有着多年研究积淀的郑功成，一针见血指出构建橄榄型社会的关键所在：需要明确“提低扩中调高”方针及系统化的行动方案。
而作為中位线上的“扩中”，则成为学界关注和政策制定中的聚焦点。
要改变现状，首先得认清现状。社会财富日益丰厚，但基尼系数一直居高难下，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已成亟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此，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指出，实现共同富裕进程，需直面两大“拦路虎”：一是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较低，二是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
基尼系数0.4，通常被视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从历史维度，李实分析了近年间收入差距的新动向和新特点。
他指出，新世纪前15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由升转降的过程，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后下降到2015年的0.464。然而，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又出现了小幅度反弹，到2018年回升到0.469。这表明过去10年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徘徊波动状态。
这样的趋势得到了更多研究者认同。“缩小贫富差距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伴随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之态势日益明显，但差距仍然偏大。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塑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同时发力。”郑功成认为。
构建“橄榄型”社会，关键在于扩大“橄榄型”中的中等收入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以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在蔡昉看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也不仅限于收入水平一个指标，还应该包括其他与人民生活品质相关的内容，“总体来说，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具有在全社会处于中等水平的收入、稳定的就业、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条件、充分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定数量的家庭储蓄和适度的财产收入，并且具有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等”。
社会流动：不能“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
掏空钱包跟家里借了钱付了首付，月供近10000元，交通费500元，加上每月税费扣除、伙食费等必需花销，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杨刚在买房之后成了“月光族”。月薪16000元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现金流绷得很紧，不敢生病，每个月都要盘算钱怎么省着花，要不就供不起房了”。
实际上，像杨刚这样，收入水平符合“中产”层级，却几乎抵御不了突发事件且收入不稳定的“中产”，目前还有很多。
“由于中等收入群体本来易受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职业结构快速变化的状况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会上升，内心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担心自己被时代淘汰而失去工作，现在的‘中产’生活水准降低，甚至有坠入贫困阶层的恐惧。”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坦言。
房贷、车贷、医疗、养老……重重压力让不少中等收入群体“喊累”。“有的朋友买了房之后每个月的消费额度就给自己留了1000块。”杨刚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小城市“落脚”到一线城市，算是摸到了中产的边儿，但大家都有很强的焦虑感，尤其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怕再掉下去”。
这种焦虑感，无疑源自占比较大的刚性支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消除这些后顾之忧，加速社会流动。
蔡昉分析指出，历史上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
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著放慢，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合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如果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蔡昉形象地做出这个比喻。 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蔡昉提出了“倍增计划”，并将这一计划聚焦脱贫后低收入农村人口、进城农民工、老年人三大群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仍是低收入群体。“经合组织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假设30%的农村家庭符合这个标准，总人数至少为1.53亿，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群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蔡昉算了一笔账。
与此同时，如果能够把2.91亿外出农民工和2.7亿60岁以上人口变成中等收入群体，不仅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进程，对于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意义巨大。
郑功成则认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篱，完善共享制度安排：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优化并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安排，全面加快各项福利事业的发展步伐，切实解除全民后顾之忧;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面向老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的公共服务要统筹规划，以便让城乡居民真正实现全面普享。
缩小差距：让更多的人跻身中等收入群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提出了实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计划，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先行示范;在“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方面，明确要全面打造“善行浙江”，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参与公共事业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旗帜鲜明——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日前表示，实现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勵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提及共同富裕，不能不提浙江。在共同富裕领域作出示范探索的浙江，出台了诸多政策，《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把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建设“橄榄型”社会的一大重点。
实际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发展的问题，也是分配的问题。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共同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需要设计三者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将经济增长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
蔡昉认为，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第三和第四发展阶段。他认为，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起来。“这个发展阶段，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能够从26%提高到36%。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就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完备。”蔡昉说。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毛丰付把政策重点归为两点：做好兜底性工程和加强低收入群体的技能培训。要提供更多保障性的职业培训，做好低收入群体技能水平提升服务，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劳动生产效率和工作匹配能力。
莫荣认为，稳定中等收入群体，要创造更多中高收入的工作岗位。一方面，要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和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放开市场，落实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另一方面，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农业，开发与农业现代化相关的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岗位，使部分有头脑的新型农民通过从事这些职业提高收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