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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如囚犯般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戊戌新政被扼杀在襁褓中，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发布训政诏书，第三次临朝垂帘“训政”。这期间，国内外对光绪的消息格外留心和注意。然而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之下的武昌，却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光绪皇帝”。
清末刘成禺，字禺生，他所著《世载堂杂忆》一书中有《武昌假光绪案》一篇文章，记载了“假光绪”这件事的始末。刘成禺亲自见过张之洞审理此案，还就此事问过他的老师陈树屏(当时审理过此案的江夏知县)。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居住在武昌的一位湖北籍的候补官员欲将他在金水闸的公馆出租，这日忽然来了一主一仆交银租住。主人20多岁，白皙长身；仆人则四五十岁，无须，说话似女音。两人均操一口流利的北京口音，入住公馆后，少主人每日在家读书吟诗作文，匿居不出，鲜有露面。但这主人衣服华丽，起居开支十分豪华奢侈。这仆人自称“奴才”，每当进呈各种食品用物时，均行跪拜大礼，口称“圣上”，完全是清宫皇室中的一套。年轻主人所用的被盖上绣金龙，所用的碗也是镂金的五爪金龙，他不时抚弄的一方玉印，上镌着“御玺之宝”四个篆字。这些东西只有当今皇帝独用，任何“僭用圣物”的人都是要问斩的。那这人除了是皇上又能是谁呢？
这一切，都被那位候差的官员看在眼里，在他看来那位主子怎么看都像是当今皇上光绪。有几位曾在京城做过官见过光绪的缙绅也前往探看，乍看觉得像昔年的“万岁爷”，但是实在不敢细认，忙三跪九叩，口称“恭迎圣驾”。有人以光绪之照与这主人面容对比，确实相仿。
有人怀疑这皇帝的真假，但见他所使用的被袱上皆绣有金龙，用的玉碗也刻有五爪龙，仆人还拿来玉印“御用之宝”示人观看。见到这些物件的人就不再怀疑了。但也有人怀疑太监是假的，好事者就邀请这位仆人去洗澡，借机查验其下身，果然是太监。
于是，真龙天子从瀛台逃了出来，驾临武昌，“光绪皇帝已到武昌”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武汉三镇的大小官绅，候补官员没有得到差使者，认为天赐良机，都来拜见皇帝，献款献物者不绝于门。这主仆二人对这一切都视之当然，无论谁送的钱财礼物，全部是照单笑纳，毫不客气。
光绪皇帝在武昌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汉口各报都怜悯光绪，诟骂慈禧，并且登载新闻说光绪由瀛台逃到湖北，由张之洞保护。其他各地报纸也作疑似之谈或相互传载其事，此事不久便传到上海，一些报纸还发表新闻和评论，谓之光绪在革命党的掩护下，逃出中南海，往武昌找张之洞图谋再举等言论。一时张之洞保驾之谣，传遍天下。
江夏(今武昌)知县陈树屏闻之不敢怠慢，忙去金水闸“请安”，询问“圣上”为何幸临武昌。“皇上”对陈知县不屑一顾，答曰：“见张之洞方可透露。”陈树屏立即如实禀告张之洞。
张之洞闻之大惊，但他毕竟是官场老手，觉得不可能，觉察到其中有诈。张之洞做事谨慎，于是密电京中同僚打听虚实。北京回电说：“瀛台严禁如故，光绪仍幽禁其中。”回电光绪并无逃出之事，电告张之洞务必将假光绪逮捕归案，免遭失职之罪。
于是，张之洞决定开庭亲审，以释天下之疑。张之洞将那主仆二人押到总督衙门，亲自开庭审问。张之洞大声问道：“你不是要见我张之洞吗？有什么话讲？”假光绪说：“大庭广众，不能向制台讲，退堂当面可讲。”张之洞拍案大怒说：“胡说，你们盗用宫中禁物，已犯斩罪，当斩！”
那假光绪装傻卖呆支支吾吾乱了方寸。原来，这“皇上”乃是八旗伶人崇福，自幼学伶唱戏，多次出入宫中，尽谙宫中礼仪。其容貌清秀，颇似光绪，当日在宫中服务时，在伶人中有“假皇上”之称。
倒是那个老仆则百般狡赖，审理毫无结果。张之洞将此二人交江夏知县陈树屏严刑拷打，打得老仆据实招供：原来这老仆人真名叫赵德兴，是皇宫里的管库太监。御玺、金龙被等物均系他从宫中盗出。假光绪所用的玉碗等御用之物，也都是他平时偷的。他因偷盗宫中禁物被发觉，私逃出京。这位老太监深知宫廷内部的底细，知道光绪被囚禁在瀛台，与外界隔绝，天下人都不知底细。他经常看到有人冒充王爷或大臣行骗发了大财，因此也想找人冒充皇上，做个大的。为此，他找到有“假皇上”之称的崇福，策划了上述伎俩，让他冒充光绪，和自己一起到南方行骗。两人利欲熏心，一拍即合，又在京城找了个妓女，冒充皇妃。武昌是他们行骗的第一站。只因老太监胃口太大，久滞武昌，未及时潜往他处，故而迅速败露。
案情大白后，这假光绪主仆二人均被判为“斩立决”。次日，二人被押到武昌草埠门斩首。晚清历史上，轰动武汉三镇与京沪新闻界的假光绪案以两颗人头落地收场。老太监偷了那么多的皇宫禁物早该躲到一边享受去了，他却欲壑难填，竟然想出找人假扮皇上来行骗的方法，真是想发大财想得昏了头。倒是那个八旗伶人被老太监忽悠蒙了，让他装皇帝他就装。这可不是在戏台上，这普天下就一个皇上，是能随便假扮得了的吗？穿帮是没商量的。不过，他临死也算是潇洒走了一回，被人家忽悠掉了脑袋也不屈。
张之洞杀人之快，一则是为了大清政局的稳定，二则也是为了表明自己与“假皇上”并无干系。令张之洞没想到的是，他这么做避免了慈禧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帮了慈禧一个大忙。
(摘自《山西农民报》)
清末刘成禺，字禺生，他所著《世载堂杂忆》一书中有《武昌假光绪案》一篇文章，记载了“假光绪”这件事的始末。刘成禺亲自见过张之洞审理此案，还就此事问过他的老师陈树屏(当时审理过此案的江夏知县)。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居住在武昌的一位湖北籍的候补官员欲将他在金水闸的公馆出租，这日忽然来了一主一仆交银租住。主人20多岁，白皙长身；仆人则四五十岁，无须，说话似女音。两人均操一口流利的北京口音，入住公馆后，少主人每日在家读书吟诗作文，匿居不出，鲜有露面。但这主人衣服华丽，起居开支十分豪华奢侈。这仆人自称“奴才”，每当进呈各种食品用物时，均行跪拜大礼，口称“圣上”，完全是清宫皇室中的一套。年轻主人所用的被盖上绣金龙，所用的碗也是镂金的五爪金龙，他不时抚弄的一方玉印，上镌着“御玺之宝”四个篆字。这些东西只有当今皇帝独用，任何“僭用圣物”的人都是要问斩的。那这人除了是皇上又能是谁呢？
这一切，都被那位候差的官员看在眼里，在他看来那位主子怎么看都像是当今皇上光绪。有几位曾在京城做过官见过光绪的缙绅也前往探看，乍看觉得像昔年的“万岁爷”，但是实在不敢细认，忙三跪九叩，口称“恭迎圣驾”。有人以光绪之照与这主人面容对比，确实相仿。
有人怀疑这皇帝的真假，但见他所使用的被袱上皆绣有金龙，用的玉碗也刻有五爪龙，仆人还拿来玉印“御用之宝”示人观看。见到这些物件的人就不再怀疑了。但也有人怀疑太监是假的，好事者就邀请这位仆人去洗澡，借机查验其下身，果然是太监。
于是，真龙天子从瀛台逃了出来，驾临武昌，“光绪皇帝已到武昌”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武汉三镇的大小官绅，候补官员没有得到差使者，认为天赐良机，都来拜见皇帝，献款献物者不绝于门。这主仆二人对这一切都视之当然，无论谁送的钱财礼物，全部是照单笑纳，毫不客气。
光绪皇帝在武昌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汉口各报都怜悯光绪，诟骂慈禧，并且登载新闻说光绪由瀛台逃到湖北，由张之洞保护。其他各地报纸也作疑似之谈或相互传载其事，此事不久便传到上海，一些报纸还发表新闻和评论，谓之光绪在革命党的掩护下，逃出中南海，往武昌找张之洞图谋再举等言论。一时张之洞保驾之谣，传遍天下。
江夏(今武昌)知县陈树屏闻之不敢怠慢，忙去金水闸“请安”，询问“圣上”为何幸临武昌。“皇上”对陈知县不屑一顾，答曰：“见张之洞方可透露。”陈树屏立即如实禀告张之洞。
张之洞闻之大惊，但他毕竟是官场老手，觉得不可能，觉察到其中有诈。张之洞做事谨慎，于是密电京中同僚打听虚实。北京回电说：“瀛台严禁如故，光绪仍幽禁其中。”回电光绪并无逃出之事，电告张之洞务必将假光绪逮捕归案，免遭失职之罪。
于是，张之洞决定开庭亲审，以释天下之疑。张之洞将那主仆二人押到总督衙门，亲自开庭审问。张之洞大声问道：“你不是要见我张之洞吗？有什么话讲？”假光绪说：“大庭广众，不能向制台讲，退堂当面可讲。”张之洞拍案大怒说：“胡说，你们盗用宫中禁物，已犯斩罪，当斩！”
那假光绪装傻卖呆支支吾吾乱了方寸。原来，这“皇上”乃是八旗伶人崇福，自幼学伶唱戏，多次出入宫中，尽谙宫中礼仪。其容貌清秀，颇似光绪，当日在宫中服务时，在伶人中有“假皇上”之称。
倒是那个老仆则百般狡赖，审理毫无结果。张之洞将此二人交江夏知县陈树屏严刑拷打，打得老仆据实招供：原来这老仆人真名叫赵德兴，是皇宫里的管库太监。御玺、金龙被等物均系他从宫中盗出。假光绪所用的玉碗等御用之物，也都是他平时偷的。他因偷盗宫中禁物被发觉，私逃出京。这位老太监深知宫廷内部的底细，知道光绪被囚禁在瀛台，与外界隔绝，天下人都不知底细。他经常看到有人冒充王爷或大臣行骗发了大财，因此也想找人冒充皇上，做个大的。为此，他找到有“假皇上”之称的崇福，策划了上述伎俩，让他冒充光绪，和自己一起到南方行骗。两人利欲熏心，一拍即合，又在京城找了个妓女，冒充皇妃。武昌是他们行骗的第一站。只因老太监胃口太大，久滞武昌，未及时潜往他处，故而迅速败露。
案情大白后，这假光绪主仆二人均被判为“斩立决”。次日，二人被押到武昌草埠门斩首。晚清历史上，轰动武汉三镇与京沪新闻界的假光绪案以两颗人头落地收场。老太监偷了那么多的皇宫禁物早该躲到一边享受去了，他却欲壑难填，竟然想出找人假扮皇上来行骗的方法，真是想发大财想得昏了头。倒是那个八旗伶人被老太监忽悠蒙了，让他装皇帝他就装。这可不是在戏台上，这普天下就一个皇上，是能随便假扮得了的吗？穿帮是没商量的。不过，他临死也算是潇洒走了一回，被人家忽悠掉了脑袋也不屈。
张之洞杀人之快，一则是为了大清政局的稳定，二则也是为了表明自己与“假皇上”并无干系。令张之洞没想到的是，他这么做避免了慈禧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帮了慈禧一个大忙。
(摘自《山西农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