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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写过—本书，叫《生活在别处》。1969年，当这部书稿完成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度里，正有无数的青年人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到偏僻的“别处”——也许就是他们这辈子所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生活。他们身不由己，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来来去去，不是他们选择了别处，而是别处选择了他们。一晃便是将近40年的光阴，依然有无数的青年人去向别处生活——只不过，这一次，是他们自主自在的选择。他们，被称为“飘一代”。
崭露头角的“飘一代”
Jimmy是南方人，大学毕业后进了北京的一家IT公司。
在他看来，“北京”不仅仅是个大城市，它同时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的同事们，大部分也都来自全国各地——重庆、湖北、吉林、南京……北京人反而成了少数。
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里记录的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还在青年们的眼中粗鄙不堪，那时候，他们的朝圣之地是巴黎。据说，从旧金山出发，凑足18美元就可以得到一张去往马赛的船票，但仅是三等舱。船舱中挤坐着诸如斯坦因、亨利·米勒、海明威、庞德、辛克莱这些日后被尊崇为文学大师的人。
而对于活在这个世纪的很多中国年轻人来说，北京、上海、香港是他们的朝圣地，大城市就是他们的巴黎。
他们是“飘一代”，但他们并非漫无目的。从一开始，他们就有自己的方向。他们并不是冲着一个城市或者一张户籍，而是看重那城市背后所承载的更多的东西——机遇、发展、事业、成就……
从“北漂”到“新上海人”，每年从各地拥来的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大都市的新族群，而且，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在这个城市中崭露头角。
他们的风头似乎超过了这个城市的原住民，就比如那些早些闯荡到上海的知识白领，已经占据着跨国公司里的高薪位置，消费着这个日渐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高档的消费品。
不同于1980年代靠经商而起的老中产，这批崛起的新中产更低调，务实，他们不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明白一切要靠自己打拼。他们还保持着对新事物异乎寻常的敏感，知道最新的先锋思潮和另类艺术，对他们不懂的东西，也能保持着理解的宽容。
而随之产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在一地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里汇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随着新移民的不断进入，而充满了新鲜的气息，形成一种新的“移民文化”。可以说，这群人是缔造都市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因素。
谁是“飘一代”?
曾经有人如此定义城市新移民：他们应该是近几年才在城市扎根的外地人；他们的年纪并不大，三四十岁上下，更重要的是有新思想和新观念；他们对所在城市有自己的理解，与本地人相比，显得不安于现状；他们有许多正待实现的梦想，目标明确并正为之努力。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炜博士的理解，“飘一代”是依靠专业技能在异地谋生的人，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多为艺术工作、管理工作、专业领域等。
汇聚大量资源的城市始终是“飘一代”的目标，这也是人口流动的动因。资源多少区分了城市的好坏，捆绑人们几十年的户口只有在这些“好”城市里才有价值，它成了阻碍人口流动的最后壁垒。
“飘一代”的痛与挣扎
生活在别处，不是只有光荣与梦想。一个陌生的城市，对于他们，同样充满了迷惘与艰辛……
语言的隔阂
小元从山东考到上海的大学时，真是两眼一抹黑!如果说，食堂里永远甜津津的饭菜还可以将就，那么，像“天书”般的上海话，则如同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
系里的教务员、学校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上海人，他们一张口就习惯性地吐出一连串的上海话，简直听得她云山雾罩!头一次和上海室友去超市，免费班车上周围的大妈们口若悬河地用上海话说啊说啊，她只觉得一堆一堆的语言符号在耳边不息地打转，转得都快晕了!
那一阵小元特别自卑，出门都不敢问路，买东西也不敢问价钱，生怕被别人瞧不起——不知是哪里来的印象，总觉得上海是个本土观念特别重的城市，很“排外”。她的上海室友倒是好心要教她说上海话，可是上海话真难学啊!尤其对北方人来说，就跟学外语差不多了。
有一次小元在宿舍和男友通电话，她的室友正好和几个上海同学叽叽喳喳地聊天，男友在电话那头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哪，你们宿舍怎么来了那么多日本人?!”
上帝阻止了巴别塔的建造，留给人类的是语言的隔阂。即便是同一国度同一民族使用着同一种文字，但不同地域的方言依然可以千差万别，这无疑是“飘一代”们最先直面的问题。
先哲曾说：“山不到穆罕默德这里来，穆罕默德到山那里去。”当你不能改变环境，便唯有去适应它。
方言的差异因为最直观，所以最容易被夸大，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最容易被消解的问题。
一学期过后，小元对上海的生活就适应多了。其实一切都并不像她以为的那么“糁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和别人打交道时，别人一听她说的普通话，也会立刻改口说普通话——尽管那些普通话里夹杂着明显的上海口音，但看到他们努力卷舌想要说得标准些的样子，小元心里忽然就有一点点感动弥漫开来。
尽管巴别塔没有建成，但语言的隔阂，也许终有一天会在人与人友善的笑容里消融于无形。
生活的压力
秋秋怀揣着她的学术梦想，远赴英伦，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涯。因为是自费，没有奖学金，欧洲的生活费用又高，秋秋不愿总向父母伸手要钱，身为一个成年人，难道还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在辗转了几份零工之后，她终于成功地应聘到一家服装卖场当店员。
秋秋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她管辖的区域里面的衣服整理归位。服装卖场生意很好，客流量爆多，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简直没有一秒钟是闲着的——不是秋秋格外卖力，而是实际情况不允许她休息!那些衣服似乎从来没有整齐的时候，秋秋连偷偷去上个厕所还怕被经理看见。
下班时间就要到了，却还不能立刻回家，而是要把店面收拾好才能走人。天知道那些衣服原来放在哪里!当然，偷懒的还是大有人在的，秋秋分明看到有的人把衣服随便挂在相似的那一组里，可是她还是情愿老老实实地把衣服归类——她一直都是一个认真的人。
无论是道听途说还是亲身经历，大多数“新移民”光鲜的背后，都包含着最初的艰辛。
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他们有着强烈的成功动机，没有人脉、没有父母可以依赖，没有退路，“飘一代”们要比周围的人更加勤奋、努力。
“我能找人帮忙。”这句在熟人社会中常可听到的话在这个群体中声音小了很多，他们更多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即便在最初的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生活的压力依然不会消失。但也正是这种压力，能够激发出“飘一代”们身上潜藏的力量。秋秋一直对在英国的打工经历心存感激，甚至将之看得比单纯的留学更为重要。在她看来，在校园里的学习不过是对她知识与学术水准的提高，但她为自己的生活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才是真正成就了她作为一个“人”的成长。
归属的缺失
卡卡本科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很多年，有了自己的公司，买了房子也成了家，可他依然觉得自己的圈子很窄，而且这圈子里没有亲属网络，都是自己在社会上交往结识的朋友、同学，这张人脉网是很薄的。
卡卡到目前为止依然不认同他是上海人，但他也很难说是老家的人——乡音没有了，也不会回去了。
陈映芳在《移民上海》的序言里说，城市本来是作为流动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场所而成立的。在相互间互不相知的人们、互不相干地一起生活的城市里，陌生和冷漠是一种宿命。摆脱了传统共同体的“束缚”的人来到这里会找到他想要的“自由”，但同时他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他必须适应这个“陌生的社会”。
在城市中他可以获得独处的机会，但他必须承受孤独与冷漠。城市里有现代文明创造的一切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都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经济关系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也变得无情。在城市里，有生存的机会，有自律、理性，但也有生存的压力，而且人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一个人完全可能在这里梦想成真，却也可能走投无路……
陈映芳说的是上世纪末到上海的新移民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所有进入大城市并开始长期生活的“飘一代”的感受。
一个陌生的城市，总是让外来者缺乏归属感。“飘一代”尽管实现了前人的城市梦，但他们的心理郁结更多，对他们而言，自己就像一个四处飘散的蒲公英，即便落地之后，也脱不去那种漂泊的心境。
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后天一些变化的社会网络取代，在一种剧烈的变动期，人们普遍会产生不安定感。这是一种移民心态，不仅是“飘一代”们，凡是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生存的人都有，而且常常不只一代人，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移民心态注定要伴随终生，落地扎根的只能是下一代。
苏童曾经说过，人口流动有其悠久广阔的历史，假如追溯几代而上，今天的城市无一例外地有着一个异乡他壤的祖先。
纽约的移民人口报告称，810万纽约人口中有290万移民，而深圳近千万人口中，更是绝大多数是移民。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移民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新移民使城市更加充满活力，充满机遇，充满更多的可能性。
陈丹燕在《纽约与上海移民都市的自由》的结尾这样写道：“在曼哈顿说着千百种有口音的英语，或者在外滩说着有口音的上海话的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梦想来这里的，虽然梦想也有千百种之多，他们都不是束以待毙的人。街口匆匆而过的行人走向四面八方，带着同一种不在乎一切怪异的神情奔向自己的前方。”
崭露头角的“飘一代”
Jimmy是南方人，大学毕业后进了北京的一家IT公司。
在他看来，“北京”不仅仅是个大城市，它同时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的同事们，大部分也都来自全国各地——重庆、湖北、吉林、南京……北京人反而成了少数。
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里记录的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还在青年们的眼中粗鄙不堪，那时候，他们的朝圣之地是巴黎。据说，从旧金山出发，凑足18美元就可以得到一张去往马赛的船票，但仅是三等舱。船舱中挤坐着诸如斯坦因、亨利·米勒、海明威、庞德、辛克莱这些日后被尊崇为文学大师的人。
而对于活在这个世纪的很多中国年轻人来说，北京、上海、香港是他们的朝圣地，大城市就是他们的巴黎。
他们是“飘一代”，但他们并非漫无目的。从一开始，他们就有自己的方向。他们并不是冲着一个城市或者一张户籍，而是看重那城市背后所承载的更多的东西——机遇、发展、事业、成就……
从“北漂”到“新上海人”，每年从各地拥来的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大都市的新族群，而且，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在这个城市中崭露头角。
他们的风头似乎超过了这个城市的原住民，就比如那些早些闯荡到上海的知识白领，已经占据着跨国公司里的高薪位置，消费着这个日渐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高档的消费品。
不同于1980年代靠经商而起的老中产，这批崛起的新中产更低调，务实，他们不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明白一切要靠自己打拼。他们还保持着对新事物异乎寻常的敏感，知道最新的先锋思潮和另类艺术，对他们不懂的东西，也能保持着理解的宽容。
而随之产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在一地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里汇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随着新移民的不断进入，而充满了新鲜的气息，形成一种新的“移民文化”。可以说，这群人是缔造都市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因素。
谁是“飘一代”?
曾经有人如此定义城市新移民：他们应该是近几年才在城市扎根的外地人；他们的年纪并不大，三四十岁上下，更重要的是有新思想和新观念；他们对所在城市有自己的理解，与本地人相比，显得不安于现状；他们有许多正待实现的梦想，目标明确并正为之努力。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炜博士的理解，“飘一代”是依靠专业技能在异地谋生的人，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多为艺术工作、管理工作、专业领域等。
汇聚大量资源的城市始终是“飘一代”的目标，这也是人口流动的动因。资源多少区分了城市的好坏，捆绑人们几十年的户口只有在这些“好”城市里才有价值，它成了阻碍人口流动的最后壁垒。
“飘一代”的痛与挣扎
生活在别处，不是只有光荣与梦想。一个陌生的城市，对于他们，同样充满了迷惘与艰辛……
语言的隔阂
小元从山东考到上海的大学时，真是两眼一抹黑!如果说，食堂里永远甜津津的饭菜还可以将就，那么，像“天书”般的上海话，则如同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
系里的教务员、学校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上海人，他们一张口就习惯性地吐出一连串的上海话，简直听得她云山雾罩!头一次和上海室友去超市，免费班车上周围的大妈们口若悬河地用上海话说啊说啊，她只觉得一堆一堆的语言符号在耳边不息地打转，转得都快晕了!
那一阵小元特别自卑，出门都不敢问路，买东西也不敢问价钱，生怕被别人瞧不起——不知是哪里来的印象，总觉得上海是个本土观念特别重的城市，很“排外”。她的上海室友倒是好心要教她说上海话，可是上海话真难学啊!尤其对北方人来说，就跟学外语差不多了。
有一次小元在宿舍和男友通电话，她的室友正好和几个上海同学叽叽喳喳地聊天，男友在电话那头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哪，你们宿舍怎么来了那么多日本人?!”
上帝阻止了巴别塔的建造，留给人类的是语言的隔阂。即便是同一国度同一民族使用着同一种文字，但不同地域的方言依然可以千差万别，这无疑是“飘一代”们最先直面的问题。
先哲曾说：“山不到穆罕默德这里来，穆罕默德到山那里去。”当你不能改变环境，便唯有去适应它。
方言的差异因为最直观，所以最容易被夸大，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最容易被消解的问题。
一学期过后，小元对上海的生活就适应多了。其实一切都并不像她以为的那么“糁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和别人打交道时，别人一听她说的普通话，也会立刻改口说普通话——尽管那些普通话里夹杂着明显的上海口音，但看到他们努力卷舌想要说得标准些的样子，小元心里忽然就有一点点感动弥漫开来。
尽管巴别塔没有建成，但语言的隔阂，也许终有一天会在人与人友善的笑容里消融于无形。
生活的压力
秋秋怀揣着她的学术梦想，远赴英伦，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涯。因为是自费，没有奖学金，欧洲的生活费用又高，秋秋不愿总向父母伸手要钱，身为一个成年人，难道还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在辗转了几份零工之后，她终于成功地应聘到一家服装卖场当店员。
秋秋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她管辖的区域里面的衣服整理归位。服装卖场生意很好，客流量爆多，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简直没有一秒钟是闲着的——不是秋秋格外卖力，而是实际情况不允许她休息!那些衣服似乎从来没有整齐的时候，秋秋连偷偷去上个厕所还怕被经理看见。
下班时间就要到了，却还不能立刻回家，而是要把店面收拾好才能走人。天知道那些衣服原来放在哪里!当然，偷懒的还是大有人在的，秋秋分明看到有的人把衣服随便挂在相似的那一组里，可是她还是情愿老老实实地把衣服归类——她一直都是一个认真的人。
无论是道听途说还是亲身经历，大多数“新移民”光鲜的背后，都包含着最初的艰辛。
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他们有着强烈的成功动机，没有人脉、没有父母可以依赖，没有退路，“飘一代”们要比周围的人更加勤奋、努力。
“我能找人帮忙。”这句在熟人社会中常可听到的话在这个群体中声音小了很多，他们更多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即便在最初的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生活的压力依然不会消失。但也正是这种压力，能够激发出“飘一代”们身上潜藏的力量。秋秋一直对在英国的打工经历心存感激，甚至将之看得比单纯的留学更为重要。在她看来，在校园里的学习不过是对她知识与学术水准的提高，但她为自己的生活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才是真正成就了她作为一个“人”的成长。
归属的缺失
卡卡本科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很多年，有了自己的公司，买了房子也成了家，可他依然觉得自己的圈子很窄，而且这圈子里没有亲属网络，都是自己在社会上交往结识的朋友、同学，这张人脉网是很薄的。
卡卡到目前为止依然不认同他是上海人，但他也很难说是老家的人——乡音没有了，也不会回去了。
陈映芳在《移民上海》的序言里说，城市本来是作为流动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场所而成立的。在相互间互不相知的人们、互不相干地一起生活的城市里，陌生和冷漠是一种宿命。摆脱了传统共同体的“束缚”的人来到这里会找到他想要的“自由”，但同时他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他必须适应这个“陌生的社会”。
在城市中他可以获得独处的机会，但他必须承受孤独与冷漠。城市里有现代文明创造的一切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都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经济关系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也变得无情。在城市里，有生存的机会，有自律、理性，但也有生存的压力，而且人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一个人完全可能在这里梦想成真，却也可能走投无路……
陈映芳说的是上世纪末到上海的新移民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所有进入大城市并开始长期生活的“飘一代”的感受。
一个陌生的城市，总是让外来者缺乏归属感。“飘一代”尽管实现了前人的城市梦，但他们的心理郁结更多，对他们而言，自己就像一个四处飘散的蒲公英，即便落地之后，也脱不去那种漂泊的心境。
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后天一些变化的社会网络取代，在一种剧烈的变动期，人们普遍会产生不安定感。这是一种移民心态，不仅是“飘一代”们，凡是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生存的人都有，而且常常不只一代人，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移民心态注定要伴随终生，落地扎根的只能是下一代。
苏童曾经说过，人口流动有其悠久广阔的历史，假如追溯几代而上，今天的城市无一例外地有着一个异乡他壤的祖先。
纽约的移民人口报告称，810万纽约人口中有290万移民，而深圳近千万人口中，更是绝大多数是移民。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移民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新移民使城市更加充满活力，充满机遇，充满更多的可能性。
陈丹燕在《纽约与上海移民都市的自由》的结尾这样写道：“在曼哈顿说着千百种有口音的英语，或者在外滩说着有口音的上海话的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梦想来这里的，虽然梦想也有千百种之多，他们都不是束以待毙的人。街口匆匆而过的行人走向四面八方，带着同一种不在乎一切怪异的神情奔向自己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