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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类似说书人，用上海话，起初在论坛里讲些短小的市井故事，听台下喝彩，他再接着讲下去。有一天写到了陶陶和沪生在菜场相遇，陶陶说：“你进来”。他感觉到这已不再是游戏般的漫谈，于是开始构造一个长篇小说。
陶陶和沪生的相遇做了《繁花》的开场。沪生不耐烦要赶路，陶陶扳着他肩膀，硬要他听他讲：市场里摆蛋摊的男人和摆鱼摊的女人，有了私情，一日，一街坊矮老太太，因为远视，看到了女人裙子底下，什么也没穿，倒有白蝴蝶翅膀一开一合，她吐口水，告了状，终有一天，女人的老公带着几个小徒弟捉了奸，将两人赤条条自大马路送去居委会。
我记得河南作家张宇写过农村的捉奸故事，同样奸夫淫妇裸体游街，却有阴森恐怖之气，看了好一阵心悸。《繁花》不同，惊心动魄之下，藏不住的却是滑稽感和日常感，仿佛大日头之下，光身走在大街上的那两个人、一道去捉奸的人、路边围观的人，其中总归有一个是你自己。而更重要的，文学中当代城市全新的生命力，迥异于长期兴盛的乡土叙事，就此轰隆隆展开。精彩故事一个接一个，自己讲自己，自己讲别人，别人又讲自己，无非是女人偷男人、男人偷女人，相逢如同萍聚、台面繁荣锦绣、台下机关毕露，于是女人背弃男人、男人又背弃女人，讲来讲去，总归两件事：“搞腐化”和“做生活”，前者是不正当男女关系，后者是合法男女关系。
小说分两条线，一条在六七十年代，一条在90年代到21世纪。这两个时间段里，除了政治环境和物质水平，其他并没有什么两样。人还是一贯地被欲望牵引，几乎不由自主，各自修炼生存能力或曰算计能力。
但算计是无底和无望的。扉页上写：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孤立地看它，我以为是在说：一切全凭我做主，所以我骄傲。这句话出自春香之口，为了冲喜，她要去嫁一个无用的男人。她问上帝，我要去结婚了。她说，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原来是一种被遗弃、被抛于六神无主荒原的境地。她终于嫁了一个满意的男人，相亲相爱，怀了孩子，临产却大出血死了。
关于算计，上海人一向承担着中国人对这方面智慧的全部指认，就像上海集中了中国人关于城市最初和全部的想象。
在张爱玲之后，金宇澄让上海的形象再次活泛起来。他讲人的卑劣绝情、生活的杂芜委琐，下手丝毫不比她留情，他再建上海的城市图景和生活质地，也是“要有光，于是便有光”的气派。
同样，他笔下的种种琐碎和看似无意义，都有种传奇般的光辉，这光辉就来自呛人的烟火气。金宇澄有说书人的头脑清醒，也有说书人的热烈，被他的烟火气熏得流下来的泪，想必也是热的。
每每看到绍兴阿婆给蓓蒂讲故事，就有热泪。阿婆无数次地讲，太平天国年间，她的外婆如何藏了满身的黄金，装死逃出“样样金子做”的天王府，那是她的顶好的盛世。阿婆说死后她会变成鱼，蓓蒂说，那她就变一条金鱼。“文革”来了，蓓蒂的父母消失无踪，她的钢琴被抄走，蓓蒂和阿婆去寻钢琴，最后也消失了。
托马斯·沃尔夫说：巴黎是世界上最易勾起人乡思的城市。我觉得上海也是这样。这跟你是不是出生或生活在上海无关。它最先完成了现代城市的进化，代表了城市应该具备和可能具备的一切质感：拥挤热闹，极大繁荣、又和破败随时转化，时刻酝酿传奇又终归虚妄。因此，虽然金宇澄用的是沪语，写的是上海，其实又是写所有的城市。
《章服之实》
王亚蓉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2
1982年冬，湖北江陵发掘马山一号楚墓，王亚蓉陪同沈从文先生鉴赏出土的极品丝绸。看到这批无价的战国瑰宝，耄耋老人跪下了，这是老人家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下跪。本书记述了新中國考古工作中的一个方面——纺织和服饰考古。1960年代接受周总理指派的编写服饰图录任务后，沈从文全力以赴。他从文物实证出发，解决了不少问题：一些文物落实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名称和用途，一些历史制度也得以从文物角度获得还原。
《德国青年运动》
曹卫东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
1896年，大学生赫尔曼·霍夫曼带领一群中学生到野外徒步漫游，漫游范围遍及德国本土。接替霍夫曼的卡尔·费舍尔于1901年组建“候鸟——学生旅行委员会”，“候鸟运动”拉开帷幕，学生们开始使用自己的问候语（“Heil”）。1911年12月，德国当局建立“青年德意志联盟”，由军队对其成员进行准军事训练。一战中，约四万候鸟运动成员入伍，其中大约四分之一青年在前线阵亡。一战后德国各类青年联盟多达1200个。1939年，纳粹当局出台一项规定：全国10到18岁青年，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国家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