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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６日，在国会休会前夕美国众议院通过加强非法移民控制的一揽子法案。该法案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在美墨边境的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修筑６９８英里（约１１２３公里）的边境隔离墙，隔离墙共有五段，结构为双层，将历经数年修建，耗资２２亿美元，１英里约花费３２０万美元！如此大规模兴师动众地在边境筑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世界正大步向经济全球化迈进的时候，号称“移民之国”的美国，却用这种“铜墙铁壁”来紧锁国门。
从表面看，此举针对的是美国国内的非法移民，目前美国有非法移民１０００万人，其中６００万是墨西哥人。９．１１后国家安全成了美国的重中之重，如何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将恐怖分子拒之国门外，无疑是美国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但这些还不是完全的解释，问题的关键是美国遇到了认同危机，对２０世纪末以来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尤其是西班牙裔移民产生的恐惧感正在美国社会蔓延开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美国外来移民数量急剧增加，根据２００４年３月的统计，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口达到了３４００万，占总人口的１２％，而且移民的来源国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主，拉美国家中又以墨西哥为主，墨西哥裔目前占了美国外来人口的２８％。移民人口的庞大和种族背景的差异性，使得美国人产生了种族认同的危机感。外来移民是否接受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对美国主流文化是否会产生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抱乐观态度的一方，相信美国依旧存在一个共同文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和差异，美国“合众为一”依然是基本准则。而持悲观观点的一方，以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为主要代表，认为新移民拒绝接受代表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基本信念，正在挑战美国的主流文化，只有阻止西班牙裔移民，美国才能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完整。这种文化上的摩擦和冲击，在移民人数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就会逐步演变为政治上的排外仇视思潮，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的美国社会与现在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即外来移民逐年增多，１９１０年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１４％，达到１４７０万人，而且从东南欧洲来的移民人数超过了美国传统移民（西北欧洲移民），占了移民人口的８０％左右。这些人信奉东正教和天主教，文化水平低，不懂英语，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到来使得老移民（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感到恐慌和威胁，认为他们高贵的血统和基因受到来自“劣等民族”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出现了一批打着科学研究旗号的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东南欧洲人是如何劣等，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如何高贵，其中又以威廉—雷普利１８９９年出版的《欧洲的种族》为代表。雷普利将欧洲的种族分为三等，第一等是金发碧眼的条顿族人，第二等是栗色头发矮壮的阿尔卑斯族人，第三等是黑发瘦小的地中海族人。这种理论在当时很有市场，成为排外主义的理论基础，犹太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爱尔兰人、波兰人、斯拉夫人等因此受到排斥和迫害。
美国是移民之国，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是２０世纪初被排斥的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华人等，还是２１世纪初被挡在边境隔离墙外的墨西哥人，他们都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造就了美国。尽管现在美国人，尤其是一些工会组织认为非法移民抢了本国人的饭碗，压低了工资水平，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缺了非法移民还真不行。商界人士干脆坦言：如果让非法工人都回了家，这个国家就完了！
客观地说，美国从政府到民众对移民的认识并不是很理性化的。政府根据自己需要调节移民政策，经济发展需要劳力的时候，就敞开大门。一旦经济不景气，或遇到突发事件，如９．１１事件，政策就会收紧，移民成了替罪羊。民众的宽容性和忍耐性也有限。新移民到来必然引发在工作机会、住房、上学等方面的竞争。面对竞争，老移民把社会弊病的根源归结为新移民的到来，如１９９２年洛杉矶暴乱中，饱受失业痛苦的黑人把怒气撒到了韩国移民身上。
“铜墙铁壁”可以挡住一部分移民来美国，但它挡不住全球化下人类的交往、融合，也挡不住美国社会走向多元化的趋势。
从表面看，此举针对的是美国国内的非法移民，目前美国有非法移民１０００万人，其中６００万是墨西哥人。９．１１后国家安全成了美国的重中之重，如何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将恐怖分子拒之国门外，无疑是美国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但这些还不是完全的解释，问题的关键是美国遇到了认同危机，对２０世纪末以来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尤其是西班牙裔移民产生的恐惧感正在美国社会蔓延开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美国外来移民数量急剧增加，根据２００４年３月的统计，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口达到了３４００万，占总人口的１２％，而且移民的来源国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主，拉美国家中又以墨西哥为主，墨西哥裔目前占了美国外来人口的２８％。移民人口的庞大和种族背景的差异性，使得美国人产生了种族认同的危机感。外来移民是否接受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对美国主流文化是否会产生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抱乐观态度的一方，相信美国依旧存在一个共同文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和差异，美国“合众为一”依然是基本准则。而持悲观观点的一方，以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为主要代表，认为新移民拒绝接受代表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基本信念，正在挑战美国的主流文化，只有阻止西班牙裔移民，美国才能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完整。这种文化上的摩擦和冲击，在移民人数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就会逐步演变为政治上的排外仇视思潮，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的美国社会与现在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即外来移民逐年增多，１９１０年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１４％，达到１４７０万人，而且从东南欧洲来的移民人数超过了美国传统移民（西北欧洲移民），占了移民人口的８０％左右。这些人信奉东正教和天主教，文化水平低，不懂英语，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到来使得老移民（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感到恐慌和威胁，认为他们高贵的血统和基因受到来自“劣等民族”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出现了一批打着科学研究旗号的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东南欧洲人是如何劣等，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如何高贵，其中又以威廉—雷普利１８９９年出版的《欧洲的种族》为代表。雷普利将欧洲的种族分为三等，第一等是金发碧眼的条顿族人，第二等是栗色头发矮壮的阿尔卑斯族人，第三等是黑发瘦小的地中海族人。这种理论在当时很有市场，成为排外主义的理论基础，犹太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爱尔兰人、波兰人、斯拉夫人等因此受到排斥和迫害。
美国是移民之国，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是２０世纪初被排斥的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华人等，还是２１世纪初被挡在边境隔离墙外的墨西哥人，他们都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造就了美国。尽管现在美国人，尤其是一些工会组织认为非法移民抢了本国人的饭碗，压低了工资水平，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缺了非法移民还真不行。商界人士干脆坦言：如果让非法工人都回了家，这个国家就完了！
客观地说，美国从政府到民众对移民的认识并不是很理性化的。政府根据自己需要调节移民政策，经济发展需要劳力的时候，就敞开大门。一旦经济不景气，或遇到突发事件，如９．１１事件，政策就会收紧，移民成了替罪羊。民众的宽容性和忍耐性也有限。新移民到来必然引发在工作机会、住房、上学等方面的竞争。面对竞争，老移民把社会弊病的根源归结为新移民的到来，如１９９２年洛杉矶暴乱中，饱受失业痛苦的黑人把怒气撒到了韩国移民身上。
“铜墙铁壁”可以挡住一部分移民来美国，但它挡不住全球化下人类的交往、融合，也挡不住美国社会走向多元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