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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为支援全国解放，大批河北干部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抛家舍业，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接受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和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的任务。
这次调干南下，是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因为人数众多、成建制输出、发挥作用巨大，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南下号角吹响，千里赴征程
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革命群体——南下干部。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相继在各个战场上歼灭大量敌人并取得了胜利。就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即将解放的南方地区做好充足的干部人才储备。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按照“九月会议”方针，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将所需干部分配给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处，并对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人数进行了规定，要求按比例分别列入。同时，各地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整体调出。
“在解放战争时期，干部南下有数次之多，最早应该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1948年又从冀中、冀南等地南调干部数千人，1949年春以及7月之后又有两次。但1949年春这次，无论从规模还是调动地域上都远超其他几次，是干部南下的最高峰，影响也最大。”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副处长王林芳介绍。
河北是此次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和基地之一。
“当时中央分配给华北的任务是17000人，后来增至21499人。实际上，后来各地都基本甚至超额完成了调派任务。”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闫丽表示。
“南下干部追随的是解放军的脚步，解放军解放了哪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有可能留在那里，马上开展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王林芳介绍。
成建制配备，骨架输出
按照中央整体调出的要求，承担南下任务的各级党委政府要成建制确定南下干部人选。
“具体来讲，就是既有军事、党务、机要、政府、工农青妇，也有经济管理、财政、银行、贸易、通讯社及报纸等。各部门之间按比例配备，各部门内部还要有高层、中层、基层各个级别，以保证能够以这些干部为骨架，尽快构筑起新解放区的各级政府机构和党务机构，使各方面工作都能有人着手开展。”闫丽介绍。
如何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对当时干部资源并不充裕的河北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和考验。
河北人素来乡土观念重，要他们抛家舍业，离开家乡和熟悉的岗位，到远隔千山万水的地方去工作，大部分人难免有顾虑。但一部分人不愿南下，则是受“宁向北走一千，不向南挪一砖”的固有思想影响。
针对这种情况，在名单确定之前，各级党委在干部中先开展了系列学习活动，使党员干部坚定革命信念。此外，针对有些干部害怕过江后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实际问题，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回应、详细解答，有的地区还请以前的南下同志写信或作报告介绍经验，消除顾虑。对那些小富即安、斗志松懈的干部给予了批评。在这一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纷纷带头表态要坚决报名南下，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党员干部。
前期铺垫工作完成后，紧接着便开始进行南下干部的组织与调配工作。
南下干部数目由各大区逐级落实分解，一直到县一级。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县县委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方式確定了南下干部名单。
南下干部名单确定后，名单上的干部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组织问题和婚姻等私人问题，还要妥善将自己的工作移交下任。同时，认真填写组织下发的各种调查履历表、后勤供给表等，方便上级和南方地区的党委掌握每个南下干部的详细情况。
经过集中训练和强化教育，1949年春，大批河北南下干部离开燕赵大地，奔赴新解放区。
投身第二故乡，忘我工作
经过长途跋涉，各个南下队伍紧跟解放军相继进入南方各区。这些地方大都刚刚解放，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经济十分落后。此外，一些地区土匪猖獗，特务横行，人民困苦，南下干部的工作难度之大显而易见。
“1949年春的这次干部南下，就像一股股新鲜血液注入新区，使当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在接管政权、征粮支前、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林芳介绍，他们实现了党对大片南方新解放区的有效控制、接管和改造，巩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加速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干部南下的最大任务，就是有效接管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并把它改造过来，成为新中国的可靠根基。
城市接管，对大多数南下干部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即便如此，他们以严明的纪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每到一个城市，南下干部首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遵循“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政策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联系群众，团结各界人士，建立各界代表会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团体，争取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在引导新解放区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南下干部还要保障仍在西南、东南作战的解放军部队的物资供给。经过他们不辞辛苦深入百姓中广泛动员，各地农民纷纷手推肩扛，把粮食草料送到各地政府设立的专门粮站，湘、鄂、赣这些新解放地区成了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可靠后方和供给基地。
在解放战争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国民党败兵、特务和当地的惯匪四处横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有些新政权派去的干部，常常被迫躲在碉堡里办公，晚上抱着机枪睡觉。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南下干部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人民武装（如民兵、警察等），甚至依靠大批正规军开展了剿灭土匪的斗争。
匪患肃清，农村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后，南下干部又开始赶早摸黑，走乡串户，组织农民按照老解放区土改的步骤进行土地改革。
“新的地方政权建立起来后，重要的大事之一就是要在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尽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闫丽介绍，南下干部在交通、邮电、金融、煤矿、电力等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迅速稳定了经济秩序，并正确处理了劳资关系，保护工商业。
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令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的“共产党管不了城市”的狂妄预言不攻自破。
岁月倥偬，往事悠悠。
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南下干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而更多的“南下干部”已经再没有机会踏上家乡的热土，再听一次熟悉的乡音，但他们用人生选择，见证并亲历了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初期的难忘岁月。
这次调干南下，是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因为人数众多、成建制输出、发挥作用巨大，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南下号角吹响，千里赴征程
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革命群体——南下干部。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相继在各个战场上歼灭大量敌人并取得了胜利。就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即将解放的南方地区做好充足的干部人才储备。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按照“九月会议”方针，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将所需干部分配给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处，并对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人数进行了规定，要求按比例分别列入。同时，各地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整体调出。
“在解放战争时期，干部南下有数次之多，最早应该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1948年又从冀中、冀南等地南调干部数千人，1949年春以及7月之后又有两次。但1949年春这次，无论从规模还是调动地域上都远超其他几次，是干部南下的最高峰，影响也最大。”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副处长王林芳介绍。
河北是此次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和基地之一。
“当时中央分配给华北的任务是17000人，后来增至21499人。实际上，后来各地都基本甚至超额完成了调派任务。”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闫丽表示。
“南下干部追随的是解放军的脚步，解放军解放了哪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有可能留在那里，马上开展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王林芳介绍。
成建制配备，骨架输出
按照中央整体调出的要求，承担南下任务的各级党委政府要成建制确定南下干部人选。
“具体来讲，就是既有军事、党务、机要、政府、工农青妇，也有经济管理、财政、银行、贸易、通讯社及报纸等。各部门之间按比例配备，各部门内部还要有高层、中层、基层各个级别，以保证能够以这些干部为骨架，尽快构筑起新解放区的各级政府机构和党务机构，使各方面工作都能有人着手开展。”闫丽介绍。
如何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对当时干部资源并不充裕的河北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和考验。
河北人素来乡土观念重，要他们抛家舍业，离开家乡和熟悉的岗位，到远隔千山万水的地方去工作，大部分人难免有顾虑。但一部分人不愿南下，则是受“宁向北走一千，不向南挪一砖”的固有思想影响。
针对这种情况，在名单确定之前，各级党委在干部中先开展了系列学习活动，使党员干部坚定革命信念。此外，针对有些干部害怕过江后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实际问题，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回应、详细解答，有的地区还请以前的南下同志写信或作报告介绍经验，消除顾虑。对那些小富即安、斗志松懈的干部给予了批评。在这一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纷纷带头表态要坚决报名南下，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党员干部。
前期铺垫工作完成后，紧接着便开始进行南下干部的组织与调配工作。
南下干部数目由各大区逐级落实分解，一直到县一级。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县县委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方式確定了南下干部名单。
南下干部名单确定后，名单上的干部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组织问题和婚姻等私人问题，还要妥善将自己的工作移交下任。同时，认真填写组织下发的各种调查履历表、后勤供给表等，方便上级和南方地区的党委掌握每个南下干部的详细情况。
经过集中训练和强化教育，1949年春，大批河北南下干部离开燕赵大地，奔赴新解放区。
投身第二故乡，忘我工作
经过长途跋涉，各个南下队伍紧跟解放军相继进入南方各区。这些地方大都刚刚解放，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经济十分落后。此外，一些地区土匪猖獗，特务横行，人民困苦，南下干部的工作难度之大显而易见。
“1949年春的这次干部南下，就像一股股新鲜血液注入新区，使当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在接管政权、征粮支前、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林芳介绍，他们实现了党对大片南方新解放区的有效控制、接管和改造，巩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加速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干部南下的最大任务，就是有效接管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并把它改造过来，成为新中国的可靠根基。
城市接管，对大多数南下干部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即便如此，他们以严明的纪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每到一个城市，南下干部首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遵循“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政策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联系群众，团结各界人士，建立各界代表会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团体，争取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在引导新解放区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南下干部还要保障仍在西南、东南作战的解放军部队的物资供给。经过他们不辞辛苦深入百姓中广泛动员，各地农民纷纷手推肩扛，把粮食草料送到各地政府设立的专门粮站，湘、鄂、赣这些新解放地区成了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可靠后方和供给基地。
在解放战争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国民党败兵、特务和当地的惯匪四处横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有些新政权派去的干部，常常被迫躲在碉堡里办公，晚上抱着机枪睡觉。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南下干部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人民武装（如民兵、警察等），甚至依靠大批正规军开展了剿灭土匪的斗争。
匪患肃清，农村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后，南下干部又开始赶早摸黑，走乡串户，组织农民按照老解放区土改的步骤进行土地改革。
“新的地方政权建立起来后，重要的大事之一就是要在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尽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闫丽介绍，南下干部在交通、邮电、金融、煤矿、电力等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迅速稳定了经济秩序，并正确处理了劳资关系，保护工商业。
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令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的“共产党管不了城市”的狂妄预言不攻自破。
岁月倥偬，往事悠悠。
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南下干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而更多的“南下干部”已经再没有机会踏上家乡的热土，再听一次熟悉的乡音，但他们用人生选择，见证并亲历了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初期的难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