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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人来说，明星是浑身闪耀着光环的人，但是明星也跟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感情生活，在人前光芒四射的明星，身后的那个他（她），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报将分别推出关于明星和他（她）的另一半的介绍，欢迎大家为自己最喜欢的一对明星投票！
葛存壮夫人施文心
74岁出书披露葛家隐私
电影百年时，著名老艺术家葛存壮被国家人事部正式授予“中国电影家”称号，全国只有50人获此殊荣。最近CCTV-8正在热播电视剧《徐悲鸿》，葛老出演齐白石，再次赢得观众的敬佩。葛老大家都比较熟悉，但他的夫人施文心老师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施老师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文笔很好，从事电影文学编辑三十多年。
施文心是一位美丽贤淑的大家闺秀，出生于大户人家，父亲是银行经理。她从小是被安徒生童话和《简·爱》、《呼啸山庄》等文学作品陶冶长大的，喜欢浪漫情调。1951年，她同时考上两所大学的三个系：北京大学俄语系一年级，插班中文系三年级和中央电影局创办的电影学校编剧班（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她却选择了电影学校编剧班。从电影学校毕业以后，她被分配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辑部工作。两年后调入北影厂文学部任编辑。她编发了《红旗谱》、《矿灯》、《无名岛》、《五彩路》、《李四光》、《相思女子客店》、《如意》等十几部影片以及《史沫特莱》、《大匠之门》（兼编剧）等电影文学剧本，培养了不少作者和作品。尽管一生嫁了个大腕葛存壮，又生了个大腕葛优，如此优良的“成绩”早已让旁人羡慕不已，但是老太太仍然心有不甘，在74岁时“联合”远在美国的女儿葛佳，母女俩“合伙儿”共同著书《都赶上了》，第一次向读者披露了葛家的“绝对隐私”。她以一个母亲、妻子的视角，以葛存壮、葛优的演艺见证人和参与者的身份，令人信服地记录下了父子俩成功的曲折过程，让读者看到了明星背后作为平常人同样具有的性格弱点和喜怒哀乐。文笔流畅，文静，朴素，很打动人。
2005年，葛老和夫人度过了幸福的50年金婚。金婚50年时，儿子葛优为父母精心操办了一场热闹的婚宴，让大家羡慕不已。几十年里，他们经历了无数人生的风风雨雨，如今却依然恩爱如初。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结婚日子——1955年8月27日。
“老嘎”一直是施老对老伴的爱称。谈起那个蜜月，施老回忆说，“我们结婚时却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浪漫。那时我们已经相识相爱两年了，正好他所在的摄制组《平原游击队》转移外景地路过北京，有几天停留。我们两个便决定在这几天内登记结婚。那时，正好赶上‘肃反’运动，我工作的单位——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每天都在揪斗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常常是几天前还是革命同志，甚至是老革命，忽然便被揪出来，成了反革命。整个气氛紧张恐怖。我们俩的结婚有一点特殊，婚礼那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愉快的。组织上告诫，婚礼不能张扬，男女双方的亲友不能聚在一起热闹热闹，所以非常冷清。那天傍晚，我一个人雇辆三轮车到小西天电影剧团演员宿舍去了。老嘎在张罗新房，没有去接我，也没有人送我。我就一个人去了。我小时候看见过各种婚礼。有穿着白色曳地长裙，披着婚纱，捧着鲜花，非常豪华的西式婚礼。也有头顶着红盖头，坐着花轿，在锣鼓唢呐鞭炮声中轰轰烈烈的传统婚礼。参加革命后，见过新人在宾客一片‘苦阿，苦啊！’的叫声中当众亲吻的婚礼。当然，最近这些年，婚礼又回到了过去，迎亲的小轿车排成一长串，新娘又披上婚纱，捧着鲜花了。我们的婚礼恐怕是最简陋的了。老嘎在剧团临时借了一间房，一张双人床。我们把自己的行李抱过来，凑在一起，这就是洞房了。同事们把隔壁邻居的桌子、椅子借过来。他们凑份子，一人五角、一元，最多的两元。用这钱买了一张床单，买了糖果，纸烟。早先，老嘎说鞋是最重要的，我们两人各买了一双新皮鞋。我的好朋友们送给我一条红绸裙，我做了一件泡泡纱的短袖衬衫，这就是我的结婚礼服。一位好友送给我一副耳环，这是我唯一的首饰。老嘎穿的就是日常的衣服。老嘎的同事们来说说笑笑，吃一颗糖，抽一支烟，说一些祝福的话，然后便散去了。这就是我们的花烛之夜……几天以后，老嘎跟摄制组走了。房子和床退还了。我搬着自己的行李回到了集体宿舍，依然过着单身的日子。老嘎回来后，在剧团宿舍要了一间房，借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桌、两把折叠椅。这样，我们便真正成家了。那时，我每天在西单剧本创作所上班。下班坐公交车到新街口下车，刚到站从车窗里便能看见他戴的那顶绒棉帽。看到那顶帽子，我心里就感到踏实。他每天都来接我。我俩从新街口步行到小西天宿舍。那时，这一段路还不通公交车呢。我们走到豁口，走过老城墙的门洞，经过护城河上的石桥，还有那稀稀拉拉的庄稼地。两人慢慢地走着，一点不觉得路长……”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他们都要庆贺纪念（特殊情况除外，比方說在“文革”、“五七”学校等）。特别是在40周年红宝石婚庆那一天，葛老特意陪夫人去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还买了一件红色双绉丝绸绣花的短袖衬衫。儿子葛优为爸妈办了喜宴，邀请了很多的亲朋好友共同饮酒欢聚。45周年婚庆时，葛老又为夫人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和一枚蓝宝石项坠，因为45周年名为蓝宝石婚，又和好朋友们欢聚……
施老对两个孩子的培养付出了全部心血。她一直称儿子葛优为“小嘎”。老人说她现在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因为当年小嘎学过二胡，乐感好，还请过新闻电影厂的作曲家李万里给小嘎辅导过唱歌，朗诵请的是配音表演艺术家张桂兰，结果小嘎就考上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小嘎从此走进演艺圈。“太不容易了，那时人们是多么善良，社会风气也好，关系小嘎一生命运的大事，我们没有送一分钱的礼，没有请喝过一杯酒，对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永远心存感激啊！”
如今，虽然两位老艺术家都已两鬓斑白，但是他们默契与细腻的情感总会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有人认为有钱就是幸福，我不是这个观点，我们两个人都不是这样的观点。幸福，我认为一个是要事业有成，一个人要有事业心，要作出一番事业。第二要有一个温馨的家，我们家应该说是很温馨，很和谐的。当然我感觉到我的家庭幸福，跟我一样幸福的家庭还有很多，我愿天下都幸福，都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葛老说得真好。 葛老夫妇几十年夫妻感情专一，从不吵架，越老越觉得彼此离不开，从而生活充实、愉快。再加上他们夫妇两个都爱好广泛，从来没有空虚感。社区里的乒乓球比赛、老年合唱团的演出等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身影。夫人施文心爱养花，阳台上、客厅里、窗台上都摆着她养育的一盆又一盆的鲜花。他们还有一个“美食团”，十几个情趣相投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每个月有一个人请大伙儿吃饭，轮流做东，月月都有“美食聚会”，而且不止一次。原因是总有人找“借口”，譬如过什么节日啦，提前就请了，后面的人就紧紧跟上。大家在一起，不仅是享受美食，更重要的是享受好心情，聊天'叙旧、讲笑话、说最新趣闻，和谐舒心、其乐融融……葛老还有一项运动就是陪夫人逛商场。但他们走在商场里常常被人认出来，人家问一声“你好”，他要回人家5声“你好”。他说：“我演的角色大部分是反面人物，但从来没受到歧视，大家反而都很关心我。”
“每天五点半吃完晚饭，我一定会准时坐在沙发上，旁边放着当天的晚报类等多种报纸。我是个‘报迷’，拿起报纸就放不下。老伴坐在旁边看电视，我偶尔也看看，但电视新闻都一闪而过，不过瘾，还是报纸看得清楚。我晚上比白天更有精神，夜里12点以后是我的黄金时间。看报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看，唯恐别人知道的大事我不知道。”在他们看来，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是要靠自己去营造的，要自己去找乐子。葛氏一家，是祥和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是厚道的一家。
张良夫人王静珠
磨难出真情
在中国电影史上有部经典影片，其中的一幕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手托炸药包，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那么，您一定会脱口而出，董存瑞！著名表演艺术家张良演绎的董存瑞形象，已深入几代人的心灵。张良的夫人王静珠老师是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历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及珠江电影制片厂动画设计员、制作员，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剧，广州市王氏影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良与王静珠第一次相遇，竟缘定终生。
当年，影片《董存瑞》进入后期制作时，华北军区文工团与几个兄弟单位合并成立了“抗敌话剧团”，随即前往北京参加全国话剧汇演，张良在话剧《战斗里成长》中出演重要角色“双儿”。而就是在这次汇演中，23岁的张良见到了美丽的王静珠。张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她染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扎着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典型的瓜子脸，眼睛乌黑雪亮，笑起来很是迷人……”然而直到汇演结束，张良也没敢和这位美丽的姑娘说上一句话，有几次在楼梯边和她擦肩而过，他也没敢上前。他带着思念回了沈阳。说来也凑巧，两个月之后，张良被借调到八一厂拍摄《战斗里成长》，再次来到了北京。刚进厂，正好碰到《蕈存瑞》首映，在首映后的座谈会上，张良又一次见到了那位让他朝思暮想的姑娘。她也认出了张良，那蠕然一笑令他陶醉。张良很快打听到这位姑叫王静珠，美专高才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室搞军事动画。张良喜出望外。然而也许是上天有意作弄，张良还没来得及和王静珠说上一句话，就突然病倒了，得了肺结核，那年代得了这个病，就犹如得了癌症。他被送回沈阳治病，3个月后才病愈出院。
“你扮演的董存瑞获得了成功，受到大家的称赞和尊敬也是正常的，但你不该骄傲……表面上你还算谦虚，但在内心深处，你已滋长了一种骄傲情绪
”这是谁？怎么一上来就批评我？信还没读完。张良就迫不及待地查看结尾落款，署名是“王静珠”。张良看了怦然心动。当天晚上，张良就提笔给王静珠回信：“敢这样直率批评我的人太少了。但只有敢说真话的人才可能成为我的挚友……”两个暗恋对方的年轻人就这样相爱了。通了一年多的信之后，他们之间的爱意也越来越浓了……
可是，张良“出事”了，因为他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他替导演说了几句公道活，没想到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他下到吉林通化当兵。王静珠得知后，为了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一连打了三个报告请求下放去北大荒。于是，她到了离张良的驻军所在地通化还有几千里的小地方，交通极为不便，想见面比原来更难了。而此时张良却因为再次被借调到八一厂拍摄《战上海》，回到了北京。直到一年之后，奇迹降临——1960年底，在王震将军的亲自关照下，王静珠终于被调回北京农垦部，一对恋人终于在北京相会了。
1961年春节除夕，他们在八一厂剧团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回张良流泪了，因为他们相识、相爱的5年里，他们走了一条多么艰难的路啊。“新婚夜，我们彼此对天盟誓：不弃不离，白头到老，笑对人生，永不言散。”当我看到2005年张良老师写成的一部长达30多万字的回忆录《情爱不变》书里这段话时，感动得无以复加。新婚不久，张良在八一厂演员剧团排演的话剧《哥俩好》中，同时扮演了两个容貌相同、性格各异的战士大虎和二虎，演出引起极大的反响。
和许多艺术家一样，张良和王静珠没能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张良演完《哥俩好》后，突然一夜之间被派回东北农村，妻子王静珠被安排复员回苏州。双双在整理行装——两只帆布箱的那一刻，他們困惑了。“孩子跟谁？”张良痛苦地说：“跟你把，苏州有外公外婆，他们会照顾孩子。”她突然大声责问：“那你呢？”张良泪如雨下：“我一个人回东北。你身体受不了那里的寒冷天气。”王静珠坚定地说：“不行，我跟你去东北，大不了就是一死，死了也是一家人。我们不能分开…”
经过两人的努力，1969年秋，张良带着一家四口离开北京，来到东北一个木材厂安了家。张良在厂里当了名木材搬运工。一家人在苦中作乐，不久他们的宝贝女儿也出生了。但因为气候的缘故，王静珠一直不怎么适应，加之营养太差，身体每况愈下。张良变着法子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做的是三个菜：土豆片，土豆丝和土豆汤。后来，木材加工场失火，在重建过程中，张良因救护工友，手掌骨被砸伤送进了医院，大夫为他做了“牵引复合术”，告诉他，让骨折处复位，以便打石膏夹板。若不复位，将来愈合处会变形……此时，所有的家务活全落在妻子肩上。王静珠终于扛不住了，胃疼加剧，吃不下饭，人越来越瘦，一天下午，她突然昏倒在地，在邻居们的帮助下立即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告诉张良，他妻子的胃病已经转化成胃癌，叫他尽快转院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张良听了差点当场晕倒，但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装着没事一样安慰妻子。王静珠说：什么也不要说了，我们回家，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那一刻，张良把妻子抱住哭了。他想方设法把妻子送回她的苏州老家治病。在苏州，王静珠的病确诊为萎缩性胃炎，张良终于松了一口气…… 1972年5月，王静珠旧病复发，她一个人去了北京接受治疗，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张良一家终于度过了艰难的日子。这一年11月，张良恢复党籍军籍，彻底平反。珠江电影制片厂专门来人，请张良到他们厂工作。于是，举家迁往广州。到珠影后，生活总算安定了，张良阔别银幕12年后再演《斗鲨》，此时张良已45岁了，他觉得扮演一个20岁的战士，力不从心。他把自己的苦恼对妻子说了。妻子为了他决定改行，由动画部调入文学部，帮丈夫写剧本。她披挂上阵成了国内第一位女制片人，而他，开始了电影导演生涯。
夫妻合作写出了电影剧本《梅花巾》。张良任导演，将《梅花巾》拍摄成电影非常成功。该片参加了第一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获得“金鹰荣誉奖”。第一炮打响后，张良有了信心。1982年，他与王静珠又合作写出了剧本《少年犯》，1985年拍成电影，并于当年获得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电影奖。第二炮再次打响。从此，他们激情澎湃，一发不可收。《雅马哈鱼档》、《逃港者》、《女人街》、以及电视连续剧《破烂王》等先后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在妻子的全力支持协助下，张良的导演生涯为他带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辉煌。
当记者问起，这么多年夫妻之间最简约、最自然表达爱意的的感受是哪两字时，张老说“心疼”！他说，这次因为腿的缘故，夫人没能和他一起来北京，很是遗憾。张良说，正因为有夫人做他的坚强后盾和左右手，才有了他一生的情爱不老、一生的幸福。他们的家庭曾被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第四属全国美好家庭”评选评为“美好家庭”。直到现在谈起这件事，张良仍说：“这比给我一个‘金鸡’还重要。”
年轻时的生死夫妻，中年时的事业搭档，老年时的相依伴侣，张良、王静珠夫妇，从相爱到相伴，已携手走过了50多年的人生历程；这个家庭的幸福，真是一种饱含着甜酸苦辣来之不易的幸福。
谷文月的老伴儿张玉生
曾经比谷文月有名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谷文月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但对很多喜爱评剧的戏迷来说，若提起谷文月的老伴儿张玉生，可能知之甚少。其实张玉生当年曾是杂技舞台上炙手可热的明星，出身杂技世家的他8岁成为北京军区战友杂技团一名“小军人”，抗美援朝时曾随团赴前线慰问演出。当年他在舞台上曾获奖无数，一手“晃板”的绝活儿至今无人超越。
俗话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其实，反之也是一样，任何人的成功，除了天时地利之外，还需要人和，尤其是家人的支持与支撑。谷文月能有今天的成就，她说：多亏了有个好老伴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她说：“当年我们刚认识时，他可比我有名，他是那个行业的顶尖人物，还获得过国际大奖呢！当年为了支持我的评剧事业，他放弃自己的事业，负担起家里的所有家务。
谈起当年的相识相恋，谷文月和老伴张玉生都感慨万千。谷文月和张玉生是1963年通过别人介绍、父母“包办”而认识的。谷文月18岁了，妈妈觉着该给闺女找个对象了。热心肠邻居孙大妈给牵了红线，去相亲的却是两家儿女的妈妈。未来亲家母一见面就聊得挺热乎，老姐俩这么投缘，能成为一家人岂不更好。于是两位妈妈批准自己的儿女去见面。见面后两个人一见钟情，谷文月说自己的父亲就是军人，当看到一身军装、长相帅气的张玉生时顿生好感；张玉生见到谷文月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更是一见倾心。两个人从西校场一路聊到了西单。当年谈恋爱可不比现在，张玉生是军人，谷文月还是戏皎的学生，两人的约会得秘密进行。两个人谈了5年恋爱，终于到1967年年底登记结婚了，1968年办的喜事。
当年张玉生在战友文工团杂技团练的是底座的本功，他作为底座表演的“晃板”节目，造型如孔雀开屏，这绝活儿从国内到国外始终没有人能超越。从部队转业时，不少地方单位争着要接收他，可他却偏偏选择了激流勇退，原因相当简单：为了媳妇和她的评剧。谷文月已从戏校毕业，事业正在蒸蒸日上。张玉生想得很明白，媳妇打算在事业上创造辉煌，他就得全心全意地帮着媳妇扫除所有的后顾之忧。打那开始，他成了家里的“管家公”，大到“财政大权”，小到买粮买菜、打扫卫生洗衣服，事无巨细全都由他一手包揽。有了孩子以后，什么送孩子上托儿所呀、上学呀、开家长会呀等等，更是张玉生必不可少的功课。每天，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在学校和家之间奔波，有时累极了，竟然骑着车就睡着了，车和人一起朝着马路牙子就撞上去了……张玉生彻底从“晃板”的底座变成了媳妇的“底座”。
提到丈夫，谷文月说：“我事业上的成就和我们的家，多亏了我的爱人啊！家务事大、小都由他承担了，他还常常帮助我进行业务方面的总结，使我在表演、唱腔等方面提高进步很快。丈夫是我的坚强后盾。”
张玉生不但生活上无微不至，对工作的要求更是严谨细致。每回谷文月接了新戏，本子拿回来以后丈夫得先过目，帮着媳妇修改完善戏中的唱词，还得听听唱腔是否合适。媳妇已经唱出了名，听到的多是夸奖的声音，张玉生知道，越是这种时候，他越有责任时时提醒媳妇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他得为媳妇把好这新戏的第一关。有一次他去剧场接谷文月，别人问他干吗来了？他说接媳妇来了，此人告诉他：可得照顾好谷文月，她不仅是你媳妇，也是咱国家的宝贝呀。观众对媳妇的关爱之情，每每令张玉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如今谷文月一家住在在回龙观，作为知名艺术家的老伴，张玉生一直默默地甘当绿叶，但自从2002年退休后，谷文月则从红花变成了绿叶，夫唱妇随，支持丈夫的工作。谷文月的丈夫张玉生之前一直担任社区的党支部书记，现在刚刚退下来不久。在任期间，谷文月也没少支持他的工作。积极参加他组织的一些社区公益活动，如检查运动器材、扫大街，填粪坑的事儿她都去做。老伴心疼地说：“像她这样一个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还跟我们一起干这样的活，真是不容易。一些居民看到谷文月都和他们一起扫落叶、填粪坑，都自觉加入到队伍中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是名人效应。”可谷文月却说：“像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经常上山下乡体验生活，干点苦活累活是经常的事儿，这点儿活不算什么。”
除了事务性工作和义务劳动，谷文月也全心全意地为社区的文艺活动出一份力。几年前，社区成了业余评剧队，谷文月就义务教社区居民学唱评剧。因为有了谷文月，每年评剧队招新，报名的人都很多，大家都希望多听听大师的评剧。小区每年的中秋、新年、春节联欢会，谷文月都要上场唱几段，就连小区党支部开完会，大伙也非得聽谷文月唱上一段才心满意足。“教戏比唱戏累多了。”谷文月说：“每次教大家唱戏，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在大杂院跟着老人们唱戏的场景，尽管累，但看着队员们一天比一天专业，累也值了。”
在张玉生的领导下，他们居住的社区成为国家级优秀小区、北京市优秀小区以及区级创建和谐社会试点单位。张玉生说，小区能有这么大的发展，谷文月同样是功不可没。
葛存壮夫人施文心
74岁出书披露葛家隐私
电影百年时，著名老艺术家葛存壮被国家人事部正式授予“中国电影家”称号，全国只有50人获此殊荣。最近CCTV-8正在热播电视剧《徐悲鸿》，葛老出演齐白石，再次赢得观众的敬佩。葛老大家都比较熟悉，但他的夫人施文心老师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施老师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文笔很好，从事电影文学编辑三十多年。
施文心是一位美丽贤淑的大家闺秀，出生于大户人家，父亲是银行经理。她从小是被安徒生童话和《简·爱》、《呼啸山庄》等文学作品陶冶长大的，喜欢浪漫情调。1951年，她同时考上两所大学的三个系：北京大学俄语系一年级，插班中文系三年级和中央电影局创办的电影学校编剧班（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她却选择了电影学校编剧班。从电影学校毕业以后，她被分配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辑部工作。两年后调入北影厂文学部任编辑。她编发了《红旗谱》、《矿灯》、《无名岛》、《五彩路》、《李四光》、《相思女子客店》、《如意》等十几部影片以及《史沫特莱》、《大匠之门》（兼编剧）等电影文学剧本，培养了不少作者和作品。尽管一生嫁了个大腕葛存壮，又生了个大腕葛优，如此优良的“成绩”早已让旁人羡慕不已，但是老太太仍然心有不甘，在74岁时“联合”远在美国的女儿葛佳，母女俩“合伙儿”共同著书《都赶上了》，第一次向读者披露了葛家的“绝对隐私”。她以一个母亲、妻子的视角，以葛存壮、葛优的演艺见证人和参与者的身份，令人信服地记录下了父子俩成功的曲折过程，让读者看到了明星背后作为平常人同样具有的性格弱点和喜怒哀乐。文笔流畅，文静，朴素，很打动人。
2005年，葛老和夫人度过了幸福的50年金婚。金婚50年时，儿子葛优为父母精心操办了一场热闹的婚宴，让大家羡慕不已。几十年里，他们经历了无数人生的风风雨雨，如今却依然恩爱如初。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结婚日子——1955年8月27日。
“老嘎”一直是施老对老伴的爱称。谈起那个蜜月，施老回忆说，“我们结婚时却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浪漫。那时我们已经相识相爱两年了，正好他所在的摄制组《平原游击队》转移外景地路过北京，有几天停留。我们两个便决定在这几天内登记结婚。那时，正好赶上‘肃反’运动，我工作的单位——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每天都在揪斗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常常是几天前还是革命同志，甚至是老革命，忽然便被揪出来，成了反革命。整个气氛紧张恐怖。我们俩的结婚有一点特殊，婚礼那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愉快的。组织上告诫，婚礼不能张扬，男女双方的亲友不能聚在一起热闹热闹，所以非常冷清。那天傍晚，我一个人雇辆三轮车到小西天电影剧团演员宿舍去了。老嘎在张罗新房，没有去接我，也没有人送我。我就一个人去了。我小时候看见过各种婚礼。有穿着白色曳地长裙，披着婚纱，捧着鲜花，非常豪华的西式婚礼。也有头顶着红盖头，坐着花轿，在锣鼓唢呐鞭炮声中轰轰烈烈的传统婚礼。参加革命后，见过新人在宾客一片‘苦阿，苦啊！’的叫声中当众亲吻的婚礼。当然，最近这些年，婚礼又回到了过去，迎亲的小轿车排成一长串，新娘又披上婚纱，捧着鲜花了。我们的婚礼恐怕是最简陋的了。老嘎在剧团临时借了一间房，一张双人床。我们把自己的行李抱过来，凑在一起，这就是洞房了。同事们把隔壁邻居的桌子、椅子借过来。他们凑份子，一人五角、一元，最多的两元。用这钱买了一张床单，买了糖果，纸烟。早先，老嘎说鞋是最重要的，我们两人各买了一双新皮鞋。我的好朋友们送给我一条红绸裙，我做了一件泡泡纱的短袖衬衫，这就是我的结婚礼服。一位好友送给我一副耳环，这是我唯一的首饰。老嘎穿的就是日常的衣服。老嘎的同事们来说说笑笑，吃一颗糖，抽一支烟，说一些祝福的话，然后便散去了。这就是我们的花烛之夜……几天以后，老嘎跟摄制组走了。房子和床退还了。我搬着自己的行李回到了集体宿舍，依然过着单身的日子。老嘎回来后，在剧团宿舍要了一间房，借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桌、两把折叠椅。这样，我们便真正成家了。那时，我每天在西单剧本创作所上班。下班坐公交车到新街口下车，刚到站从车窗里便能看见他戴的那顶绒棉帽。看到那顶帽子，我心里就感到踏实。他每天都来接我。我俩从新街口步行到小西天宿舍。那时，这一段路还不通公交车呢。我们走到豁口，走过老城墙的门洞，经过护城河上的石桥，还有那稀稀拉拉的庄稼地。两人慢慢地走着，一点不觉得路长……”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他们都要庆贺纪念（特殊情况除外，比方說在“文革”、“五七”学校等）。特别是在40周年红宝石婚庆那一天，葛老特意陪夫人去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还买了一件红色双绉丝绸绣花的短袖衬衫。儿子葛优为爸妈办了喜宴，邀请了很多的亲朋好友共同饮酒欢聚。45周年婚庆时，葛老又为夫人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和一枚蓝宝石项坠，因为45周年名为蓝宝石婚，又和好朋友们欢聚……
施老对两个孩子的培养付出了全部心血。她一直称儿子葛优为“小嘎”。老人说她现在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因为当年小嘎学过二胡，乐感好，还请过新闻电影厂的作曲家李万里给小嘎辅导过唱歌，朗诵请的是配音表演艺术家张桂兰，结果小嘎就考上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小嘎从此走进演艺圈。“太不容易了，那时人们是多么善良，社会风气也好，关系小嘎一生命运的大事，我们没有送一分钱的礼，没有请喝过一杯酒，对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永远心存感激啊！”
如今，虽然两位老艺术家都已两鬓斑白，但是他们默契与细腻的情感总会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有人认为有钱就是幸福，我不是这个观点，我们两个人都不是这样的观点。幸福，我认为一个是要事业有成，一个人要有事业心，要作出一番事业。第二要有一个温馨的家，我们家应该说是很温馨，很和谐的。当然我感觉到我的家庭幸福，跟我一样幸福的家庭还有很多，我愿天下都幸福，都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葛老说得真好。 葛老夫妇几十年夫妻感情专一，从不吵架，越老越觉得彼此离不开，从而生活充实、愉快。再加上他们夫妇两个都爱好广泛，从来没有空虚感。社区里的乒乓球比赛、老年合唱团的演出等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身影。夫人施文心爱养花，阳台上、客厅里、窗台上都摆着她养育的一盆又一盆的鲜花。他们还有一个“美食团”，十几个情趣相投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每个月有一个人请大伙儿吃饭，轮流做东，月月都有“美食聚会”，而且不止一次。原因是总有人找“借口”，譬如过什么节日啦，提前就请了，后面的人就紧紧跟上。大家在一起，不仅是享受美食，更重要的是享受好心情，聊天'叙旧、讲笑话、说最新趣闻，和谐舒心、其乐融融……葛老还有一项运动就是陪夫人逛商场。但他们走在商场里常常被人认出来，人家问一声“你好”，他要回人家5声“你好”。他说：“我演的角色大部分是反面人物，但从来没受到歧视，大家反而都很关心我。”
“每天五点半吃完晚饭，我一定会准时坐在沙发上，旁边放着当天的晚报类等多种报纸。我是个‘报迷’，拿起报纸就放不下。老伴坐在旁边看电视，我偶尔也看看，但电视新闻都一闪而过，不过瘾，还是报纸看得清楚。我晚上比白天更有精神，夜里12点以后是我的黄金时间。看报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看，唯恐别人知道的大事我不知道。”在他们看来，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是要靠自己去营造的，要自己去找乐子。葛氏一家，是祥和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是厚道的一家。
张良夫人王静珠
磨难出真情
在中国电影史上有部经典影片，其中的一幕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手托炸药包，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那么，您一定会脱口而出，董存瑞！著名表演艺术家张良演绎的董存瑞形象，已深入几代人的心灵。张良的夫人王静珠老师是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历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及珠江电影制片厂动画设计员、制作员，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剧，广州市王氏影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良与王静珠第一次相遇，竟缘定终生。
当年，影片《董存瑞》进入后期制作时，华北军区文工团与几个兄弟单位合并成立了“抗敌话剧团”，随即前往北京参加全国话剧汇演，张良在话剧《战斗里成长》中出演重要角色“双儿”。而就是在这次汇演中，23岁的张良见到了美丽的王静珠。张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她染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扎着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典型的瓜子脸，眼睛乌黑雪亮，笑起来很是迷人……”然而直到汇演结束，张良也没敢和这位美丽的姑娘说上一句话，有几次在楼梯边和她擦肩而过，他也没敢上前。他带着思念回了沈阳。说来也凑巧，两个月之后，张良被借调到八一厂拍摄《战斗里成长》，再次来到了北京。刚进厂，正好碰到《蕈存瑞》首映，在首映后的座谈会上，张良又一次见到了那位让他朝思暮想的姑娘。她也认出了张良，那蠕然一笑令他陶醉。张良很快打听到这位姑叫王静珠，美专高才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室搞军事动画。张良喜出望外。然而也许是上天有意作弄，张良还没来得及和王静珠说上一句话，就突然病倒了，得了肺结核，那年代得了这个病，就犹如得了癌症。他被送回沈阳治病，3个月后才病愈出院。
“你扮演的董存瑞获得了成功，受到大家的称赞和尊敬也是正常的，但你不该骄傲……表面上你还算谦虚，但在内心深处，你已滋长了一种骄傲情绪
”这是谁？怎么一上来就批评我？信还没读完。张良就迫不及待地查看结尾落款，署名是“王静珠”。张良看了怦然心动。当天晚上，张良就提笔给王静珠回信：“敢这样直率批评我的人太少了。但只有敢说真话的人才可能成为我的挚友……”两个暗恋对方的年轻人就这样相爱了。通了一年多的信之后，他们之间的爱意也越来越浓了……
可是，张良“出事”了，因为他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他替导演说了几句公道活，没想到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他下到吉林通化当兵。王静珠得知后，为了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一连打了三个报告请求下放去北大荒。于是，她到了离张良的驻军所在地通化还有几千里的小地方，交通极为不便，想见面比原来更难了。而此时张良却因为再次被借调到八一厂拍摄《战上海》，回到了北京。直到一年之后，奇迹降临——1960年底，在王震将军的亲自关照下，王静珠终于被调回北京农垦部，一对恋人终于在北京相会了。
1961年春节除夕，他们在八一厂剧团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回张良流泪了，因为他们相识、相爱的5年里，他们走了一条多么艰难的路啊。“新婚夜，我们彼此对天盟誓：不弃不离，白头到老，笑对人生，永不言散。”当我看到2005年张良老师写成的一部长达30多万字的回忆录《情爱不变》书里这段话时，感动得无以复加。新婚不久，张良在八一厂演员剧团排演的话剧《哥俩好》中，同时扮演了两个容貌相同、性格各异的战士大虎和二虎，演出引起极大的反响。
和许多艺术家一样，张良和王静珠没能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张良演完《哥俩好》后，突然一夜之间被派回东北农村，妻子王静珠被安排复员回苏州。双双在整理行装——两只帆布箱的那一刻，他們困惑了。“孩子跟谁？”张良痛苦地说：“跟你把，苏州有外公外婆，他们会照顾孩子。”她突然大声责问：“那你呢？”张良泪如雨下：“我一个人回东北。你身体受不了那里的寒冷天气。”王静珠坚定地说：“不行，我跟你去东北，大不了就是一死，死了也是一家人。我们不能分开…”
经过两人的努力，1969年秋，张良带着一家四口离开北京，来到东北一个木材厂安了家。张良在厂里当了名木材搬运工。一家人在苦中作乐，不久他们的宝贝女儿也出生了。但因为气候的缘故，王静珠一直不怎么适应，加之营养太差，身体每况愈下。张良变着法子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做的是三个菜：土豆片，土豆丝和土豆汤。后来，木材加工场失火，在重建过程中，张良因救护工友，手掌骨被砸伤送进了医院，大夫为他做了“牵引复合术”，告诉他，让骨折处复位，以便打石膏夹板。若不复位，将来愈合处会变形……此时，所有的家务活全落在妻子肩上。王静珠终于扛不住了，胃疼加剧，吃不下饭，人越来越瘦，一天下午，她突然昏倒在地，在邻居们的帮助下立即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告诉张良，他妻子的胃病已经转化成胃癌，叫他尽快转院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张良听了差点当场晕倒，但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装着没事一样安慰妻子。王静珠说：什么也不要说了，我们回家，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那一刻，张良把妻子抱住哭了。他想方设法把妻子送回她的苏州老家治病。在苏州，王静珠的病确诊为萎缩性胃炎，张良终于松了一口气…… 1972年5月，王静珠旧病复发，她一个人去了北京接受治疗，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张良一家终于度过了艰难的日子。这一年11月，张良恢复党籍军籍，彻底平反。珠江电影制片厂专门来人，请张良到他们厂工作。于是，举家迁往广州。到珠影后，生活总算安定了，张良阔别银幕12年后再演《斗鲨》，此时张良已45岁了，他觉得扮演一个20岁的战士，力不从心。他把自己的苦恼对妻子说了。妻子为了他决定改行，由动画部调入文学部，帮丈夫写剧本。她披挂上阵成了国内第一位女制片人，而他，开始了电影导演生涯。
夫妻合作写出了电影剧本《梅花巾》。张良任导演，将《梅花巾》拍摄成电影非常成功。该片参加了第一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获得“金鹰荣誉奖”。第一炮打响后，张良有了信心。1982年，他与王静珠又合作写出了剧本《少年犯》，1985年拍成电影，并于当年获得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电影奖。第二炮再次打响。从此，他们激情澎湃，一发不可收。《雅马哈鱼档》、《逃港者》、《女人街》、以及电视连续剧《破烂王》等先后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在妻子的全力支持协助下，张良的导演生涯为他带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辉煌。
当记者问起，这么多年夫妻之间最简约、最自然表达爱意的的感受是哪两字时，张老说“心疼”！他说，这次因为腿的缘故，夫人没能和他一起来北京，很是遗憾。张良说，正因为有夫人做他的坚强后盾和左右手，才有了他一生的情爱不老、一生的幸福。他们的家庭曾被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第四属全国美好家庭”评选评为“美好家庭”。直到现在谈起这件事，张良仍说：“这比给我一个‘金鸡’还重要。”
年轻时的生死夫妻，中年时的事业搭档，老年时的相依伴侣，张良、王静珠夫妇，从相爱到相伴，已携手走过了50多年的人生历程；这个家庭的幸福，真是一种饱含着甜酸苦辣来之不易的幸福。
谷文月的老伴儿张玉生
曾经比谷文月有名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谷文月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但对很多喜爱评剧的戏迷来说，若提起谷文月的老伴儿张玉生，可能知之甚少。其实张玉生当年曾是杂技舞台上炙手可热的明星，出身杂技世家的他8岁成为北京军区战友杂技团一名“小军人”，抗美援朝时曾随团赴前线慰问演出。当年他在舞台上曾获奖无数，一手“晃板”的绝活儿至今无人超越。
俗话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其实，反之也是一样，任何人的成功，除了天时地利之外，还需要人和，尤其是家人的支持与支撑。谷文月能有今天的成就，她说：多亏了有个好老伴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她说：“当年我们刚认识时，他可比我有名，他是那个行业的顶尖人物，还获得过国际大奖呢！当年为了支持我的评剧事业，他放弃自己的事业，负担起家里的所有家务。
谈起当年的相识相恋，谷文月和老伴张玉生都感慨万千。谷文月和张玉生是1963年通过别人介绍、父母“包办”而认识的。谷文月18岁了，妈妈觉着该给闺女找个对象了。热心肠邻居孙大妈给牵了红线，去相亲的却是两家儿女的妈妈。未来亲家母一见面就聊得挺热乎，老姐俩这么投缘，能成为一家人岂不更好。于是两位妈妈批准自己的儿女去见面。见面后两个人一见钟情，谷文月说自己的父亲就是军人，当看到一身军装、长相帅气的张玉生时顿生好感；张玉生见到谷文月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更是一见倾心。两个人从西校场一路聊到了西单。当年谈恋爱可不比现在，张玉生是军人，谷文月还是戏皎的学生，两人的约会得秘密进行。两个人谈了5年恋爱，终于到1967年年底登记结婚了，1968年办的喜事。
当年张玉生在战友文工团杂技团练的是底座的本功，他作为底座表演的“晃板”节目，造型如孔雀开屏，这绝活儿从国内到国外始终没有人能超越。从部队转业时，不少地方单位争着要接收他，可他却偏偏选择了激流勇退，原因相当简单：为了媳妇和她的评剧。谷文月已从戏校毕业，事业正在蒸蒸日上。张玉生想得很明白，媳妇打算在事业上创造辉煌，他就得全心全意地帮着媳妇扫除所有的后顾之忧。打那开始，他成了家里的“管家公”，大到“财政大权”，小到买粮买菜、打扫卫生洗衣服，事无巨细全都由他一手包揽。有了孩子以后，什么送孩子上托儿所呀、上学呀、开家长会呀等等，更是张玉生必不可少的功课。每天，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在学校和家之间奔波，有时累极了，竟然骑着车就睡着了，车和人一起朝着马路牙子就撞上去了……张玉生彻底从“晃板”的底座变成了媳妇的“底座”。
提到丈夫，谷文月说：“我事业上的成就和我们的家，多亏了我的爱人啊！家务事大、小都由他承担了，他还常常帮助我进行业务方面的总结，使我在表演、唱腔等方面提高进步很快。丈夫是我的坚强后盾。”
张玉生不但生活上无微不至，对工作的要求更是严谨细致。每回谷文月接了新戏，本子拿回来以后丈夫得先过目，帮着媳妇修改完善戏中的唱词，还得听听唱腔是否合适。媳妇已经唱出了名，听到的多是夸奖的声音，张玉生知道，越是这种时候，他越有责任时时提醒媳妇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他得为媳妇把好这新戏的第一关。有一次他去剧场接谷文月，别人问他干吗来了？他说接媳妇来了，此人告诉他：可得照顾好谷文月，她不仅是你媳妇，也是咱国家的宝贝呀。观众对媳妇的关爱之情，每每令张玉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如今谷文月一家住在在回龙观，作为知名艺术家的老伴，张玉生一直默默地甘当绿叶，但自从2002年退休后，谷文月则从红花变成了绿叶，夫唱妇随，支持丈夫的工作。谷文月的丈夫张玉生之前一直担任社区的党支部书记，现在刚刚退下来不久。在任期间，谷文月也没少支持他的工作。积极参加他组织的一些社区公益活动，如检查运动器材、扫大街，填粪坑的事儿她都去做。老伴心疼地说：“像她这样一个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还跟我们一起干这样的活，真是不容易。一些居民看到谷文月都和他们一起扫落叶、填粪坑，都自觉加入到队伍中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是名人效应。”可谷文月却说：“像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经常上山下乡体验生活，干点苦活累活是经常的事儿，这点儿活不算什么。”
除了事务性工作和义务劳动，谷文月也全心全意地为社区的文艺活动出一份力。几年前，社区成了业余评剧队，谷文月就义务教社区居民学唱评剧。因为有了谷文月，每年评剧队招新，报名的人都很多，大家都希望多听听大师的评剧。小区每年的中秋、新年、春节联欢会，谷文月都要上场唱几段，就连小区党支部开完会，大伙也非得聽谷文月唱上一段才心满意足。“教戏比唱戏累多了。”谷文月说：“每次教大家唱戏，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在大杂院跟着老人们唱戏的场景，尽管累，但看着队员们一天比一天专业，累也值了。”
在张玉生的领导下，他们居住的社区成为国家级优秀小区、北京市优秀小区以及区级创建和谐社会试点单位。张玉生说，小区能有这么大的发展，谷文月同样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