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殒命麻辣烫小店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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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是在城中村开一家麻辣烫小店相依为命的母女;她们,在熙熙攘攘的城中村人群中毫不起眼,默默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她们突然消失了,小店店门紧闭。几天过去了,街坊邻里开始好奇,母女俩去哪儿了?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紧闭的小店在盛夏隐约飘出难闻的气息。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有人撬开了小店的房门……
  光天化日之下,惊悚的一幕出现了:母亲死在房内,女儿死在阁楼上,尸体高度腐烂。深圳罗湖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凶手竟是这名母亲的情人。
  母女被害
  2012年8月6日,在罗湖区东晓社区长排村,经营一间麻辣烫小店的母女俩在店里死亡。警方调查判断,凶手可能是熟人,案发前晚还与母女俩共进晚餐。
  长排村是深圳市罗湖区东晓社区的一个城中村。2012年8月6日,这里发生了一起恶性命案。
  8月6日晚上10时50分,罗湖区东晓派出所接到这宗案件的报警。时任东晓派出所副所长的刘淼率队紧急来到现场。这是一间十分普通的店铺,前面是麻辣烫小店,后面是主人的家,摆设简陋,总共不到30平米,“正宗重庆酸辣粉麻辣烫”的招牌竖在门口。41岁的母亲躺在房间中间,仅12岁的女儿则俯卧在黑暗的阁楼上。8月的深圳,白天气温非常之高,火热的太阳直射下来,户外连地面都泛着白光。炎热的天气,造成了两具尸体的高度腐烂。
  这宗命案迅速在城中村发酵。斜对面店铺的小老板向警方回忆说,8月3日深夜,他曾听到小店里母女俩和一个男子在争吵。他探头往对面看了一下,店铺关着门,但尖利的吵架声还是传出门外。根据初步尸检的结果,警方判断母女俩的死亡时间是8月4日凌晨。
  对于死因,母女俩均死于机械性窒息,内脏淤血情况非常严重,小女孩的舌骨断裂。当警员爬上狭窄的阁楼时惊讶地发现,12岁的少女睡裤被褪到了膝盖处,下身赤裸。难道是有人性侵少女,母女俩反抗引来杀身之祸?但是这个推测很快就被推翻,因为少女下体没有被性侵的痕迹,下身赤裸的原因很可能是在被凶手掩住口鼻的时候双腿拼命蹬动所致。虽然两具尸体身上均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和搏斗伤痕,但是细心的现场警员还是从母亲的指甲中提取到少量带有血丝的皮屑。“夏天人们穿着较少,身体裸露部位多,如果死者和凶手发生过打斗,死者又留有指甲,就很容易抓伤凶手,也有可能留下能证明凶手的证据。”刘淼回忆说,现场的警员立刻提取了皮屑。
  凶手与母女俩认识吗?是否熟人作案的判断对于未来的破案有着方向性的意义。
  房间内的摆设虽然没那么整齐,但并没有太多人为翻动的痕迹。小茶几旁有几个空的啤酒瓶和烟头,桌上还摆着已经腐烂的饭菜。也许,凶手案发前晚还与母女俩共进晚餐。
  这个神秘的“熟人”到底是谁?
  情人失踪
  死者的妹妹说,姐姐爱上了一个叫张国民(化名)的同乡,并因他与姐夫感情破裂离婚,但是后来发现张国民原来有老婆孩子,两人矛盾出现并快速升级。警方发现,张国民手机已经停机,其务工的公司反映他有几天没有上工了。
  报案人是中年死者的妹妹。几天联系不上姐姐,她径直来到小店,看到了伤心的一幕。
  警员向她了解死者情况,一句“我姐姐是个好人”刚爬上喉咙,她就哽咽着放声大哭。
  “一定是他,姐姐和外甥女从广州躲到深圳来还是没有逃过!”死者的妹妹说,她们来自湖南,姐姐和姐夫带着女儿几年前开始在广州做点小本生意,姐姐却爱上了一个叫张国民的同乡,导致与姐夫感情破裂,最后于2012年5月离婚。但是离婚后的姐姐没能顺利地和情人双宿双飞,因为她发现张国民原来在老家有老婆孩子,两人的矛盾出现并开始快速升级。为了和张国民分手,她带着女儿躲到深圳来,没想到张国民也跟了过来,常常到麻辣烫小店要求复合。在装修行业做泥水工的他找一份工作并不难。
  警戒线外,一个胖女人挤开人群,隔着警戒线冲警员大喊。原来她是斜对角一家小店的店主,平时很喜欢这个12岁的小女孩,更同情她们孤儿寡母。她说,平日没怎么见有男人来找母女俩,但是最近有个男人来了三四次,每次来都和母女俩吵架。男人大约1.7米的身高,不胖不瘦,40来岁的样子。
  警方调取了麻辣烫店附近的摄像头记录,确实看到8月3日晚间麻辣烫小店关门后,有一个男子走进小店。无论是死者的妹妹还是斜对面店铺的胖女人,都证实镜头中记录下来的这个人就是张国民。经过清点,被害人的两部手机中的一部和存折、银行卡失踪,而这部手机正是此前张国民情意绵绵之际赠予受害人的。此时,张国民手机已经停机。其务工的装修公司反映他有几天没有去工地上工了。
  张国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多地追踪
  警方找到张国民在广州的亲弟弟,发现兄弟俩与在贵州和怀化的另两个表兄弟有所交往,警方赶到贵州,警觉的张国民刚刚离开。广州、佛山、中山、邵阳、怀化、衡阳、凯里、昭通、西双版纳……张国民逃亡了1年多。
  张国民曾经因为恶性抢劫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与警察打过多年“交道”,反侦查能力很强。办案人员没有想到,这场锁定张国民的追击会那么漫长、那么艰难。
  嫌犯身边的社会关系成为搜寻其行踪的线索。虽然仅仅是泥水小工,但是张国民的社会关系并不简单。出狱后,他娶了一个云南女人为妻,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妻儿和老人都在湖南老家。他收入不高,其貌不扬,却因为长期行走社会的缘故,比一般的外来务工人员多一些见识,再加上能言善道,有包括死者在内的多个情人。
  这些情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三四十岁,湖南老乡,处于社会下层,与前夫离异或丧偶。她们在异乡孤身一人或带着孩子相依为命,生活很难也很孤独,渴望一个可靠男人出现并与自己一起生活。但是,在对张国民这几个情妇的监控结果显示,这个男人突然就从这几个女人的生活中迅速消失,甚至把痕迹都擦洗得十分干净。女人们寻找张国民的迫切心情与警方不相上下。
  张国民有个亲弟弟也在广州务工。在暗中观察并监控了其弟一段时间后,2012年12月的一天,警方突然造访。打开房门,看到眼前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张国民的弟弟一脸惊讶,他的视线在警察的警服上一聚焦,表情突然变了,整张脸都扭曲了,接着变得像水泥面具般僵硬。然而,这些变化只发生在刹那之间,下一秒,他竟然露出了笑容。他表示,哥哥从8月份失踪后便杳无音讯,从未和自己联系,态度坚决而肯定。   张国民的弟弟虽然没有为警方提供丝毫哥哥的情况,但是一个警员巧妙翻阅了他手机的通话记录。纷繁芜杂的人名与电话后面,张国民亲密的亲属关系出现,除了广州的弟弟,兄弟俩与在贵州和怀化的另两个表兄弟有所交往。许多案犯在潜逃之际都会首先选择有亲朋好友的地方投奔而去,潜伏生活下来,张国民会不会也是如此?
  张国民的行踪证实了警方的判断。罗湖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曾雁鹏与同事赶到张国民表哥所在的贵州省凯里市榕江县时,警觉的张国民刚刚离开。他投靠表哥而去,准备租下一间小店做生意,店铺的押金都已经交了。狡猾的张国民为了扰乱警方视线,多次在不同地方与这几个关系人联系。
  从贵州凯里逃脱后,张国民更加警觉和谨慎,他几乎切断了他之前所有的社会关系。他落网后说,每离开一个地方启程的时候,他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家里人特别是弟弟通个电话。每次,他和弟弟打电话的时间都还不到一分钟,但是哪怕说上几句话,他感觉心都是暖的。
  广州、佛山、中山、邵阳、怀化、衡阳、凯里、昭通、西双版纳……在逃亡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国民如惊弓之鸟一般东躲西藏。在那些逃匿的日子里,他的人生充斥着恐惧、孤寂、纠结、痛苦、悔恨。
  景洪落网
  张国民几乎切断了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关系,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份在景洪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他在地下赌场的赌局中偶遇五个陌生人,并找机会求这几个人帮忙联系其弟弟和表兄弟。警方正是据此找到了他的线索。
  一年过去了,张国民就像一滴已经蒸发的水,没有任何痕迹留下。这是罗湖公安分局当时唯一一宗没有侦破的命案。警员们没有放弃追踪,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张国民。
  张国民命案成了罗湖刑警大队公示板上最刺眼的红圈。大队长裴春东连续两次召集案情研判会,要求参战民警一定要在2014年春节前破案。在分析张国民弟弟、贵州和怀化表兄弟的联系人关系网时,办案民警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五个陌生人和这三个人有过联系,但这五个人却都来自一个陌生的地方——西双版纳景洪市。张国民的妻子是云南人,这是一个巧合还是一次机会?2013年11月26日,警员曾雁鹏从深圳驾车出发,与一直在贵州蹲守的同事汇合,火速赶往西双版纳景洪市。
  令人遗憾的是,五个陌生人经一一梳理后不仅都不是张国民,而且均表示不认识张国民。警方没有放弃,在对这五个人进行仔细询问后,曾雁鹏发现了交集,他们都或多或少联系过一个人。这个人叫罗巴,是云南本地人,出现在警察面前的罗巴歪着皮包骨头的脸颊,故意瞪大他那双凹陷的眼睛。看到这个人,都会让人不由联想到骷髅,穿在他身上的夹克看起来就像挂在大小不适合的衣架上似的,肩部会凸出来。位于中缅边界的景洪市是一个毒品的重要中转地,这个有着多年毒瘾的瘾君子就在这里经营着一个集合地下钱庄、毒品交易、黑色赌档的王国。这个意外的固定电话号码,也使得这个神秘的犯罪王国的统领浮出水面。张国民也是在地下赌场的赌局中偶遇那五个陌生人,并找机会求这几个人帮忙联系其弟弟和表兄弟。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在景洪市还是没有张国民的一点蛛丝马迹,一个个新的线索指向一个个错误的结果,办案人员的心情跌宕起伏,从希望到失望,再从失望到希望。就在刚刚进入12月的一天,张国民与蹲守的民警在街头远远地不期而遇,然后迅速消失在人群中。在当地进行盘查后,罗湖警方最终选择接近一个有着新加坡留学经历、在景洪做生意的四川籍年轻女人。她差不多都已经记不起来那两次短暂的联系,模糊中记得那个人是朋友推荐到她公司来找工作的,他们之间还曾有一个短暂的面试,但是她最终没有录用对方,因为总感觉那个人眼神闪烁靠不住。辨认照片后,这个四川籍女老板证实她见过的正是张国民。
  而此时的张国民几乎已经切断了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关系,与此前的生活绝缘。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份在景洪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从不与外界联系,在景洪一家物流公司做搬运工。警方前往抓捕的时候,这家物流公司的老板很难把他和杀人犯联系起来,他印象中的张国民平和、诚恳,甚至让人感觉有些“怕事”。张国民要被带走了,物流公司老板本想将几个月7000多元的酬劳一笔勾销。此时,这个平日里老实的员工立刻换了另外一副嘴脸:“我在广东杀了两个人,多杀一个也是杀!”老板忙不迭地奉上7000多元。
  承认罪行
  死者一气之下带着女儿从广州来到深圳,张国民不甘心,不是因为不舍得情人,而是怕之前在交往中借的几万块钱打了水漂。案发当晚,他来到麻辣烫小店,谈到了分手还钱的话题。两人翻脸,他掐死了旧情人,并捂死目击的死者女儿。
  对于情人的死,张国民后悔不已。他说,死者为他离了婚,但是他却不得不承认已婚妻儿在老家的事实,死者一气之下带着女儿从广州来到深圳,离开伤心地和心上人。张国民不甘心,不是因为不舍得情人,而是怕之前在交往中借的几万块钱打了水漂。案发当晚,他再次来到死者经营的麻辣烫小店,刚开始他们一起吃晚饭、喝酒、聊天,但是话锋急转直下,谈到了分手还钱的话题。他说旧情人翻脸后威胁他,要去他湖南老家“弄死两个娃娃”。两个年仅4岁和6岁的孩子是张国民的心头肉,那一刻他忍无可忍,掐死了旧情人。这一幕被在阁楼上准备睡下的死者女儿目睹,她大声叫喊起来,张国民慌张地爬上阁楼,用大手紧紧捂住小女孩的口鼻,直到她没有任何动弹。而后,张国民又抽了一根烟,翻找出死者存折和银行卡,并带走了他之前送给情人的手机。
  一个犯下罪行的人,总要面对自己的过去。在押解回深圳的路上,张国民说,自己像一片落叶,到处漂泊,但是总有一天会落回大地。
  (摘自《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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