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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香港是一个历经风雨变迁之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97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香港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这对香港公民教育的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回归之后,香港政府所辖的教统局及相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推进公民教育。同时,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香港的公民教育采纳了很多在国际上处于前沿的公民教育思想,在香港实践西方的公民教育理论。与内地比较而言,香港公民教育具有很多独特之处,例如,重视在学科中渗透公民教育,各种社会力量,如义工局、非政府组织、慈善团体等,都参与到公民教育行动之中。其中,重视公民的参与式学习,则是香港公民教育的突出特点,下文将集中围绕这一点展开论述。
一、殖民政府时期:推动学生课外活动与社会服务
1966年4月,香港发生反对天星小轮加价而引发的骚动事件,滋事者多数是青年学生,这充分反映了青年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青年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重视。1967年9月初,教育司署便通告所有官立小学,每日应举行一节“德育训练”,其目的在教导青年学生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方面保持良好的态度,并帮助学生提高对个别问题的思辨能力。至此,香港开展公民教育的序幕正式揭开。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才开始提倡课外活动,尤其自1966、1967年骚乱后,港英政府积极介入,鼓励学校开办活动,甚至政府直接举办课外活动,以疏导青少年的情绪,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政府视课外活动为训练年轻市民的一种手段,致力推进种种青年活动。除文娱康体活动外,政府又和其它社团引导学生利用空余时间,参加社会服务行列。各大、中学生的社会服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策划青年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工作。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青年服务从康乐活动和领袖训练开始,逐渐发展为预防社会不良现象、发展青年的个性、领导能力、公民责任感、善用余暇以及督促他们积极参与志愿小区服务计划。
课外活动的广泛开展,社会服务组织纷纷建立,对培养年轻人的社会实践精神有积极意义,其中既孕育了一种积极参与的精神,又为后来公民教育的开展积累了大量实际运作经验,奠定了青年社团组织上的基础。
二、过渡时期:
《中英联合声明》发表,
催生一系列公民教育文件
尽管香港政府的上述举措为参与式公民教育的开展打下一定基础,但港英政府总体上还是忽视主动参与的公民精神,重视培养的是遵纪守法精神。香港回归祖国前,港英殖民政府推行“疏离祖国的子民教育”,令香港人对国情十分陌生,在公民教育方面存在很多缺失。例如,在20世纪50至80年代期间的香港中学课程中,中学历史只教到1945年;公民教育课程中,只重视个人的私德、个人与群体及社会的关系,回避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公民权责方面,偏重灌输奉公守法、礼貌待人的意识,回避监督政府等相关政治参与的公民意识。这种教育培育了子民式政治文化,“人们只知道政治体制的存在及遵从政府的行政产出,对人民本善的权利和义务不甚了解,即一个被动、服从、合模的子民身份”。回归祖国后,香港人从港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子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公民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过渡时期开始,香港政府就开始筹划公民教育的问题。
1984年中英发表了《联合声明》,明确了香港的未来发展前景,宣告了香港回归过渡期的到来。同年,香港政府发表了《代议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白皮书,赋予教育署通过学校课程来推行公民教育。
1985年初,香港教育署根据上述原则,与课程发展委员会共同研究,确定利用正规课程内所有的学习机会,以跨学科的方法,作为学校开展公民教育的基础;同时,利用隐蔽课程对培养学生态度的影响力,帮助学生发展成为负责任的公民。课程发展委员会于1985年8月颁布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把公民教育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份文件涉及到幼稚园、小学以及中学,勾画出各阶段要传授的知识、技能等,对教育者如何进行公民教育提出了建议。但《指引》过于强调社会稳定,回避主权回归问题,对民主教育的态度比较暧昧,被很多学者批评为“保守”“非政治化”及“非国家民族化”。政府又于1986年成立公民教育委员会,推广公民教育,提高学生与市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感。
1996年,香港政府颁发新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修正过往的偏执,尝试从国家本位和世界格局入手,重新定义香港公民,指出现今的公民发展、民主参与和其他政治价值,包括国家民族主权和统一、国际化等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需要适当平衡。《指引》明确提出了公民参与的思想:对于公民的学习者来说,掌握公民的价值观和发展相关的公民态度同等重要;它同时认为学生“需要有一个义务去培养关心民众、关心社会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人成长为具有参与意识的公民所需的一个重要素质。要成为一个有参与意识的公民,学生还要持有积极的态度,能移情共感、尊重和欣赏不同的观点”。这份文件首次提出要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的公民意识,奏响了香港政府推进参与式公民教育的号角,为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公民教育铺平了道路。
三、回归祖国后:
“参与式公民”理念
融入课程改革之中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之前被回避的国民身份、民族认同感等方面的内容重新受到重视,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很多改革以推动公民教育。进入21世纪之后,香港教育进行许多重大变革,香港学校的公民教育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关注,成为教育改革的焦点之一。
1998年,香港学者黎国雄就发出这样的呼吁:“未来的公民教育模式应循参与实践性教育为主导,让年轻人实质体会公民所应具备的情操……充分让年轻人有足够机会就直接影响他们的事情上有参与决策的机会。”赖柏生、胡少伟在综述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社会需要积极开展并实践主动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参与式民主,否则不能满足地方社会朝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和竞争。这两位学者认识到了“参与”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性,但没有清晰说明参与式公民的内涵。李荣安教授则比较清晰地说明了参与式公民的含义,在他看来,所谓“公民参与”,是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认识、参与、投入公民事务,最终目的使学生在日后成为知行合一的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s)、有效公民(effective citizens)及极尽所能的公民(maximal citizens)。由此可见,“积极”“高效能”“极尽所能”,是公民在参与中形成的基本素质特征。
2000年,香港政府颁布《香港教育制度改革》报告书。这一文件进一步深化参与式公民教育,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每一独立主权的政治社会在朝向开放的知识型社会的发展时,民主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报告书鼓励学校开设独立的公民科及在非正规课程中进行公民教育,鼓励学校成立有选举参与的学生会,培育学生的民主公民能力;引导学生热爱他们学习及成长的学校社区,从而扩大到关心整个香港社会。
2001年,香港政府颁布《课程发展路向》报告书,建议学校改变过往“知识学习”的路向,进行“生活事件”和“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提倡“专题研习” (类似于内地的研究性学习)与“阅读中学习”两者并重。在政府的倡导与支援下,学校生活实践的学习,如学生会的选举参与、服务学习、专题研习等,逐渐成为参与式公民学习的重要媒介。
2002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是近年来香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指导文件。公民教育是这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把“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的生活经验”当成五种重要的学习经历之一。由此可见,香港政府把公民教育定位为一种参与性的、实践性的动态过程,而非知识性、说教式的接受式学习。《指引》强调“采用生活事件的方式整合不同范畴的价值教育,从而加强德育及公民教育,促进学生全人发展”。在主题方面,该《指引》克服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中存在的内容过多、重点不突出的弊病,它提出了五种首要的价值观与态度,即坚毅、尊重他人、责任感、国民身份认同和承担精神。
《指引》十分重视服务学习,明确提出服务学习是所有学生及教师都要参与的活动,重点强调以下四个方面:①社区服务或服务他人,是培养多个首要价值观的起步点。② 每年学校都应为每个学生提供服务他人的机会,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承担精神;或鼓励学生找出他们乐于服务的社群或社团。③ 在校内及社会上有极多的机会,让学生通过服务去培养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④ 通过服务他人,学生可理解别人的需要,体验对别人的同感同情,并帮助他人改善生活质素;培养责任感和承担精神,并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养成坚毅和豁达的品行。
在完成任务时,学生会产生满足感,并因此孕育信心,承担更多的服务和面对更大的挑战。《指引》提出的五种价值观强调公民的义务与责任,要培养这五种价值观,必须让学生亲自参与相关的班会与学生会的运作、社会考察、社会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真正了解学校、社区乃至国家的实际情况,深入理解个体与他人、国家以及社会的关系。只有通过这些参与式的学习活动,才能最终让学生在内心深处认同这五种核心价值观。
总之,从过渡时期开始,香港的公民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对公民教育的态度由疏离转向重视,但回避积极参与的公民精神;香港回归之后,政府倡导培育积极参与的公民精神,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参与式公民教育,“主动参与、积极实践、关心社会”的公民精神成为公民教育政策的灵魂。与内地学校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开发、选择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很多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各种各样的校本课程,开展各种参与式活动来推进公民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香港的公民教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色,在学校以及整个社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作者单位: 1.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广东广州,510275 ; 2.临沂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山东临沂,276000】
责任编辑/杨建伟
一、殖民政府时期:推动学生课外活动与社会服务
1966年4月,香港发生反对天星小轮加价而引发的骚动事件,滋事者多数是青年学生,这充分反映了青年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青年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重视。1967年9月初,教育司署便通告所有官立小学,每日应举行一节“德育训练”,其目的在教导青年学生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方面保持良好的态度,并帮助学生提高对个别问题的思辨能力。至此,香港开展公民教育的序幕正式揭开。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才开始提倡课外活动,尤其自1966、1967年骚乱后,港英政府积极介入,鼓励学校开办活动,甚至政府直接举办课外活动,以疏导青少年的情绪,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政府视课外活动为训练年轻市民的一种手段,致力推进种种青年活动。除文娱康体活动外,政府又和其它社团引导学生利用空余时间,参加社会服务行列。各大、中学生的社会服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策划青年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工作。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青年服务从康乐活动和领袖训练开始,逐渐发展为预防社会不良现象、发展青年的个性、领导能力、公民责任感、善用余暇以及督促他们积极参与志愿小区服务计划。
课外活动的广泛开展,社会服务组织纷纷建立,对培养年轻人的社会实践精神有积极意义,其中既孕育了一种积极参与的精神,又为后来公民教育的开展积累了大量实际运作经验,奠定了青年社团组织上的基础。
二、过渡时期:
《中英联合声明》发表,
催生一系列公民教育文件
尽管香港政府的上述举措为参与式公民教育的开展打下一定基础,但港英政府总体上还是忽视主动参与的公民精神,重视培养的是遵纪守法精神。香港回归祖国前,港英殖民政府推行“疏离祖国的子民教育”,令香港人对国情十分陌生,在公民教育方面存在很多缺失。例如,在20世纪50至80年代期间的香港中学课程中,中学历史只教到1945年;公民教育课程中,只重视个人的私德、个人与群体及社会的关系,回避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公民权责方面,偏重灌输奉公守法、礼貌待人的意识,回避监督政府等相关政治参与的公民意识。这种教育培育了子民式政治文化,“人们只知道政治体制的存在及遵从政府的行政产出,对人民本善的权利和义务不甚了解,即一个被动、服从、合模的子民身份”。回归祖国后,香港人从港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子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公民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过渡时期开始,香港政府就开始筹划公民教育的问题。
1984年中英发表了《联合声明》,明确了香港的未来发展前景,宣告了香港回归过渡期的到来。同年,香港政府发表了《代议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白皮书,赋予教育署通过学校课程来推行公民教育。
1985年初,香港教育署根据上述原则,与课程发展委员会共同研究,确定利用正规课程内所有的学习机会,以跨学科的方法,作为学校开展公民教育的基础;同时,利用隐蔽课程对培养学生态度的影响力,帮助学生发展成为负责任的公民。课程发展委员会于1985年8月颁布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把公民教育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份文件涉及到幼稚园、小学以及中学,勾画出各阶段要传授的知识、技能等,对教育者如何进行公民教育提出了建议。但《指引》过于强调社会稳定,回避主权回归问题,对民主教育的态度比较暧昧,被很多学者批评为“保守”“非政治化”及“非国家民族化”。政府又于1986年成立公民教育委员会,推广公民教育,提高学生与市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感。
1996年,香港政府颁发新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修正过往的偏执,尝试从国家本位和世界格局入手,重新定义香港公民,指出现今的公民发展、民主参与和其他政治价值,包括国家民族主权和统一、国际化等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需要适当平衡。《指引》明确提出了公民参与的思想:对于公民的学习者来说,掌握公民的价值观和发展相关的公民态度同等重要;它同时认为学生“需要有一个义务去培养关心民众、关心社会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人成长为具有参与意识的公民所需的一个重要素质。要成为一个有参与意识的公民,学生还要持有积极的态度,能移情共感、尊重和欣赏不同的观点”。这份文件首次提出要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的公民意识,奏响了香港政府推进参与式公民教育的号角,为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公民教育铺平了道路。
三、回归祖国后:
“参与式公民”理念
融入课程改革之中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之前被回避的国民身份、民族认同感等方面的内容重新受到重视,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很多改革以推动公民教育。进入21世纪之后,香港教育进行许多重大变革,香港学校的公民教育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关注,成为教育改革的焦点之一。
1998年,香港学者黎国雄就发出这样的呼吁:“未来的公民教育模式应循参与实践性教育为主导,让年轻人实质体会公民所应具备的情操……充分让年轻人有足够机会就直接影响他们的事情上有参与决策的机会。”赖柏生、胡少伟在综述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社会需要积极开展并实践主动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参与式民主,否则不能满足地方社会朝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和竞争。这两位学者认识到了“参与”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性,但没有清晰说明参与式公民的内涵。李荣安教授则比较清晰地说明了参与式公民的含义,在他看来,所谓“公民参与”,是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认识、参与、投入公民事务,最终目的使学生在日后成为知行合一的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s)、有效公民(effective citizens)及极尽所能的公民(maximal citizens)。由此可见,“积极”“高效能”“极尽所能”,是公民在参与中形成的基本素质特征。
2000年,香港政府颁布《香港教育制度改革》报告书。这一文件进一步深化参与式公民教育,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每一独立主权的政治社会在朝向开放的知识型社会的发展时,民主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报告书鼓励学校开设独立的公民科及在非正规课程中进行公民教育,鼓励学校成立有选举参与的学生会,培育学生的民主公民能力;引导学生热爱他们学习及成长的学校社区,从而扩大到关心整个香港社会。
2001年,香港政府颁布《课程发展路向》报告书,建议学校改变过往“知识学习”的路向,进行“生活事件”和“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提倡“专题研习” (类似于内地的研究性学习)与“阅读中学习”两者并重。在政府的倡导与支援下,学校生活实践的学习,如学生会的选举参与、服务学习、专题研习等,逐渐成为参与式公民学习的重要媒介。
2002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是近年来香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指导文件。公民教育是这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把“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的生活经验”当成五种重要的学习经历之一。由此可见,香港政府把公民教育定位为一种参与性的、实践性的动态过程,而非知识性、说教式的接受式学习。《指引》强调“采用生活事件的方式整合不同范畴的价值教育,从而加强德育及公民教育,促进学生全人发展”。在主题方面,该《指引》克服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中存在的内容过多、重点不突出的弊病,它提出了五种首要的价值观与态度,即坚毅、尊重他人、责任感、国民身份认同和承担精神。
《指引》十分重视服务学习,明确提出服务学习是所有学生及教师都要参与的活动,重点强调以下四个方面:①社区服务或服务他人,是培养多个首要价值观的起步点。② 每年学校都应为每个学生提供服务他人的机会,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承担精神;或鼓励学生找出他们乐于服务的社群或社团。③ 在校内及社会上有极多的机会,让学生通过服务去培养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④ 通过服务他人,学生可理解别人的需要,体验对别人的同感同情,并帮助他人改善生活质素;培养责任感和承担精神,并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养成坚毅和豁达的品行。
在完成任务时,学生会产生满足感,并因此孕育信心,承担更多的服务和面对更大的挑战。《指引》提出的五种价值观强调公民的义务与责任,要培养这五种价值观,必须让学生亲自参与相关的班会与学生会的运作、社会考察、社会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真正了解学校、社区乃至国家的实际情况,深入理解个体与他人、国家以及社会的关系。只有通过这些参与式的学习活动,才能最终让学生在内心深处认同这五种核心价值观。
总之,从过渡时期开始,香港的公民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对公民教育的态度由疏离转向重视,但回避积极参与的公民精神;香港回归之后,政府倡导培育积极参与的公民精神,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参与式公民教育,“主动参与、积极实践、关心社会”的公民精神成为公民教育政策的灵魂。与内地学校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开发、选择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很多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各种各样的校本课程,开展各种参与式活动来推进公民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香港的公民教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色,在学校以及整个社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作者单位: 1.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广东广州,510275 ; 2.临沂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山东临沂,276000】
责任编辑/杨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