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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性和虚构性是小说的两大文本特征。陈忠实在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以“白鹿”作为意象中心，创作了许多具有不同审美意象的个体，创造了一个具有整体象征意义的寓言。分析“白鹿”意象可以发现，作家将构实与构虚相结合，赋予多个寓言主体同一精神，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个性化表达。这种虚构形式的完整性和寓言主体的多样化，丰富了小说的象征内涵和主题意蕴，体现了陈忠实在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初，“反思文学”的创作风潮愈演愈烈，逐渐衍化成一种概念化的文学精神。20世纪90年代，大量长篇小说的创作在不由自主地向这种精神趋近的同时，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人文价值与思想高度。陈忠实深受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并由此萌生出一系列有关思想嬗变、文化繁衍等的思考，历时6年完成了《白鹿原》这部代表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斩获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以族长白嘉轩为叙事中心，讲述了白、鹿两家跨越三代的恩怨情仇，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夹杂着社会变革带给大家族的影响，反映了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
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作为中国历史的见证，囊括了几个历史变革转折点，写出了人们思想的变化，被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作家把白鹿原上发生的许多事件与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大动荡紧密结合，不仅精确地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塑造了饱满真实的中国农民形象，同时让人们从关中社会的变迁中深刻了解到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魂。
白鹿原是小说《白鹿原》的地域原型。《太平寰宇记》《三秦记》均记载：“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以是名。”这座位于西安蓝田县城西南方位的原，便有了新的名字——白鹿原。在《白鹿原》中，作家虚构了一个美妙的神话，以此来表达一种寓言象征意义。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看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
白鹿经过的地方皆是一派草木茂盛、繁花盛开、毒虫殆尽、六畜兴旺、疫疠灭绝、人寿年丰的景象。然而白鹿原的内部却是潜藏着危机的：自然灾害的阶段性破坏、权利倾轧、暴力横行……自然生活的危机和人为的破坏造成了人们精神的恐慌，这种不安全感深深地刻印在农民的心里，使得他们长期生活在精神愚昧、意志消极的状态中。先民将白鹿看作神鹿，认为白鹿会给白鹿原带来吉祥，这其实是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农民内心情感的特殊语言符号。作家不是随意创造的，而是隐喻，是对现实的诗意解释，表现了当时乡土社会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白鹿原》带有浓厚的乡土哲学意蕴。陈忠实通过在陕西几十年的生活体验，领悟到农村社会中个体的生存与他人的深刻关联，在小说中创作了“白鹿”“天狗”与“白狼”等二元对立的审美意象。文学中的意象追求的是那种最能体现作家审美理想的高级表意策略。这些构虚的意象同时又是作品中现实人物的符号化表达，他们都被作家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作者将构虚符号与构实形象相统一，形成了贯穿全书的主题象征。
《白鹿原》中，“白鹿”作为一种特定象征的符号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雪天的早晨，白嘉轩在鹿子霖的“人”字号缓坡上发现了一株怪草，后來经朱先生点拨，意识到那是白鹿精灵;第二次是白灵由于党内斗争遭活埋，其灵魂化作白鹿，托梦给亲人;第三次是朱先生逝去后，其夫人恍然看到一只白鹿从院中腾空消失。这些都是一种寓言式意象。所谓寓言式意象，就是指通过一则故事表达一种哲理或观念。在寓言式意象里，作者在虚构神话意象的同时，设置了白嘉轩、白灵、朱先生三个人物形象作为现实的对照，达到了虚幻和现实的统一。白鹿披着神的外衣，同时又是人性的化身。白嘉轩、白灵、朱先生既是白鹿原历史的经历者，同时又是寓言神话的见证者。作者借助这种构虚意象，展现了他对白鹿原这片土地的思考和探索。
白嘉轩是作为《白鹿原》的第一主角登上舞台。白嘉轩出生于白鹿村的族长世家，家族的使命传承加上后天的教育环境将他塑造成一个封建社会的大家长形象。身为族长的白嘉轩恪守“耕读传家”的祖训，教导孩子勤恳劳作，守住自己脚下的坡原;与乡绅鹿子霖一起兴办学堂，学习儒家伦理以提高自身修养。在“风搅雪”运动一阵阵爆发时，白嘉轩始终与这些农民运动保持着距离。
白嘉轩身上的“白鹿精魂”体现在其自强不息的儒家思想上。白嘉轩一生都在向朱先生学习儒家思想，并在自己和族人身上不断实践着。作者笔下的白嘉轩游离于任何阶级之外，严格遵守传统伦理道德，待人以德报怨、待事公正不阿。对此，作者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作者借助白嘉轩的人格形象，使儒家文化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其实就是在歌颂儒家文化的精华。作者通过对白嘉轩的细致化描写，展示了神话寓言中白鹿的精魂，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作者塑造的第二位白鹿精灵是一位新时代的美丽女性——白灵。仙草生孩子时，院子里的百灵鸟叫个不停，于是给孩子取名“白灵”，白嘉轩认为她是白鹿精灵。白鹿是白灵的精魂，或者说是白灵的象征。不同于原上其他女性依附男人而生存，白灵从小就有一种与白鹿原截然不同的新时代气息，后来与鹿兆海因“铜元”投身国民党，在了解共产主义后又毅然决然地改入共产党。白灵在女子教会学校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认为“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后来，白灵深入了解了共产主义，意识到共产主义才是她心目中的白鹿，才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作者极力刻画了这样一位容貌美、人格美、心灵美的完美形象，却又在结尾时安排了一个悲剧结局。共产党员白灵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却在根据地清党肃反中被活埋，最后成为一块“革命烈士”的牌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白灵死后，其灵魂飘回故乡，化作白鹿精灵进入家人的梦，与出生时的异景相呼应。白灵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既表达了作者对追求幸福爱情、向往光明自由的进步思想的赞誉，又反映了作者对人性恶的有力批判。 朱先生去世时，白鹿再一次出现。朱先生集圣人、智者、预言家于一身，洞明世事、关心百姓，给白鹿原上的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他是白鹿精神的人格化象征。如果说白嘉轩是传统儒家文化的践行者，那么朱先生就已经达到了“仁、义、礼、智、信”的完满境界。朱先生拒绝了各路人马的招安和邀请，隐居书院，却时刻关心民生疾苦，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精魂”，是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特征，象征着一种完美、圣洁的仁爱人格。
小说中还有一个关于朱先生的细节，就是其带领九位先生一同编纂县志。这一方面是对家乡风土人情的探查与梳理，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以朱先生为首的儒学者对传统伦理观念消逝的怀念与遗憾。作家陈忠实将这条线索贯穿全文，表明县志的编纂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在宏观的历史脉络里永远存在着对逝去之物的怀念，对今朝之物的保留以及对后续之事的借鉴。总而言之，作者创造的朱先生这样一位具有“白鹿精魂”的圣人形象，体现了其对儒家优秀文化的褒奖，带给读者形而上层面的文学思考，这也是作者的一种反思。
综合上述，通过白嘉轩、白灵和朱先生三位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物可以发现，作家陈忠实对于“白鹿精魂”的描写不是单一的、平面的，这种精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體现。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耕读传家”是他期许的生活;白灵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拥护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是她的责任;作为旧社会大儒的朱先生，传承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关注民生疾苦是他毕生的使命……以上种种，都是“白鹿”这一固定的寓言形象在不同主体身上的个性化体现，从更深层面讲，就是当时的文化在个人身上的体现。
陈忠实在采访时说过：“白鹿原文化积淀丰厚，人类在这道‘原’上和‘原’下繁衍生息了几千年，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宗法伦理社会的缩影。”这也是作者创作《白鹿原》的初衷，通过描写白鹿原上两大家族的世代变迁，原上百姓的动荡生活以及社会变革，展示了西北农村的众生相，更揭示了当时社会交织的复杂思想文化的内核。在作者看来，党派之争、权力之争都是表面的、暂时的，处于历史中心的是文化。但作者内心又是矛盾的，他赞同传统文化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积极作用，却又鞭挞其阻碍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消极作用。因此，作者塑造了白嘉轩、朱先生这样的崇尚传统儒家思想的人物形象，又创造了白灵、鹿兆鹏这样的现代革新人物形象，将其与神话故事中的“白鹿”相联系，三者形象集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白鹿精魂”。
此时再回到文章的扉页，体会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其实还有一句补充，所有小说“其主旨无一不是为了写出这个民族的灵魂”。陈忠实在曲折的民族历史中去反思、挖掘传统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因素，充分证实了作家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对儒家治世之道的认同以及对革新思想的赞扬。而这些至今仍具有强大精神活力的文化内核，可以成为人们迈向现代化的宝贵借鉴和参考。
（扬州大学文学院）
20世纪80年代初，“反思文学”的创作风潮愈演愈烈，逐渐衍化成一种概念化的文学精神。20世纪90年代，大量长篇小说的创作在不由自主地向这种精神趋近的同时，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人文价值与思想高度。陈忠实深受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并由此萌生出一系列有关思想嬗变、文化繁衍等的思考，历时6年完成了《白鹿原》这部代表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斩获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以族长白嘉轩为叙事中心，讲述了白、鹿两家跨越三代的恩怨情仇，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夹杂着社会变革带给大家族的影响，反映了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
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作为中国历史的见证，囊括了几个历史变革转折点，写出了人们思想的变化，被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作家把白鹿原上发生的许多事件与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大动荡紧密结合，不仅精确地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塑造了饱满真实的中国农民形象，同时让人们从关中社会的变迁中深刻了解到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魂。
白鹿原是小说《白鹿原》的地域原型。《太平寰宇记》《三秦记》均记载：“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以是名。”这座位于西安蓝田县城西南方位的原，便有了新的名字——白鹿原。在《白鹿原》中，作家虚构了一个美妙的神话，以此来表达一种寓言象征意义。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看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
白鹿经过的地方皆是一派草木茂盛、繁花盛开、毒虫殆尽、六畜兴旺、疫疠灭绝、人寿年丰的景象。然而白鹿原的内部却是潜藏着危机的：自然灾害的阶段性破坏、权利倾轧、暴力横行……自然生活的危机和人为的破坏造成了人们精神的恐慌，这种不安全感深深地刻印在农民的心里，使得他们长期生活在精神愚昧、意志消极的状态中。先民将白鹿看作神鹿，认为白鹿会给白鹿原带来吉祥，这其实是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农民内心情感的特殊语言符号。作家不是随意创造的，而是隐喻，是对现实的诗意解释，表现了当时乡土社会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白鹿原》带有浓厚的乡土哲学意蕴。陈忠实通过在陕西几十年的生活体验，领悟到农村社会中个体的生存与他人的深刻关联，在小说中创作了“白鹿”“天狗”与“白狼”等二元对立的审美意象。文学中的意象追求的是那种最能体现作家审美理想的高级表意策略。这些构虚的意象同时又是作品中现实人物的符号化表达，他们都被作家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作者将构虚符号与构实形象相统一，形成了贯穿全书的主题象征。
《白鹿原》中，“白鹿”作为一种特定象征的符号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雪天的早晨，白嘉轩在鹿子霖的“人”字号缓坡上发现了一株怪草，后來经朱先生点拨，意识到那是白鹿精灵;第二次是白灵由于党内斗争遭活埋，其灵魂化作白鹿，托梦给亲人;第三次是朱先生逝去后，其夫人恍然看到一只白鹿从院中腾空消失。这些都是一种寓言式意象。所谓寓言式意象，就是指通过一则故事表达一种哲理或观念。在寓言式意象里，作者在虚构神话意象的同时，设置了白嘉轩、白灵、朱先生三个人物形象作为现实的对照，达到了虚幻和现实的统一。白鹿披着神的外衣，同时又是人性的化身。白嘉轩、白灵、朱先生既是白鹿原历史的经历者，同时又是寓言神话的见证者。作者借助这种构虚意象，展现了他对白鹿原这片土地的思考和探索。
白嘉轩是作为《白鹿原》的第一主角登上舞台。白嘉轩出生于白鹿村的族长世家，家族的使命传承加上后天的教育环境将他塑造成一个封建社会的大家长形象。身为族长的白嘉轩恪守“耕读传家”的祖训，教导孩子勤恳劳作，守住自己脚下的坡原;与乡绅鹿子霖一起兴办学堂，学习儒家伦理以提高自身修养。在“风搅雪”运动一阵阵爆发时，白嘉轩始终与这些农民运动保持着距离。
白嘉轩身上的“白鹿精魂”体现在其自强不息的儒家思想上。白嘉轩一生都在向朱先生学习儒家思想，并在自己和族人身上不断实践着。作者笔下的白嘉轩游离于任何阶级之外，严格遵守传统伦理道德，待人以德报怨、待事公正不阿。对此，作者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作者借助白嘉轩的人格形象，使儒家文化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其实就是在歌颂儒家文化的精华。作者通过对白嘉轩的细致化描写，展示了神话寓言中白鹿的精魂，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作者塑造的第二位白鹿精灵是一位新时代的美丽女性——白灵。仙草生孩子时，院子里的百灵鸟叫个不停，于是给孩子取名“白灵”，白嘉轩认为她是白鹿精灵。白鹿是白灵的精魂，或者说是白灵的象征。不同于原上其他女性依附男人而生存，白灵从小就有一种与白鹿原截然不同的新时代气息，后来与鹿兆海因“铜元”投身国民党，在了解共产主义后又毅然决然地改入共产党。白灵在女子教会学校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认为“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后来，白灵深入了解了共产主义，意识到共产主义才是她心目中的白鹿，才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作者极力刻画了这样一位容貌美、人格美、心灵美的完美形象，却又在结尾时安排了一个悲剧结局。共产党员白灵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却在根据地清党肃反中被活埋，最后成为一块“革命烈士”的牌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白灵死后，其灵魂飘回故乡，化作白鹿精灵进入家人的梦，与出生时的异景相呼应。白灵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既表达了作者对追求幸福爱情、向往光明自由的进步思想的赞誉，又反映了作者对人性恶的有力批判。 朱先生去世时，白鹿再一次出现。朱先生集圣人、智者、预言家于一身，洞明世事、关心百姓，给白鹿原上的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他是白鹿精神的人格化象征。如果说白嘉轩是传统儒家文化的践行者，那么朱先生就已经达到了“仁、义、礼、智、信”的完满境界。朱先生拒绝了各路人马的招安和邀请，隐居书院，却时刻关心民生疾苦，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精魂”，是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特征，象征着一种完美、圣洁的仁爱人格。
小说中还有一个关于朱先生的细节，就是其带领九位先生一同编纂县志。这一方面是对家乡风土人情的探查与梳理，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以朱先生为首的儒学者对传统伦理观念消逝的怀念与遗憾。作家陈忠实将这条线索贯穿全文，表明县志的编纂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在宏观的历史脉络里永远存在着对逝去之物的怀念，对今朝之物的保留以及对后续之事的借鉴。总而言之，作者创造的朱先生这样一位具有“白鹿精魂”的圣人形象，体现了其对儒家优秀文化的褒奖，带给读者形而上层面的文学思考，这也是作者的一种反思。
综合上述，通过白嘉轩、白灵和朱先生三位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物可以发现，作家陈忠实对于“白鹿精魂”的描写不是单一的、平面的，这种精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體现。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耕读传家”是他期许的生活;白灵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拥护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是她的责任;作为旧社会大儒的朱先生，传承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关注民生疾苦是他毕生的使命……以上种种，都是“白鹿”这一固定的寓言形象在不同主体身上的个性化体现，从更深层面讲，就是当时的文化在个人身上的体现。
陈忠实在采访时说过：“白鹿原文化积淀丰厚，人类在这道‘原’上和‘原’下繁衍生息了几千年，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宗法伦理社会的缩影。”这也是作者创作《白鹿原》的初衷，通过描写白鹿原上两大家族的世代变迁，原上百姓的动荡生活以及社会变革，展示了西北农村的众生相，更揭示了当时社会交织的复杂思想文化的内核。在作者看来，党派之争、权力之争都是表面的、暂时的，处于历史中心的是文化。但作者内心又是矛盾的，他赞同传统文化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积极作用，却又鞭挞其阻碍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消极作用。因此，作者塑造了白嘉轩、朱先生这样的崇尚传统儒家思想的人物形象，又创造了白灵、鹿兆鹏这样的现代革新人物形象，将其与神话故事中的“白鹿”相联系，三者形象集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白鹿精魂”。
此时再回到文章的扉页，体会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其实还有一句补充，所有小说“其主旨无一不是为了写出这个民族的灵魂”。陈忠实在曲折的民族历史中去反思、挖掘传统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因素，充分证实了作家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对儒家治世之道的认同以及对革新思想的赞扬。而这些至今仍具有强大精神活力的文化内核，可以成为人们迈向现代化的宝贵借鉴和参考。
（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