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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斌起身前往北京的这天，长沙韶山南路的“红网”办公楼旁，正建起一座全新演播大厅——在中国的地方网络媒体里，这样的演播厅还是第一座。现在的“红网”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地方网络媒体，其品牌栏目《红辣椒评论》和《百姓呼声》接连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作为董事长、总编辑，舒斌执掌“红网”已近十二年。4年前，他摘取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网络媒体人。8月13日，新华社公布2270名十八大代表名单，他与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一起，成为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网络媒体代表。
简单聊几句，会发现已离开党政机关12年的舒斌仍然保留有一种官场气质，比如，说起话总喜欢总结个“一、二、三、四”，比如，会讲些展望式的言语，比如，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李长春视察红网时的照片。
44岁的舒斌当过学生干部，当过省委宣传部互联网新闻中心副主任，在机关待了十年后办起网络媒体。他调侃自己是“四不像”，“说是机关干部也不像，说是企业家也不像，说是媒体人也不像……”
在很多人眼里，“红网”的性质同样难以界定。舒斌去北京前的最后一个周五，两位某机关报的记者来采访他。他们以为“红网”是个商业网站，问他为什么“红网”总有点儿“党网”的味道？在很多熟悉“红网”的湖南媒体人看来，“红网”或许是最不像“党网”的地方性网站。舒斌自己则觉得，“红网”既是“党网”，也是“新闻网”，更是“百姓网”。他觉得这些属性本来就不矛盾，他称“红网”为“调色板”、“一座联接党政机关和百姓的桥梁”。
“党网”突围
2009年是红网来访者最多的一年。舒斌记得，那一年他们接待了80拨考察的团队。地方网同行总会羡慕他们：党网也能办得如此风生水起。
“红网”建立之初，同样面临如何突围困境。2000年，几大商业门户网站已经初具规模，各地都开始加紧建设自己的政府网站。那一年，湖南省委发现网络建设“时不我待”，开始酝酿创办自己的网站。
不过，省委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总编。在宣传部任职的舒斌主动请缨，放弃处级干部的身份，创办红网。“湖南一直有尊重文化、尊重人才的氛围。领导也没给什么束缚，就是放手让你去干。”舒斌说。
为了赶在第二年的1月份参与两会报道，2000年12月，财政的拨款还未到位，他就用借来的20万元起家，招聘了6个人，在湖南省委附近的一家酒店租了3间办公室开始了最初的筹备——“大家吃饭的钱都赊账，工资都先欠着”。
舒斌每次面对记者都会讲起创网之初的故事，比如他去开会，人家问，红网是不是婚恋网站；比如记者去采访，问“红网”是不是网吧……那时候，“红网”并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样本，没人知道这样的地方性网站应该何去何从？
2001年元旦，“红网”开始试运行，如何突围成了它的首要问题。“当时我们就想，不要因为官方性质就死气沉沉，要做得更有人情味，要让老百姓愿意看。”舒斌说，“这就是要转型，现在我们讲调结构转方向，我们不应该只代表某一方面，还应该代表社会。代表官方，也代表着草根群体。在这几个中间，要找到一个点，找到一个你的表达方式。”
一群湖南人开始决定做“吃螃蟹的人”。这个20万起家的网站，决定一改传统地方性网站以宣传政府工作为主的模式，建设一个官方与民间双向沟通的平台。
2001年5月“红网”正式上线，不但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主打品牌栏目《百姓呼声》，还独创了“红网调查函”的沟通模式——编辑将网民反映的问题，以电子邮件、传真、快递等方式，第一时间发给当地部门寻求处理。如果对方置之不理，就发给上级部门。
9年后，舒斌在湘西麻阳出差，那是个偏远的苗族自治县。在一家小诊所，医生和他聊天，得知他是红网老总，立马肃然起敬：“红网名气太大了，什么问题一反映上去，就都好办了。”
“湖南的晴雨表”
2012年11月1日，“红网”的办公会里，《百姓呼声》栏目的主任肖雄摊开桌子上的一摞文件——这是这一周地方职能部门的“红调回复函”，每一封都详细写着相关事件调查结果。
在创办之初，这样的互动难以想象。最开始接到投诉的部门总会要求他们删帖。“是不是不办‘红网’，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人家还是会跑到微博、跑到天涯去说，能不能在我们湖南自己解决了呢？”舒斌说，在“红网”的推动下，各地市的领导们开始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尽量不转化为新闻。”《百姓呼声》栏目主任肖雄说，“网络有好的一面，也有暴力的一面。‘红网’控制得比较好，没有让它产生暴力的一面。领导也会觉得，红网是在帮他做事，而不是搞得他不得安宁。”
舒斌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总结红网在“网络问政”中的定位：“是‘破坏者’更是建设者”。2008年，全国发生大面积冰冻灾害，网络上出现了各种不利于湖南的声音，于是“红网”策划了一个解疑释惑、争取网民理解和支持政府工作的专题《抗冰十问》，从全面解析自然灾害形成到总结湖南省委在救灾中的各种举措，成为舆论引导的范本。
“从不理睬到不理解，再到理解、主动作为、主动参与。”2006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把回复“红调函”当作一项正式工作。起初《百姓呼声》一年的邮寄费要1500块钱，后来，红调函越来越多，邮寄的费用却并未提高，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开始主动回复。
像舒斌设想的那样，“红网”成为了党政机关与群众沟通的桥梁。《百姓呼声》每年处理网民投诉上千件，办结率达到95%以上。省委巡视组考察干部的时候，也会打电话给舒斌，让把当地的舆情收集起来。而很多省外的网友，有事情也会跑来“红网”说一说。
“红网”综合管理部主任张泉森说，“有老百姓说，上访不如上网，在‘红网’反映问题，比信访局要快。还有人说，‘红网’论坛和《百姓呼声》是湖南的晴雨表。”
这样的“网络问政”模式，一开始就得到来自省里的支持。2002年，《百姓呼声》栏目一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副省长贺同新公开表示：“全省各级领导，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各部门领导，要定期浏览红网《百姓呼声》栏目；各级信访部门也要利用《百姓呼声》这一平台，把它作为信访工作的重要补充。”也正是这一年，红网第一次直播湖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开启中国网络直播省级党代会的先河。 2006年，张春贤主政湖南的第二年，“红网”上又发生了一件首开中国网络民主政治先河的事件。当时正值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前夕，省委决定通过“红网”开展“献计献策”活动，公开向海内万人是大规模征询意见。两年后，湖南省委又在“红网”展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
红网的出现，让湖南利用网络推进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2010年的湖南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时还是省长的现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了“网络民意”。一年后，湖南省委又在一份《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湖南将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建设全省网络问政和政务微博平台，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善待善用善管网络媒体的意识和能力。
同一年，创网刚好十周年的“红网”，在《百姓呼声》的基础上，推出《问政湖南》频道——把全省八百多位领导的名字都挂在网上，供网友留言。以此迫使各级领导们主动参与网络问政。据“红网”自己统计，栏目开通的一年里，全省已有两百多位领导“认领”自己的账号，仅在2012年10月，全省就有上百位官员和职能部门在《问政湖南》回应网友留言203次。“其实这样双方都欢迎，政府第一时间知道了当地的舆情，网友也感受到党政部门对他的重视。”舒斌说。
去北京参加十八大的前几天里，舒斌去了趟韶山村。“红网”正在帮助这个村子打造“中国第一村网”——这是舒斌的“红网”战略规划中，树状布局的最末端。
在此前两年里，舒斌的车已经在全省跑了11万公里，“红网”则在湖南一百多个县建起了分站。舒斌的想法是：“要把我们每一个触角都延伸到县里，离百姓近点近点再近点，离当地党委组近点近点再近点。”红网的员工则开他玩笑，说“红网”每建一个分站，“舒老板”都要在湖南地图上插上一面红旗。
在舒斌的另一个计划里，他将跟中国其他的地方网站合作，复制“红网”模式，让“红网”走出湖南。他说他将在十八大，提出“加强网络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建议——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正是关于“网络问政”。
“只要我们不把门关上”
人物周刊：你们未来的“网络问政”还将会有怎样的发展？
舒斌：现在我们是自发，领导也是自发，下一步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把“用‘红网’解决问题”的能力，纳入到干部业绩、任免的考评体系。要从“自发问政”上升到“制度问政”，这完全做得到。各级领导都到我们这来了，对此非常肯定。
人物周刊：这种变革更需要来自上面的动力。
舒斌：是的。要从上往下推动。
人物周刊：所以你说“只要‘红网’不把门关上”……
舒斌：我们就有价值。因为有人帮助领导、甚至领导本人都在这里处理问题。他们已经习惯了“红网”。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让现在所做的事情更有效。
人物周刊：这其实也是对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舒斌：对，应该让“红网”这样的网站发声、发发牢骚，不要把它管得太死。如果把我们这些网站管死了，实际上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新闻网站鸦雀无声，而微博啥事儿都在说，那我们拿钱办“红网”是为什么？我们要敢于面对问题，要敢于让老百姓说话，要敢于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自己也要敢于说话。就像一个人，他经常得些感冒，（治好了）就不会得大病。我们希望我们国家不得大病，有点小毛病发现了就处理，而不是出现大的问题。
作为董事长、总编辑，舒斌执掌“红网”已近十二年。4年前，他摘取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网络媒体人。8月13日，新华社公布2270名十八大代表名单，他与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一起，成为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网络媒体代表。
简单聊几句，会发现已离开党政机关12年的舒斌仍然保留有一种官场气质，比如，说起话总喜欢总结个“一、二、三、四”，比如，会讲些展望式的言语，比如，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李长春视察红网时的照片。
44岁的舒斌当过学生干部，当过省委宣传部互联网新闻中心副主任，在机关待了十年后办起网络媒体。他调侃自己是“四不像”，“说是机关干部也不像，说是企业家也不像，说是媒体人也不像……”
在很多人眼里，“红网”的性质同样难以界定。舒斌去北京前的最后一个周五，两位某机关报的记者来采访他。他们以为“红网”是个商业网站，问他为什么“红网”总有点儿“党网”的味道？在很多熟悉“红网”的湖南媒体人看来，“红网”或许是最不像“党网”的地方性网站。舒斌自己则觉得，“红网”既是“党网”，也是“新闻网”，更是“百姓网”。他觉得这些属性本来就不矛盾，他称“红网”为“调色板”、“一座联接党政机关和百姓的桥梁”。
“党网”突围
2009年是红网来访者最多的一年。舒斌记得，那一年他们接待了80拨考察的团队。地方网同行总会羡慕他们：党网也能办得如此风生水起。
“红网”建立之初，同样面临如何突围困境。2000年，几大商业门户网站已经初具规模，各地都开始加紧建设自己的政府网站。那一年，湖南省委发现网络建设“时不我待”，开始酝酿创办自己的网站。
不过，省委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总编。在宣传部任职的舒斌主动请缨，放弃处级干部的身份，创办红网。“湖南一直有尊重文化、尊重人才的氛围。领导也没给什么束缚，就是放手让你去干。”舒斌说。
为了赶在第二年的1月份参与两会报道，2000年12月，财政的拨款还未到位，他就用借来的20万元起家，招聘了6个人，在湖南省委附近的一家酒店租了3间办公室开始了最初的筹备——“大家吃饭的钱都赊账，工资都先欠着”。
舒斌每次面对记者都会讲起创网之初的故事，比如他去开会，人家问，红网是不是婚恋网站；比如记者去采访，问“红网”是不是网吧……那时候，“红网”并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样本，没人知道这样的地方性网站应该何去何从？
2001年元旦，“红网”开始试运行，如何突围成了它的首要问题。“当时我们就想，不要因为官方性质就死气沉沉，要做得更有人情味，要让老百姓愿意看。”舒斌说，“这就是要转型，现在我们讲调结构转方向，我们不应该只代表某一方面，还应该代表社会。代表官方，也代表着草根群体。在这几个中间，要找到一个点，找到一个你的表达方式。”
一群湖南人开始决定做“吃螃蟹的人”。这个20万起家的网站，决定一改传统地方性网站以宣传政府工作为主的模式，建设一个官方与民间双向沟通的平台。
2001年5月“红网”正式上线，不但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主打品牌栏目《百姓呼声》，还独创了“红网调查函”的沟通模式——编辑将网民反映的问题，以电子邮件、传真、快递等方式，第一时间发给当地部门寻求处理。如果对方置之不理，就发给上级部门。
9年后，舒斌在湘西麻阳出差，那是个偏远的苗族自治县。在一家小诊所，医生和他聊天，得知他是红网老总，立马肃然起敬：“红网名气太大了，什么问题一反映上去，就都好办了。”
“湖南的晴雨表”
2012年11月1日，“红网”的办公会里，《百姓呼声》栏目的主任肖雄摊开桌子上的一摞文件——这是这一周地方职能部门的“红调回复函”，每一封都详细写着相关事件调查结果。
在创办之初，这样的互动难以想象。最开始接到投诉的部门总会要求他们删帖。“是不是不办‘红网’，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人家还是会跑到微博、跑到天涯去说，能不能在我们湖南自己解决了呢？”舒斌说，在“红网”的推动下，各地市的领导们开始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尽量不转化为新闻。”《百姓呼声》栏目主任肖雄说，“网络有好的一面，也有暴力的一面。‘红网’控制得比较好，没有让它产生暴力的一面。领导也会觉得，红网是在帮他做事，而不是搞得他不得安宁。”
舒斌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总结红网在“网络问政”中的定位：“是‘破坏者’更是建设者”。2008年，全国发生大面积冰冻灾害，网络上出现了各种不利于湖南的声音，于是“红网”策划了一个解疑释惑、争取网民理解和支持政府工作的专题《抗冰十问》，从全面解析自然灾害形成到总结湖南省委在救灾中的各种举措，成为舆论引导的范本。
“从不理睬到不理解，再到理解、主动作为、主动参与。”2006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把回复“红调函”当作一项正式工作。起初《百姓呼声》一年的邮寄费要1500块钱，后来，红调函越来越多，邮寄的费用却并未提高，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开始主动回复。
像舒斌设想的那样，“红网”成为了党政机关与群众沟通的桥梁。《百姓呼声》每年处理网民投诉上千件，办结率达到95%以上。省委巡视组考察干部的时候，也会打电话给舒斌，让把当地的舆情收集起来。而很多省外的网友，有事情也会跑来“红网”说一说。
“红网”综合管理部主任张泉森说，“有老百姓说，上访不如上网，在‘红网’反映问题，比信访局要快。还有人说，‘红网’论坛和《百姓呼声》是湖南的晴雨表。”
这样的“网络问政”模式，一开始就得到来自省里的支持。2002年，《百姓呼声》栏目一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副省长贺同新公开表示：“全省各级领导，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各部门领导，要定期浏览红网《百姓呼声》栏目；各级信访部门也要利用《百姓呼声》这一平台，把它作为信访工作的重要补充。”也正是这一年，红网第一次直播湖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开启中国网络直播省级党代会的先河。 2006年，张春贤主政湖南的第二年，“红网”上又发生了一件首开中国网络民主政治先河的事件。当时正值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前夕，省委决定通过“红网”开展“献计献策”活动，公开向海内万人是大规模征询意见。两年后，湖南省委又在“红网”展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
红网的出现，让湖南利用网络推进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2010年的湖南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时还是省长的现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了“网络民意”。一年后，湖南省委又在一份《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湖南将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建设全省网络问政和政务微博平台，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善待善用善管网络媒体的意识和能力。
同一年，创网刚好十周年的“红网”，在《百姓呼声》的基础上，推出《问政湖南》频道——把全省八百多位领导的名字都挂在网上，供网友留言。以此迫使各级领导们主动参与网络问政。据“红网”自己统计，栏目开通的一年里，全省已有两百多位领导“认领”自己的账号，仅在2012年10月，全省就有上百位官员和职能部门在《问政湖南》回应网友留言203次。“其实这样双方都欢迎，政府第一时间知道了当地的舆情，网友也感受到党政部门对他的重视。”舒斌说。
去北京参加十八大的前几天里，舒斌去了趟韶山村。“红网”正在帮助这个村子打造“中国第一村网”——这是舒斌的“红网”战略规划中，树状布局的最末端。
在此前两年里，舒斌的车已经在全省跑了11万公里，“红网”则在湖南一百多个县建起了分站。舒斌的想法是：“要把我们每一个触角都延伸到县里，离百姓近点近点再近点，离当地党委组近点近点再近点。”红网的员工则开他玩笑，说“红网”每建一个分站，“舒老板”都要在湖南地图上插上一面红旗。
在舒斌的另一个计划里，他将跟中国其他的地方网站合作，复制“红网”模式，让“红网”走出湖南。他说他将在十八大，提出“加强网络信息化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建议——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正是关于“网络问政”。
“只要我们不把门关上”
人物周刊：你们未来的“网络问政”还将会有怎样的发展？
舒斌：现在我们是自发，领导也是自发，下一步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把“用‘红网’解决问题”的能力，纳入到干部业绩、任免的考评体系。要从“自发问政”上升到“制度问政”，这完全做得到。各级领导都到我们这来了，对此非常肯定。
人物周刊：这种变革更需要来自上面的动力。
舒斌：是的。要从上往下推动。
人物周刊：所以你说“只要‘红网’不把门关上”……
舒斌：我们就有价值。因为有人帮助领导、甚至领导本人都在这里处理问题。他们已经习惯了“红网”。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让现在所做的事情更有效。
人物周刊：这其实也是对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舒斌：对，应该让“红网”这样的网站发声、发发牢骚，不要把它管得太死。如果把我们这些网站管死了，实际上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新闻网站鸦雀无声，而微博啥事儿都在说，那我们拿钱办“红网”是为什么？我们要敢于面对问题，要敢于让老百姓说话，要敢于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自己也要敢于说话。就像一个人，他经常得些感冒，（治好了）就不会得大病。我们希望我们国家不得大病，有点小毛病发现了就处理，而不是出现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