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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日益繁重的时候，如何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何避免“李云龙式”干部被逆淘汰，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十多年前，电视剧《亮剑》火遍大江南北，李云龙可谓妇孺皆知。如今，社会各界都强烈呼唤更多的“李云龙式”干部的出现，呼唤他们在攻坚克难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善于作为。
与之相对应的，从党的十九大到现在，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越泛滥，越反衬出“李云龙式”干部的可贵。破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为“李云龙式”干部的涌现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可以说，在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日益繁重的时候，如何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何避免“李云龙式”干部被逆淘汰，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
2018年，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中纪委曾经下发了一份工作意见，明确了重点整治的四个方面和12个问题。这四个方面是：
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重点整治严重影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影响中央政令畅通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重点整治群众身边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重点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严重影响改革发展高质量的突出问题;在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调研方面，重点整治频次过多过滥、浮于表面等突出问题。
从12个问题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强烈反映的突出问题几乎都有涉及，比如地方和部门利益至上，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新官不理旧事”;回避矛盾和问题，上推下卸责任;编造假经验、假典型、假数据;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给基层带来沉重负担。这些都是从中央到治理体系基层、普通民众、广大企业所面临的“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要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并且用“五个有的”概括了当前需要着力破解的突出问题：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工作事事留痕、把“痕迹”当“政绩”;工作拖沓敷衍，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不担当不负责;拍脑袋决策，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问责泛化滥用，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以及基层反映强烈的会议多、文件多、要材料多、检查考核多等。
所以，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在部署2019年工作任务时，除了严查突出问题，还提出要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防止问责不力或问责泛化、简单化。2019年2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让“李云龙式”干部脱颖而出
用人导向是风向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熟悉党史的人们也知道，每一次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都会伴随着组织上的重大调整。今天，全面深化改革要动真格，就需要重用一大批改革“闯将”，重用一大批“李云龙式”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说，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的整顿作风，也是要在用人上来一次大的调整，体现出鲜明的导向。
李云龙有什么特点？看过电视剧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很突出。说起来，“个性”其实是各种官僚病的天敌。但个性不是说简单的浑身带刺、混不吝，有时候还口吐脏字，那都是表面。它是相对于做事善于循规蹈矩、明哲保身、不得罪人而言的。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旦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主见了，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
“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求稳心态有余”，这也正是大多数习惯于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干部的普遍心理。在日益深化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面前，这样的心理更会加重。
而用山东省2019年开年工作动员大会上的概括，所谓“李云龙式”干部是这样的：他们政治可靠、对党忠诚、能打胜仗，但不见得受个别领导“待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但容易“得罪人”;直来直去、个性鲜明，可能会被认为“不灵活”“不成熟”。
不受领导待见、容易得罪人等等，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尤其是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但矛盾和问题越來越积累的时候，这样的干部会打破所谓的“平衡”、冲击所谓的“惯例”、带来所谓的“风险”，跌跤出错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如果碰到泛化的或者简单化的问责，被误伤的概率就大大增加;如果“以票取人”，既不受个别领导待见、又得罪人的“李云龙”们，当然也更容易被埋没。
需要注意的是，过去这些年落马的官员，也有很多曾经被认为是能力强、有铁腕、敢碰硬的干部。如何鉴别和区分哪些是“李云龙式”干部？换句话说，严管和干事如何统一起来，在严管的条件下，如何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李云龙式”干部？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考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而是要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严管和干事创业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归咎于从严管理，这是不对的。
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可以断言，从政治运行规律而非艺术创作角度上说，如果没有监督，李云龙最终也会走到初心的反面上去。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在有监督的条件下如何勇于作为、善于作为，是今天的“李云龙们”所面临的新课题。
十多年前，电视剧《亮剑》火遍大江南北，李云龙可谓妇孺皆知。如今，社会各界都强烈呼唤更多的“李云龙式”干部的出现，呼唤他们在攻坚克难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善于作为。
与之相对应的，从党的十九大到现在，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越泛滥，越反衬出“李云龙式”干部的可贵。破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为“李云龙式”干部的涌现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可以说，在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日益繁重的时候，如何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何避免“李云龙式”干部被逆淘汰，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
2018年，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中纪委曾经下发了一份工作意见，明确了重点整治的四个方面和12个问题。这四个方面是：
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重点整治严重影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影响中央政令畅通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重点整治群众身边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重点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严重影响改革发展高质量的突出问题;在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调研方面，重点整治频次过多过滥、浮于表面等突出问题。
从12个问题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强烈反映的突出问题几乎都有涉及，比如地方和部门利益至上，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新官不理旧事”;回避矛盾和问题，上推下卸责任;编造假经验、假典型、假数据;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给基层带来沉重负担。这些都是从中央到治理体系基层、普通民众、广大企业所面临的“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要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并且用“五个有的”概括了当前需要着力破解的突出问题：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工作事事留痕、把“痕迹”当“政绩”;工作拖沓敷衍，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不担当不负责;拍脑袋决策，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问责泛化滥用，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以及基层反映强烈的会议多、文件多、要材料多、检查考核多等。
所以，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在部署2019年工作任务时，除了严查突出问题，还提出要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防止问责不力或问责泛化、简单化。2019年2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让“李云龙式”干部脱颖而出
用人导向是风向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熟悉党史的人们也知道，每一次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都会伴随着组织上的重大调整。今天，全面深化改革要动真格，就需要重用一大批改革“闯将”，重用一大批“李云龙式”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说，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的整顿作风，也是要在用人上来一次大的调整，体现出鲜明的导向。
李云龙有什么特点？看过电视剧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很突出。说起来，“个性”其实是各种官僚病的天敌。但个性不是说简单的浑身带刺、混不吝，有时候还口吐脏字，那都是表面。它是相对于做事善于循规蹈矩、明哲保身、不得罪人而言的。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旦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主见了，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
“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求稳心态有余”，这也正是大多数习惯于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干部的普遍心理。在日益深化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面前，这样的心理更会加重。
而用山东省2019年开年工作动员大会上的概括，所谓“李云龙式”干部是这样的：他们政治可靠、对党忠诚、能打胜仗，但不见得受个别领导“待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但容易“得罪人”;直来直去、个性鲜明，可能会被认为“不灵活”“不成熟”。
不受领导待见、容易得罪人等等，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尤其是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但矛盾和问题越來越积累的时候，这样的干部会打破所谓的“平衡”、冲击所谓的“惯例”、带来所谓的“风险”，跌跤出错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如果碰到泛化的或者简单化的问责，被误伤的概率就大大增加;如果“以票取人”，既不受个别领导待见、又得罪人的“李云龙”们，当然也更容易被埋没。
需要注意的是，过去这些年落马的官员，也有很多曾经被认为是能力强、有铁腕、敢碰硬的干部。如何鉴别和区分哪些是“李云龙式”干部？换句话说，严管和干事如何统一起来，在严管的条件下，如何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李云龙式”干部？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考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而是要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严管和干事创业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归咎于从严管理，这是不对的。
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可以断言，从政治运行规律而非艺术创作角度上说，如果没有监督，李云龙最终也会走到初心的反面上去。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在有监督的条件下如何勇于作为、善于作为，是今天的“李云龙们”所面临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