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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怎么想到拍摄这么一对母女？
黎小锋：是啊，为什么恰好是这么一对：一个中年女盲人，一个被视为弱智的少女！记得有一次在盒子酒吧，我给作家格非描述自己拍了什么人物时，看到他嘴角不经意地闪过一丝笑意——大概很多没看过该片的人，最初的反应都是如此吧。不过，看过片子以后，应该没有人认为我是在对“弱势群体表示例行关注”了吧。
《百姓》：你一直比较关注这一群体？
黎小锋：没有没有。在开拍这个纪录片之前，我经过街头卖唱人群时，肯定是一脸漠然的。作为一个穷书生，虽然我也常为生计发愁，但万万不会把自己跟眼前这些卖唱的牵扯到一起的（警察可没把他们当艺术家，他们总是被当作叫化子赶来赶去）。所以说，与鲍的邂逅，完全是由于当时我对“人”产生了很深的信任危机，想找一个宣泄的出口，而当时能做的就是拍纪录片。第一次在地铁看到鲍和她的搭档卖唱时，我听到一个过路女人在感叹——哎，一对瞎子。然而，无论怎么看，这对男女都不像夫妻。要不是夫妻，他们怎样分钱？他们能够信任对方吗？我转身又下了地铁，从此和他们有了断断续续的联系。2001年9月，我在鲍家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开始了拍摄。不过，两周之后，我的拍摄方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人的命运似乎更吸引我。
《百姓》：这可是一个好大的命题。
黎小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它具体到鲍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具体到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里。鲍老是说，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决定命运。但对于自己到底有着怎样的性格命运，我觉得,她一直是很疑惑的。
《百姓》：作为旁观者，你是怎么看的？
黎小锋：我是怎么看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是怎么编的。在看素材时，我和我爱人（本片剪辑贾恺）一直在反反复复讨论，鲍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我命该如此？”我觉得鲍的人生悲剧，倒还真不仅仅在于她自己说的，太善良了，太天真了，等等。
《百姓》：当然，看得出来，善良也是她性格的一个方面，要不是她的善良，明明肯定早就又被她送回孤儿院了。但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被她对女儿的种种叱责、辱骂给遮蔽掉。
黎小锋：这正好体现了现实生活暧昧丰富的一面。鲍自己就说过，生活压力这么大，她没法像一个慈母那样关心这关心那，她必须找到一种宣泄的方式，其中也包括骂女儿出气。
《百姓》：那你对鲍的感觉如何？
黎小锋：一开始很敬佩她，后来有些反感，但最终还是很尊敬她的。我们很少表示过对她的同情，因为她根本就不需要同情，虽然她也有脆弱的时候。记得有这么一段没拍上的——话筒坏了。那天鲍心情不大好，由明明养猫给她带来很多麻烦，说起自己年轻时候，母亲不让她养鱼，嫌她早上换水声音太响。鲍说她不忍心将鱼扔掉，就一点点地滤鱼缸里的水，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即便这样耽误了上班。说着说着鲍哭起来了，为弱小者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我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对你们来说是很好的素材，很有故事性，但那种无助，那种无助，你们是理解不了的……”
我当时感触很深，觉得一个在场者是可耻的。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听她讲述这些，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坐在这里，听这样哀伤、无助的哭声。
《百姓》：在场的可耻？
黎小锋：实际上，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当然，它可能是不同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觉得自己践踏了别人隐私，或者，能帮忙的时候却故意袖手旁观。我只是觉得，鲍是那样一种人：置身弱者的处境，却从来不肯逆拂自己强者的性格——她有时候是太强了，一旦较起真来，往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叫人望而生畏。
所以，我们常常就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到命运的旋涡里去。有时候，我觉得似乎应该提醒她，但又说不出口。以我的人生阅历，难道我真有资格在这个饱经风霜的聪明女人前说三道四？
于是我们只能再一次为自己的在场感到可耻。
《百姓》：作为一个纪录片人，你觉得最好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黎小锋：在纪录片的拍摄现场，我最想做的，就是成为一个隐形人，不仅身体、声音不进入画面，而且把观念、情感什么的都通通藏匿起来。可是，要命的是，我越想藏，就越感到自己在镜头里无所不在——一当你真正进入一个家庭，介入到了他们的生活，那种“墙上苍蝇”的工作方式，就会变得非常可疑。
《百姓》：还和鲍家有联系吗？
黎小锋：有。鲍已经不出去卖唱了，在做一个电话聊天室的主持人。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往她的聊天室打电话。
《百姓》：你会不会尝试新的风格？
黎小锋：那当然。脚磨破了，我也会换双鞋子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