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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显然，这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的理性预期。正如反腐和强化话语主导权带来了政治结构和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一样，经济的下行，尤其是外资的撤离，制造业中很多企业的破产，正在重构社会和经济生态。
东莞，作为“世界工厂”，始终是中国发展和命运的一个演绎场。尽管去年东莞关停的企业有400多家，但引进的也有400多家，所以关停和引进的基本持平。且从投资额来看，新引进企业的投资总额远远超过关停企业的投资总额。2015年初，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生态上的变化，已经在它身上得到聚焦，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将深度扩散、裂变。它折射出困境，也隐喻着未来的希望。
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我们希望通过记者的实地调查，来呈现出这个命题。
3月4日上午11时，东莞市松山湖产业科技园区。空荡荡的阿里山路上，当《南风窗》特约记者对着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胜）拍照时，一名穿着便服、骑着单车，刚从市场买菜归来的中年男子，突然火急火燎地把单车撂倒在路边。此前摇晃在他车头的两根紫色茄子以及半斤猪肉，顷刻间，散落在路边的水泥地上。
他朝摄影师跑去，“哪里的？证件！证件！”
接过证件盘查后，他变卦了：“删除照片！不删除就不归还证件。”他的理由是：“我是负责全厂安保的，不经允许拍照，就是侵犯隐私！”
面对记者解释，他全然听不进，继续愤怒地挥动着双手。“如果你执意不归还证件，那我们走了？”记者试探地问了问对方。但他不肯罢休，拦住记者说，“你们别走，我要报警！”
警察倾听了他的诉说后，没有出警。自讨没趣的他，识趣地归还了记者证。同时，他把自己正和警察通話的手机，递给记者说：“警官要和你们说话。”电话中，这名警察劝记者说，“企业倒了，他脾气不好，你们不用计较”。
因过于激动，在归还记者证后，这名员工仍一个人站在路边生闷气。当记者驱车离开时，他又突然跑到车前方拦车，“你们要给我留单位名称、你们的姓名和电话，并保证所拍照片，不能出现在网上、报纸上……”
他的同事悄悄告诉记者，“不用理他，工厂倒后，这里没什么人来过，他就是一个人闷，好不容易来两个人，‘缠’一下而已”。
联胜关停前，这里曾有2000多名员工，每天进进出出，很是热闹。这位负责全厂安保的“领导”，也在过去几年里，在和众员工的比照中，寻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尊严和优越感。
但两个多月前，随着联胜的倒下，他的优越感也倒下了。整日和空旷的厂房为伍，他已经找不到和他说话的人了。
起风了
3月4日中午，《南风窗》记者再次来到了东莞东城桑园工业区。在振园路一家名为巨丰公寓的服务前台，记者看到了正埋头玩游戏的郑伟。“又在玩游戏啊？”面对记者的问候，27岁的郑伟头也不抬，他舞弄着手中的鼠标，苦笑着说，“我不打游戏，能干啥？你以为我每天都像这几天这么幸运，天天有你过来陪我聊天啊？”
郑伟说，当下可惨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闷死了。不过，最让他烦闷的是：巨丰公寓256间房，有租客入住的，只有50多间，且每天都有人在退出。
郑伟是巨丰公寓的二手房东。12年前，当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士达）在东城桑园村落户的时候，他父亲就在万士达旁边承租了这栋出租房。此后，生意一直不错，即便中途遭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出租房的空置率，也一度达到50%。但到2009年至2012年，入住率逐步回升向好。到2013年的时候，甚至出现一房难求，出租屋全部爆满。
在巨丰公寓租住的，九成以上的租客是万士达的员工。糟糕的情况，始于去年4月。那会，万士达不怎么给员工加班了，员工的收入也因此减少。有的员工干脆就辞职走人。这时，郑伟明显的感觉是：陆续有员工退租了。
随后几个月，情况更糟糕，到去年11月，公寓的空置率逐渐升高。2014年12月15日，万士达停止运营，剩下的5600多名员工在领了工资和补偿费后，陆续离开了。但仍拖欠供应商巨额的货款。
这时，和往年年底员工返乡不一样的是，他们走得很彻底。“破旧的电风扇、水桶、席子等，全部带走”，郑伟说，他们连根拔起。那会，年底的每一天，都有人将面包车请到楼下，尔后大件大件地将东西往车上搬。郑伟知道，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因为随着万士达的倒掉，这里已没有了他们的“事业”。
万士达倒下的那些日子，惠州等地的一些企业，直接将招工点摆到了万士达门口，谈好工钱后，很多员工直接拎着行李上了新东家的中巴车，鸣笛远去。这一幕，让万士达附近的铺主，看得心里“拨凉拨凉”的。他们清楚，好日子将随万士达的倒掉而结束。
现实也印证了这点。今年2月28日至3月4日，《南风窗》记者4次来到万士达周边观察发现，即便上下班的高峰期，这一带依然是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些商场、沐足阁，还在放着震天响的音乐，他们希望能借此增加一点人气，但反而将空旷和冷清演绎到了极致。
桑园社区党支部书记袁旭坤向《南风窗》记者坦承，万士达倒下后，影响最大的就是商业和民房出租了。
万士达周边最大的超市，当数喜客源百货。但在万士达关停后，这家百货也倒下了。
除了喜客源百货，万士达正门左侧以及万士达后门一带，密密匝匝地分布着的杂货店、小吃店、药店、手机零配件、自行车修理店、沐足、溜冰场……多达上百家门店和商铺，都曾寄生于万士达，如今则是工作人员比客源还多，很多铺位干脆关门不营业了。用郑伟的话说，“现在吃个快餐都难”。
对东莞而言，万士达的关停，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谢幕。 万士达主要生产中小尺寸面板的液晶显示器，1995年起运营。当时的工厂，坐落在东莞的黄旗工业区。后来，随着城市中心区的扩张，这家企业在2003年搬迁到了桑园。万士达曾为iPhone 4和iPhone 4S代工，巅峰时期，这家企业的员工，一度超过2万人。
在东城，万士达和徐福记一道，被称为东城的两大核心企业。它们多次被评为东莞市“龙头企业”。占地120多亩的万士达，甚至成为了桑园一带的标志，连公交车站的站名，都叫万士达。万士达在东莞的影响力，从公司高层造访时，市长亲自作陪，也可看出其地位。
“工资高，福利待遇好”，也是员工对万士达最普遍的感受。2003年，当周边工厂一个月工资只有600块钱的时候，万士达的员工每个月已有900-1200元。所以当初，进万士达很难，对学历有要求，而且要过很多关的面试，染发、刺青的都不要。
在桑园最流行的话是：找女朋友，就找万士达的。
“是不是万士达的员工，一看就知道。”在桑园打工的张明华告诉《南风窗》记者，“万士达的女孩有钱，而且从她们的穿着打扮和肤色，也可看出来。”以前很多工厂的伙食很差，但万事达的伙食不错，而且员工有钱，会打扮自己。“其他一些黑厂、小厂出来的，衣着很土，而且人黑不溜秋的。”张明华说。
但进入2014年后，万士达的遭遇急转直下，很多关于万士达的美好往事，也只能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坚守还是撤离？
从2014年11月至今，连续4个月持续低迷的经营成效，让万士达周边的商铺经营者，不得不考虑：继续坚守，还是撤离？
“说白了，靠万士达生存的上百家商铺，大家都在熬。”郑伟说，确切地说，在等新的企业入驻，使这一带的商业起死回生。
陈同穴说，他不可能像郑伟那样可以长时间熬下去，因为郑伟遇到了“好房东”—房东给他减租40%，而陈同穴的房东只答应从今年2月起，给他减租20%。
陈同穴也是经营出租屋的二手房东，他的出租屋和巨丰公寓隔着一条马路。“有70个房间出租，但只有10个房间有人住”，陈同穴告诉《南风窗》记者，去年年底，随着万士达减产、关停，一个月内就搬空了30多个房间。
陈同穴必须保证他承租的这栋公寓有50个房间被租出去，这样才能回本，剩下的20个房间，入住率高低决定了运营的利润。
万士达“健在”时，他的出租房也是爆满的。这样，他和合伙人老徐，每人每个月可分几千块钱，最高的甚至分到1万元。
但现在，他和老徐，连本钱都挣不回，甚至还白搭了他们两个人的人工。陈同穴说，今年8月，他们和房东的合同将到期，如果环境继续恶化，他将不得不放弃。
不得不放弃的，还有临街铺面的经营者。在万士达后门的“谭记公话超市”，经营者告诉《南风窗》记者，往年，他一天经营额能达上千元，如今营业额只有200块钱了。
万士达“健在”时，这里一间铺面，光转让费，就高达27万元。到2014年，转让费降到了15万元。如今，转让费2万元，也没人愿意接手。很多人在煎熬中，期待着能有一家大规模的企业落户。
但光辉电讯的经营者，已不太关心是否有新企业入驻了。他在桑园经营了近10年，他认为，已经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了，因为即便有新企业入驻，他认为，也不会有多大的改观。
按照他的说法，“来了又能怎样？万士达算大了吧？终究还是倒掉，整个经济形势恶化，东莞已经没有优势了”。
桑园的人气，越来越淡了，即便还有很多工厂在，但用工规模一直在锐减。万士达附近的一家工厂，高峰时，用工规模3000人，现在厂里常年拥有的员工只有50个人。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工厂平时不愿养这么多人，他们只有在接到订单需要赶货时，才向派遣公司要临时工赶货。但赶完货，就让临时工走了。
按照郑伟的估算，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加上万士达的关停，整个桑园少了几万人。“万士达那块地是他们买下自建的厂房，企业的存在或倒闭，并不直接影响村里的租金收入。”袁旭坤告诉《南风窗》记者，但万士达的关停，由此带来了商业的衰败和出租房空置率的攀高，最终影响到了桑园的发展和村民收入。
这是东莞模式挥之不去的痛—成败都和租赁经济有关。
转型孕育新希望
过去30多年里，夹在深圳和广州之间的东莞，没有国家特别给予的优惠政策，硬是靠提供厂房给企业加工和贴牌生产，闯出了不菲的成绩：成功跻身广东省GDP的“老四”位置。
东莞的租赁经济，也带动了民间财富的剧增。其租赁经济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出租祠堂等，引进外资从事加工生产。积累一定资本以后，村干部把村民的土地上收，统一规划、布局，在集体土地上出资建厂房，再出租给企业家投资。
租赁经济的手法简单，具有可复制性，因此“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经济模式，一度成为改革初期东莞的一大特色。
村民，也在建多栋民房出租给外来工中获利。从企业家到政府，再到村民个体，大家都在吃“人口红利”这碗饭。直到今天，桑园社区的收入中，九成以上是靠厂房出租得来的。袁旭坤说，桑园社区厂房出租的年收入，大约是3500万元。
从东莞市的经济层面来看，1978年到2008年以前，东莞经济每年以18%的增幅飞速发展。但漂亮的数据背后，危机也正悄悄逼近—2008年，东莞关停（含倒闭，下同）的外资企业有865家，2009年的數据是657家，2010年是585家……
2011年11月14日，时任东莞市外经贸局局长黄冠球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1年1至10月份，东莞关停的企业数是450多家。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东莞在外贸进出口方面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商务部乃至国际的关注。
即便如此，东莞官方仍对东莞的经济形势谨慎乐观。3月4日上午10时许，东莞市商务局（由原东莞市外经贸局、口岸局、经信局更名和职能整合而来）的一位官员告诉《南风窗》记者，去年东莞关停的企业有400多家，但引进的也有400多家，所以关停和引进的基本持平。且从投资额来看，新引进企业的投资总额远远超过关停企业的投资总额。
在一些人看来，东莞打工的人越来越少。其实，打工的人越来越少，并不完全是坏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更符合当下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东莞不能，也不应该总成为外出务工人员就业的必选洼地。外来工多元化的选择背后，正是东莞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所以，过往在桑园一个3000人的工厂里，有2000人是来自同一个县的故事，已成往事。
那时，很多老乡抱团外出打工，东莞是接纳他们的重要洼地，也因此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团伙打斗、抢劫等。郑伟记得，七八年前的桑园，每天都有人被抢劫。“呼！呼！”摩托车突然被踩油门的加速声发出后，郑伟知道：又有人被飞车抢夺了。他的感觉总是对的，因为伴随着的，是凄厉的叫声：抢劫啦！救命啊！
即便到2011年，桑园的人依旧很多，治安也很差。这一年，还被媒体曝出了耸人听闻的“砍腿帮”，他们作案的主要基地，就是在桑园社区一带。这些年，东莞的治安一年比一年好，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随着治安乱象逝去的，是工业区旺盛的商业和村民曾爆满的出租屋。
今年2月28日，东莞市政府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莞研究院。至此，东莞新型研发机构增加至24家。此外，东莞还拥有多个科技孵化载体，与100多家高校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有364家市级以上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
备受关注的还有IT巨头华为在东莞的动作，2007年落户东莞松山湖的华为机器，5年后就交出了收入120亿的成绩单。去年最新启动的华为松山湖终端项目首期投资额约为35亿元。业内专家认为，未来，围绕着华为松山湖项目，4G相关产业将在松山湖形成产业集聚，东莞有望成为全国4G产品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
转型，孕育着这个城市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