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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一个角度，又可以说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如此看来，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根据这样一种全球定位来设想中国的地缘战略，可以形成一些基本思路。
本文中的“地缘战略”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虽然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是相对稳定的，但地缘战略却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应当看到，当代全球政治的新趋势正在不断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理念，有学者甚至提出应加入“地缘技术”、“地缘宗教”等新的分析维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曾有过不同的地缘政治定位，同某些国家建立过军事同盟关系，应对过来自不同地理方位的安全威胁。今天多数国内论者认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东方，来自海上，即美国和日本。海权和海洋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同时，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堪忧，出现某种爆炸性的局面并直接危害中国安全，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在地缘经济方面，很长时间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正在形成三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第一个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组成的东亚或环太平洋经济区；第二个是美国牵头的北美经济区，或将向南扩展为西半球经济区；第三个是以欧盟主要国家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或将逐渐覆盖东欧、俄罗斯，对地中海和北非地区施加影响。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建设东亚经济圈，甚至形成以人民币、日元为核心的东亚货币体系，以便在同美欧的政治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今天，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条、贸易关系和总体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双边贸易额远超其他作为单个国家统计的贸易伙伴。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则中国同东盟的贸易额超过中日贸易。
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和隐患，恰恰同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来自同一个方向、同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矛盾现象福兮祸兮，耐人寻味。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和战略互疑加深，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明显带有牵制防范中国的意图；中日关系紧张，对抗因素增加，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大受影响，双边关系在未来若干年内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改善；朝鲜半岛局势扑朔迷离，不能排除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在东海、南海同相关国家的主权争议此起彼伏。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相对稳定，但“台独”远未销声匿迹，美国对台军售的阴影也随时会重新笼罩到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上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在同两位美国资深战略学者的访谈中，忧心忡忡地评论道，“中国终将面临一项重大决定”，即是否要取代美国，在亚洲充当霸主。在中美对立、中日对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再谈“东亚一体化”或“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已经远离现实，或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同时，维持同美国以及东亚各国关系的大局稳定，才能保证中国同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继续扩大。这是中国“东方”地缘战略的核心。
中国在东部方向上进行战略经营的空间已变得相对有限，但如果往中国西部境外看，那里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中国可以利用的潜在机遇很多。如果说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的话，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则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经济困难、民族和教派矛盾、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国内和跨国问题。中、美、俄、印、日、英、法等大国在这些地区存在竞争关系，但合作潜力较大，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由于西部境外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巨大，投资机会很多，中国向西部国家拓展利益，符合自己的长远战略需要。
更重要的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决定了亚欧大陆对中国具有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指出：“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分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因此，布热津斯基强调：“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美国这个“非亚欧大国”尚且有战略家如此重视这一大陆板块的地缘政治意义，称之为“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美国也确实力图在此获得主导地位，中国应当如何在亚欧大陆布局造势，就更值得深思了。
从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多方面发展趋势看，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大中东”地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一种看似有理的中国应对思路是，中国绝不能陷入“大中东”的泥淖，而应该将这里的乱局留给美欧去收拾；这个地区愈乱，美国愈无法抽身到亚太地区遏制中国。这种思路的令人质疑之处在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大中东”的动乱将迅速祸及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地区外大国想不闻不问、独善其身，不仅做不到，而且会损害自身利益与安全。2011年利比亚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直接经济损失，就是明证。另外，中国西部境外的安全形势恶化，也会影响国内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加大内陆、沿边对外开放的风险。所以，中国应当严密注视“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以各种手段加大在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而不是仅仅做一些原则性的外交表态。同理，对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非洲某些国家的内乱，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 在亚欧大陆的棋局中博弈，还应当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及西亚北非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由于西部境外若干地区的动乱因素，有朝一日中国可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是应当未雨绸缪的。
中国的人流物流经由陆地和空中进入西部比过去便捷得多，中国公司承包或中国援建的公路、铁路在中亚、中东、南亚遍地开花。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都在开发建设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权和海洋战略不重要。恰恰相反，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对中国同亚欧大陆日益密切的联系至为关键，但中国不应用传统的陆权思维去看待海洋或海权问题，即把眼光局限于中国的近海。中国加强海上安全的活动，包括在非洲之角附近同各国合作打击海盗，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
美国《华盛顿时报》早在2005年初即披露了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亚洲能源的未来”的内部报告，声称中国正在采取一项“珍珠链战略”，在从南海到中东的海上航道沿线建立战略关系，保护其能源利益并同时为广泛的安全目标服务。中国外交部门随即予以否认与驳斥。其实，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这样一种主要出于保护自身地缘经济利益的印度洋战略谋划。2013年2月，美国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普兰又撰文谈中国的“珍珠链战略”。他既未确认、亦未指责中国有这样一项计划，同时指出，“珍珠链”不一定意味着海军基地本身。“除了更加依赖中东能源以外，中国也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中东和非洲大陆的贸易、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采。印度洋处在二者之间：它是21世纪欧亚世界的海上枢纽，日益将东亚与中东紧密相连。就此而言，瓜达尔、汉班托特、皎漂等地可以成为中东与东亚之间的物流中心和产品运输的仓储设施。”卡普兰的观点值得重视和借鉴。中国舰船从南海驶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需要使用若干补给基地，是天经地义的事。环印度洋地区本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架起桥梁的重要桥墩。
中国还可以以自己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实施一种“开放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利益扩展战略。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内陆和沿边的开放，不仅要从国内审视国际，也要更加注重从国际反观国内，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兼顾与融合，为“西部大开发”等国内发展战略的实施树立更加稳固和更具效力的国际战略支柱。温家宝总理在2013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深化沿海开放与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格局；坚持把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结合起来，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汇合点”。借鉴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战略，把“走出去”当作中国产业链的海外延伸，是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应有之义。开发能源、矿产、农业、林业、渔业等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
中国应当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在亚欧大陆以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而不以恢复“华夏秩序”、追求“东亚霸主”或“亚洲霸主”为目标。只有营造出一个安全、繁荣的周边环境，同新兴大国和南方国家加强合作，才有更好的基础去同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只有同美欧等发达国家发展竞争共处、互利共赢的关系，才能稳住自己的周边。中国不应因周边问题的困扰而在地区治理、全球治理领域缩手缩脚，而应更加主动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积累有利于解决周边问题的战略资源和国际政治资本。中国战略家郑必坚指出：“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构想。即是说，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和平发展。”引申来说，“全方位的战略构想”，从地缘空间来看，就是“东西南北”各方。
从本质上说，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是冷酷的，是基于现实利益而非基于道义或意识形态的。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利用和把握国际力量的平衡。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在2002年提出，要以建立一个“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来构筑国际体系。其要旨无非是拉近美国同所有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距离，使之比这些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从而令美国在其所在的所有三角关系中都处于“顶角”位置。
从客观情况看，中国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大国竞相“平衡”的对象，但中国在一个多维、复杂的世界中腾挪移转、纵横捭阖的空间，实际上较过去更大了。当今大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共存”特征越发明显。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努力建立一个“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力量平衡”。为此，应当拉近而非疏远中国同俄罗斯、印度、日本、美国等重要国家之间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东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非洲、北美、南美、大洋洲等地区的战略。同时，应将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环保等功能性问题同地缘政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形成“和平发展大战略”。中国的长远目标应是成为“以天下为己任”（即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全球大国。同时，中国也应避免妄自尊大，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
不言而喻，更艰巨而首要的任务是国内发展。中国的国内发展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收入分配不够均衡、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等等。这些瓶颈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解决。而扩大开放可以为开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一轮改革进程提供“倒逼效应”。
最后，冷酷的现实主义也需要激情和理想来填充。毛泽东在1935年长征结束时写的《念奴娇·昆仑》一词中畅想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尚且有放眼世界的诗意想象力，近80年后的中国战略家和领导者，就更应具有胸怀全球全人类的气魄了。
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和隐患，恰恰同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来自同一个方向、同一些国家和地区。
本文中的“地缘战略”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虽然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是相对稳定的，但地缘战略却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应当看到，当代全球政治的新趋势正在不断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理念，有学者甚至提出应加入“地缘技术”、“地缘宗教”等新的分析维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曾有过不同的地缘政治定位，同某些国家建立过军事同盟关系，应对过来自不同地理方位的安全威胁。今天多数国内论者认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东方，来自海上，即美国和日本。海权和海洋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同时，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堪忧，出现某种爆炸性的局面并直接危害中国安全，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在地缘经济方面，很长时间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正在形成三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第一个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组成的东亚或环太平洋经济区；第二个是美国牵头的北美经济区，或将向南扩展为西半球经济区；第三个是以欧盟主要国家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或将逐渐覆盖东欧、俄罗斯，对地中海和北非地区施加影响。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建设东亚经济圈，甚至形成以人民币、日元为核心的东亚货币体系，以便在同美欧的政治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今天，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条、贸易关系和总体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双边贸易额远超其他作为单个国家统计的贸易伙伴。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则中国同东盟的贸易额超过中日贸易。
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和隐患，恰恰同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来自同一个方向、同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矛盾现象福兮祸兮，耐人寻味。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和战略互疑加深，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明显带有牵制防范中国的意图；中日关系紧张，对抗因素增加，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大受影响，双边关系在未来若干年内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改善；朝鲜半岛局势扑朔迷离，不能排除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在东海、南海同相关国家的主权争议此起彼伏。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相对稳定，但“台独”远未销声匿迹，美国对台军售的阴影也随时会重新笼罩到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上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在同两位美国资深战略学者的访谈中，忧心忡忡地评论道，“中国终将面临一项重大决定”，即是否要取代美国，在亚洲充当霸主。在中美对立、中日对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再谈“东亚一体化”或“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已经远离现实，或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同时，维持同美国以及东亚各国关系的大局稳定，才能保证中国同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继续扩大。这是中国“东方”地缘战略的核心。
中国在东部方向上进行战略经营的空间已变得相对有限，但如果往中国西部境外看，那里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中国可以利用的潜在机遇很多。如果说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的话，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则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经济困难、民族和教派矛盾、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国内和跨国问题。中、美、俄、印、日、英、法等大国在这些地区存在竞争关系，但合作潜力较大，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由于西部境外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巨大，投资机会很多，中国向西部国家拓展利益，符合自己的长远战略需要。
更重要的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决定了亚欧大陆对中国具有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指出：“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分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因此，布热津斯基强调：“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美国这个“非亚欧大国”尚且有战略家如此重视这一大陆板块的地缘政治意义，称之为“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美国也确实力图在此获得主导地位，中国应当如何在亚欧大陆布局造势，就更值得深思了。
从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多方面发展趋势看，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大中东”地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一种看似有理的中国应对思路是，中国绝不能陷入“大中东”的泥淖，而应该将这里的乱局留给美欧去收拾；这个地区愈乱，美国愈无法抽身到亚太地区遏制中国。这种思路的令人质疑之处在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大中东”的动乱将迅速祸及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地区外大国想不闻不问、独善其身，不仅做不到，而且会损害自身利益与安全。2011年利比亚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直接经济损失，就是明证。另外，中国西部境外的安全形势恶化，也会影响国内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加大内陆、沿边对外开放的风险。所以，中国应当严密注视“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以各种手段加大在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而不是仅仅做一些原则性的外交表态。同理，对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非洲某些国家的内乱，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 在亚欧大陆的棋局中博弈，还应当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及西亚北非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由于西部境外若干地区的动乱因素，有朝一日中国可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是应当未雨绸缪的。
中国的人流物流经由陆地和空中进入西部比过去便捷得多，中国公司承包或中国援建的公路、铁路在中亚、中东、南亚遍地开花。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都在开发建设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权和海洋战略不重要。恰恰相反，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对中国同亚欧大陆日益密切的联系至为关键，但中国不应用传统的陆权思维去看待海洋或海权问题，即把眼光局限于中国的近海。中国加强海上安全的活动，包括在非洲之角附近同各国合作打击海盗，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
美国《华盛顿时报》早在2005年初即披露了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亚洲能源的未来”的内部报告，声称中国正在采取一项“珍珠链战略”，在从南海到中东的海上航道沿线建立战略关系，保护其能源利益并同时为广泛的安全目标服务。中国外交部门随即予以否认与驳斥。其实，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这样一种主要出于保护自身地缘经济利益的印度洋战略谋划。2013年2月，美国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普兰又撰文谈中国的“珍珠链战略”。他既未确认、亦未指责中国有这样一项计划，同时指出，“珍珠链”不一定意味着海军基地本身。“除了更加依赖中东能源以外，中国也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中东和非洲大陆的贸易、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采。印度洋处在二者之间：它是21世纪欧亚世界的海上枢纽，日益将东亚与中东紧密相连。就此而言，瓜达尔、汉班托特、皎漂等地可以成为中东与东亚之间的物流中心和产品运输的仓储设施。”卡普兰的观点值得重视和借鉴。中国舰船从南海驶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需要使用若干补给基地，是天经地义的事。环印度洋地区本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架起桥梁的重要桥墩。
中国还可以以自己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实施一种“开放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利益扩展战略。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内陆和沿边的开放，不仅要从国内审视国际，也要更加注重从国际反观国内，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兼顾与融合，为“西部大开发”等国内发展战略的实施树立更加稳固和更具效力的国际战略支柱。温家宝总理在2013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深化沿海开放与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格局；坚持把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结合起来，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汇合点”。借鉴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战略，把“走出去”当作中国产业链的海外延伸，是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应有之义。开发能源、矿产、农业、林业、渔业等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
中国应当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在亚欧大陆以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而不以恢复“华夏秩序”、追求“东亚霸主”或“亚洲霸主”为目标。只有营造出一个安全、繁荣的周边环境，同新兴大国和南方国家加强合作，才有更好的基础去同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只有同美欧等发达国家发展竞争共处、互利共赢的关系，才能稳住自己的周边。中国不应因周边问题的困扰而在地区治理、全球治理领域缩手缩脚，而应更加主动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积累有利于解决周边问题的战略资源和国际政治资本。中国战略家郑必坚指出：“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构想。即是说，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和平发展。”引申来说，“全方位的战略构想”，从地缘空间来看，就是“东西南北”各方。
从本质上说，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是冷酷的，是基于现实利益而非基于道义或意识形态的。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利用和把握国际力量的平衡。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在2002年提出，要以建立一个“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来构筑国际体系。其要旨无非是拉近美国同所有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距离，使之比这些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从而令美国在其所在的所有三角关系中都处于“顶角”位置。
从客观情况看，中国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大国竞相“平衡”的对象，但中国在一个多维、复杂的世界中腾挪移转、纵横捭阖的空间，实际上较过去更大了。当今大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共存”特征越发明显。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努力建立一个“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力量平衡”。为此，应当拉近而非疏远中国同俄罗斯、印度、日本、美国等重要国家之间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东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非洲、北美、南美、大洋洲等地区的战略。同时，应将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环保等功能性问题同地缘政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形成“和平发展大战略”。中国的长远目标应是成为“以天下为己任”（即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全球大国。同时，中国也应避免妄自尊大，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
不言而喻，更艰巨而首要的任务是国内发展。中国的国内发展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收入分配不够均衡、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等等。这些瓶颈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解决。而扩大开放可以为开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一轮改革进程提供“倒逼效应”。
最后，冷酷的现实主义也需要激情和理想来填充。毛泽东在1935年长征结束时写的《念奴娇·昆仑》一词中畅想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尚且有放眼世界的诗意想象力，近80年后的中国战略家和领导者，就更应具有胸怀全球全人类的气魄了。
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和隐患，恰恰同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来自同一个方向、同一些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