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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鲁迅葬礼唯一的记录者；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侵华日军对重庆野蛮大轰炸的滔天罪行；他曾用相机记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延安的生活工作场景；也曾亲手拍下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如今已96岁的程默几乎一生与摄影为伴。
尘封60年的老相册
1998年的一天，一本老相册和一个陌生人的拜访打破了程默平静的晚年生活。
1998年5月9日，重庆《华西都市报》刊登了题为《重庆大轰炸：老相册发现前后，谁拍下了这批珍贵照片？》的文章，文中写道：记录重庆6月5日大轰炸惨案的摄影师程默，你在哪里？这篇文章随即也发到了网上，程默的老友恰好看到，向报社提供了其住址。
摸着这本16开15页、用旧式穿绳法装订的硬皮面相册，程默热泪盈眶，照片虽已泛黄，但基本保存完好，在每页的开头或右侧，都用毛笔小楷详细注明了每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以及被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和对象，右下角盖有一枚蓝色的长方印章——程默摄。
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想以此压垮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超过一万人死于轰炸，无数房屋被毁。当时国内文艺界进步人士都集中在重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影剧方面情况更为复杂，工作十分困难，在电影编导钱筱璋的引荐下，程默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我当时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任联络员，同时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也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空袭救护委员会的摄影顾问，”程默说，“我当时是以双重身份出没在重庆。”
程默印象中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拍办公楼被炸那一天，他孤身一人跑出防空洞，随即就听到剧烈的爆炸声，火光冲天，硝烟四起，地皮在发抖，双耳被震得失去听觉。程默背着摄影机很快拍下这一惨状，全然不顾随时中弹的可能。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要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同敌人作战，把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记录下来。”程默说。
让程默心如刀割的是，每次拍摄完日军轰炸重庆后，他都和空袭救护委员会的同事一起，奔波在被日军炸毁的街道、民房、商店、学校和医院之间，看到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同胞，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程默清晰地记得“大隧道惨案”那天，正值重庆的6月，天气闷热难挨，现场密密麻麻布满了尸体，成摞成摞地堆积在一起，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很多百姓被活活地憋死，由于遇难者太多，一时难以安葬，只能用汽车先将尸体运至朝天门河边堆放，然后再用轮船运往江北黑石子地区掩埋。
程默每过一段时间就挑选出部分照片，写出详细说明，整理装订成册，交给空袭救护委员会，他曾经整理和上交过好几本照片册，留存至今的只有一册。“在此之前我在成都也拍摄了大量日寇轰炸成都的情景，尤其是成都市区贫民和商业区遭受严重轰炸的镜头，只可惜这些底片和照片在重庆家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时候全部被烧毁了。”程默说。如今，这本相册安静地躺在重庆博物馆，清晰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
抓拍几张毛主席的工作照
1943年，程默的身份暴露，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通知程默一家转移延安，然而国民党特务却如影随形，步步尾随，程默一行人不敢大意，每晚睡觉都是轮流值班。半个月后，终于到达了延安。
没有了重庆阴霾的雾夜，程默呼吸着延安清新的空气，感觉到了一个新天地，两个月后，他被安排到延安电影团，在那里，见到了吴印咸、钱筱璋，大家一见面都乐了：“革命同志加上革命同事，亲上加亲”。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我们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延河，相距不远，仅两里路。”程默回忆说，在他印象里，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关心群众和文艺界同事，经常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
有一次，毛泽东的战友绐他捎了些螃蟹，于是就想着给摄制组的同志“开开荤”，有一个陕北来的小同志第一次吃螃蟹，就连壳一块儿吃，毛泽东看了，边教他怎么吃，边风趣地说：“孙鬼呀，我们对待这些小螃蟹要文雅些嘛，对蒋介石胃口才要大哟。”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看地图，程默想抓拍几张他的工作照，但是又不想惊动他，只能在外面偷拍，不料还是惊动了毛泽东，他整整衣服走出窑洞，笑着对程默说：“我就知道是程默来了，因为机器一响，程默就不沉默了，来吧，要不你也完成不了任务不好向恩来交差哟。”
程默经常要记录毛泽东及其他领导同志彻夜不眠指挥作战的情景，也记录下陕北人民和解放军开展游击战、送公粮、支援前线的画面。1945年，程默全程拍摄了赴重庆谈判和返回延安的全过程，这些珍贵的资料解放后编辑在《红旗漫卷西风》和《还我延安》等纪录片中。
1945年底，电影团奉命去东北建设新的电影基地，程默被安排留守延安，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直接领导，拍摄首长的活动，包括电影和照片。1946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中央办公厅陈永清任厂长，当时，延安电影制片厂正在筹备拍摄由陈波儿编写的《边区劳动英雄》，伊明导演，程默任摄影。
开拍才两个月，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拍摄被迫停止，也就是这一年，在陈永清、伊明的介绍下，程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保卫延安”保卫战正在如火如荼展开，宝塔山下，民兵训练热火朝天，陈永清、伊明、程默带着一腔革命热情，向西北局领导请命，愿意奔赴前线拍摄，随即获得批准。然而在1947年春，因为军事战略转移，程默一行只能暂时随部队撤离延安。程默记得那时他背着相机和少量胶片，一路跋山涉水，行军一百多公里，经常是一倒在草垛上盖上麦秸就呼呼大睡，醒了背上家伙继续上路。
在部队主动撤离延安后，人民解放军成功在“蟠龙镇”（敌重要据点）歼灭国民党一个旅，这是西北战场上第一个激烈的攻击战斗。
“战斗从黄昏开始到拂晓结束，因为胶片感光不足，很多生动的战斗场面都无法记录下来，在这几次运动战中，由于摄影机经常发生故障，有时不得不用摄影机‘落格’拍摄一些镜头，不过还是留下了—些宝贵资料。”程默说。 生死考验的记录任务
当年，面对战场上拍回的胶片，程默有些担心，如不及时洗印，照片很容易失色变质，这样会使珍贵的资料失去光彩，然而当时条件简陋，不得不用“土法子”——在普通的民房窗上挂块黑布就是暗室，显影、水洗、定影全都是用普通的水缸和木槽，将一串串底片缠在木架上冲洗，干燥的工作更是有趣，把老乡的土炕加热升温，底片像晾晒挂面、封条似的挂在房间里使其干燥。
在华北电影队的协助下，近5000米长的胶片终于洗印出来，程默看着底片上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拄着拐杖、骑着战马转战陕北的珍贵历史镜头，兴奋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等待程默的又是一个要接受生死考验的“记录任务”，1948年，太原外围战打响，程默被组织上派去九兵团报到，执行重大摄影任务。兵团政委罗瑞卿十分重视这次战争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亲自召集摄制组谈话，东北电影制片厂特增了两个摄影队，配合华北电影队同志组成了战时摄影组，同时，18、19、20兵团也派来摄影记者协同作战。
1948年10月16日，太原外围“四大要塞”被我军完全占领，然而阎锡山部队还在做垂死挣扎，使用计谋致使我军伤亡惨重，攻城战斗延迟了八天。摄影分队的同志都焦急地等待冲锋号响起的那一瞬间，直到第八天的凌晨5时30分，前线司令部接到军委“迅速突破城垣”的指示后，一条条火龙直逼阎锡山的钢铁城，霎时浓烟弥漫，地动山摇，一时间根本不能拍摄。
程默不甘心，紧跟着指战员搭梯冲上城头，记录下战士举着红旗冲向城堡“突破口”的精彩镜头，全然不顾枪林弹雨。
拍摄众多战争场景，却都能躲过敌人的炮弹，这并非上苍眷顾，而是在于程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拍摄到资料固然重要，但也要保护自己的摄影器材，在长期随军拍摄中，我知道炮弹是不会总落在一个地方的，一等炮弹爆炸后，我就马上跳进这个炮弹坑中进行拍摄，这样可以抢到前沿，拍摄冲锋和较近的战地实况，许多激战的场面就是这样拍摄下来的。”程默说。
终于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告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能够记录革命战争这一历史性时刻，程默深感荣幸和责任。除了记录人民群众和解放军进城的珍贵画面，程默特意拍了很多美式坦克及大炮镜头，在他看来，“用小米加步枪缴获来的国民党战利品，更有利于表现我军的卓越战绩。”
耄耋之年，程默安静地生活在北京的寓所中，有时他会来到阳台，看着北京城景色感叹时光变迁，幸运的是，他曾经将那一段段凝重、喜悦的过往云烟定格，并且深深烙印在历史的年轮中。
程默的七个儿女在父亲的摄影集中写下这样的诗：您不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您是一个默默肩负使命的战士，紧握手中的武器在革命艰苦奋斗的岁月里，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
邢大军据《小康》谈乐炎/文 整理
尘封60年的老相册
1998年的一天，一本老相册和一个陌生人的拜访打破了程默平静的晚年生活。
1998年5月9日，重庆《华西都市报》刊登了题为《重庆大轰炸：老相册发现前后，谁拍下了这批珍贵照片？》的文章，文中写道：记录重庆6月5日大轰炸惨案的摄影师程默，你在哪里？这篇文章随即也发到了网上，程默的老友恰好看到，向报社提供了其住址。
摸着这本16开15页、用旧式穿绳法装订的硬皮面相册，程默热泪盈眶，照片虽已泛黄，但基本保存完好，在每页的开头或右侧，都用毛笔小楷详细注明了每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以及被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和对象，右下角盖有一枚蓝色的长方印章——程默摄。
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想以此压垮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超过一万人死于轰炸，无数房屋被毁。当时国内文艺界进步人士都集中在重庆，“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影剧方面情况更为复杂，工作十分困难，在电影编导钱筱璋的引荐下，程默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我当时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任联络员，同时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也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空袭救护委员会的摄影顾问，”程默说，“我当时是以双重身份出没在重庆。”
程默印象中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拍办公楼被炸那一天，他孤身一人跑出防空洞，随即就听到剧烈的爆炸声，火光冲天，硝烟四起，地皮在发抖，双耳被震得失去听觉。程默背着摄影机很快拍下这一惨状，全然不顾随时中弹的可能。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要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同敌人作战，把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记录下来。”程默说。
让程默心如刀割的是，每次拍摄完日军轰炸重庆后，他都和空袭救护委员会的同事一起，奔波在被日军炸毁的街道、民房、商店、学校和医院之间，看到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同胞，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程默清晰地记得“大隧道惨案”那天，正值重庆的6月，天气闷热难挨，现场密密麻麻布满了尸体，成摞成摞地堆积在一起，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很多百姓被活活地憋死，由于遇难者太多，一时难以安葬，只能用汽车先将尸体运至朝天门河边堆放，然后再用轮船运往江北黑石子地区掩埋。
程默每过一段时间就挑选出部分照片，写出详细说明，整理装订成册，交给空袭救护委员会，他曾经整理和上交过好几本照片册，留存至今的只有一册。“在此之前我在成都也拍摄了大量日寇轰炸成都的情景，尤其是成都市区贫民和商业区遭受严重轰炸的镜头，只可惜这些底片和照片在重庆家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时候全部被烧毁了。”程默说。如今，这本相册安静地躺在重庆博物馆，清晰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
抓拍几张毛主席的工作照
1943年，程默的身份暴露，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通知程默一家转移延安，然而国民党特务却如影随形，步步尾随，程默一行人不敢大意，每晚睡觉都是轮流值班。半个月后，终于到达了延安。
没有了重庆阴霾的雾夜，程默呼吸着延安清新的空气，感觉到了一个新天地，两个月后，他被安排到延安电影团，在那里，见到了吴印咸、钱筱璋，大家一见面都乐了：“革命同志加上革命同事，亲上加亲”。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我们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延河，相距不远，仅两里路。”程默回忆说，在他印象里，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关心群众和文艺界同事，经常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
有一次，毛泽东的战友绐他捎了些螃蟹，于是就想着给摄制组的同志“开开荤”，有一个陕北来的小同志第一次吃螃蟹，就连壳一块儿吃，毛泽东看了，边教他怎么吃，边风趣地说：“孙鬼呀，我们对待这些小螃蟹要文雅些嘛，对蒋介石胃口才要大哟。”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看地图，程默想抓拍几张他的工作照，但是又不想惊动他，只能在外面偷拍，不料还是惊动了毛泽东，他整整衣服走出窑洞，笑着对程默说：“我就知道是程默来了，因为机器一响，程默就不沉默了，来吧，要不你也完成不了任务不好向恩来交差哟。”
程默经常要记录毛泽东及其他领导同志彻夜不眠指挥作战的情景，也记录下陕北人民和解放军开展游击战、送公粮、支援前线的画面。1945年，程默全程拍摄了赴重庆谈判和返回延安的全过程，这些珍贵的资料解放后编辑在《红旗漫卷西风》和《还我延安》等纪录片中。
1945年底，电影团奉命去东北建设新的电影基地，程默被安排留守延安，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直接领导，拍摄首长的活动，包括电影和照片。1946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中央办公厅陈永清任厂长，当时，延安电影制片厂正在筹备拍摄由陈波儿编写的《边区劳动英雄》，伊明导演，程默任摄影。
开拍才两个月，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拍摄被迫停止，也就是这一年，在陈永清、伊明的介绍下，程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保卫延安”保卫战正在如火如荼展开，宝塔山下，民兵训练热火朝天，陈永清、伊明、程默带着一腔革命热情，向西北局领导请命，愿意奔赴前线拍摄，随即获得批准。然而在1947年春，因为军事战略转移，程默一行只能暂时随部队撤离延安。程默记得那时他背着相机和少量胶片，一路跋山涉水，行军一百多公里，经常是一倒在草垛上盖上麦秸就呼呼大睡，醒了背上家伙继续上路。
在部队主动撤离延安后，人民解放军成功在“蟠龙镇”（敌重要据点）歼灭国民党一个旅，这是西北战场上第一个激烈的攻击战斗。
“战斗从黄昏开始到拂晓结束，因为胶片感光不足，很多生动的战斗场面都无法记录下来，在这几次运动战中，由于摄影机经常发生故障，有时不得不用摄影机‘落格’拍摄一些镜头，不过还是留下了—些宝贵资料。”程默说。 生死考验的记录任务
当年，面对战场上拍回的胶片，程默有些担心，如不及时洗印，照片很容易失色变质，这样会使珍贵的资料失去光彩，然而当时条件简陋，不得不用“土法子”——在普通的民房窗上挂块黑布就是暗室，显影、水洗、定影全都是用普通的水缸和木槽，将一串串底片缠在木架上冲洗，干燥的工作更是有趣，把老乡的土炕加热升温，底片像晾晒挂面、封条似的挂在房间里使其干燥。
在华北电影队的协助下，近5000米长的胶片终于洗印出来，程默看着底片上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拄着拐杖、骑着战马转战陕北的珍贵历史镜头，兴奋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等待程默的又是一个要接受生死考验的“记录任务”，1948年，太原外围战打响，程默被组织上派去九兵团报到，执行重大摄影任务。兵团政委罗瑞卿十分重视这次战争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亲自召集摄制组谈话，东北电影制片厂特增了两个摄影队，配合华北电影队同志组成了战时摄影组，同时，18、19、20兵团也派来摄影记者协同作战。
1948年10月16日，太原外围“四大要塞”被我军完全占领，然而阎锡山部队还在做垂死挣扎，使用计谋致使我军伤亡惨重，攻城战斗延迟了八天。摄影分队的同志都焦急地等待冲锋号响起的那一瞬间，直到第八天的凌晨5时30分，前线司令部接到军委“迅速突破城垣”的指示后，一条条火龙直逼阎锡山的钢铁城，霎时浓烟弥漫，地动山摇，一时间根本不能拍摄。
程默不甘心，紧跟着指战员搭梯冲上城头，记录下战士举着红旗冲向城堡“突破口”的精彩镜头，全然不顾枪林弹雨。
拍摄众多战争场景，却都能躲过敌人的炮弹，这并非上苍眷顾，而是在于程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拍摄到资料固然重要，但也要保护自己的摄影器材，在长期随军拍摄中，我知道炮弹是不会总落在一个地方的，一等炮弹爆炸后，我就马上跳进这个炮弹坑中进行拍摄，这样可以抢到前沿，拍摄冲锋和较近的战地实况，许多激战的场面就是这样拍摄下来的。”程默说。
终于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告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能够记录革命战争这一历史性时刻，程默深感荣幸和责任。除了记录人民群众和解放军进城的珍贵画面，程默特意拍了很多美式坦克及大炮镜头，在他看来，“用小米加步枪缴获来的国民党战利品，更有利于表现我军的卓越战绩。”
耄耋之年，程默安静地生活在北京的寓所中，有时他会来到阳台，看着北京城景色感叹时光变迁，幸运的是，他曾经将那一段段凝重、喜悦的过往云烟定格，并且深深烙印在历史的年轮中。
程默的七个儿女在父亲的摄影集中写下这样的诗：您不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您是一个默默肩负使命的战士，紧握手中的武器在革命艰苦奋斗的岁月里，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
邢大军据《小康》谈乐炎/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