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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多媒体时代大多数人是不读书的，这儿说的书仅限于文学作品，而在那些以读书为“专业”的领域又是什么情况呢？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中这样描述道：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经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研究如今已经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正是当下“专业”的文学研究和大学教学领域里实际境况，这儿的文学阅读已经成为形形色色的理论实验、兜售和角逐的场所，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品牌在这儿争夺市场，文学阅读的疆域获得空前的扩张，但是当一个事物被扩展到无所不包的时候就恰恰什么都不是，在这个理论泛滥的时代唯独缺席的是真正的文学阅读。布鲁姆对经典的捍卫所体现的正是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努力，回归向何处？《西方正典》中文版的翻译者江宁康先生认为他的真正用意是要通过对26位西方经典作家的深入解析，清理出一个连贯而紧密的经典谱系，建立起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道统”，从而在当今文学与审美式微的世界收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效。文学的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独特性就在于审美，按照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理解，审美作为一种判断是由无功利的快感规定的（德语表述是：DasWohlgefallen，welchesdasGeschmackurteilbestimmt，istohneallesInteresse.），如果说读者在“弑父”式的后现代文本阅读中所体验到是一种自由的狂醉的“极乐”（罗兰·巴特语），那么这种多少带有“政治功利性”的阅读快感毕竟与纯净的审美快感还是有所区别的，在这一点上《阅读的至乐》的作者约翰·凯里是深有领会的，此书的英文名字乃是犘狌狉犲犘犾犲犪狊狌狉犲：犃犌狌犻犱犲狋狅20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狊犕狅狊狋犈狀犼狅狔犪犫犾犲犅狅狅犽狊，“PurePleasure”的中文意思乃是“纯粹的愉悦”。由此看来，虽然凯里和布鲁姆在“哪些才是值得一读的书”上是有分歧的，但在他们所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即致力于向纯审美的文学阅读的回归，《阅读的至乐》这本书为这个回归提供了绝好的“路标”。
本书的作者约翰·凯里是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英语教授，他是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布克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首席书评撰稿人。在《阅读的至乐》中凯里为读者精心挑选了（他所认为的）20世纪的50本最令人快乐的书，根据一人一书的原则他推荐了13部小说及短篇故事集，10部诗集和7部非文学作品类书籍（如萨特的《词语》）。本书的主体就是由50篇篇幅在三页左右的短小隽永的书评组成，这些书评最早是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这样的出身已经清楚地标明作者对文学的理解：文学应该体现出平民大众的关怀。在其《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 （1880—1939）》中，凯里批判了英国文学先锋派精英对大众及其文化的傲慢和压制，传达出作者浓郁的平民关怀，因此在挑选书目的时候作者并不是以精英为准绳的，在本书的引言中凯里说：“还有一些专家编造出一些‘伟大的书’的清单，不断出版。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清单是列给谁看的？当然不是人类。”这儿的矛头直指布鲁姆，但是作者并不是以非精英为挑选标准的。虽然在筛选中他故意回避同一知名作者的最知名的作品（如选了乔伊斯的《一个青年作家的画像》而未选他的《尤利西斯》，选了劳伦斯的游记作品《意大利的晨曦》，而不是他的小说），甚至有些书因为太出名，所以被他忍痛割爱（如斯黛拉·吉本斯的《令人难以宽慰的农庄》和洛瑞·李的《萝西与苹果酒》），但是有些著名的书还是出现在他的书单里（如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高尔基的《童年》）。虽然作者在这儿所采取的标尺故意体现出了通俗性的考虑，但是其第一准则是：“我选择的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或者接触到这些 书就会感到快乐”。纯粹的快乐乃是审美愉悦，凯里对阅读的审美愉悦的强调体现的是对文学审美维度的思考，而审美才是艺术的使命。文学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拥有着艺术所有的本质特征，而艺术与器具一类的制作物相比，一个本质的特征就是它的“有机体”特征，在钢筋水泥的地基上建筑起来的楼房是没有根的，因为它不根植于大地，不具有生命，而艺术是扎根于大地的，扎根于历史的演进中，因此具有有机体般的生命力的，那些在博物馆和艺术展厅的象牙塔里被保存完好的艺术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保存，艺术品是被保藏在历史中的（海德格尔语），如果没有历史的真正主体（民众）的审美接受，艺术就不可能拥有自身。从这儿不难看出：凯里对文学和文学阅读的平民化关切的深层考虑正是其对文学的审美之维的理解。
贺拉斯在说诗要“寓教于乐”的时候，所强调的东西无非是一个“乐”字，因为首先是快乐的（审美）然后才有其他的道德、政治、知识等等，在文学阅读中这种审美至乐首先意味着心灵的自由，当黑格尔说审美给人以解放之感、马尔库塞在“新感性”中寄托审美救赎的时候，强调的就是这种自由的至乐。在《阅读的至乐》的引言中凯里提到了H·G·威尔斯的小说《昏睡百年》，主人公格雷厄姆从昏睡中惊醒，发现眼前的世界“不仅没有书籍，而且拥挤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到处都是混乱吵闹的密集人群。格雷尔姆在重压之下精神崩溃，哭着求别人把他带到小屋里单独待着。”回想到凯里在引言第二段对世界人口增长的幽默而又沉重的计算，按照他的计算到2330年全球的人口数和地球的面积的平方码数是相等的，人将只有立锥之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我们当代的科技“进步”的背景下，互联网、广播电视、文化产业、移动通讯等事业的兴盛已经将人类制造成为“拥挤的人群”，网络媒介和电视画面上的流动的图像和文字成为最时尚的阅读休闲，相对于书本上白纸黑字图像或者迪士尼乐园更具有视觉“可读性”，但是这种感官的快感仅仅是物质消费型的，绝不能跟阅读书本所经历的那种精神的至乐相比，正如凯里所说“与读者占大多数的国家相比，电视观众占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是不用大脑的”。大众媒介与政治、商业等权力运行的合谋展示了技术统治的魔力，一切都是制作好的完美的“阅读文本”，我们只用把我们的感觉和思想交付给这些技术设备就行，根本不用自己思考、回忆和想象，好像一切都有一个无形的“他者”来操纵，在“他者”的操纵下人们不仅“阅读”而且相互“交谈”，但是读的什么、谈的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因为这儿根本没有精神和灵魂。但阅读书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读者需要通过积极地调动自己的回忆、想象、体验和语感，以将白纸黑字转化成为鲜活的“视像”，而且由于我们面对着“同一个世界”而自主地共在，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判断和体悟相互传达，而且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凝结的就是这种自由灵魂的话语（不管它们是不是作者所说的），因此文学阅读给读者带来的将是心灵的陶冶，阅读中的这种精神的感性自由是最高的快感，这不是任何感官和其他文化娱乐所能够比拟的，中文版的翻译者将其译为“至乐”确属传神之笔。具有隐喻意味的是：缩在小屋里的格雷厄姆在人群的嘈杂吵闹中发现了被遗忘在角落里落满灰尘的书籍，正是这些书籍开掘了灵魂的深度、给生命以愉悦和活力，让人们在绝望中重新活跃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在精神衰落时代的审美救赎。以凯里对A·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评论为例，作者推荐它的理由倒不是在于其（畅销程度达到了）渗透于各种语言文化的各个层面的“神话”，而是它“看似充满了科学和理性，实际上满足了我们的猎奇心理。我们想变得善于推理，却做不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正是将我们的这种失败戏剧化了，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这部小说更具典型的20世纪特色”。因此不是恐怖、悬疑和推理使得这部小说榜上有名，真正为它定调的是“满足了我们的猎奇心理”和“善于推理而不能的失败的戏剧化”，这乃是感性中的心灵的深度和精神的魅力，阅读它的至乐正源自于审美中的精神的自由。
凯里在《阅读的至乐》引言的开端处对“书籍是否还会存在的”的杞人忧天式的探问是严肃而沉重的，在口传文学时代有“歌唱”，在书籍文学代有“阅读”，歌唱和阅读的都是心灵的文字，有审美之乐在，就有文学的阅读在，也就有人类的文明在，因为“阅读和文明是共同发展的”，“阅读和书籍会不会消亡”的追问，既是对历史的沉重的反思也是对希望的憧憬，希望来自于文学审美。凯里在他的另一本书《艺术有什么用》中反对将“普遍性”、“绝对性”、“不朽”等永恒价值赋予艺术，但是他对艺术理论的任务的要求是“影响和改变其他人的生活”；在《阅读的至乐中》他说“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他们有‘伟大的价值’或者体现了人类精神”，然而这句话强调的是这儿的首先考虑是“阅读的愉悦”而已，他的所选取的作品都体现着人类精神方面的关怀。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审美，但是文学也绝不像什卡洛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从不反映城堡上空的旗帜”，文学与历史、政治、道德、知识等领域都有着本质性的关联，在审美这个所谓的感性的领域蕴藏着所有的深度，知识与真理、伦理和道德、历史与实践都在这个看似浅稚的感性层面汇集，以至于在席勒那儿审美成为教育的归宿（自由人的培养）。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审美对感性的深度的开掘，审美愉悦对于身心的影响正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所云，诉诸感性而撼动灵魂，审美是最平凡也是最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凯里对文学阅读的审美愉悦和平民意识的强调共同表达的是对文学的审美之维思考，在经历和众多理论和“理论之后”的洗礼，文学向审美的复归将收获其丰富和深度，《阅读的至乐》在当下是特别合于时宜的，按照凯里的语调，“《阅读的至乐》值得一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昕亭）
本书的作者约翰·凯里是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英语教授，他是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布克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首席书评撰稿人。在《阅读的至乐》中凯里为读者精心挑选了（他所认为的）20世纪的50本最令人快乐的书，根据一人一书的原则他推荐了13部小说及短篇故事集，10部诗集和7部非文学作品类书籍（如萨特的《词语》）。本书的主体就是由50篇篇幅在三页左右的短小隽永的书评组成，这些书评最早是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这样的出身已经清楚地标明作者对文学的理解：文学应该体现出平民大众的关怀。在其《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 （1880—1939）》中，凯里批判了英国文学先锋派精英对大众及其文化的傲慢和压制，传达出作者浓郁的平民关怀，因此在挑选书目的时候作者并不是以精英为准绳的，在本书的引言中凯里说：“还有一些专家编造出一些‘伟大的书’的清单，不断出版。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清单是列给谁看的？当然不是人类。”这儿的矛头直指布鲁姆，但是作者并不是以非精英为挑选标准的。虽然在筛选中他故意回避同一知名作者的最知名的作品（如选了乔伊斯的《一个青年作家的画像》而未选他的《尤利西斯》，选了劳伦斯的游记作品《意大利的晨曦》，而不是他的小说），甚至有些书因为太出名，所以被他忍痛割爱（如斯黛拉·吉本斯的《令人难以宽慰的农庄》和洛瑞·李的《萝西与苹果酒》），但是有些著名的书还是出现在他的书单里（如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高尔基的《童年》）。虽然作者在这儿所采取的标尺故意体现出了通俗性的考虑，但是其第一准则是：“我选择的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或者接触到这些 书就会感到快乐”。纯粹的快乐乃是审美愉悦，凯里对阅读的审美愉悦的强调体现的是对文学审美维度的思考，而审美才是艺术的使命。文学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拥有着艺术所有的本质特征，而艺术与器具一类的制作物相比，一个本质的特征就是它的“有机体”特征，在钢筋水泥的地基上建筑起来的楼房是没有根的，因为它不根植于大地，不具有生命，而艺术是扎根于大地的，扎根于历史的演进中，因此具有有机体般的生命力的，那些在博物馆和艺术展厅的象牙塔里被保存完好的艺术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保存，艺术品是被保藏在历史中的（海德格尔语），如果没有历史的真正主体（民众）的审美接受，艺术就不可能拥有自身。从这儿不难看出：凯里对文学和文学阅读的平民化关切的深层考虑正是其对文学的审美之维的理解。
贺拉斯在说诗要“寓教于乐”的时候，所强调的东西无非是一个“乐”字，因为首先是快乐的（审美）然后才有其他的道德、政治、知识等等，在文学阅读中这种审美至乐首先意味着心灵的自由，当黑格尔说审美给人以解放之感、马尔库塞在“新感性”中寄托审美救赎的时候，强调的就是这种自由的至乐。在《阅读的至乐》的引言中凯里提到了H·G·威尔斯的小说《昏睡百年》，主人公格雷厄姆从昏睡中惊醒，发现眼前的世界“不仅没有书籍，而且拥挤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到处都是混乱吵闹的密集人群。格雷尔姆在重压之下精神崩溃，哭着求别人把他带到小屋里单独待着。”回想到凯里在引言第二段对世界人口增长的幽默而又沉重的计算，按照他的计算到2330年全球的人口数和地球的面积的平方码数是相等的，人将只有立锥之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我们当代的科技“进步”的背景下，互联网、广播电视、文化产业、移动通讯等事业的兴盛已经将人类制造成为“拥挤的人群”，网络媒介和电视画面上的流动的图像和文字成为最时尚的阅读休闲，相对于书本上白纸黑字图像或者迪士尼乐园更具有视觉“可读性”，但是这种感官的快感仅仅是物质消费型的，绝不能跟阅读书本所经历的那种精神的至乐相比，正如凯里所说“与读者占大多数的国家相比，电视观众占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是不用大脑的”。大众媒介与政治、商业等权力运行的合谋展示了技术统治的魔力，一切都是制作好的完美的“阅读文本”，我们只用把我们的感觉和思想交付给这些技术设备就行，根本不用自己思考、回忆和想象，好像一切都有一个无形的“他者”来操纵，在“他者”的操纵下人们不仅“阅读”而且相互“交谈”，但是读的什么、谈的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因为这儿根本没有精神和灵魂。但阅读书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读者需要通过积极地调动自己的回忆、想象、体验和语感，以将白纸黑字转化成为鲜活的“视像”，而且由于我们面对着“同一个世界”而自主地共在，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判断和体悟相互传达，而且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凝结的就是这种自由灵魂的话语（不管它们是不是作者所说的），因此文学阅读给读者带来的将是心灵的陶冶，阅读中的这种精神的感性自由是最高的快感，这不是任何感官和其他文化娱乐所能够比拟的，中文版的翻译者将其译为“至乐”确属传神之笔。具有隐喻意味的是：缩在小屋里的格雷厄姆在人群的嘈杂吵闹中发现了被遗忘在角落里落满灰尘的书籍，正是这些书籍开掘了灵魂的深度、给生命以愉悦和活力，让人们在绝望中重新活跃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在精神衰落时代的审美救赎。以凯里对A·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评论为例，作者推荐它的理由倒不是在于其（畅销程度达到了）渗透于各种语言文化的各个层面的“神话”，而是它“看似充满了科学和理性，实际上满足了我们的猎奇心理。我们想变得善于推理，却做不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正是将我们的这种失败戏剧化了，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这部小说更具典型的20世纪特色”。因此不是恐怖、悬疑和推理使得这部小说榜上有名，真正为它定调的是“满足了我们的猎奇心理”和“善于推理而不能的失败的戏剧化”，这乃是感性中的心灵的深度和精神的魅力，阅读它的至乐正源自于审美中的精神的自由。
凯里在《阅读的至乐》引言的开端处对“书籍是否还会存在的”的杞人忧天式的探问是严肃而沉重的，在口传文学时代有“歌唱”，在书籍文学代有“阅读”，歌唱和阅读的都是心灵的文字，有审美之乐在，就有文学的阅读在，也就有人类的文明在，因为“阅读和文明是共同发展的”，“阅读和书籍会不会消亡”的追问，既是对历史的沉重的反思也是对希望的憧憬，希望来自于文学审美。凯里在他的另一本书《艺术有什么用》中反对将“普遍性”、“绝对性”、“不朽”等永恒价值赋予艺术，但是他对艺术理论的任务的要求是“影响和改变其他人的生活”；在《阅读的至乐中》他说“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他们有‘伟大的价值’或者体现了人类精神”，然而这句话强调的是这儿的首先考虑是“阅读的愉悦”而已，他的所选取的作品都体现着人类精神方面的关怀。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审美，但是文学也绝不像什卡洛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从不反映城堡上空的旗帜”，文学与历史、政治、道德、知识等领域都有着本质性的关联，在审美这个所谓的感性的领域蕴藏着所有的深度，知识与真理、伦理和道德、历史与实践都在这个看似浅稚的感性层面汇集，以至于在席勒那儿审美成为教育的归宿（自由人的培养）。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审美对感性的深度的开掘，审美愉悦对于身心的影响正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所云，诉诸感性而撼动灵魂，审美是最平凡也是最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凯里对文学阅读的审美愉悦和平民意识的强调共同表达的是对文学的审美之维思考，在经历和众多理论和“理论之后”的洗礼，文学向审美的复归将收获其丰富和深度，《阅读的至乐》在当下是特别合于时宜的，按照凯里的语调，“《阅读的至乐》值得一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