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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祖谟先生一九三五年六月作《说文解字之宋刻本》指出：“清人书中所著录之宋本说文，有大字本小字本之别”；小字本中“孙氏（孙星衍）原刻本与续古逸丛书景印王氏（清王昶）宋本雠校，由是可知孙本所据非王氏宋本矣”（《问学集》，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一月版）。周先生是音韵训诂大家，其意见自然不会引起人的怀疑？宋刻本《说文》真有大小字本之别吗？
黄永年先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撰写《周祖谟先生与〈洛阳伽蓝记校释〉》一文中提到“对他（周先生）认定大徐本《宋本》的宋刻有两个版本之说，还稍持异议”。至于异议的内容，限于篇幅，则语焉不详。
一九八五年黄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课堂上说：“《说文》留下几个宋本，文字训诂权威人士周祖谟认为不是一个本子，文字异同。我认为同一个南宋本，文字异同修补过程所致，同一短小的一页便是证明。清人佞宋，宋人则不然。”覆按其《古籍整理概论》“前人研究版本目录的不足之处”节：“传世的几个宋本，包括孙氏所据、额氏所据本都出于同一版所印，其中，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各本文字间有歧异，当是补版有先后所致（各卷题衔有作‘许慎’而‘慎’字避宋讳而缺末笔者，有避宋讳改作‘许氏’者，也有不避讳径作‘许慎’者，前二者当系南宋时两浙地区原刻及补板，后者则系元代补板而决不会是北宋真宗前原板，因为如果是北宋原板，至南宋刷印时决无不事剜改之理）。又《标注》（指《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编者）在此书下说‘汲古阁影刊北宋本’，又说‘明赵灵均影宋大字本，即毛本所仿’，二者自相矛盾。其实，汲古阁所据即上述宋本，‘嫌其字小，以大字开雕’，书尾毛扆跋语可证。仿宋大字本之说绝不可信。”
黄先生《古籍整理概论》有一九八二年初稿油印本。确实，清人阮元就已认为汲古阁刊本即据后来王昶所藏宋本、此书后归陆心源收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清人提倡朴学，认为“读书须先识字”，重视《说文》一书，一时蔚然成风。黄先生秉持清代学术的余绪，对于《说文解字》是十分重视的。他一九五零年在苏州琴川书店就购得阮元校本《说文解字》并说：“《说文》一书，有清中叶后已成显学，乾嘉诸老恒有手勘数过者。余尝于上海修文堂见孙氏小绿天旧藏孙渊如校本《说文》真迹。后见其他藏家书目著录孙校《说文》数部。”还说：“我有一部孙星衍仿宋刻《说文解字》的最初印本，书名页上打有‘每部工价纹银五两’，纹银五两几相当于当时一册南宋书棚本唐人小集的价钱。”八十年代又以重值从上海书店换得于兴吾旧藏清桂馥原刻《说文解字》一书，并介绍陕西师大所藏此刻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对于黄先生所说“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笔者曾目验并测量《续古逸丛书》原大影印清王昶藏本此页尺寸：页半宽为十三厘米、长为十六点八厘米；正常页半宽十三厘米、长十七点五厘米，确是特别短小。当是出于眼学而非耳食，笔者曾就此请教黄先生哲嗣寿成师兄云：“先生一定目验过这几部宋本，否则不会立说。”
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说文解字”条四零九二款：著录宋刻三部，收藏单位分别为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残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四零九三款：清丁晏题跋本，收藏单位为北京图书馆；俱鉴定为“宋刻元修本”。由善本书目叙述体式来看，编者亦是将其四部书视为同一版刻的。可见黄先生之说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说。
偶阅周祖谟先生的高足王贵元先生一九九九年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说文解字版本考述》修正了其老师的见解，认为现存三个宋本（王昶藏本、丁晏题跋本、北大藏残宋本）“源于同一原本或互有传承关系是无疑的。以三本比较，黄志淳印迹本较为原始”。但不同意李致忠《宋版书叙录》认为“滕华榭”本与“孙星衍本”所据为同一宋本的观点：“今以二本对校，发现其不同处较多，所据似非同一宋本。”王先生对于黄先生所说“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没有做出回应。王文全篇也未征引黄先生之说加以辩驳。确实，即使是翻刻也并不能造成同一版片均特别短小这一版刻结果，宋元人并不会如同清人那样佞宋。阮元倡导“实事求是”。黄先生精于版本，眼学精湛，正是此说的真正实践者。
黄永年先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撰写《周祖谟先生与〈洛阳伽蓝记校释〉》一文中提到“对他（周先生）认定大徐本《宋本》的宋刻有两个版本之说，还稍持异议”。至于异议的内容，限于篇幅，则语焉不详。
一九八五年黄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课堂上说：“《说文》留下几个宋本，文字训诂权威人士周祖谟认为不是一个本子，文字异同。我认为同一个南宋本，文字异同修补过程所致，同一短小的一页便是证明。清人佞宋，宋人则不然。”覆按其《古籍整理概论》“前人研究版本目录的不足之处”节：“传世的几个宋本，包括孙氏所据、额氏所据本都出于同一版所印，其中，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各本文字间有歧异，当是补版有先后所致（各卷题衔有作‘许慎’而‘慎’字避宋讳而缺末笔者，有避宋讳改作‘许氏’者，也有不避讳径作‘许慎’者，前二者当系南宋时两浙地区原刻及补板，后者则系元代补板而决不会是北宋真宗前原板，因为如果是北宋原板，至南宋刷印时决无不事剜改之理）。又《标注》（指《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编者）在此书下说‘汲古阁影刊北宋本’，又说‘明赵灵均影宋大字本，即毛本所仿’，二者自相矛盾。其实，汲古阁所据即上述宋本，‘嫌其字小，以大字开雕’，书尾毛扆跋语可证。仿宋大字本之说绝不可信。”
黄先生《古籍整理概论》有一九八二年初稿油印本。确实，清人阮元就已认为汲古阁刊本即据后来王昶所藏宋本、此书后归陆心源收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清人提倡朴学，认为“读书须先识字”，重视《说文》一书，一时蔚然成风。黄先生秉持清代学术的余绪，对于《说文解字》是十分重视的。他一九五零年在苏州琴川书店就购得阮元校本《说文解字》并说：“《说文》一书，有清中叶后已成显学，乾嘉诸老恒有手勘数过者。余尝于上海修文堂见孙氏小绿天旧藏孙渊如校本《说文》真迹。后见其他藏家书目著录孙校《说文》数部。”还说：“我有一部孙星衍仿宋刻《说文解字》的最初印本，书名页上打有‘每部工价纹银五两’，纹银五两几相当于当时一册南宋书棚本唐人小集的价钱。”八十年代又以重值从上海书店换得于兴吾旧藏清桂馥原刻《说文解字》一书，并介绍陕西师大所藏此刻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对于黄先生所说“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笔者曾目验并测量《续古逸丛书》原大影印清王昶藏本此页尺寸：页半宽为十三厘米、长为十六点八厘米；正常页半宽十三厘米、长十七点五厘米，确是特别短小。当是出于眼学而非耳食，笔者曾就此请教黄先生哲嗣寿成师兄云：“先生一定目验过这几部宋本，否则不会立说。”
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说文解字”条四零九二款：著录宋刻三部，收藏单位分别为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残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四零九三款：清丁晏题跋本，收藏单位为北京图书馆；俱鉴定为“宋刻元修本”。由善本书目叙述体式来看，编者亦是将其四部书视为同一版刻的。可见黄先生之说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说。
偶阅周祖谟先生的高足王贵元先生一九九九年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说文解字版本考述》修正了其老师的见解，认为现存三个宋本（王昶藏本、丁晏题跋本、北大藏残宋本）“源于同一原本或互有传承关系是无疑的。以三本比较，黄志淳印迹本较为原始”。但不同意李致忠《宋版书叙录》认为“滕华榭”本与“孙星衍本”所据为同一宋本的观点：“今以二本对校，发现其不同处较多，所据似非同一宋本。”王先生对于黄先生所说“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没有做出回应。王文全篇也未征引黄先生之说加以辩驳。确实，即使是翻刻也并不能造成同一版片均特别短小这一版刻结果，宋元人并不会如同清人那样佞宋。阮元倡导“实事求是”。黄先生精于版本，眼学精湛，正是此说的真正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