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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优化宏观调控的一体两面，其目的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职能配置，厘清和理顺政府间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要以简政放权为依托，实现政府间合理分权、政府对市场放权、部门还权于地方政府、政府放权于社会，以促进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刚性联系。
关键词：简政；放权；事权；支出责任；刚性联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3-0078-02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尊重市场和服务与引导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定位及其适当履职方式为逻辑起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为改革的主导者，不仅是一般资源的供给者，更是制度资源的供给者，政府不断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规划政府职能及其关系改革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应进一步明晰政府调控监管的范围，以“简政放权”为手段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及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间的刚性联系。
一、“简政放权”的内涵
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作为激发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的创新举措，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其目的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职能配置，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政府活动空间，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对资源要素价格的干预，从经济主导型政府向主要经营与管理公共性资产的服务型政府转变，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权力与职责实为一体两面，简政不等于放权。简政是必须的，关键在于放权，放、管结合才是“放权”的实质内容。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宏观的控制和微观的规制，一边坚决放、一边加强管是这次改革的两个轮子。简政放权要求的是政府瘦身，不是让政府无身和无声，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是常态下驾驭宏观经济的基本方略。
二、以简政放权为依托，促进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刚性联系
转轨时期，我国政府职能定位表现出明显的“转轨性”或“过渡性”特征，政府职能以公权他律为主，市场几近缺乏有效自律自治空间，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按照有限政府学说，作为公民公共权利的让渡者，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改”政府：把“万能”的政府改为“有限”的政府和“服务型”的政府。
（一）政府间合理分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一个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财力匹配的两个方向，许多国家都在集权和分权之间不断进行变革，力图找寻出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这既是一个权力分配的政治过程，也是一个资源配置的经济过程，既需要体现政府间政治权力均衡的原则，也要体现出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若中央政府将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过高的监督和信息成本必然导致效率损失；基于地域上的便利性和执行上的灵活性等原因，由地方政府承担一定的公共支出职责会更有效率；但若地方的积极性过度，又会使得传统体制下被掩盖了的地方自发的趋利性日益暴露并不断增强。因此，要将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合理划分，使中央与地方在不同的利益动机及利益与义务相一致的基础上，实现由“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彻底转变，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建立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非对称的双向型良性互动关系。
（二）政府对市场放权
中国梦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政府，而且还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融入世界经济的市场体系，形成公权他律与市场自律自治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因此，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落地实施路径实现，促使政府淡出对市场机制的行政干预，退出以盈利为目的的一般竞争性领域，增加对市场失灵负面效应的纠正和调控，防止随意行政行为，向小政府大服务过渡，当好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环境的维护者，确保政府资产恪守公共产品和公共产业领域，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體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形成要素无壁垒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制度安排，让价格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让竞争和契约来处理市场交易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使政府市场博弈相融。
（三）部门还权于地方政府
宪法及相关组织法给中央各部委借财政转移支付之机干涉地方事务留下制度通道，由于固有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政府工作人员有其内在的惯性和利益驱动，必然会在运行中具有利用公共权力资源谋求经济利益的激励，出现权力滥用、权力寻租等异化现象，政府权力配置部门化、利益化使政府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可能会偏离公共利益目标，使得横向上部门肢解政府权力，形成财力割据与固化，并引发纵向上的财权上收，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丧失，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对资源分配和经济效率造成扭曲。因此，要从基础性制度上来减少初始界定的不平等，就得用新的制度安排来阻止既得利益集团把部门和个人利益制度化与合法化，就得用新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制度设立的效率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消除部门职责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定化的基础。
（四）政府放权于社会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既包括实现政社分开、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促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还包括加强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职能。但目前，政府包揽了许多社会可以自主治理的事务，政府与社会边界不清晰。政府放权于社会主要是实现民治，在国家的精细化和民主化的财政管理中融入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建立科学合理的公权体系与公民之间的财力、资源、利益分配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最终实现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治价值，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社会终将走向毁灭，市场只有镶嵌在社会之中，通过商品化与非商品化的双向运动，建立起市场交换和非市场行政扶持的双重关系，促进政府和市场和谐相融。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Z].2013.
[2] 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R].2014.
[3] 李克强.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J].求是，2014，（9）：4-5.
[4] 于刃刚.简政放权：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J].领导之友，2014，（3）：12-13.
[5] 刘云亮.简政放权与简化市场经营主体资格[J].海峡法学，2013，（4）：26-31.
[责任编辑 陈丹丹]
关键词：简政；放权；事权；支出责任；刚性联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3-0078-02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尊重市场和服务与引导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定位及其适当履职方式为逻辑起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为改革的主导者，不仅是一般资源的供给者，更是制度资源的供给者，政府不断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规划政府职能及其关系改革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应进一步明晰政府调控监管的范围，以“简政放权”为手段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及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间的刚性联系。
一、“简政放权”的内涵
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作为激发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的创新举措，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其目的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职能配置，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政府活动空间，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对资源要素价格的干预，从经济主导型政府向主要经营与管理公共性资产的服务型政府转变，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权力与职责实为一体两面，简政不等于放权。简政是必须的，关键在于放权，放、管结合才是“放权”的实质内容。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宏观的控制和微观的规制，一边坚决放、一边加强管是这次改革的两个轮子。简政放权要求的是政府瘦身，不是让政府无身和无声，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是常态下驾驭宏观经济的基本方略。
二、以简政放权为依托，促进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刚性联系
转轨时期，我国政府职能定位表现出明显的“转轨性”或“过渡性”特征，政府职能以公权他律为主，市场几近缺乏有效自律自治空间，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按照有限政府学说，作为公民公共权利的让渡者，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改”政府：把“万能”的政府改为“有限”的政府和“服务型”的政府。
（一）政府间合理分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一个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财力匹配的两个方向，许多国家都在集权和分权之间不断进行变革，力图找寻出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这既是一个权力分配的政治过程，也是一个资源配置的经济过程，既需要体现政府间政治权力均衡的原则，也要体现出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若中央政府将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过高的监督和信息成本必然导致效率损失；基于地域上的便利性和执行上的灵活性等原因，由地方政府承担一定的公共支出职责会更有效率；但若地方的积极性过度，又会使得传统体制下被掩盖了的地方自发的趋利性日益暴露并不断增强。因此，要将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合理划分，使中央与地方在不同的利益动机及利益与义务相一致的基础上，实现由“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彻底转变，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建立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非对称的双向型良性互动关系。
（二）政府对市场放权
中国梦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政府，而且还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融入世界经济的市场体系，形成公权他律与市场自律自治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因此，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落地实施路径实现，促使政府淡出对市场机制的行政干预，退出以盈利为目的的一般竞争性领域，增加对市场失灵负面效应的纠正和调控，防止随意行政行为，向小政府大服务过渡，当好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环境的维护者，确保政府资产恪守公共产品和公共产业领域，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體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形成要素无壁垒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制度安排，让价格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让竞争和契约来处理市场交易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使政府市场博弈相融。
（三）部门还权于地方政府
宪法及相关组织法给中央各部委借财政转移支付之机干涉地方事务留下制度通道，由于固有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政府工作人员有其内在的惯性和利益驱动，必然会在运行中具有利用公共权力资源谋求经济利益的激励，出现权力滥用、权力寻租等异化现象，政府权力配置部门化、利益化使政府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可能会偏离公共利益目标，使得横向上部门肢解政府权力，形成财力割据与固化，并引发纵向上的财权上收，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丧失，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对资源分配和经济效率造成扭曲。因此，要从基础性制度上来减少初始界定的不平等，就得用新的制度安排来阻止既得利益集团把部门和个人利益制度化与合法化，就得用新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制度设立的效率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消除部门职责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定化的基础。
（四）政府放权于社会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既包括实现政社分开、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促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还包括加强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职能。但目前，政府包揽了许多社会可以自主治理的事务，政府与社会边界不清晰。政府放权于社会主要是实现民治，在国家的精细化和民主化的财政管理中融入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建立科学合理的公权体系与公民之间的财力、资源、利益分配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最终实现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治价值，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社会终将走向毁灭，市场只有镶嵌在社会之中，通过商品化与非商品化的双向运动，建立起市场交换和非市场行政扶持的双重关系，促进政府和市场和谐相融。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Z].2013.
[2] 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R].2014.
[3] 李克强.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J].求是，2014，（9）：4-5.
[4] 于刃刚.简政放权：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J].领导之友，2014，（3）：12-13.
[5] 刘云亮.简政放权与简化市场经营主体资格[J].海峡法学，2013，（4）：26-31.
[责任编辑 陈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