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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曾问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师弟周保松：“你担心教书时向学生提出很多与社会主流不同的价值，但学生出去后，还是需要在主流社会打滚，那你是帮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
周保松回答：“现实有很多限制，但我不希望学生一早就接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说法，然后相信所有的事都不由自主，并将责任都推给社会。”
周保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这位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写一大堆批评校方和批判主流社会文章的学者，先是在大三时一反常态，从热门的工商管理专业转到了哲学系，2002年，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教书的他，更是成了一名“奇怪”的教师。
他与学生夜以继日地大谈政治、哲学与人生，梁文道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教授都成了论文机器与行政人员的今天，还肯花这么多心力、时间在学生身上的老师，实无异于一种几近消亡的文化遗产”。
作为一名教师，周保松积极介入保卫自由女神像、反蝗讨论等公共事务，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希望社会变好的人，一定要尽可能地改变种种束缚人、异化人和奴役人的观念和制度，让人呼吸到自由的风，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而他从事的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重视实践的学问，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在现实世界消弭大众的犬儒心态，并用理性的声音，唤醒鲁迅笔下困在铁屋中的人。
在新书《走进生命的学问》中，周保松按照学生、老师、大学和回忆来编排自己近几年的随笔，而其中的一个主题是：“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活好自己的人生”。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心灵，遂恒常面对曲折挣扎腐蚀，自由自主，如此难求，社会压力愈大，现实限制愈多，一己抗衡的力量就愈弱。而对生命愈有要求，对生活愈敏感的人，却愈感受到其中的苦状。”
在地产霸权笼罩下的香港，他很清楚学生毕业后要面临的是什么，他们首先要在竞争激烈的香港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然后支付一笔房贷首期，从而开始自己的月供生涯，如何有勇气做一个自由人，对他们是一个考验。
整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周保松认为，政治上的不自由不民主和市场上的资本主义，正成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两座大山，当现实日艰时，我们在它面前应该感叹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还是继续争取自由和平等，其中至为关键的地方是，我们要弄清导致我们无力的根源是什么，然后打破它，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因为抗争的无效而选择了退缩，甚至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开始调整了他们的方向。
在周保松看来，中国今后的改革，最难的地方并不是打破权贵阶层对国家的垄断和控制，而是警惕这样的无力感，只有认清无力所带来的灾难，消除它，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人甘愿用行动去打破黑暗。
南都周刊：《走进生命的学问》和你的上一本书《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都有一个核心，那就是“自由”和“平等”，假如我们没有自由与平等，会对个人造成怎样的伤害？
周保松：伤害是很具体的。自由是人生里面不同的门，越自由的社会，越会将一些重要的门打开，比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在不自由的社会，这些基本的自由都是关闭的，人生可以选择的空间就要少很多。而要活得好，基本理念就是生活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如果不是，再好也没有意义。
平等不是结果平等，不是说所有的东西要平分，而是政治平等、社会平等、机会平等，一个人没有了平等，首先当然是物质生活和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其次是很多穷人一出生，就跟其他人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中国，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这一点；第三就是政治不平等，有些人是特权阶层，其他人没有办法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是被排斥出去的。如果这几类平等都没有，会感到屈辱，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南都周刊：个人和政治、个人和市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比如内地不少年轻人竞相“到体制内去”，而在香港，毕业生到中环工作，进投资银行，这些才被认为是主流的价值观。但这些人在追求这些利己的事物时，生活依然会很不开心，为什么会这样？
周保松：这个问题有几个层次可以谈。第一个层次当然是很实在的，现在的年轻人毕业以后，进入到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他发觉这个市场里面充满着压迫和剥削，除了工作和不断加班，没有其他可能性，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困难，社会流动性也越来越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生存环境是非常不理想的。另一个层次，就是这些年轻人从大学到社会，会发觉整个社会生活非常单一，大家都变成了经济人，现在香港变成一个很变态的社会，不要说大学生，很多中产阶层的小孩子一出生就跟他讲英文，绝不讲中文，因为他觉得英文是能够有助于增强竞争力，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竞争状态，大家都在竞争经济上的利益，整个社会就变得很单“元”了。
南都周刊：作为老师，你在课堂上教导学生要“有勇气做个自由人”，但这些学生到社会上又要面对谋生问题，那些人生哲学在现实面前会不会不堪一击？
周保松：几乎所有认真的学生都会面对你刚才所讲的问题，你越看得清楚，对社会越多批判，可能你就会越感到无力，觉得什么也改变不了。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自己改变了，这个世界就会跟着改变。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总是想得那么大，好像我一定要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政党，改变这个政府，而且要很快地见效，才觉得是有用的，如果是这样，肯定会有无力感。这样你就很容易变成两种人，第一种是成为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对和错，所有东西都是权力；另一种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它，那不如加入进去，并自我安慰，我可以改变它，但加进去，肯定不是改变它，而是被它改变。
南都周刊：但是很难排除其中会有挣扎，也会有一些人因为发现自己的努力后，反而看到的是倒退，会感到自己其实是很渺小，有些人也许就会重新选择。
周保松：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记得长平来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他说了一句话我很认同，他说如果我们知道黑暗过后就是黎明，其实这个前奏没什么欢喜的，因为你知道黎明总是会来。你刚才所讲的状态，说明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黑暗之中，不知道黎明会不会来。因为你知道黎明一定会来，那还可以忍受，难忍受是你觉得你在黑暗中，但又不知道是否有真的黎明。他说正是在这个状态底下，才更应该坚持，因为你不知道是否有黎明。
南都周刊：在书中，你提到哈佛大学学生向校长提的一个问题，到底应不应该去华尔街工作，你对他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如果问你应不应该去考公务员，你会怎么回答？
周保松：第一，我会尊重他的选择，我不能强迫他，因为他没有犯法。第二，我不会没有判断，我很清楚，他的人生会因为他的选择而受到影响。我举一个例子，你活在一个不公正的、腐败的体制里，就会受到它的影响，而我认为大学教育应该培养一些人改变这个社会，而不是去维护这个不好的体制，这恰恰是大学教育最失败的地方。
南都周刊：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观点，就觉得他自己可以和政治没有关系，他是可以通过不谈论政治，或者远离政治来增加生活的幸福指数。
周保松：这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遭遇到政治的时候，一种是批判，一种是逃避，还有一种是迎合的态度。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人都是第一种态度，但是愿意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做事情的人，都会有无力感，而无力感的形成也有理由，首先是外在的环境不安全，第二个就是坐顺风车的问题，有些人会想，最好别人做，我坐享其成；问题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的话，结果是大家都不会做。所以社会改革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要打破这种无力感，不仅是我愿意做，同时也要想方法令大家一起做，这样风险就降低了，同时恐惧感也会减弱。现在难的是，我们很难建立起这种共同参与一起行动的力量。
南都周刊：这种力量似乎也忽有忽无。
周保松：所以我说要累积，比如去年的动车事故，我们将这个事故的真相、问题的症结通过讨论理清楚，其中应该有纪录片人的参与，学者也应该进去做一些研究，最后将调查和讨论的成果变成公共资源，下次有其他的事件，可以参考这个经验。又比如乌坎村的民主实践，如果能好好研究这些经验，并累积下去，就可以成为日后乡村民主抗争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难的地方，是还没有形成这些工作的共识。
我不关心高层政治，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民主道路，一定要仰赖于公民社会的壮大和成熟，而台湾的经验，也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台湾的民主转型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主发展，并不仅仅是靠蒋经国和国民党单方面的力量，而是整个台湾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在一直发挥作用，多年来累积的许多价值信念，构成了社会改革的基础，从而使得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台湾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暴力和动荡，就可以过渡为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
周保松回答：“现实有很多限制，但我不希望学生一早就接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说法，然后相信所有的事都不由自主，并将责任都推给社会。”
周保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这位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写一大堆批评校方和批判主流社会文章的学者，先是在大三时一反常态，从热门的工商管理专业转到了哲学系，2002年，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教书的他，更是成了一名“奇怪”的教师。
他与学生夜以继日地大谈政治、哲学与人生，梁文道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教授都成了论文机器与行政人员的今天，还肯花这么多心力、时间在学生身上的老师，实无异于一种几近消亡的文化遗产”。
作为一名教师，周保松积极介入保卫自由女神像、反蝗讨论等公共事务，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希望社会变好的人，一定要尽可能地改变种种束缚人、异化人和奴役人的观念和制度，让人呼吸到自由的风，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而他从事的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重视实践的学问，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在现实世界消弭大众的犬儒心态，并用理性的声音，唤醒鲁迅笔下困在铁屋中的人。
在新书《走进生命的学问》中，周保松按照学生、老师、大学和回忆来编排自己近几年的随笔，而其中的一个主题是：“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活好自己的人生”。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心灵，遂恒常面对曲折挣扎腐蚀，自由自主，如此难求，社会压力愈大，现实限制愈多，一己抗衡的力量就愈弱。而对生命愈有要求，对生活愈敏感的人，却愈感受到其中的苦状。”
在地产霸权笼罩下的香港，他很清楚学生毕业后要面临的是什么，他们首先要在竞争激烈的香港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然后支付一笔房贷首期，从而开始自己的月供生涯，如何有勇气做一个自由人，对他们是一个考验。
整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周保松认为，政治上的不自由不民主和市场上的资本主义，正成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两座大山，当现实日艰时，我们在它面前应该感叹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还是继续争取自由和平等，其中至为关键的地方是，我们要弄清导致我们无力的根源是什么，然后打破它，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因为抗争的无效而选择了退缩，甚至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开始调整了他们的方向。
在周保松看来，中国今后的改革，最难的地方并不是打破权贵阶层对国家的垄断和控制，而是警惕这样的无力感，只有认清无力所带来的灾难，消除它，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人甘愿用行动去打破黑暗。
南都周刊：《走进生命的学问》和你的上一本书《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都有一个核心，那就是“自由”和“平等”，假如我们没有自由与平等，会对个人造成怎样的伤害？
周保松：伤害是很具体的。自由是人生里面不同的门，越自由的社会，越会将一些重要的门打开，比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在不自由的社会，这些基本的自由都是关闭的，人生可以选择的空间就要少很多。而要活得好，基本理念就是生活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如果不是，再好也没有意义。
平等不是结果平等，不是说所有的东西要平分，而是政治平等、社会平等、机会平等，一个人没有了平等，首先当然是物质生活和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其次是很多穷人一出生，就跟其他人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中国，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这一点；第三就是政治不平等，有些人是特权阶层，其他人没有办法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是被排斥出去的。如果这几类平等都没有，会感到屈辱，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南都周刊：个人和政治、个人和市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比如内地不少年轻人竞相“到体制内去”，而在香港，毕业生到中环工作，进投资银行，这些才被认为是主流的价值观。但这些人在追求这些利己的事物时，生活依然会很不开心，为什么会这样？
周保松：这个问题有几个层次可以谈。第一个层次当然是很实在的，现在的年轻人毕业以后，进入到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他发觉这个市场里面充满着压迫和剥削，除了工作和不断加班，没有其他可能性，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困难，社会流动性也越来越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生存环境是非常不理想的。另一个层次，就是这些年轻人从大学到社会，会发觉整个社会生活非常单一，大家都变成了经济人，现在香港变成一个很变态的社会，不要说大学生，很多中产阶层的小孩子一出生就跟他讲英文，绝不讲中文，因为他觉得英文是能够有助于增强竞争力，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竞争状态，大家都在竞争经济上的利益，整个社会就变得很单“元”了。
南都周刊：作为老师，你在课堂上教导学生要“有勇气做个自由人”，但这些学生到社会上又要面对谋生问题，那些人生哲学在现实面前会不会不堪一击？
周保松：几乎所有认真的学生都会面对你刚才所讲的问题，你越看得清楚，对社会越多批判，可能你就会越感到无力，觉得什么也改变不了。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自己改变了，这个世界就会跟着改变。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总是想得那么大，好像我一定要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政党，改变这个政府，而且要很快地见效，才觉得是有用的，如果是这样，肯定会有无力感。这样你就很容易变成两种人，第一种是成为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对和错，所有东西都是权力；另一种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它，那不如加入进去，并自我安慰，我可以改变它，但加进去，肯定不是改变它，而是被它改变。
南都周刊：但是很难排除其中会有挣扎，也会有一些人因为发现自己的努力后，反而看到的是倒退，会感到自己其实是很渺小，有些人也许就会重新选择。
周保松：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记得长平来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他说了一句话我很认同，他说如果我们知道黑暗过后就是黎明，其实这个前奏没什么欢喜的，因为你知道黎明总是会来。你刚才所讲的状态，说明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黑暗之中，不知道黎明会不会来。因为你知道黎明一定会来，那还可以忍受，难忍受是你觉得你在黑暗中，但又不知道是否有真的黎明。他说正是在这个状态底下，才更应该坚持，因为你不知道是否有黎明。
南都周刊：在书中，你提到哈佛大学学生向校长提的一个问题，到底应不应该去华尔街工作，你对他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如果问你应不应该去考公务员，你会怎么回答？
周保松：第一，我会尊重他的选择，我不能强迫他，因为他没有犯法。第二，我不会没有判断，我很清楚，他的人生会因为他的选择而受到影响。我举一个例子，你活在一个不公正的、腐败的体制里，就会受到它的影响，而我认为大学教育应该培养一些人改变这个社会，而不是去维护这个不好的体制，这恰恰是大学教育最失败的地方。
南都周刊：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观点，就觉得他自己可以和政治没有关系，他是可以通过不谈论政治，或者远离政治来增加生活的幸福指数。
周保松：这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遭遇到政治的时候，一种是批判，一种是逃避，还有一种是迎合的态度。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人都是第一种态度，但是愿意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做事情的人，都会有无力感，而无力感的形成也有理由，首先是外在的环境不安全，第二个就是坐顺风车的问题，有些人会想，最好别人做，我坐享其成；问题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的话，结果是大家都不会做。所以社会改革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要打破这种无力感，不仅是我愿意做，同时也要想方法令大家一起做，这样风险就降低了，同时恐惧感也会减弱。现在难的是，我们很难建立起这种共同参与一起行动的力量。
南都周刊：这种力量似乎也忽有忽无。
周保松：所以我说要累积，比如去年的动车事故，我们将这个事故的真相、问题的症结通过讨论理清楚，其中应该有纪录片人的参与，学者也应该进去做一些研究，最后将调查和讨论的成果变成公共资源，下次有其他的事件，可以参考这个经验。又比如乌坎村的民主实践，如果能好好研究这些经验，并累积下去，就可以成为日后乡村民主抗争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难的地方，是还没有形成这些工作的共识。
我不关心高层政治，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民主道路，一定要仰赖于公民社会的壮大和成熟，而台湾的经验，也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台湾的民主转型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主发展，并不仅仅是靠蒋经国和国民党单方面的力量，而是整个台湾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在一直发挥作用，多年来累积的许多价值信念，构成了社会改革的基础，从而使得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台湾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暴力和动荡，就可以过渡为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