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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非常抢眼，从而极大地弥补了该产业在中国起步时间较晚的相对不足。目前，服务外包产业不仅成为中国各类企业更多地参与和更好地角逐全球市场的新舞台与新高地，更成为进一步促动和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新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一条重要途径。由此，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进行现状评估、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就成为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
关 键 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现状；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92013）12-0073-05
收稿日期：2013-7-18
作者简介：郭锐（1978—），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地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区域经济；陈丹（1969—），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电子政务。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第三批外经贸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资金项目“‘三化统筹’背景下吉林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吉财企指〔2011〕1985号。
与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相同步，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产业发展的现状评估、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从全国或整个产业的宏观层面、地区或部分行业的中观层面、中外产业态势对比的微观层面切入研究主题，具有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和多线索的研究特点，但其在理论创见、方法创新、问题意识和对策应用等方面的研究空间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一、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评估
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其中，地区或部分行业的中观层面研究几乎把中国绝大部分的服务外包城市或地区囊括进来，而中外产业态势对比的微观层面研究则集中探讨了借鉴和学习印度等外包产业先发优势国家的诸多政策、经验及做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问题。
从全国或整个产业的宏观层面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发展和最终崛起的强劲势头一致看好，认定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对中国在新时期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转变、经济产业结构的新调整和企业竞争能力的新提升等大有裨益。王江和王丹（2012）指出，中国企业大量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使其业务领域急剧扩大、业务种类日趋丰富、业务对象更加多元。国内市场需求的强大支撑力与国际市场需求的旺盛表现力形成合力作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巨大需求的持续释放，助推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进一步保持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由此，中国的一些服务外包城市步入了产业转型及升级的新阶段，探索符合自身条件，走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道路成为新潮流。[1]邓志新（2011）从发展特点的角度对当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态势做出概括，一是整个产业处于持续放量增长的良好状态且总体规模显著扩大；二是信息技术外包（ITO）继续保持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三是岸外包市场成为新的更大的增长点；四是发包来源地依然主要是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五是东部沿海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主要集聚地。[2]不过，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办公室，欧美是世界董事会”的产业格局，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与印度、爱尔兰等外包产业先发优势国家相比，中国依然有着不小的发展差距，其综合竞争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武晋军（2011）认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总体规模优势不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对核心技术掌握不多，缺少大型化、国际化、品牌化的行业领军企业，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复合人才的严重缺乏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各地方之间的同质化竞争状态有越陷越深的危险。对此，华迎和孟环宇（2012）提出，必须认真对待、及时处置服务外包“井喷式”发展当中的不良表现，深刻认识中国在服务业基础、企业竞争力、全球市场份额、专业人才队伍、发包客户资源、自主创新能力、核心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差距。[3]
从地区或部分行业的中观层面来看，目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已形成“东西映射式”的发展格局，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地区担当主导者和引领者的角色，中西部地区正加快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上述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建设成效巨大，但是它们在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上的诸多不足会严重限制其未来发展。对此，毛才盛（2011）提出应当高度重视三大问题：一是发展思路单一，建设理念陈旧，资源整合不足；二是总体规模偏小，专业人才匮乏，战略管理不够；三是投资渠道单一，融资方式有限，信贷门槛过高。大连市是环渤海地区乃至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其在软件外包领域的比较优势地位非常明显。早在2007年，大连市的“全球离岸交付城市排名”就已高居中国的第一位和全球的第五位。黄阳洋（2011）从集聚式发展的角度指出，大连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市场渠道过于单一、市场风险过分集中、复合人才极度缺乏、金融优惠举措乏力等四大制约。凭借区位相对优势、资金比较优势和人力储备优势，江苏省服务外包产业很快跻身全国前列并成为引领长三角地区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布局不平衡、人才缺口补不上、企业规模偏小的问题依然棘手，魏巍和钟文燕（2012）对此深表忧虑。[4]大力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成为落实“中部崛起”战略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全立新和董展眉（2011）从政策支持体系建设、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树立国际化自主品牌、产业的特色化与集聚化、服务外包企业集团化等方面，对湖南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做了多维度的考察。他们认为，得益起步时间较早、政策保障到位、基础设施完善、运营成本低廉、人才储备充沛等优势条件，湖南省服务外包产业已经确立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具有一定的规模实力。韩德超（2013）对南昌市和洛阳市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做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起步时间较晚的南昌市服务外包产业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优势、地域优势、集聚优势和政策优势，与突出产业发展的特色化、差异化和地域化的“南昌模式”不无关系。洛阳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在转观念、找定位、促集聚、引进来、走出去、强基础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 从中外产业态势对比的微观层面来看，学习和借鉴产业先发优势国家的经验及做法是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关注的重点，其中对印度的关注度最高。目前，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向，这从一些中小型发展中国家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成为新的发包来源国当中充分体现出来。张立（2011）指出，处在该产业领跑位置的依然是印度、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先发国家，东亚、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表现出快速赶超的态势，南美、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的个别国家加快崛起成为新的接包主体。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布局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中国与印度等服务外包先发优势国家的巨大差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超越的，其从服务外包新兴大国真正崛起为全球服务外包强国任重而道远。杨延杰（2011）指出，浓厚的国际化色彩、明确的外向型战略、独特的语言优势、良好的公司信誉、规范的企业运作、充沛的人力储备，这些是印度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行业的优势所在。而品牌国际化建设和大企业集团化发展始终难有重大成果，这是制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症结所在，也是印度等国家企业轻而易举地占据中国国内市场优势地位的原因所在。[5]得益于业务流程外包（BPO）行业年均增幅达44%的惊人速度，印度正从低端的信息技术外包（ITO）行业加速抽身，其已经基本实现转向高端业务领域的战略目标。寇相如和王澎涛（2011）指出，印度在企业规模、合同金额、业务质量、产业层次、专业人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不言自明，[6]印度的先发优势和语言优势是中国难以比拟的，中国需要较长时间的不懈追赶。对此，于晓东（2012）指出，迟迟难以有效释放的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实力不济和缺乏足够信誉度的接包企业、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的巨大缺口始终得不到有效填补、品牌国际化建设起色不大等棘手问题，将成为中国完成赶超战略的主要障碍。[7]
二、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引导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关键所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当中存在问题的探讨从未间断，不过，相关研究成果的论点比较接近，对主要问题的梳理和剖析亦相对集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该领域研究的问题意识有待真正地树立和进一步加强。
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依然是制约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合同规范及执行、行业标准与规则、企业纠纷及处理这些涉及市场环境的改善与优化等方面的棘手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出台和落实新的政策及举措，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做好政策衔接和协调工作。陈冰冰和刘莹莹（2011）提出，诸如工商、税收、财政、土地、外汇等优惠举措的细节部分有待进一步明确和落实，相关优惠政策的体系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需要尽快提速。另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足、保护力度不大、保护举措不够，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应当进一步的加快。[8]
专业人才尤其是中高端技术人才极度匮乏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一大软肋。洪志鹤（2011）指出，专业技术人才结构有欠合理，尤其是熟悉国际规则、熟练掌握外语、精通企业管理、勇于市场开拓、专业技术过硬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问题不容小觑。[9]中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员的数量与质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业人员的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等不强烈从而导致其职业能力不强、职业素养不高，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不力、员工的职业培训不足、团队合作及自主创新意识缺乏，致使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在质量服务意识养成、客户沟通能力培养、企业员工技能培训、跨越消费心理鸿沟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长期徘徊不前。赵静、方兆本和尹留志（2008）指出，对专业人才培养和引入的法治保障、制度保障、政策保障的缺位及补位问题的治理，事关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大局，对此应当予以充分重视。[10]
进一步激发和挖掘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所具有的巨大的产业集聚效应、经济拉动效应、行业辐射效应，这已经是一项世界公认和通行的国家战略。企业规模不大，竞争能力不强，同业信誉不高，市场份额不足，客户资源不多，过分倚重外资，这些不良现象与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集群化建设乏力不无关系。另外，各地区发展同质化风险过大、差异特色化过小，主要业务集中在中低端领域，使其长期处于市场竞争的被动和从属地位。邓志新（2011）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指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组织管理体系不完善，营销研发体系不健全和公共服务体系不顺畅。[11]对此，梁佑良（2013）进一步指出，相关的监管举措、行业规范、服务标准、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建设迟滞落后尤其是难以满足依法监管的迫切要求，这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进一步发展非常不利。
三、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探讨
与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全国或整个产业的宏观层面、地区或部分行业的中观层面、中外产业态势对比的微观层面相类似，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策的探讨主要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并具体论述。
从全国或整个产业的宏观层面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意识到中国必须尽快彻底走出“服务外包即离岸外包”的认识误区及发展歧途，真正树立“国内市场优先”的理念及意识，主张从发展和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新高度，协调好、落实好中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同步升级和转型的艰巨任务。山红梅（2011）提出，推动和促进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规模化与持续化发展，就要形成“政府鼓励、社会支持与企业自主发展”相结合的新模式，彻底抛弃“大而全、小而全”的陈旧落后的经营观念，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加快与市场化、国际化相接轨的步伐。[12]鉴于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布局极不均衡的严峻状况，张桂钢（2012）指出，应当加快产业链条的升级延伸及产业布局的优化重组，大量建设综合性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区，更好地释放和发挥此类园区的集聚及辐射效应。同时，以类别化、差异化、针对化的政策优惠举措，更多更好地覆盖和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建立健全公共服务平台体系，深挖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及产品开发模式的巨大效力。毛振华（2012）指出，这期间政府部门要积极发挥好政策主导作用，各类企业要扮演好市场主体角色，更多地借力于政府拉动型产业发展模式和官助民办型产业发展模式的巨大效用，从而促进各地区服务外包产业的均衡化发展。[13]突破中国企业长期徘徊于服务外包产业中低端领域的尴尬境地实属当务之急。包诗若（2012）提出，应当坚定地走好“集群化发展”道路，以示范城市和示范园区为支点，以区位优势、行业特色、龙头企业、知名品牌为抓手，在巩固已有的比较优势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新的更大的业务领域。[14]姜凌和卢建平（2011）指出，用足用好工商、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手段，优先扶持众多的服务外包中小型企业不失为一条突破捷径。[15]
关 键 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现状；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92013）12-0073-05
收稿日期：2013-7-18
作者简介：郭锐（1978—），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地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区域经济；陈丹（1969—），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电子政务。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第三批外经贸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资金项目“‘三化统筹’背景下吉林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吉财企指〔2011〕1985号。
与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相同步，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产业发展的现状评估、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从全国或整个产业的宏观层面、地区或部分行业的中观层面、中外产业态势对比的微观层面切入研究主题，具有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和多线索的研究特点，但其在理论创见、方法创新、问题意识和对策应用等方面的研究空间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一、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评估
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其中，地区或部分行业的中观层面研究几乎把中国绝大部分的服务外包城市或地区囊括进来，而中外产业态势对比的微观层面研究则集中探讨了借鉴和学习印度等外包产业先发优势国家的诸多政策、经验及做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问题。
从全国或整个产业的宏观层面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发展和最终崛起的强劲势头一致看好，认定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对中国在新时期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转变、经济产业结构的新调整和企业竞争能力的新提升等大有裨益。王江和王丹（2012）指出，中国企业大量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使其业务领域急剧扩大、业务种类日趋丰富、业务对象更加多元。国内市场需求的强大支撑力与国际市场需求的旺盛表现力形成合力作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巨大需求的持续释放，助推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进一步保持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由此，中国的一些服务外包城市步入了产业转型及升级的新阶段，探索符合自身条件，走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道路成为新潮流。[1]邓志新（2011）从发展特点的角度对当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态势做出概括，一是整个产业处于持续放量增长的良好状态且总体规模显著扩大；二是信息技术外包（ITO）继续保持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三是岸外包市场成为新的更大的增长点；四是发包来源地依然主要是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五是东部沿海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主要集聚地。[2]不过，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办公室，欧美是世界董事会”的产业格局，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与印度、爱尔兰等外包产业先发优势国家相比，中国依然有着不小的发展差距，其综合竞争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武晋军（2011）认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总体规模优势不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对核心技术掌握不多，缺少大型化、国际化、品牌化的行业领军企业，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复合人才的严重缺乏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各地方之间的同质化竞争状态有越陷越深的危险。对此，华迎和孟环宇（2012）提出，必须认真对待、及时处置服务外包“井喷式”发展当中的不良表现，深刻认识中国在服务业基础、企业竞争力、全球市场份额、专业人才队伍、发包客户资源、自主创新能力、核心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差距。[3]
从地区或部分行业的中观层面来看，目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已形成“东西映射式”的发展格局，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地区担当主导者和引领者的角色，中西部地区正加快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上述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建设成效巨大，但是它们在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上的诸多不足会严重限制其未来发展。对此，毛才盛（2011）提出应当高度重视三大问题：一是发展思路单一，建设理念陈旧，资源整合不足；二是总体规模偏小，专业人才匮乏，战略管理不够；三是投资渠道单一，融资方式有限，信贷门槛过高。大连市是环渤海地区乃至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其在软件外包领域的比较优势地位非常明显。早在2007年，大连市的“全球离岸交付城市排名”就已高居中国的第一位和全球的第五位。黄阳洋（2011）从集聚式发展的角度指出，大连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市场渠道过于单一、市场风险过分集中、复合人才极度缺乏、金融优惠举措乏力等四大制约。凭借区位相对优势、资金比较优势和人力储备优势，江苏省服务外包产业很快跻身全国前列并成为引领长三角地区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布局不平衡、人才缺口补不上、企业规模偏小的问题依然棘手，魏巍和钟文燕（2012）对此深表忧虑。[4]大力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成为落实“中部崛起”战略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全立新和董展眉（2011）从政策支持体系建设、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树立国际化自主品牌、产业的特色化与集聚化、服务外包企业集团化等方面，对湖南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做了多维度的考察。他们认为，得益起步时间较早、政策保障到位、基础设施完善、运营成本低廉、人才储备充沛等优势条件，湖南省服务外包产业已经确立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具有一定的规模实力。韩德超（2013）对南昌市和洛阳市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做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起步时间较晚的南昌市服务外包产业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优势、地域优势、集聚优势和政策优势，与突出产业发展的特色化、差异化和地域化的“南昌模式”不无关系。洛阳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在转观念、找定位、促集聚、引进来、走出去、强基础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 从中外产业态势对比的微观层面来看，学习和借鉴产业先发优势国家的经验及做法是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关注的重点，其中对印度的关注度最高。目前，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向，这从一些中小型发展中国家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成为新的发包来源国当中充分体现出来。张立（2011）指出，处在该产业领跑位置的依然是印度、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先发国家，东亚、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表现出快速赶超的态势，南美、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的个别国家加快崛起成为新的接包主体。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布局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中国与印度等服务外包先发优势国家的巨大差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超越的，其从服务外包新兴大国真正崛起为全球服务外包强国任重而道远。杨延杰（2011）指出，浓厚的国际化色彩、明确的外向型战略、独特的语言优势、良好的公司信誉、规范的企业运作、充沛的人力储备，这些是印度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行业的优势所在。而品牌国际化建设和大企业集团化发展始终难有重大成果，这是制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症结所在，也是印度等国家企业轻而易举地占据中国国内市场优势地位的原因所在。[5]得益于业务流程外包（BPO）行业年均增幅达44%的惊人速度，印度正从低端的信息技术外包（ITO）行业加速抽身，其已经基本实现转向高端业务领域的战略目标。寇相如和王澎涛（2011）指出，印度在企业规模、合同金额、业务质量、产业层次、专业人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不言自明，[6]印度的先发优势和语言优势是中国难以比拟的，中国需要较长时间的不懈追赶。对此，于晓东（2012）指出，迟迟难以有效释放的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实力不济和缺乏足够信誉度的接包企业、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的巨大缺口始终得不到有效填补、品牌国际化建设起色不大等棘手问题，将成为中国完成赶超战略的主要障碍。[7]
二、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引导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关键所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当中存在问题的探讨从未间断，不过，相关研究成果的论点比较接近，对主要问题的梳理和剖析亦相对集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该领域研究的问题意识有待真正地树立和进一步加强。
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依然是制约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合同规范及执行、行业标准与规则、企业纠纷及处理这些涉及市场环境的改善与优化等方面的棘手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出台和落实新的政策及举措，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做好政策衔接和协调工作。陈冰冰和刘莹莹（2011）提出，诸如工商、税收、财政、土地、外汇等优惠举措的细节部分有待进一步明确和落实，相关优惠政策的体系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需要尽快提速。另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足、保护力度不大、保护举措不够，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应当进一步的加快。[8]
专业人才尤其是中高端技术人才极度匮乏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一大软肋。洪志鹤（2011）指出，专业技术人才结构有欠合理，尤其是熟悉国际规则、熟练掌握外语、精通企业管理、勇于市场开拓、专业技术过硬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问题不容小觑。[9]中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员的数量与质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业人员的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等不强烈从而导致其职业能力不强、职业素养不高，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不力、员工的职业培训不足、团队合作及自主创新意识缺乏，致使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在质量服务意识养成、客户沟通能力培养、企业员工技能培训、跨越消费心理鸿沟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长期徘徊不前。赵静、方兆本和尹留志（2008）指出，对专业人才培养和引入的法治保障、制度保障、政策保障的缺位及补位问题的治理，事关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大局，对此应当予以充分重视。[10]
进一步激发和挖掘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所具有的巨大的产业集聚效应、经济拉动效应、行业辐射效应，这已经是一项世界公认和通行的国家战略。企业规模不大，竞争能力不强，同业信誉不高，市场份额不足，客户资源不多，过分倚重外资，这些不良现象与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集群化建设乏力不无关系。另外，各地区发展同质化风险过大、差异特色化过小，主要业务集中在中低端领域，使其长期处于市场竞争的被动和从属地位。邓志新（2011）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指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组织管理体系不完善，营销研发体系不健全和公共服务体系不顺畅。[11]对此，梁佑良（2013）进一步指出，相关的监管举措、行业规范、服务标准、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建设迟滞落后尤其是难以满足依法监管的迫切要求，这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进一步发展非常不利。
三、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探讨
与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全国或整个产业的宏观层面、地区或部分行业的中观层面、中外产业态势对比的微观层面相类似，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策的探讨主要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并具体论述。
从全国或整个产业的宏观层面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意识到中国必须尽快彻底走出“服务外包即离岸外包”的认识误区及发展歧途，真正树立“国内市场优先”的理念及意识，主张从发展和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新高度，协调好、落实好中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同步升级和转型的艰巨任务。山红梅（2011）提出，推动和促进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规模化与持续化发展，就要形成“政府鼓励、社会支持与企业自主发展”相结合的新模式，彻底抛弃“大而全、小而全”的陈旧落后的经营观念，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加快与市场化、国际化相接轨的步伐。[12]鉴于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布局极不均衡的严峻状况，张桂钢（2012）指出，应当加快产业链条的升级延伸及产业布局的优化重组，大量建设综合性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区，更好地释放和发挥此类园区的集聚及辐射效应。同时，以类别化、差异化、针对化的政策优惠举措，更多更好地覆盖和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建立健全公共服务平台体系，深挖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及产品开发模式的巨大效力。毛振华（2012）指出，这期间政府部门要积极发挥好政策主导作用，各类企业要扮演好市场主体角色，更多地借力于政府拉动型产业发展模式和官助民办型产业发展模式的巨大效用，从而促进各地区服务外包产业的均衡化发展。[13]突破中国企业长期徘徊于服务外包产业中低端领域的尴尬境地实属当务之急。包诗若（2012）提出，应当坚定地走好“集群化发展”道路，以示范城市和示范园区为支点，以区位优势、行业特色、龙头企业、知名品牌为抓手，在巩固已有的比较优势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新的更大的业务领域。[14]姜凌和卢建平（2011）指出，用足用好工商、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手段，优先扶持众多的服务外包中小型企业不失为一条突破捷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