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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商业史学会第四届“货殖论坛·商联天下”研讨会于2021年7月9日在北京举办，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高春平在会上分享了“晋商的八大金融创新研究”。晋商在几百年的发展中逐步成为了世界知名商帮，其影响勢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都是其他商帮难以企及的。晋商在做生意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规矩”，这些“规矩”逐步传承演变为晋商文化，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晋商精神”。笔者此次重新探访当年晋商的财富之路，不仅仅是为了追忆晋商的发展史，更期望能对现代商业发展有所裨益。
晋商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领军龙头，享誉国内外商界，成为世界商业史上堪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媲美的国际商人。晋商在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商海实践中， 以敢闯敢试的勇气，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开拓创业精神，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形成独具特色的系列集成创新，可以说创新是晋商长久兴盛的坚实基础。
诚信经营、两权分离。晋商在诚信经营的实践基础上，认识到明晰企业产权是非常重要的。经过反复长期实践，大胆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有效化解了劳资矛盾纠纷，破解了企业数百年的明晰产权与经营绩效问题。
商业信用、标期结算。企业间的三角债、多角债纠纷自古有之。晋商注重诚实守信，通过合伙经营、东家委托授权总经理， 通过银行印鉴、密押、暗码、背书、旅行支票、票据轧差清算、标期结算等规章制度，解决了商业信用和债务问题，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当时没有工商、税务审批监管部门，尤其是在商号店铺之间，流动资金结算方面仍然按照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定标，实行标期结算清账制度，失信定标违规的商家自然被淘汰， 大家就不再和他做生意，从而形成规范的民间商业信用机制，有效防范了金融债务和经营风险的产生。
银商联动、贯通东西。晋商先后创办当铺（城乡当物支钱）、印局（短期借贷，每逢春夏青黄不接之机发放印子钱）、银楼（打造金银首饰，兼发行小额钱票）、钱庄（兑换银两制钱）、账局（同城资金清算）、银号（改铸元宝、银元、铜钱）、票号（异地信用汇兑），解决了农村、城乡和跨国贸易的资金流通结算。除此之外，晋商还大量投资三产物流，通过驼帮长途贩茶、船帮日本运铜、店铺客栈留宿售货，相继开辟了连接中欧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连通东西方的南洋、北洋、东洋海上丝路航线（营口—青岛—连云港—宁波—厦门—广州—香港—马六甲—日本—琉球—菲律宾—墨西哥）、张库大道（张家口—库伦）、晋蒙粮油古道（临县碛口—内蒙包头）等，既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外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俄罗斯、日本、中亚、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创了现代物流运输业的先河。
“买树梢”开期货先河。晋商是以实体店铺起家，但敢于大胆创新尝试。祁县乔家在包头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期货雏形“买树梢”，比美国芝加哥农产品期货交易早约五十年。清代晋中商人在寿阳县粮食市场进一步发展了粮食期货贸易。三代帝王师祁隽藻在《马首农言·农谚》中将其概括为：“买者不必出钱，卖者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粮食期货交易。
从伙计制到合伙制。明代晋商在初创起家阶段，大多实行的是伙计制，一人出资，众人合伙经营。直到清代，晋商股份制日益完善，有银股（资本股）、顶身股（人力股）、干股（地方上有权势能帮商人摆平纠纷事务的官绅）和故身股（对有重大贡献的人员，其死后他的后人仍会定期按股分钱，例如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死后子孙仍享受二十年股份分红）;大盛魁商号创立了中国土生土长的股份合作制（资本银股、人力顶身股、干股、技术经营要素股），协调了千百年难缠的劳资矛盾与纠纷矛盾。
山西票号、融汇世界。晋商具有全球的战略眼光和开放意识，他们大胆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开放经营。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边贸勃兴。旅蒙商在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出巨资控股和俄罗斯商人合作开办远东商业银行， 后称“东亚银行”。五口通商后，外资纷纷进入中国，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和俄罗斯道胜银行陆续来华，他们在沿海城市开设分行，但势力延伸不到内地，便和已经形成网络布局的山西票号合作。一位在上海汇丰银行的经理曾说过：“山西商人信誉极好，合作二十余年从无一位不讲信用的山西商人，外国人都把山西人办的票号称为‘山西银行’。”祁县商人申树楷瞅准清末中国屡有外交官员出使、留日学生大批东渡求学的商机，通过驻日公使渠本翘的帮忙，率先在日本开办票号，开创了中国在海外投资创办国际金融业的先例。
实业起家、银企一体。晋商以实业起家，靠票号铸就金融业辉煌。但其并不是单打一，而是实行集团式混业经营，银企联动互济。许多票号把资金贷放于本家商号店铺，手续简便灵活; 自家商号赚的利润又存放于本家票号，资金周转快、经营方式灵活、经济效益极高，有效破解了现代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贷款审批时限长、融资成本高、经营绩效差的难题。清代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号称集22省货物、拥有上千家分号、上万名员工和两万多头骆驼，既从事“上至绸缎、下至葱蒜”的商业贸易，又经营“印局、当铺、钱庄、账局和票号”各类金融业务，其资产经营非常灵活便捷。
商业智慧、民生情怀。商业文明与城镇化是一对共生相伴体。城镇是商人之家，商业文化是城镇之魂。晋商的发展壮大， 推动了城乡的繁荣和城镇化的进程。他们赚到钱后，家国情怀、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很强，在家乡和经商城镇大量投资修桥、铺路、建校、盖庙和接济鳏寡孤独，促成一批金融、商贸、文化名城和特色集镇的崛起，并带动部分军事卫、所向行政区化方向的转变。民间至今盛传着“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晋商在通都大邑如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广州、成都、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沈阳、丹东、锦州、营口等城市广设会馆、店铺和票号;在交通要道、黄河沿岸的内蒙河口、包头、山西河曲、保德、临县碛口、兴县黑峪口、柳林孟门、军渡和离石吴城等水旱码头集散货物，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数十座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加之各地气候、山川、物产、工商业发展的差异，到明清时形成一大批特色城镇。今山西省运城市，明初为潞村，《开中法》制度实施，河东盐产销两旺，聚集全国500家商贾，成为晋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新兴盐城。明代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绛州、代州、平定文化发达，时称“南绛北代、平定不赖”。宣大、山西、延绥镇所辖数十卫、所。“封贡互市”后，商人大量前往，人口日增，卫、所逐渐发展演变为行政区。今甘肃省山丹县由山丹卫发展而来，山西省天镇县、左云县前身分别是明代天镇卫和左云卫，右玉县由大同右卫与玉林卫合并而成。清代平遥、祁县、太谷票号一度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位于黄河边的包头和碛口镇是晋商在华北贩运牲畜、皮毛、粮油和药材的集散地，号称“水旱码头”。张家口、杀虎口原是军事重地，由于晋商活跃，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贸易商埠和连接中原与草原地区的关税口岸，号称“东口”与“西口”。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吸收、借鉴明清晋商诚信经营理念、创新管理经验和开拓开放意识对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山西省的转型跨越、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全社会信用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院长）
晋商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领军龙头，享誉国内外商界，成为世界商业史上堪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媲美的国际商人。晋商在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商海实践中， 以敢闯敢试的勇气，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开拓创业精神，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形成独具特色的系列集成创新，可以说创新是晋商长久兴盛的坚实基础。
诚信经营、两权分离。晋商在诚信经营的实践基础上，认识到明晰企业产权是非常重要的。经过反复长期实践，大胆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有效化解了劳资矛盾纠纷，破解了企业数百年的明晰产权与经营绩效问题。
商业信用、标期结算。企业间的三角债、多角债纠纷自古有之。晋商注重诚实守信，通过合伙经营、东家委托授权总经理， 通过银行印鉴、密押、暗码、背书、旅行支票、票据轧差清算、标期结算等规章制度，解决了商业信用和债务问题，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当时没有工商、税务审批监管部门，尤其是在商号店铺之间，流动资金结算方面仍然按照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定标，实行标期结算清账制度，失信定标违规的商家自然被淘汰， 大家就不再和他做生意，从而形成规范的民间商业信用机制，有效防范了金融债务和经营风险的产生。
银商联动、贯通东西。晋商先后创办当铺（城乡当物支钱）、印局（短期借贷，每逢春夏青黄不接之机发放印子钱）、银楼（打造金银首饰，兼发行小额钱票）、钱庄（兑换银两制钱）、账局（同城资金清算）、银号（改铸元宝、银元、铜钱）、票号（异地信用汇兑），解决了农村、城乡和跨国贸易的资金流通结算。除此之外，晋商还大量投资三产物流，通过驼帮长途贩茶、船帮日本运铜、店铺客栈留宿售货，相继开辟了连接中欧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连通东西方的南洋、北洋、东洋海上丝路航线（营口—青岛—连云港—宁波—厦门—广州—香港—马六甲—日本—琉球—菲律宾—墨西哥）、张库大道（张家口—库伦）、晋蒙粮油古道（临县碛口—内蒙包头）等，既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外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俄罗斯、日本、中亚、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创了现代物流运输业的先河。
“买树梢”开期货先河。晋商是以实体店铺起家，但敢于大胆创新尝试。祁县乔家在包头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期货雏形“买树梢”，比美国芝加哥农产品期货交易早约五十年。清代晋中商人在寿阳县粮食市场进一步发展了粮食期货贸易。三代帝王师祁隽藻在《马首农言·农谚》中将其概括为：“买者不必出钱，卖者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粮食期货交易。
从伙计制到合伙制。明代晋商在初创起家阶段，大多实行的是伙计制，一人出资，众人合伙经营。直到清代，晋商股份制日益完善，有银股（资本股）、顶身股（人力股）、干股（地方上有权势能帮商人摆平纠纷事务的官绅）和故身股（对有重大贡献的人员，其死后他的后人仍会定期按股分钱，例如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死后子孙仍享受二十年股份分红）;大盛魁商号创立了中国土生土长的股份合作制（资本银股、人力顶身股、干股、技术经营要素股），协调了千百年难缠的劳资矛盾与纠纷矛盾。
山西票号、融汇世界。晋商具有全球的战略眼光和开放意识，他们大胆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开放经营。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边贸勃兴。旅蒙商在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出巨资控股和俄罗斯商人合作开办远东商业银行， 后称“东亚银行”。五口通商后，外资纷纷进入中国，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和俄罗斯道胜银行陆续来华，他们在沿海城市开设分行，但势力延伸不到内地，便和已经形成网络布局的山西票号合作。一位在上海汇丰银行的经理曾说过：“山西商人信誉极好，合作二十余年从无一位不讲信用的山西商人，外国人都把山西人办的票号称为‘山西银行’。”祁县商人申树楷瞅准清末中国屡有外交官员出使、留日学生大批东渡求学的商机，通过驻日公使渠本翘的帮忙，率先在日本开办票号，开创了中国在海外投资创办国际金融业的先例。
实业起家、银企一体。晋商以实业起家，靠票号铸就金融业辉煌。但其并不是单打一，而是实行集团式混业经营，银企联动互济。许多票号把资金贷放于本家商号店铺，手续简便灵活; 自家商号赚的利润又存放于本家票号，资金周转快、经营方式灵活、经济效益极高，有效破解了现代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贷款审批时限长、融资成本高、经营绩效差的难题。清代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号称集22省货物、拥有上千家分号、上万名员工和两万多头骆驼，既从事“上至绸缎、下至葱蒜”的商业贸易，又经营“印局、当铺、钱庄、账局和票号”各类金融业务，其资产经营非常灵活便捷。
商业智慧、民生情怀。商业文明与城镇化是一对共生相伴体。城镇是商人之家，商业文化是城镇之魂。晋商的发展壮大， 推动了城乡的繁荣和城镇化的进程。他们赚到钱后，家国情怀、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很强，在家乡和经商城镇大量投资修桥、铺路、建校、盖庙和接济鳏寡孤独，促成一批金融、商贸、文化名城和特色集镇的崛起，并带动部分军事卫、所向行政区化方向的转变。民间至今盛传着“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晋商在通都大邑如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广州、成都、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沈阳、丹东、锦州、营口等城市广设会馆、店铺和票号;在交通要道、黄河沿岸的内蒙河口、包头、山西河曲、保德、临县碛口、兴县黑峪口、柳林孟门、军渡和离石吴城等水旱码头集散货物，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数十座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加之各地气候、山川、物产、工商业发展的差异，到明清时形成一大批特色城镇。今山西省运城市，明初为潞村，《开中法》制度实施，河东盐产销两旺，聚集全国500家商贾，成为晋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新兴盐城。明代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绛州、代州、平定文化发达，时称“南绛北代、平定不赖”。宣大、山西、延绥镇所辖数十卫、所。“封贡互市”后，商人大量前往，人口日增，卫、所逐渐发展演变为行政区。今甘肃省山丹县由山丹卫发展而来，山西省天镇县、左云县前身分别是明代天镇卫和左云卫，右玉县由大同右卫与玉林卫合并而成。清代平遥、祁县、太谷票号一度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位于黄河边的包头和碛口镇是晋商在华北贩运牲畜、皮毛、粮油和药材的集散地，号称“水旱码头”。张家口、杀虎口原是军事重地，由于晋商活跃，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贸易商埠和连接中原与草原地区的关税口岸，号称“东口”与“西口”。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吸收、借鉴明清晋商诚信经营理念、创新管理经验和开拓开放意识对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山西省的转型跨越、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全社会信用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