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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本科英语系大三学生黄艾琳最近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爸妈和华人社区与非裔站在一起，抨击华人家庭和社区里一向强调埋头苦干、不论时事、甘心做美国少数模范族群的价值观，面对6月初美国因警察对黑人残酷暴力而在各地爆发的种族示威，大多选华人择继续保持沉默，继续“埋头苦干”。
然而新冠疫情使亚裔从少数模范族群变成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少数族群口中的“病毒族群”，也产生了亚裔的身份认同危机。这封信在美国高校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引起亚裔学生的回响，但也在华人家长圈掀起了炸锅样的反应，许多文章斥责华裔学生“被左派洗脑”，反对他们大逆不道的“身份政治”。
黄艾琳的呐喊正戳中了一个近年来酝酿的爆发点：华人新移民正处于美国亚裔的分裂线，而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对身份认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美国种族抗争只是暴露了这个痛点。
华人二代在美国主流文化中长大，用英语为母语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认同大多数美国人尊重人权，积极争取种族正义，但是由于近年来选举政治使得美国的族群问题变得空前紧张，他们开始亲身感受到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受到威胁，在心痛父母一代的漠视与偏见之余，他们呼吁所有的美国华人观看纪录片《亚裔美国人》，并倡议为非裔社会活动组织捐款。
PBS的最新纪录片《亚裔美国人》播出后，有人约黄艾琳就美国华裔历史写一篇观后感或一首诗。“可是，我发现在这个时候很难作诗。我不想只关注我自己族裔的历史和故事，而不去了解和认识所有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经历的挑战、痛苦和创伤（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族裔的遭遇）。”
黄艾琳描述了亚裔美国人中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敌视（或歧视）黑人的言论和成见，例如，她从小听到的唠叨总是说，“他们在不好的社区长大;他们造成了太多的犯罪;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跟黑人交朋友，不要卷入黑人运动中。”
她写道：亚裔自诩为“模范少数族裔——医生、律师，听话，安分守已，有成就。我们跟其他有色人种不相干;我们甚至会站在美国白人一边贬低那些人。”即使当“敌视黑人”的现实与亚裔自身所遭受“系统性种族主义”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时候，许多亚裔美国人（包括她自己）都不愿意，有时甚至拒绝参加有关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种族暴力的讨论。
反讽的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二代发觉，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家的生存一直是有条件的。”从十九世纪当中国劳工初来美国时被私刑处死，《排华法案》禁止他们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到被剥夺了法律人格权，而当珍珠港被炸时，日裔美国人被围捕、拷打并拘禁在集中营。
在冷战顶峰时期，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美国华人受到联邦特工的恐吓，很多家庭失去了生计。当新冠病毒袭击美国时，亚裔美国人遭到攻击和骚扰，被指责为“病毒携带者”。当黄艾琳被指为是“吃蝙蝠的人”，她警醒到，作为亚裔，“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属于这里。”
她写道：“虽然我们无法将亚裔美国人面临的挑战与非裔美国人遭受的野蛮暴行相比，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但是，面对非裔乔治·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杂货店因使用20美元假钞购买香烟而被白人警官“跪杀”，黄艾琳对华裔社区“置身事外”的沉默感到震惊和失望。
2019年5月14日，争取代表美国民主党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的杨安泽在纽约宣讲政见。摄影/本刊记者 廖攀
黄艾琳在耶鲁选择的专业是所谓“白左”集中的文科，这不是典型华人家长希望子女从事的行业。但是黄艾琳认为，“我们华裔的历史不只有一大串听话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我们的历史中更有革命者、活动家、斗士，尤其是幸存者……我拒绝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呼吁对我们自己社区的种族公正。贬低或压制其他少数群体的正义根本不是正义。白人至上主义几百年来一直在威胁我们所有社区。在这个许多享有特权的少数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场上的时候，我要问：你和谁站在一起？”
在哈佛主修英文专业的19岁华人二代朱锟写了一篇题为《响应耶鲁女孩，哈佛大学生也有话说》的微信文章，他认为，“虽然华裔非常努力，但是我认为将努力工作看作是华人独有的文化是一种自负的看法……是的，移民很艰难。我的父母不得不克服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障碍，我永远也无法体会到他们为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而承受的艰辛……自力更生是一种崇高的信念，但数百年歧视黑人的社会态度和制度让他们的自力更生变得比华人要困难得多。”
然而，在许多华一代的父母眼中，黄艾琳和朱锟代表了“美国公校的左派历史教育对华人二代的恶劣后果”。一名署名“吹号角的凌飞”的作者写道，“特别是关于民权抗争方面，不是去告诉学生在历史的进程中，各族群都在为更文明更进步一起努力，而是几乎只介绍非裔，只字不提其他族群，特别是，从来没有提到华裔在美国的民权抗争中的作用。”
这名作者认为在这样片面到偏颇的教育环境下，形成了一个在美国的学生中很常见的一个片面认知：“美国的民权抗争，全靠非裔，华人要感谢非裔。”
2018年10月15日，在美國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反对哈佛大学歧视亚裔学生的抗议者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前展示标语牌。图/新华
“吹号角的凌飞”在另一篇文章中问道：“孩子，你有没有为你的父母想过，他们当年是如何从这种沉重的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他们有没有哭天抢地，指责别人？他们有没有把自己的不富足归咎于别人身上？他们默默地工作，也默默地为你——他们的下一代购置了良好学区的房子，为你——他们的下一代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孩子，在你脱口而出的‘富裕的社区’‘顶尖的大学’‘舒适的专业工作’时，摸着你的良心，跪在你的父母面前，先去反思一下，这是从天而降的？还是因为你的父母们筚路蓝缕，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 这些指责，是不是很像传统中国父母的经典用词？这名家长“强烈建议家长们对自己的子女的这种自我贬低的种族主义想法提高警觉，特别是在当下，整个美国的学校系统都弥漫着极左思想的情况下，我们要坚决反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种族主义，反对这种身份政治。”
在“吹号角的凌飞”看来，种族主义的根本是用某种人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东西，来作为认同的根本基础。“你可以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语言，但你无法改变你的种族，而‘身份政治’恰恰就是以你的种族来进行划分与站队。”
他反问，在400年的美国历史中，为什么非裔始终在“哀嚎”中无法走出？“一个族群一次走不出，也许是打压，两次走不出，也许是巧合，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不出，就不能不说自身一定存在什么走不出的原因了。”
他问黄艾琳，“孩子，在你的公开信中，我没有看到你有一点点的对你父母的感恩。你甚至对美国这个国家都没有任何的感恩的心。”因此他提出反对“身份政治”，而是“选择和美国民众站在一起，而不是把非裔与其他族群相剥离开来……因为我们相信建设，我们相信法治。”
对比华人二代和华人一代对美国种族问题认知的差异，他们的用词和逻辑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而潜伏在这底下的暗流，是华人和非裔/拉丁裔在某些议题上利害冲突的现实。
以种族平权议题为例，近年来以华人新移民为代表的组织，在反高校教育平权的诉讼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在他们诉讼提出的数据中，指向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受惠于平权政策，而牺牲了华裔/亚裔学生的权益。
美国亚裔群体对高校平权政策的看法，也暴露了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和相对已经融入“亚裔族群意识”的老移民之间的冲突。
华人一代新移民倾向于认为平权政策限制了亚裔学生的数量，跟白人、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学生比较起来，亚洲学生在入学标准考试必须要高出30%至50%才有同样的入学机会。亚裔老移民则认为，平权政策曾经提高亚裔的大学入学率，让早期的亚裔人口有上大学的机会。
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的认知差别，也凸显了在新华人移民与其他亚裔族群之间的差异。亚裔内部利害冲突不但反映了代际的区别，也因为这个群体的多样性，由于大量原籍国（49个原籍国）、语言文化及教育、经济背景的差异，他们往往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与身份认同，造成认知和利益上的冲突。
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约有2000万居民是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约6%。截止到2019年，在美华人大约550万，占全美人口约1.7%。因此在传统的政治运作中，华人自然必须靠着与亚裔抱团才能形成气势。中国新移民的热潮，正好赶上美国亚裔企图摆脱传统不吭声的“模范少数”刻板印象，但是随着这些社区团体整合资源，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亚裔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有不同的表现，在选择性入学申请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竞争力。
“亚裔都是模范生”的刻板印象，恐怕在华人中也未必全真。从一个角度来说，华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4%，远高于美国30%平均水平;但同时，华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36%，高于全部亚洲移民的29%。
因此，美国亚裔和华人之中事实上没有一致的利益或声音。反对种族教育平权发言声浪最高的是中国来的“新移民”，他们有不少人有经济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国读高中或本科，或是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和老移民以及一些其他亚裔国家来的“经济弱势群体”有别。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对华裔和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论与暴力，更形成华裔与亚裔之间关系的张力。一方面两者都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某些亚裔感受到受中国疫情和华人待遇的“牵连”。在亚裔族群里，也有类似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之间的辩论：更积极地融入“美国主流”，或是加入种族抗争？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华人杨安泽4月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则评论，标题是“我们亚裔美国人不是病毒，但我们可以成为治愈的一部分”。针对近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仇恨犯罪和种族主义激增的趋势，杨安泽认为，亚裔美国人应该通过行为表现出作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和社区关怀。也就是说，亚裔族群可以借着成为“最佳公民，从而帮助遏制种族主义”。
但是很多人不同意亚裔必须先证明自己才能获得平等对待，他们更不同意作出社会贡献是应对偏见行为的最佳方法。
这些论战显示了新冠疫情再度激发了亚裔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在中美紧张关系下的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更面临了危机的迫切性。我认为，作为家长的华人一代，不能把华人二代的诉求完全看成是美国“白左”洗脑的结果，因为华人一代可能接受自己是外国人，华人二代却不能接受成为“永远的外国人”。
旅美学者徐德清博士认为，华人内部的分裂反映了思维倾向上的两个极端：以中国背景为主的华人一代的特征是大多来美时必须求生存，无法系统地了解美国的国情和文化，只能尽量在现有的体制下自强不息，找到自己最大的生存空间。而受到美国教育和文化洗礼的华人二代，对于社会参与和种族关系自然有不同的体验和看法，更希望去改善社会大环境，这样才能有更大的作为。
一些华人家长虽然身在美国的环境，对于子女仍然倾向于采取由上而下的权威沟通方式。徐德清认为，同样地，华人社区内部也要有交流沟通的机制，华人不但要团结，也要与其他亚裔寻求和产生共同点，不要把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亚裔的利益截然划分，美国华人只有与亚裔团结，才能在美国社会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新冠疫情使亚裔从少数模范族群变成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少数族群口中的“病毒族群”，也产生了亚裔的身份认同危机。这封信在美国高校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引起亚裔学生的回响，但也在华人家长圈掀起了炸锅样的反应，许多文章斥责华裔学生“被左派洗脑”，反对他们大逆不道的“身份政治”。
黄艾琳的呐喊正戳中了一个近年来酝酿的爆发点：华人新移民正处于美国亚裔的分裂线，而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对身份认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美国种族抗争只是暴露了这个痛点。
为什么华人二代要“和非裔站在一起”
华人二代在美国主流文化中长大，用英语为母语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认同大多数美国人尊重人权，积极争取种族正义，但是由于近年来选举政治使得美国的族群问题变得空前紧张，他们开始亲身感受到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受到威胁，在心痛父母一代的漠视与偏见之余，他们呼吁所有的美国华人观看纪录片《亚裔美国人》，并倡议为非裔社会活动组织捐款。
PBS的最新纪录片《亚裔美国人》播出后，有人约黄艾琳就美国华裔历史写一篇观后感或一首诗。“可是，我发现在这个时候很难作诗。我不想只关注我自己族裔的历史和故事，而不去了解和认识所有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经历的挑战、痛苦和创伤（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族裔的遭遇）。”
黄艾琳描述了亚裔美国人中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敌视（或歧视）黑人的言论和成见，例如，她从小听到的唠叨总是说，“他们在不好的社区长大;他们造成了太多的犯罪;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跟黑人交朋友，不要卷入黑人运动中。”
她写道：亚裔自诩为“模范少数族裔——医生、律师，听话，安分守已，有成就。我们跟其他有色人种不相干;我们甚至会站在美国白人一边贬低那些人。”即使当“敌视黑人”的现实与亚裔自身所遭受“系统性种族主义”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时候，许多亚裔美国人（包括她自己）都不愿意，有时甚至拒绝参加有关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种族暴力的讨论。
反讽的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二代发觉，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家的生存一直是有条件的。”从十九世纪当中国劳工初来美国时被私刑处死，《排华法案》禁止他们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到被剥夺了法律人格权，而当珍珠港被炸时，日裔美国人被围捕、拷打并拘禁在集中营。
在冷战顶峰时期，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美国华人受到联邦特工的恐吓，很多家庭失去了生计。当新冠病毒袭击美国时，亚裔美国人遭到攻击和骚扰，被指责为“病毒携带者”。当黄艾琳被指为是“吃蝙蝠的人”，她警醒到，作为亚裔，“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属于这里。”
她写道：“虽然我们无法将亚裔美国人面临的挑战与非裔美国人遭受的野蛮暴行相比，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但是，面对非裔乔治·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杂货店因使用20美元假钞购买香烟而被白人警官“跪杀”，黄艾琳对华裔社区“置身事外”的沉默感到震惊和失望。
黄艾琳在耶鲁选择的专业是所谓“白左”集中的文科，这不是典型华人家长希望子女从事的行业。但是黄艾琳认为，“我们华裔的历史不只有一大串听话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我们的历史中更有革命者、活动家、斗士，尤其是幸存者……我拒绝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呼吁对我们自己社区的种族公正。贬低或压制其他少数群体的正义根本不是正义。白人至上主义几百年来一直在威胁我们所有社区。在这个许多享有特权的少数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场上的时候，我要问：你和谁站在一起？”
在哈佛主修英文专业的19岁华人二代朱锟写了一篇题为《响应耶鲁女孩，哈佛大学生也有话说》的微信文章，他认为，“虽然华裔非常努力，但是我认为将努力工作看作是华人独有的文化是一种自负的看法……是的，移民很艰难。我的父母不得不克服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障碍，我永远也无法体会到他们为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而承受的艰辛……自力更生是一种崇高的信念，但数百年歧视黑人的社会态度和制度让他们的自力更生变得比华人要困难得多。”
为什么华人一代要“和美国民众站在一起”
然而，在许多华一代的父母眼中，黄艾琳和朱锟代表了“美国公校的左派历史教育对华人二代的恶劣后果”。一名署名“吹号角的凌飞”的作者写道，“特别是关于民权抗争方面，不是去告诉学生在历史的进程中，各族群都在为更文明更进步一起努力，而是几乎只介绍非裔，只字不提其他族群，特别是，从来没有提到华裔在美国的民权抗争中的作用。”
这名作者认为在这样片面到偏颇的教育环境下，形成了一个在美国的学生中很常见的一个片面认知：“美国的民权抗争，全靠非裔，华人要感谢非裔。”
“吹号角的凌飞”在另一篇文章中问道：“孩子，你有没有为你的父母想过，他们当年是如何从这种沉重的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他们有没有哭天抢地，指责别人？他们有没有把自己的不富足归咎于别人身上？他们默默地工作，也默默地为你——他们的下一代购置了良好学区的房子，为你——他们的下一代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孩子，在你脱口而出的‘富裕的社区’‘顶尖的大学’‘舒适的专业工作’时，摸着你的良心，跪在你的父母面前，先去反思一下，这是从天而降的？还是因为你的父母们筚路蓝缕，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 这些指责，是不是很像传统中国父母的经典用词？这名家长“强烈建议家长们对自己的子女的这种自我贬低的种族主义想法提高警觉，特别是在当下，整个美国的学校系统都弥漫着极左思想的情况下，我们要坚决反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种族主义，反对这种身份政治。”
在“吹号角的凌飞”看来，种族主义的根本是用某种人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东西，来作为认同的根本基础。“你可以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语言，但你无法改变你的种族，而‘身份政治’恰恰就是以你的种族来进行划分与站队。”
他反问，在400年的美国历史中，为什么非裔始终在“哀嚎”中无法走出？“一个族群一次走不出，也许是打压，两次走不出，也许是巧合，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不出，就不能不说自身一定存在什么走不出的原因了。”
他问黄艾琳，“孩子，在你的公开信中，我没有看到你有一点点的对你父母的感恩。你甚至对美国这个国家都没有任何的感恩的心。”因此他提出反对“身份政治”，而是“选择和美国民众站在一起，而不是把非裔与其他族群相剥离开来……因为我们相信建设，我们相信法治。”
教育平權分裂华人和亚裔族群利益
对比华人二代和华人一代对美国种族问题认知的差异，他们的用词和逻辑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而潜伏在这底下的暗流，是华人和非裔/拉丁裔在某些议题上利害冲突的现实。
以种族平权议题为例，近年来以华人新移民为代表的组织，在反高校教育平权的诉讼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在他们诉讼提出的数据中，指向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受惠于平权政策，而牺牲了华裔/亚裔学生的权益。
美国亚裔群体对高校平权政策的看法，也暴露了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和相对已经融入“亚裔族群意识”的老移民之间的冲突。
华人一代新移民倾向于认为平权政策限制了亚裔学生的数量，跟白人、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学生比较起来，亚洲学生在入学标准考试必须要高出30%至50%才有同样的入学机会。亚裔老移民则认为，平权政策曾经提高亚裔的大学入学率，让早期的亚裔人口有上大学的机会。
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的认知差别，也凸显了在新华人移民与其他亚裔族群之间的差异。亚裔内部利害冲突不但反映了代际的区别，也因为这个群体的多样性，由于大量原籍国（49个原籍国）、语言文化及教育、经济背景的差异，他们往往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与身份认同，造成认知和利益上的冲突。
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约有2000万居民是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约6%。截止到2019年，在美华人大约550万，占全美人口约1.7%。因此在传统的政治运作中，华人自然必须靠着与亚裔抱团才能形成气势。中国新移民的热潮，正好赶上美国亚裔企图摆脱传统不吭声的“模范少数”刻板印象，但是随着这些社区团体整合资源，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亚裔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有不同的表现，在选择性入学申请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竞争力。
“亚裔都是模范生”的刻板印象，恐怕在华人中也未必全真。从一个角度来说，华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4%，远高于美国30%平均水平;但同时，华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36%，高于全部亚洲移民的29%。
因此，美国亚裔和华人之中事实上没有一致的利益或声音。反对种族教育平权发言声浪最高的是中国来的“新移民”，他们有不少人有经济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国读高中或本科，或是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和老移民以及一些其他亚裔国家来的“经济弱势群体”有别。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对华裔和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论与暴力，更形成华裔与亚裔之间关系的张力。一方面两者都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某些亚裔感受到受中国疫情和华人待遇的“牵连”。在亚裔族群里，也有类似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之间的辩论：更积极地融入“美国主流”，或是加入种族抗争？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华人杨安泽4月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则评论，标题是“我们亚裔美国人不是病毒，但我们可以成为治愈的一部分”。针对近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仇恨犯罪和种族主义激增的趋势，杨安泽认为，亚裔美国人应该通过行为表现出作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和社区关怀。也就是说，亚裔族群可以借着成为“最佳公民，从而帮助遏制种族主义”。
但是很多人不同意亚裔必须先证明自己才能获得平等对待，他们更不同意作出社会贡献是应对偏见行为的最佳方法。
这些论战显示了新冠疫情再度激发了亚裔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在中美紧张关系下的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更面临了危机的迫切性。我认为，作为家长的华人一代，不能把华人二代的诉求完全看成是美国“白左”洗脑的结果，因为华人一代可能接受自己是外国人，华人二代却不能接受成为“永远的外国人”。
旅美学者徐德清博士认为，华人内部的分裂反映了思维倾向上的两个极端：以中国背景为主的华人一代的特征是大多来美时必须求生存，无法系统地了解美国的国情和文化，只能尽量在现有的体制下自强不息，找到自己最大的生存空间。而受到美国教育和文化洗礼的华人二代，对于社会参与和种族关系自然有不同的体验和看法，更希望去改善社会大环境，这样才能有更大的作为。
一些华人家长虽然身在美国的环境，对于子女仍然倾向于采取由上而下的权威沟通方式。徐德清认为，同样地，华人社区内部也要有交流沟通的机制，华人不但要团结，也要与其他亚裔寻求和产生共同点，不要把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亚裔的利益截然划分，美国华人只有与亚裔团结，才能在美国社会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